主题：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 zt -- 阿_康

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

杨奎松　　　　

内容提要　抗战爆发后的国共两党关系,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但不到两年时间,两党

关系就不期然地走向了紧张,1941年1月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国共两党几乎走向

全面破裂。皖南事变的爆发,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而国民党人以正统自居盲目自大和坚持

一党独裁的心态,难以适应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和必欲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政策,无疑是一个

极为重要的原因。只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党要想重新拾起军事“剿共”的办法来

防止共产党的壮大,也并非易事。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

偶然性。

关键词　皖南事变　蒋介石　国民党　共产党　

国共关系1937年国共两党的妥协,经历了复杂的谈判过程,这在当年鲜为人知。人们多半只

能从公开的报刊上了解到国民党信誓旦旦“根绝赤祸”的严厉宣言与决议,和中共中央接受

国民党“最低限度要求”,放弃苏维埃革命,接受改制改编之类的郑重声明,蒋介石国民党的

妥协与退让却反映不到公开的报刊上来。结果,至少在众多国民党人的眼里,这次谈判的结

局,理所当然是共产党向国民党“输诚”,甚至是“投诚”。一方面把共产党的妥协与退让

视为“输诚”甚或“投诚”,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却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必欲独立自

主,甚至力图最终取代国民党的实力领导地位,国共两党在随后的抗战期间势必会发生严重

的摩擦与冲突,应该可想而知。但问题在于,在抗战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对国

民党的态度其实是有变化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是有变化的。两党态度和政策的这种

变化究竟造成了怎样的互动,国民党为何会一步步走向1941年的皖南事变,却是值得深入探

讨和研究的一个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多地讨论过共产党这一时期的政策变动及其影响,对

蒋介石国民党在共产党问题上的态度变化经过及其原因,尚缺少史实性的具体研究。①依据

两岸已经公开的各种文献档案资料,深入分析这一阶段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变化及

其原因,无疑将会丰富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并能够使我们更加贴近于历史的真实。一

　国民党防共心态依旧抗战初期的国共关系,可以说是两党关系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了。在

战争爆发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双方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引人注目的严重冲突,军事上颇

多配合,两党高层往来密切,甚至还讨论过在组织上进一步合作一类的问题。但即便如此,多

数国民党人却并不信任共产党,从高层到基层,大都仍对共产党保持着一种极强的防范心理

。而这样一种心态的形成,又有着相当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翻阅国民党留下来的大量历

史档案,不难看到多年的“剿”共战争和反共宣传早已在众多国民党人内心里刻下了深深的

烙印。

因为国民党从来标榜以党治国,党即是国,国即是党,多数国民党人往往会把自己视同为国家

和政府的代言人。既然动辄以国家或政府自居,他们自然要把胆敢武装反抗国民党及其政府

的共产党,视为“匪”,视为“祸”,认作国家甚至是民族的敌人,必欲剿灭而后快。即使西

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剿共”方针,国民党也丝毫没有放弃根本取消共产党组织、苏维

埃政府和红军的政治意图。1937年2月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言及其《根绝赤祸案》对中

共的口诛笔伐,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了多数国民党人的这样一种心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宣言和决议核心之点,是在历数中共危害民国,摧残人民的“种种罪恶”之余,提出了一个解

决共产党问题的“最低限度要求”,即“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

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

’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在任何国家,断

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

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吾国人民生

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

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

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①西安事变之后,

蒋介石国民党已经不能继续“剿”共政策,根本

消灭中共已没有可能,但其根本取消中共军队和政权,逼迫中共根本放弃苏维埃革命主张的

目的未曾改变。对此,中共中央提出的4项承诺,显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国民党的要求。这

4项承诺就是:“(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

现而奋斗;(二)与现在中国占领导地位的国民党推诚相与,共同为对外抗战对内民主与民生

幸福而努力,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

政策;(三)取消现有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及番

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同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①

国民党有“最低限度要求”在前,共产党有4项公开承诺和改制改编的具体行动在后,国共两

党之间的这种妥协难免会被众多正统的国民党人视为中共单方面的“输诚”或“投诚”。

而相信共产党是向政府“输诚”或“投诚”,就不可避免地会使这些国民党人处处以监督者

和统治者自居。他们之不能接受共产党人独树一帜的言论和行动,可想而知。卢沟桥刚一打

响,黄埔系出身,驻防西安的中央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就向蒋介石告状称:“自剿匪军事

停止以来,穷蹙陕北边隅之共匪得以苟延残喘,利用时机整理训练,发展组织,扩大宣传,设立

抗日军政大学,以训练干部诱致青年。”“其所为殊无悔悟诚意,若不急谋根本解决之计,抗

日前途必多窒碍也。”②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这时也向蒋介石状告共产党,称:“伪党日来

利用国

内抗战情绪,反动宣传日见扩大。职以深恐抗日之不能避免对该党一切处置。本拟俟周(指

周恩来―――引者注)来后整个解决,故仍姑事容忍,乃该伪党宣传活动益肆披猖,深恐其妨

害整个国策,除饬属严密防范制止外,并曾召集西安党政军学主官会商在匪军未经中央核定

编容以前,不得从事任何活动之原则”。①七七事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谈判已告一段落,中

共改制改编大盘已定,身在西北,清楚地了解这一情况的宋希濂、蒋鼎文等人继续把共产党

目为“匪”“伪”,或与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尚未正式进行的情况有关。但红军8月下旬

改编完毕,蒋介石9月正式承认接纳共产党的谈话公开发表之后,鉴于中共中央坚持独立自主

和小心防范的方针,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亦未稍改变。除了高层中间不再使用“共匪”、“

匪军”、“伪党”之类的称呼以外,其内部对中共依旧保持着高度戒备和防范的态度。蒋鼎

文不止一次地电告蒋介石说:“朱毛部队虽已大部开出,就职观察,一切绝对无诚意,不过藉

此扩张其势力”。“查共党表面虽为归顺中央,一致抗日,然自始至终毫无诚意。庐山所决

定者,并不确实履行。派往之政训副主任、高级参谋,则绝对拒绝派往。传达命令之参谋,亦

婉拒不见。本行营派往陕北之视察组,亦来函拒绝,谓恐保护难周。一二九师则迟不开拔,种

种要索则几同命令,若面与交涉,则又纯用狡滑敷衍之手段。职之观察,彼方绝无诚意。不过

藉此公开扩张其势力。”②蒋鼎文这里提到的政训副主任及高级参谋等问题,是抗战期

间国共两党摩擦的最初表现形式之一。由于蒋介石始终想要监督和控制中共军队,因此坚持

要向八路军各师派驻高级参谋。而这些所谓的高级参谋,大都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别动总队康

泽手下的高级特工人员,是以监视八路军为任务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没有忘记把握这一机

会,根据延安方面这时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所获得的情报,它曾明确通知各级党部称,收

编红军的目的主要是“不许其投靠苏俄”,各地应借机“调查共产党个人与组织情形”,并

提出应“利用威吓利诱分化共产党内部”。①中共中央原本就坚持“军队干部与原有系统

,不能改变”②,侦知国民党人之企图后,它自然会极力阻拦。而这种阻拦又极大地刺激了国

民党人,被派往第十八集团军做政治部副主任却被拒之门外的李秉中即忿忿然曰:纵观中共

拒绝中央派员,扩张地盘,巧妙宣传以争取民众,“可断言(其)此次投诚毫无诚意,现正大规

模作夺取政权之准备”。他强烈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除以“暂缓发饷”的方法压迫中

共务必接受中央派员直接监督外,还应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严禁有为中共张目之宣传

报道,国军更应加强补充,争取抗战结束,“亦能镇压反动”。③李秉中所提到新闻宣传问题

,固以西安地区为主,但也涉及到全国各地。在李看来:“西安出版物匪党占绝对多数,大型

报纸有西北文化日报,小型者近更风起云涌,整个社会,皆有被笼罩之势。”西安青年普遍都

接受中共的看法,认为“此次对日抗战,无论

胜败,将来政权一定归匪党掌握,因本党系资产阶级的代表,且富妥协性”。但更让他恐惧的

是,中共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了全国各个地区,甚至连中央社也在为其张目。如“平型关之

战,全国报纸皆为鼓吹,且纷纷刊出贺电,中央社又有‘今日之朱彭’之通信稿,致增加其号

召力”。①李秉中被派至中共军队中做任职,却依旧沿习着内战时期的思维方式,一口一个

“匪党”,并且明显对国民党中央的政策有所不满,此足以见国民党中下层干部中对共产党

的敌视程度可能较高层更甚。其实,陕西省党部等也并非如李秉中所说毫无作为,它们也一

直在做防范共产党影响的各种工作,只是其手段简单粗暴。所有民众团体,除非归入国民党

组织的名下,否则一律取缔。其他民众团体为求生存,只好委曲求全。中共领导下的西北抗

日救国会(简称西救)这时也被迫并入国民党名下的“抗日救亡会”,从而激起了国共两党地

方党部最早的一场争论。中共陕西省委为此公开致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批评国民党陕西省

党部“借‘统一’之名,取缔救亡团体,假借‘合法’之权,压迫救亡运动”。②此信迅速在

西安各校引起反响,学生千余人群集民众露天剧场,以纪念鲁迅的名义,向省府教育厅公开请

愿示威。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西安行营自然更加高度紧张,又是设战时青年服务训练班,又

是建战地青年临时训练所;又是组织西北民运工作指导团,又是整理充实陕西省抗敌后援会

;甚至还派出别动队担任难民和伤兵的指导员,要将其统统迁移到距离中共所在的陕北较远

的地区去,生怕共产党在学

生、难民、伤兵以及失业知识分子中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①总而言之,尽管1937年9月蒋

介石公开宣布了“开诚接纳”共产党“共同奋斗”的态度②,但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

,对共产党的怀疑戒备依然如故。观蒋介石就中共宣言发表谈话之后一连串的日记,就足以

看出其内心中对中共疑惧和不满之强烈程度。如10月山西军事失利,蒋介石对中共军队的表

现即极其不满,视为“旁观投机”。中共中央这时要求定边区为特区,以林伯渠为行政长官

,范围包括27个县区等③,蒋更视为“乘机要胁”。对八路军一二九师一再延迟出动,而国民

党中央政工及参谋人员又被拒绝进入部队,则断言曰:“共党违约势所必然,何足怪!”称:“

此种无信义之徒,决不能成业也。”用他的观点:“共党与军阀,只须多给权利,再动之以正

义则可矣。”④然而进入11月以后,随着淞沪战场形势急剧恶化,蒋心情渐趋沮丧,对中共的

观感也变得更加恶劣。其不仅暗自慨叹:“军事失利,反动派逐渐猖狂,共党尤为跋扈,呜呼

!外患未消,内忧日增矣!”而且开始估计进入长期抗战后,很可能会出现几种最坏局面,其中

对“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尤为焦虑。⑤

二　蒋介石力谋“国共合并”1937年11月底,原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等中共领导

人从莫斯科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促使中共中央开始对前此

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检讨。12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召开专门的政治局会议讨论统一战线

的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按照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方针进

行工作,因而明显地改变了前此洛川会议①对国民党过于强调防范的一些作法,试图争取与

国民党尽快取得相互间的真正谅解与合作。在与蒋介石谈判的问题上,会议明确主张在边区

名称及长官人选方面作出让步,同时允许派驻联络参谋,不拒绝国民党派团参观边区,对于区

域要求也以保证边区安全及需要为主,不着眼于扩大,惟行政制度坚持民选,经费力争每月5

万,至少3万元,遣散及善后费要求30万元,新四军则力争编两个纵队,并应要求国民党同意共

产党人公开办报。②对此,过去始终坚持保持对国民党的高度防范态度的毛泽东,也表示了

基本赞同的态度。由于这时中国抗战正处于困难阶段,需要苏联直接援助的呼声甚高,王明

恰与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一心指望取得苏联直接援助来抗击日本军

队的蒋介石对于王明的回国颇为重视。特别是12月10日蒋从有关途径听闻苏联有公开接

济共产党的意图,考虑到战争有全面失利的严重危险,他很快即开始设想用改善对共产党态

度,来争取苏联出兵援华。他为此曾暗中盘算:“对共党方针,放任乎?统制乎?保守乎?”如

何能在有效控制共产党的前提下,通过谈判“放宽共党”,“使之尽其所能”,“以期合作抗

倭”。①在这样一种思想的主导下,蒋介石接连向延安发出邀请,请王明前来武汉晤谈。王

明、周恩来等于12月20日晚得以在武汉与蒋介石见面。王明除转达了苏联方面的某些建议

外,着重说明了中共中央的政策主张。博古则代表中共中央就前此谈判中的边区政府人选、

联络参谋、国民党参观团等问题表示了共产党方面愿意妥协的态度。周恩来也进一步就密

切两党关系以及改进抗战政策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这包括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

纲领,出版报纸,建立国防军事机关、征兵委员会,扩充并改造军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

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对此,蒋介石一本其固有的态度,只是敷衍地表示说:“所谈极好,照

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彼想也不过如此。”“彼也认为外敌不足虑,他(指日本)愈前进困难

愈多,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蒋介石然后即要王明等人,与

陈立夫就两党关系等问题“共商一切”。②12月26日,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国共两党成立了

“两党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国民党方面的正式代表为陈立夫、刘健群、张冲及

康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为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会议决定每五天会商两次,并同

意了中共代表的要求,起草一

个大家可以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推定由周恩来与刘健群共同担任起草工作。表面看来,国

共两党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相当积极的新时期,但实际上远非如此。陈立夫等人并不真的想

要和共产党共同商讨什么共同纲领,刘健群根本就没有参加纲领的起草工作。由中共单方面

起草的,名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的草案于30日提交给两党委员会讨论时,国民党代

表的兴趣明显地不在这个文件上,而是在苏联出兵的问题上。清楚地了解苏联不会出兵的中

共代表当然无法满足国民党方面的要求,结果等到1938年1月24日再度举行两党委员会时,陈

立夫等人再不见了心平气和的样子,康泽、刘健群当场就开始批评八路军不贯彻中央军令,

游而不击,说中共应该学国民党广西派的样子,把军队交给中央,把延安的军校变为中央分校

,使军政及教育、经理、人事与中央统一,主张中共重要的领导人应离开军队到中央来服务

,他们甚至提出八路军应当与中央军交换干部,并强调应当分散使用八路军。①国民党人这

时感觉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开接纳了中共的军队和政权,会给人以政府已经放弃党国

体制和统制政策,承认党派合法化的印象。加上共产党人这时的宣传更是以“国共合作”为

号召,强调两党的平等地位,并且主张多党政治,一些强硬的国民党人自然深为不满。曾经身

为共产党省级领导人,后投向国民党的叶青这时发表的《关于党派政治》一文,即反映出这

批国民党人的观点。文中断言:“今天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不

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②受命处理共产党问题的陈立夫因得到了不久

前叶剑英在东北救亡总会工作讨论会上的谈话摘要,了解到中共必欲破除国民党之“党

治”,和改变ＣＣ系把持党政的决心,也马上得出结论并上报蒋介石称:“一、共党之参加抗

日,其步骤有三:(1)以联合阵线之名,取得参战之一员,虽居我下亦甘之如饴。(2)以国共合

作之口号,期取得平等之地位,以自身取得法定公开之保障,为其他各党各派作护符。(3)俟

实力既充与我对峙作正式战,而以各党各派担任游击,使我腹背受敌,内外夹攻,而致溃败。

”在强调中共“其计至毒”,令人“不寒而悚”之后,他明确建议国民党人必须树“自信”

,建“互信”,而强“共信”。①所谓共信者,在他看来,就是要大力鼓吹“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的主张,以便为根本取消共产党“封建割据”式

的政权和军队,制造舆论的压力。就在陈立夫建议前后,国民党即利用《扫荡报》等报刊开

始大张旗鼓地宣传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和“一个军队”的主

张,进而更含沙射影地把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斥责为妨碍和破坏国家

统一的三大因素。②此举就连力主与国民党缓和关系的王明等中共领导人也看不下去,不能

不借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答记者问,公开表明了共产党人的不同立场。③蒋介石利用共产党推

动苏联出兵不成,自然就更加担心持久战争中共产党割据壮大的危险,相信必须找到一种办

法能够使共产党真正纳入到其党统和法统之下。他这时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设法劝说共产

党同意组织上两党合并。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内求国共合并,外与俄再进一步合作”,始足

以应付最近国际形势之

变迁。①而要想劝说共产党同意两党合并,自然不是借助于陈立夫等人的刺激文章所能奏效

的。因此,蒋见到毛泽东答记者问,马上就约见了周恩来,表示:这样一件小事用毛泽东的名

义发表专门谈话,是小题大作,谈话中把十年内战中的事情拿出来,更是没有必要。他声称:

(一)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尤对孙中山所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矛盾,任何人不能

修改或反对。(二)对各党派亦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三)对一党政权之说

亦不赞成,仍主张延请各方人才参加政府。(四)对《扫荡报》等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国民党

和他个人。蒋介石特别举例说,象共产党就可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取消共产党的组织

。他声称,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共产党隐蔽在国民党内来发展

不是好策略吗?将来在国民党内,最革命最能干的就会成为国民党的基础。当然,国民党也可

以改变名称,各党统统取消加入进去成为一派,党内可以有派嘛。对于这一点,周恩来的意见

是: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两党之间的问题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对此未加

反对,表示可以研究,并且要周恩来与陈立夫等进一步商谈。而在随后周恩来与陈立夫的谈

话中,鉴于周恩来依旧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陈立夫也不加争辨。相反,陈

立夫主动提出一项新的建议,问可否在两党以外组织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国

共两党共同加入。①2月10日之后,因蒋介石的直接干预,国民党人关于取消共产党的议论和

宣传暂时告一段落,虽然问题尚未解决,但一时间笼罩于两党之间的紧张空气表面看上去算

是烟消云散了。27日,中共中央也开始召开专门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两党关系的解决办法。

显然,一个大党的主张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在2月底3月初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

导人具体提出了三种合作办法,即(一)实行共同纲领;(二)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方式

;(三)组织包括各党派在内的民族革命联盟。会议显然倾向于“建立一种包括各党各派共同

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并主张这种联盟的建立应当依据下列三点:“(一)各党

、各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二)由各方代表

组成一自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

各团体间的关系;(三)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②3月24日

,王明等以中共中央名义致送《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时,正式向国民党提出

了此一设想。③共产党人此时所主张的民族革命联盟,与国民党人“溶为一体”的组织形式

,其实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蒋介石这时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讲:共产党不

仅应当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而且必须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他说:“本党是创造民国领导

革命的唯一大党”,“共产党过去因为不察国情,企图消灭本党以致遭受许多事实的教训,他

们察前思后,一定已经知道他以往为中国革命造成多少严重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力量无故受

了多少的牺牲,他们当不是全没有理智的,现在中国的环境怎么样?国际形势怎么样?我想他

们总能够度势识时,履行他对本党的宣言。”作为当政的唯一大党,“如果本党今后能日趋

健全,日益充实,负得起革命建国的责任,不仅共产党要尊重本党,服从领导,国内现存一切党

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主义之下”。①具体到合组大党的问题,蒋介石这时授权策划应付

共产党办法的陈立夫等人明显地不感兴趣。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国共两党既然不能合并,国

民党就必须要想办法根本解决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民众,特别是争夺青年的问题。对于民众

及舆论,国民党的办法是组织国民参政会,吸收各方面人士参政议政,使各行各界都纳入到政

府的轨道上来。而对于脱离于社会各界名流和工商人士之外的学生和青年,则考虑建立一个

国民党控制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以此来达到垄断青年组织乃至“消融”各党基础之目的。蒋

介石对抗战以来大批青年和学生涌向延安极感不安。早在1938年1月29日他就有电报要蒋鼎

文和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密查共产党“收容各省学生等实情”。②蒋之所以会支持陈立

夫等人,在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坚持要通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议案及《三民主义

青年团组织要旨》,就是基于要同共产党争夺青年的强烈愿望。中共中央这时并不了解这种

情况,毛泽东等

显然相信国民党的这一举动将有助于民族革命联盟的实现,因而准备明确表示“赞助……三

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①,强调应当“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

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

部的革命力量”。②毛泽东公开讲:国共两党要想真诚合作,确实应当设法统一起来。“两

个不同的政党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桥梁,组织一个委员会,无论什么名称都可以,国共两党

都参加进去;或者另外组织一个党,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参加,两个办法都成”。③驻武汉

的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等对此表示异议后,毛泽东等也还是仍旧指示王明和周恩来等应主

动赞助三青团的组织工作,一方面承认三青团为国民党的青年团组织,为国民党候补党员性

质的组织,另一方面努力“使三青团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团体”,争

取“经过三青团去改造国民党”。他们建议,应向国民党方面提议: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范围

不可太小,“凡接受本团宗旨之青年,不分性别、阶级、职业、民族、信仰皆得为本团团员

。团体会员亦可加入,但各团体除执行青年团的各项决议决定外,仍应保持其本身的组织。

”④蒋介石、陈立夫等人成立三青团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统一所有青年组织,防止共产党利

用青年发展自己的势力,共产党要求允许团体会员,同时还允许保持各自组织的独立性,这与

蒋介石、陈立夫等组建三青团的目的完全是南辕北辙。事实上,其内定的“组

织训练要旨”已经明确规定:本团是在国民党领导之下,以三民主义为归依,凡加入本团者“

必须脱离其原有的党派组织关系”。随后公布的团章更具体规定加入者必须遵守的纪律七

项,其中也特别强调了“不得加入其他任何党派”;“不得发表有背本团宗旨之政治主张”

,和“不得在本团内有任何小组织”等严格限制团员政治信仰和政治自由的惩罚性条文。而

其惩罚的方式,甚至还包含有刑事方面的严厉处分,如“劳役”、“禁闭”及“特别裁判”

等。①这样一种严密控制团员的青年组织,当然不是共产党人所希望的有利于对国民党展开

统战的民族联盟。结果,到1938年年中,蒋介石既没有能够实现“国共合并”的目的,共产党

也没有能够推动国民党同意成立统一战线的各党派遵守共同纲领的民族革命联盟。三民主

义青年团的建立,不过使国民党又多了一种与共产党摩擦的手段。三　国共摩擦开始升温1

938年4月初,就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四中全会先后召开之际,国共两党之间发

生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件。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逃离

延安,跑到了西安,很快脱离了共产党,投向了国民党一边。其5月2日公开发表的《告国人书

》,公开批评共产党只是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土地革命,“实际上仍然因循其

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之利益”,“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

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发展”,“抗日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①

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人还找到了一二九师政委张浩数月前对内解释共产党改换策略理由的

一个小册子,经蒋指示大为印发,分送给国民党临全大会代表,意在为国民党人敲警钟。②张

浩在报告中明确讲:当初提出改变新策略的时候,费了很多思索,“因为我们党与苏维埃红军

,与反革命苦战十年。在这十年的仇恨中,而提出与反革命合作,真是难过万分,尤其是对于

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更是誓不两立的。”只是因为过去的道路走不通,因为目前必须储存力

量,因为只有共同抗日才不脱离群众,因为可以有效地掩护我们的秘密工作之发展,便利于争

取广大群众,“因为党是世界革命的策略的政党,必须将眼光放大些,所以才与反动的各阶层

合作。因为这样,才能渡过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与国民党合作,丝

毫也不会影响我们坚持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既定方针。目前是抗日在前,土地革命和阶级

斗争放在后面,但“见到革命到了高涨的时候,我们的策略,马上就要改变”。③国民党本来

就有来自不同层级和渠道的各种有关共产党问题的情报,这些情报有些直接取材于中共内部

文件,有些则完全是捕

风捉影,道听途说。但所有上报到国民党中央的这类情报的共同特点,都意在强调中共“别

有用心”、“图谋不轨”。而今又有张国焘的现身说法,和张浩的秘密报告,国民党中央自

然更加砸实了对共产党人的怀疑。国民党五届中常会第七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对党外各种

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的决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5月10日及6月21日第3080号、4

229号训令,都清楚地显示出国民党中央受此影响加强防共措施的趋势。其七十九次中常会

决议明确指示各级党部务必严密防范共产党等党外政治团体及其分子,必要时可以严予取缔

。决议称:“(一)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凡符合下列标准者应推诚相见。1、放弃其原

有主张,确认本党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2、服从本党及本党领袖。3、恪遵国法,严守军纪

。4、遵守本党抗战建国纲领为国家之统一与民族之复兴而奋斗。(二)凡有违背上列标准或

阳奉阴违者应严予取消。(三)党外各种政治团体之分子,如脱离原隶政治团体,请求加入本

党为党员者,应尽量容纳其优秀分子。如加入本党为党员,而仍未脱离原隶政治团体者,应严

予取缔。(四)秘密政治团体及身份不明分子,其政治活动应严予取缔。(五)二三四各项规定

严予取缔之政治团体或其分子,本党各级党部及党员应随时严密防范并调查其活动情形报告

上级党部。”①其实,进入1938年以来,国共两党间的摩擦早已呈现出按下葫芦又起瓢的状

况了。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坚持23县,国民党至多只同意给18县,地方省政府还依据国民党

中央的要求,坚持要对边区行使权力,双方各派各的县长,结果弄出不少双重政权。只是在边

区,共产党的力量占据明显优势,因此摩擦冲突国民党方面往往占不到多少便宜。但在南方

各省,共产党人就难免要吃亏

了。在1937年下半年的国共谈判中,国民党方面为了集中共产党留在南方的少数红军及其游

击队,以利于对整个南方省份的控制,同意在八路军之外,另外由中共领导组建一新四军。这

些红军及其游击队集中为新四军四个支队和一个特务营陆续调离原地,集中到皖南和皖中指

定地区后,其所设立的以照顾官兵眷属为目的留守处,就成了国民党地方当局防范的重点。

因为这些留守处事实上又多负有中共在当地的组织联络宣传之责,从事着“秘密吸收党员发

展党组织,介绍青年参加新四军或投奔延安”之类的工作,最易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敌视

与嫌恶。而在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这些国民党占据绝对优势的地方,新四

军留守人员备受压制几不能免。国共两党之间为了南方共产党人和新四军留守人员的问题

,常常出现纠纷,往往是“一面解决又一面逮捕”。①国民党七十九次中常会通过严厉取缔

异己政治团体及其分子的决议之后,国民党各地党部对防范和压制各地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

,多数态度自然更加坚决。各地都相继出现了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机关,没收各种激进书报,

逮捕民众运动领导人的事件。②对少数贯彻困难的地方,国民党中央都极力推动,坚持非恢

复国民党领导民众地位不止。如河北省政府主席并党部主任委员鹿钟麟即报称党务中断过

久,各县民运共产党早着先鞭,另组民众团体难免发生摩擦后,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即明确提议

鹿可先“设法与八路军会商设立联合干部统一冀省民运之指挥”,否则即应考虑“由冀省军

事机关根据中央关于人民团体组织之法令,强制统一军政力量

所及地区之民众组织,总以防止共党势力之扩张为主”。①国民党中央的这种强硬态度,也

刺激了下层干部的反共心态。道听途说、加油添醋的虚假情报亦颇为盛行。1938年10月,国

民党中央社会部就得到夸张其辞的假情报称,延安8月2日开党员大会,决议(一)防范中央人

员在边区之活动及言论;(二)派特工人员化装遣入国统区扩大组织;(三)通令全边区努力生

产、扩大红军,准备战后对国民党之斗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不加分辨,信之甚笃,除立即通

令各地严加防范外,还特别指示社会部拟具办法“秘密组织情报网,严密监视共党及其党徒

之活动”。②正是出于对共产党在民众中,乃至于在国民党内影响的恐惧,在这一波行动中

,蒋介石甚至也曾亲自出马,秘密批捕了前黄埔军校学生、中共陕西省委重要负责人宣侠父

,导致宣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杀害,并沉入枯井中。③这个时候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正

在秘密推动的防共限共计划,尚欠了解。它还在积极谋求推进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因此,它

还没有把两党摩擦加剧的情况同国民党上层的态度变化联系起来。共产党人这时在《新华

日报》上批评国民党的话,更多地也只

是指向国民党的地方当局的。它在历数各地两党摩擦,共产党人备受摧残的情况,要求国民

党惩办凶手,赔偿损失,禁止乱捕乱杀,颁布保障救亡团体的法令外,仍公开认为:“这些现象

的发生,当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地方政治的黑暗”,国民党中央的问题只是“缺乏采取坚持

实现自己的法令和纲领的步骤和具体方案”。①而为了有效地改善两党关系,解决两党之间

目前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共中央在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

再度提出了加强两党组织上合作的极端必要性。毛泽东明确提出:目前的合作方式“对于长

期合作是不利的”,“这种形式太不密切,许多问题不能恰当的及时的得到解决”,因此有必

要把“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保持其独立性”,或者“各党共同组

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先生作这个联盟的最高领导人,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

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他主张“正式向国

民党同志申明:我们停止在你们内部作招收党员组织支部的活动,不管统一战线采取何种的

共同形式,我们都是这样做”,而一旦合作实现,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还将向国民党提

交他们的名单。②10月1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于六中全会尚未结束之际就急忙返回

武汉,于4日向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和王明给蒋介石的信,并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上述有关提议

。周恩来的书面说明,被蒋介石马上分别交给了陈立夫、朱家骅、康泽、徐恩曾等研究和讨

论。陈立夫等人研究讨论的结果,除在要不要适当修改三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办法,允许其

他党派青年个人加入一点上略有不同意见外,其他意见大体一致。这些意见由陈立夫概括起

来就

是:“吾人应坚持下列方针:(一)不取两党混合方针,(二)不予以公开合法之凭藉,(三)不与

之作平等之谈判,不许在一个组织内有两个信仰,不许一人跨两个组织。”与此同时,“共产

党党员正式脱离党籍,奉行三民主义而愿参加本党为党员者,本党表示欢迎”。“本党为巩

固革命政权,有派员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及民众团体之权利”。①14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

,表示中共加入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问题必须由国民党常委会进行讨论,但是他认为三青团可

以修改章程允许中共党员参加,只待进一步研究后即可考虑实行。②但此后由于战局危急,

广州及武汉先后失守,这次交涉未能取得结果。到12月6日,蒋介石到重庆后再约周恩来谈话

时,态度就已经改变了。他宣称:跨党的办法讨论后大家不赞成,大家认为,共党既信三民主

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力量可加倍发展。如果这种办法可以谈,他拟于不久到西北后即约毛

泽东等面谈,如全体合并做不到,可否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因为大家害怕共产党

的“革命转变”。③6天后,蒋介石再约周恩来及王明等谈,态度更为坚决。他不顾周恩来等

人的种种解释和提议,强硬地表示:“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

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

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

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

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甚至当周恩来等谈到目前双方至少可以独立存在共同发展时,蒋介石干脆直截了当地表

明了他的忧虑之所在,他说:“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

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因此,蒋介石这时对于周恩来等谈到的其他合

作方式,当然认为无用,他声称:“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①四　《防制异党活

动办法》出台相对于陕甘宁边区、新四军后方留守处,以及共产党影响下的各地民众或青年

团体,对国民党人刺激更大的,应该说还是八路军及其敌后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因为,在国民

党人看来,八路军纯粹是在国民党和日本的战争中唾手而得渔翁之利,结果是国民党“失地

愈多该党发展愈速”,“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②国民党的担心并非没有

根据。八路军是在1937年8月下旬改编,随即先后出发至华北抗日前线。3个师出发时的确实

人数约为34000人,九十月间因行军作战等原因且出现减员。10月以后开始着重于扩兵发展

,经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到12月底已扩军到92000余人,还发展了游击队25000人。1938年底

,八路军进

一步扩展到16万人左右。①在此期间,八路军先由陕北一隅之地,按照蒋令加入阎锡山第二

战区,在山西地区参加对日作战。后山西大部沦陷,八路军遂留在敌后农村建立根据地,立稳

脚跟后即开始分兵跨出战区,以游击方式进至河北、绥远,随后更进入山东敌后农村,创建根

据地,这时已开始准备着手向华中敌后地区发展。由于它完全针对敌后空虚的情况自由行动

,不受战区约束,不受进入省份原省府的管辖,自行组建诸如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和晋察冀边

区政府等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方政权,发动民众,建立民众武装,其

在华北敌后迅速取代了国民党的地位,成为除了日本占领军以外最具影响的力量。中共军事

力量据有割据之区一年增加数倍,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度紧张。为阻止八路军

进一步扩张,蒋曾下令不许部队跨越战区,并特别选派在河北有相当人望的鹿钟麟担任省主

席,设法逼八路军退出河北归还第二战区。西安行营更召集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委任的县长联

席会议,要求他们大胆组织保安队并行使权力。如此种种造成许多摩擦,却丝毫无助于解决

问题。相反,双方控告对方蓄意摩擦的报告和电报更明显增多起来。面对12月下旬八路军副

总指挥彭德怀向蒋请求根本解决华北指挥关系等问题,和周恩来向蒋说明“各地反共捉人事

”,蒋明显地表现

出极不耐烦的态度来了。①其在日记中慨叹道:共产党“或以此为其时已到乎?呜呼!目前急

患不在敌寇,第一在共党之到处发展,其次则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②1939年1月21日,国

民党开始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初始就基于共产党迅速发展的现实,集中检讨国民党自身

的种种不足。由于对共产党的发展充满恐惧,不少国民党人响应蒋介石的建议,纷纷自省。

③事实上,蒋介石建议的目的,固然是希望激励国民党人自省和发奋,但这一建议更是希望能

够找到抑制共产党人的办法。他在大会上不仅公开提出要共产党统统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来

解决两党关系问题,而且在内部更明确主张:对共产党必须“以严正的态度来教训管理他”

。他说:共产党捣乱是必然的,民国十五六年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拿十五六年时候的教

训,同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现状来看,可以决定我们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共产党当然有他的策

略,看过他的党的建设,可以知道的,他对于中国国民党自然没有好意。他所以要和我们合作

,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他声称:“我们对于共产党不必有恐惧的心理”,“共产党是讲斗

争的,你见他就怕,他格外要得寸进尺,正中着了他的希望。假

如你拿出了有进无退的革命办法,来对付他,他便赶快缩回了去。”①如何才能拿出“有进

无退的革命办法”来“教训管理”共产党呢?这个问题在会议上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代表的反

响。宣传部就此介绍了斗争的经验,说:“本党应付方针,可分积极的消极的两方面之言。在

积极方面根据本党党义与国策,分别编撰丛书小册子,以独立出版社发行之,并对于出版界新

闻界切实加以指导。又如每周宣传要点之颁发,党报社论之撰拟,以及各种联络指导等属之

。在消极方面,除对新闻纸早已采取检查制度外,图书杂志部分已出版书刊在去年一年中,受

查禁处分者凡一百二十一种,其未出版者则采取原稿审查办法,所有发行之图樵志,均须经审

查后方准出版。此外更拟定《印刷所印刷不送审查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以杜绝秘密发

行之流弊。自汪(精卫)案发生后,一切分化偏激之言论,均经删改,故出版界言论均尚平妥。

可见消极的防止工作,已收相当效果。”②但是,仅仅在会上交流与共产党斗争办法显然是

不够的。根据大会代表们的要求,并经蒋同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很快起草并拟

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并于会议甫一结束即迅速下发执行。其训令称:“兹经中央订

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应由各省市路等党部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各团部各省市政府及其他有关

各机关,切实执行。除分行外,相应检同该办法三十五份随函密达,即希查照密令各省市政府

及其有关机关主管长官,遵照办理,

并饬严守秘密,指定承办人员,实际运用,并将办理情形具报后汇转过处以凭陈核为荷。”①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有进无退的革命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学共产党的做法,

用严密的组织手段来对付共产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开宗明义即提出:“共产党在本党

权力所及之区,犹能猖獗活动,长足发展,考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本党组织工作之不健全,而

予人以可乘之机,实为主要因素。目前共产党控制下之陕北,彼能无论男女老幼悉纳于各种

组织之中,而由该党分子予以切实之领导与控制,遂造成今日形同铁桶之陕北特区,不但外人

不易轻入,即入内亦难立足,更无论有所活动。本党目前防制异党活动之方,亦唯有采取此种

坚强组织之办法,方能奏效。盖即所谓以组织对付组织之意义。”至于如何“以组织对付组

织”,《办法》提出了“积极”和“消极”两种办法。“积极”办法就是要调动各地党政机

关,全面加强对学生、民众及其群众团体的引导和控制,对异党活动最烈的地区,更“应实行

联保连坐法,使人民不敢与异党分子接近而受其利用”。至于“消极”办法,就是要求各地

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活动要严格防制,如“任何假借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等名义

擅自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不得有误”;对未立案即擅自活动之青年、

文化、救亡各团体要“切实取缔”,发现立案各社会团体中有异党分子,主管党政机关应勒

令所属社团“取缔其团员资格,并强制其服务之机关、学校或工厂等开除其职务,藉以警戒

其他分子”;“对内容反动及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之各种宣传刊物,如图书、杂志、报纸、小

册子、壁报等,应随时查禁,若经一再查禁而仍秘密发行者,应从严制裁,以儆刁顽”。《办

法》并明确提示称:“纵因此而发生磨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份与不

是,亦应无所避忌。”①国民党中央拟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仅仅是就其“权力所及之

区”制定出应付办法,它同时还要求各地各部门分别就各地各部门的特殊情况,拟具出切实

适合于各地和各部门需要的应付异党之对策与办法。当然,考虑到“团结御侮”的抗战大环

境,蒋介石等也不能不十分谨慎,要求各地具体准备方案时要切实保守秘密。为此,中央执行

委员会秘书处曾于4月15日专电各省市党部及政府提醒称:“本党应付异党之对策与办法,在

此团结御侮时期关系极为重要,应以绝对保守秘密为原则,倘不慎而泄漏,入于异党分子手中

,则不仅易滋误会,甚且发生磨擦。为防患为燃计,嗣后各地方党政机关关于应付异党之对策

与办法,必须层层负责,尽量避免书面传递之方法。各机关拟具对策时,亦应根据地方事实环

境立言,不可辄用中央口气,或翻印中央所颁布之原则。至必须保存之文件,亦应指定忠实可

靠人员严密保管,以免泄漏。”②有国民党中央的指令和拟具的办法,各地各机关国民党人

自然闻风而动。军事委员会拟具《处理河北问题六项办法》,授予鹿钟麟军政全权,以收回

落入八路军和共产党人之手的河北军事、行政和民众团体等各项权力。③宣传部拟具《纠

正共党不法行为宣传办法》,明令封锁国共军事冲突消息,不许刊登共产党方面关于

各地惨案之调查报告。①战地党政委员会拟具《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提出动员国民党人以

秘密方式深入共产党控制地区,发展组织或分化破坏异党团体。②天水行营和陕西省政府则

分别拟具《处理异党实施办法》和《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主张利用一切办法

“逐步削弱伪边区”,“地方绝对强硬不稍退让”,“省府秘密策动借资缓冲”。③另外,国

民党中央组织部等还分别拟具了《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

法最高原则》、《共党活动情形及本党之对策》、《防止异党兵运方案》、《防止检举后

方奸谍方案》、《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

如何处置》等秘密防共文件,力主“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事内线工作,刺探其内情”,最

好能在其中“起党团作用,分化其组织,并夺取其领导权”。④五　局部“剿共”的结果―

――皖南事变国民党中央推动各地及各党政军机关拟具防共办法,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已经

充满摩擦的国共紧张关系更趋白热化了,并且迅速开始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在国民党占

据军事优势的地区,国民党防共限共的办法自然

容易奏效,共产党方面难免要遭受损失。如在平江和确山,两地的新四军留守机关人数寥寥

,受到国民党地方势力围攻,不免死伤惨重。①在双方力量势均力敌的地区,对抗的结果却只

能采取折冲的办法,妥协解决。如在陕甘宁边区陇东方面的镇原和宁县,原本就是个双重政

权的地区,国民党任命的镇原专员公署依照上级指令“自动恢复权力”,“绝对强硬不稍退

让”,指使保安队“到处搜捕捣乱分子”,捕去八路军三八五旅工作人员6名,意图逼走八路

军,结果引起三八五旅的报复。双方你捕我的人,我捕你的人,终于引发军事冲突,国民党镇

原县长、专员及保安大队均被赶出镇原县城。与此同时,邻近之宁县亦发生相同情况。毛泽

东据此曾明确提出“采取强硬态度”,坚持镇原、宁县、庆阳等5县“全归边区管辖”,但由

于国民党方面调来一六五师武装介入,形成军事对峙,最终双方也还是只能相互妥协,承认一

切恢复原状了事。②让国民党人深感头疼的,还是共产党占据军事优势的地区。因为在这样

的地区,国民党推行防共限共政策的结果,就是国民党自己吃亏了。而对这种情况,国民党中

央显然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在山西,阎锡山抗战初期为改造旧军队依靠共产党人的帮助组

建了一支新军,不想新军建成却渐渐八路军化,阎自然早有夺回新军恢复权力的想法。随着

国民党中央发出防共限共文件,阎锡山一度试图以武力夺回其失去的对新军的控制权,结果

引发晋西事变,新军在八路军秘密支持下,占据了晋西北,大部公开脱离了阎锡山的统辖,事

实上成为八路军之一部。而在河北省,鹿钟麟受

国民党中央的鼓动,又是试图取消共产党人主导的行政公署,又是利用张荫梧、朱怀冰、石

友三等各部与八路军对抗,必欲把八路军挤出河北,使其归还第二战区。然而,鹿统辖之下的

这些部队,大多属于杂牌军性质,战斗力远不如八路军。八路军为达到河北以我为主的目的

,遂集中优势兵力,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几个月连续作战,使国民党在河北的军队,不是惨遭歼

灭,就是被赶出了河北地界,少数走投无路者,则只好投靠了日本人。其实,国民党的《防制

异党活动办法》甫一下达,即为中共中央所侦悉。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1939年6月3日即致函

蒋介石称:近来各地摩擦日益加剧,“考其原因,地方幼稚,举动失常,固为肇事近因,但自国

民党五中全会后,中央发有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之通告,实予地方上以极大之刺激。因是,各地

磨擦渐趋普遍,武装冲突者有之,中共党员被暗杀者有之,被捕者有之,被骂为汉奸者有之,其

所出版之书报多被查禁,其所参加之团体多被封闭,其所来往之友朋多被怀疑,其所从事之工

作多受限制。盖以为如是,可以防制共党之活动,可以缩小边区之范围。殊不知愈恃压力,愈

不足以服人之心,愈难收预期之效果”。①事实上,国民党限共方针出台之际,恰逢中共中央

政策转变之时。1939年5月底共产国际鉴于斯大林有意改变对德政策,将战争祸水西引,开始

要求各国共产党提防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政府翻脸。毛泽东因此在6月上旬的中共中央书记处

会议上开始提出:要做国民党乃至蒋介石叛变的思想准备,为此要严密党的组织,每省建立一

个到几个根据地,保存精干,准备一切都要自力更生,必

要时打游击战争。①不难看出,共产党人随后在山西、河北应付摩擦的强硬态度,明显地是

其准备根据地的重要措施之一。当然,为了避免根本破裂两党关系,中共中央也采取了一些

缓和的姿态。比如通过周恩来致函陈诚等,要求划定范围,以求根本解决陕甘宁边区等地的

军事摩擦问题;并发表致国民党书,呼吁合组两党或各党之共同委员会,商讨整个敌后党政军

大计等等。②对共产党人政策上的这种转变,国民党方面自然毫无了解,因而继续坚持强硬

态度,毫不妥协,双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形成对峙乃至根本敌对的局面,几不可免。1940年初

,国民党高层干部上书蒋,明白提出:“倭寇汪逆中共三者,已均为我之敌人。”“倭汪为我

绝对之敌,中共则横陈于敌我之间,其所处形势,比倭汪尤难对付……假定中共势力继续膨胀

,各地冲突继续发生,尤以中共活动范围漫无限制,我既不能消灭之,又不能调整运用之,徒加

以不生效果之防止,即所谓以磨擦对磨擦,则久而久之,到处滋漫,对消我之抗战武力,扰乱我

之社会秩序,动摇我之政治基础,不特为敌伪造机会,且将引起国际误会,而陷外交于僵局。

”鉴于当前局势,似应本各个击破之法,划清国共两军作战界线,即“将冀察战区给予中共,

发表朱彭为总副司令,而将黄河以南以及长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队强制调赴北方,并示意只准

向东四省发展,不准向南进出,在黄河以南尤其是长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丝毫客气,雷厉风

行,禁绝并剿灭中共一切活动分子,确保国民党之统制态势,则情势转变,可望发生如下之效

果”:“免

去中共部队与国军杂处之状态,并坚固自己阵容”;“使中共转向其锋,与倭寇及伪组织直接

冲突”;“肃清华中华南之中共势力”;“抗战胜利后,我可根据华北人民之请求,单独处置

中共,并可乘东四省之极度骚乱,相机收复全部失地”。据此,他们提出:目前应“先成立一

肃清黄河以南中共势力之计划案。(此计划案须绝对硬性并以强力实施)”以八路军及新四

军完全调赴该战区为条件,发表朱彭为冀察战区总副司令和冀察两省省府主席,“其不服调

动者,即认为贼匪,一律剿灭之”。①进入1940年之后,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已经白热化起来

。中共中央通过将近一年的反摩擦斗争,自信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其通报说:“晋西北顽固势

力已全部肃清,(河北)石、高已溃败,残部退山东之菏泽,朱怀冰一个师大部被消灭,鹿、朱

退(河南)辉县”,“在华北特别在汾离公路、白屯公路、长治、磁县、大名之线以北,我们

已占绝对优势,山东境内我顽两方尚在对峙中,惟我有政权之县份已达四十县。”②因此,它

更加雄心勃勃地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

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

合”。且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够达到扩军百万的目标。③共产党不断扩张根据地,且决

心继续扩军的态势,自然愈加引起国民党人的极度反感。国民党内强硬主张用军事手段恢复

权力者日渐其多。晋西事变后,第二战区于1940年初迅速拟定了报复

计划,准备在两三个月之内调集5个军,并配合中央军3个军,向晋东南、晋西北的八路军“同

时发动攻势作战”。①军令部长徐永昌更深信国共两党“迟早必出于一战”,且相信再迟恐

更不利也。②鉴于党内要求军事反共的呼声日高,蒋介石显然也跃跃欲试。他在日记中表明

自信,由于日军攻势已停,自己已经具备了“抗倭剿共,尽可双管齐下”的实力。当然,他了

解,对共产党在这个时候还“不宜全般破裂”,只宜“先取守势”和“局部斗争”。③因此

,蒋不同意展开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而是倾向于各个击破的战法。考虑到华北八路军已

经占据相当优势地位,国民党在敌后难有作为,蒋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华中地区。他对中

共军队进入山东,并开始向华中敌后转进的情况高度警觉。得知新四军有化整为零,“迅速

完成各地游击根据地,江北以潜山青苔关一带,豫鲁皖边区以永城夏邑一带,江南以茅山并以

一部相机占领天目山以为泊西之根据地”的计划,即严令下属:对“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

及其他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其有越规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④而对军

令部拟具《关于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异党军队的指导方案》,他只是不同意调动李品

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

韩德勤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之中共军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的

作法,称“用此种正式作战,用大

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如此

进剿方能有效也”。①蒋介石的意见是稳扎稳打,各个击破,力求局部剿肃成功。因此,他一

面要求第三战区逼迫新四军江北部队退回江南,一面密令李品仙、韩德勤等选编精干部队肃

清淮南路两侧及蒙(城)、涡(阳)、宿(县)、永(城)各附近地区之中共军队及其各级组织,尔

后相机迅速进出于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协力将中共军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

②1940年5月以后,国民党高层就如何根本解决国共摩擦冲突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划界谈判的

工作开始提上日程。按照国民党方面拟定的方案,八路军和新四军应“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

以北(指自山西介休、平遥、太谷、长治,河北邯郸、馆陶,到山东齐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和

晋东北及冀鲁交界地区”。③7月16日,经蒋批准后,国民党谈判代表正式拟就《中央提示案

》的形式,并于21日送达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手中。中共中央并不反对军事划界的办法,但

却无法接受冀察两省的狭小区域,提出必须以华北5省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④蒋

介石对此根本拒绝,甚至周恩来提出只增加山东及绥远之一部为中共战区范围,各地游击部

队仍留原地作战的建议,蒋亦毫无通融的余地。他声称:“如果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开至黄

河北岸,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

在国民党人看来,“共党三年来由三万扩大到五十万,再一两年定不止一百万,那时还有国民

党活路?”特别是随着共产党1940年在华中地区的兵力不断增加,10月间,苏北最主要的国民

党军韩德勤部竟在黄桥镇被陈毅的新四军一举击溃,华中国共两党军事优劣的对比明显易手

,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和多数国民党将领更加坐卧不安了。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

长白崇禧联名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与新四军军长叶挺,指责八路军新四

军:(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出动;(二)不遵编制,各部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

行政系统;(四)不打日人,专事军事吞并。故决予纠正外,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

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本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提示

其它各项规定,切实遵行”。①为配合这一最后通牒式的通告,国民党这时停发了八路军和

新四军的军饷,军令部并且秘密拟具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

介石批准。白崇禧甚至扬言:“此次对于军事已有把握,不至再败”,云云。②国民党强硬威

胁,共产党亦绝不示弱。11月9日,朱德、彭德怀除公开表示可以在皖南新四军问题上考虑“

遵令北移”外,对国民党其他要求却毫不松口。面对这种情况,蒋注意到:“值此国际局势动

荡未定之际,如过于硬性强迫,反于我不利。何况彼于此时决不肯轻易调防河北。如此则徒

失威信,或引起纠纷。故不如以

弹性出之,而留有旋转操纵在我之余地为宜也。”①因此,他并未立即批准实施《剿灭黄河

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而且,11月底,蒋还授命军令部次长刘为章向中共代表转达同意八路

军、新四军可以展期北移一个月的意见,即八路军可于12月底以前北移至黄河以北,新四军

可于1941年1月底以前移至黄河以北。②但中共中央依旧没有明白的回应。不得已,12月9日

,蒋以手令形式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军令部随即再次提出签呈,强调“现已届十

二月中旬,如迟不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因汤部尚在平汉以西,其他李品仙、孙桐萱各部

均在原防未动,即到预定之地点,亦须相当时日。又苏北匪军现已先发制人,为避免国军被其

各个击破,及声援鲁苏,立于主动地位计,均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而“观察江南新四军

行动仍不外推托延宕,且现在距十二月卅一日之时期不久。该军是否能遵命北渡长江,尚成

问题。此时似应即时下令第三战区妥为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届时(十二月

卅一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新四军解决”。③时至于此,蒋介石已不能不批准此一针

对共产党的军事作战计划了。当然,蒋还是希望能够兵不血刃地将八路军、新四军赶过黄河

去。因此,他在12月25日再度接见周恩来时,不能不“以极感情的神情”告诉周说:“你们一

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太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

你们。”“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塌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

自相残杀?”“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

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

断言,你们必失败。”①正是按照1940年12月中旬军令部的命令,顾祝同指挥的第三战区国

民党军开始秘密做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准备了。国民党人没有想到的是,新四军皖南军部在蒋

所定最后期限未到之前,就已经开始挥师北移了。只是,由于担心受到日军的拦截和国民党

部队的阻击,新四军军部没有选择直接向北渡江,或先向东后向北的苏南路线,而是选择了先

向南行再伺机向东向北的迂回路线,结果反而意外地钻进了第三战区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包围

圈。没有任何理由能够使国民党人了解新四军为什么不向北而向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腹地深

入,况且国民党人也正期待着这样一个机会。皖南事变因此发生了。随着蒋介石声色俱厉地

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取消其番号,国共两党的关系几乎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仅仅是由

于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才使得国共两党均未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但是,国民党并未因

此占到便宜。一方面把国共关系弄到几乎破裂的地步,一方面却无法实施那个压迫八路军、

新四军退过黄河的更大规模的军事压迫计划,其结果是,原本还有些投鼠忌器的共产党人,从

此再也不会顾虑蒋介石和国民党人的想法了。国民党的麻烦更大了。

《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作者杨奎松,1953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责任编辑:荣维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