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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近代史(蒋廷黻)-小序、总论 -- 自向荒郊寂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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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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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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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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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争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国的援助,

但都失败了。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

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都是

精于打算盘的。西洋各国原想在远东大大的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

一则因为他们忙于瓜分非洲;二则因为他们互相牵制,各不相下;三则因为在远东

尚有中国与日本两个独立国家,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战争进行的时候,

李鸿章虽千方百计的请求他们的援助,他们总是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他

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而且逾愿意出代价。同时他们又觉得日本虽

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

是两败惧伤的,他们反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

包括旅顺、大连在内。主动是俄国,德、法不过附和。当时俄国财政部长威持

(Witte)正赶修西比利亚铁路,他发现东边的一段,如绕黑龙江的北岸,路线太

长,工程太困难;如横过我们的东三省,路线可缩短,工程也容易的多。同时海参

崴太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国能得大连、旅顺,俄国在远东就能有完

善的军港和商港。完成西比利亚铁路及得一个不冰冻的海口,这是威特想要乘机而

达到的目的。法国当时联俄以对德,俄要法帮忙,法不敢拒绝,何况法国也有野心

想乘机向远东发展呢?德国的算盘打得更精,他想附和俄国,一则可以使俄国知道

德国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不必联络法国;二则俄国如向远东发展,在欧洲不会多事,

德国正好顺风推舟;三则德国也可以向我们索取援助的代价。这是三国干涉《马关

条约》实在的动机。

  俄、德、法三国的作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马关条约》发表以后,他们就向

我们表示同情,说条约太无理,他们愿助中国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们那时痛恨

日本的情绪之下,这种友谊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希望三国能把台湾及辽东都

替我们收回来。同时三国给与所谓友谊的劝告,说日本之占领辽东半岛不利于远东

和平。战后之日本固不敢不依从三国的劝告,于是退还辽东,但加赔款三千万两。

中国觉得辽东半岛不止值三千万两,所以我们觉得应感激三国的援助。

  《马关条约》原定赔款二万万两,现在又加三千万两,中国当然不能负担。威

特一口答应帮我从法、俄银行借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利率之低,诚使

我们受宠若惊,俄国真可算是我们的好朋友!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行加冕典礼,帝

俄政府向我表示:当中、俄两国特别要好的时候,中国应该派头等大员去作代表,

才算是给朋友面子。中国乃派李鸿章为庆贺加冕大使,这位东方的毕士麦克于是到

欧洲去了。威特深知中国的心理,所以他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首言日本之可恶可

怕,这是李鸿章愿意听的话,也是全国人士愿意听的话。这种心理的进攻既然顺利,

威特乃进一步陈言俄国对我之援助如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当中、日战争之际,

俄国本想参战,但固交通不便,俄军未到而中、日战争就完了。以后中国如要俄国

给与有力的援助,中国必须使俄国修条铁路横贯东三省。李鸿章并未驳辩威特的理

论,但主张中国境内之铁路段应由中国自修。威特告以中国人力财力不足,倘自修

则十年尚不能成,将缓不济急。威持最后说,如中国坚拒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再

助中国了。这一句话把李鸿章吓服了,于是他与威特签定密约,俄许援助中国抵抗

日本,中许俄国建筑中东铁路。

  光绪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并无

于短期内再进攻中国的企图。是时日本政府反转过来想联络中国,因为西洋倘在中

国势力太大,是于日本不利的,威待的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国,是要利用中东铁路来

侵略中国的。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那个

密约引出来的。

  李鸿章离开俄国以后,路过德、法、比、英、美诸国。他在柏林的时候,德国

政府试探向他要代索辽东的报酬,他没有答应。德国公使以后又在北京试探,北京

也没有答应。光绪二十三年秋,山东曹州杀了两个传教士,德国乘机一面占领青岛,

一面要想租借胶州湾及青岛及在山东修铁路和开矿的权。中国于二十四年春答应了,

山东就算是德国的势力范围。

  俄国看见德国占了便宜,于是调兵船占旅顺、大连。俄国说为维持华北的势力

均衡。并为助我的方便,他不能不有旅顺、大连,并且还要修南满铁路。中国也只

好答应。我们费三千万赎回来的辽东半岛,这时俄国又夺去了。俄国还说,他是中

国唯一的朋友!俄国的外交最阴险: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以后他在东北既

有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及大连、旅顺,东三省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于是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和九龙及长江流域的优越权利,法国要求租广州湾及

广东、广西、云南的优越权利,日本要求福建的优越权利,意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

门湾。除意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国都答应了。这就是所谓瓜分。惟独美国没有提出

要求,但他运用外交,使各国不完全割据各国所划定的范围,使各国承认各国在中

国境内都有平等的通商权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门户开放主义。

  这种瓜分运动就是甲午的败仗引起来的。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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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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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们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

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是那个时代

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作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

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

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

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

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生在咸丰五年(1855年),比孙中山先生大十一岁。

他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给他的教训,除预备他能应考

试,取科名外,持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懂任

何外国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没有到外国去过。但他到过香港、上海,看见西洋人

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比和思想的背

景和渊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讨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康有为所能得的,

仅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

的书籍。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

开一境界”。

  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彻

底的。后来梁启超批评他说: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

  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

  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

  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这种批评是很对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的改革政

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

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

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士大夫阶

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

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

《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

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讲“通三统”,那就

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

传》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共和

政体对太平之世。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

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康有为在甲午年中了举人,乙未年成了进士。他是那个国难时期的新贵。他就

趁机会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来宣传,一时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数并不了解他的学

说,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体方案,只有极少数可以说是他的忠实同志,但是他的运

动盛极一时,好像全国舆论是拥护他的。

  孔于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旧中国的

政治中心,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他在严重的国难时期之

中,一再上书给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光绪也受了时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国。

他先研究康有为的著作,后召见康有为。他很赏识他,因为种种的困难,只教他在

总理衙门行走。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变法派和光绪帝,于是他又派康有为的四

位同志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处办事,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

康有为辅助光绪推行了百日的维新。

  在这百天之内.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

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换句话说,以后读书人

要做官不能靠虚文,必须靠实学。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康有为裁汰了许多无用的

衙门和官职,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与总督

同城的巡抚,不治河的河督,不运粮的粮道,不管盐的盐道,同时他添了一个农工

商总局,好像我们现在的经济部,想要推行经济建设。这两件大新政,在我们今日

看起来都是应该早办的,但在戊戌年间,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居大多数。

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

林,数千进土,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

弃。他们费了多少心血,想从之乎也者里面升官发财。一旦废八股,他们绝望了,

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

  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西太后保全,

收回成命”。这时光绪虽作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

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光绪皇帝。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

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

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康有为逃了,别人也

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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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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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戊戌年的变法运动之中,外国人颇偏袒光绪帝及维新派,反对西太后及顽固

党,因此一个内政的问题就发生国际关系了。后康有为、梁启超逃难海外,又得着

外国人的保护。他们在逃难之中发起保皇会,鼓动外国人和华侨拥护光绪。这样,

西太后和顽固党就恨起洋人来了。西太后要废光绪,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作皇帝。

刚毅、祟绮、徐桐、启秀诸顽固分子想在新王之下操权,于是怂恿废立。但各国驻

京公使表示不满意,他们的仇外的心理更进了一层。

  顽固党仅靠废立问题还不能号召天下,他们领导的运动所以能扩大,这是因为

他们也是爱国分子。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

慨,他们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分子不爱

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的反对屈服,坚强的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

复政以后,她便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

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顽固党更加觉得强硬对付洋人是对的。

  外人在中国不但通商占地,还传教,这一层尤其招顽固分子的愤恨。他们觉得

孔、孟的遗教是圣教,洋人的宗教是异端,是邪教。中国最无知的愚民,都知道孝

顺父尽,尊顺君师,洋人是无父无君的。几千年来.都是外夷学中国,没有中国学

外夷的道理。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学士徐桐是大理学家倭仁的门弟

子,自己也是个有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人物中,算是一个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

志是要保御中国文化而与外人战。他们觉得铲草要除根,排斥异端非尽驱逐洋人不

可。

  但是中国与日本战尚且打败了,怎能一时与全世界开战呢?顽固分子以为可以

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

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

是有胜无败的。甲午以后,山东正有民间的义和团出现。顽固分子觉得这个义和团

正是他们所要的武力。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

区别。这时的大刀会专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对象,民众对洋人也有多年的积愤。

外国传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平民。民间

许多带宗教性质的庙会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愿意合作。这也引起教徒与非教徒的

冲突。民间尚有种种谣言,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丹药;

又一说教士窃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丸。民间生活是很痛苦的,于是把一切罪恶都归

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国人,以及与洋人有关的事业如教堂、铁路、电线

等,皆在被打倒之列。义和团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枪炮打不死他们。山东

巡抚李秉衡及毓贤前后鼓励他们,因此他们就以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山东扰乱起来。

  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凯作山东巡抚,他就不客气,把义和团

当作乱民,派兵痛剿。团民在山东站不住,于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当局

反表示欢迎,所以义和团就在河北得势了。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大替义和团宣传,

说他们如何勇敢,可靠。载漪和刚毅介绍义和团给西太后,于是义和团在北京得势

了。西太后及想实行废立的亲贵,顽固的士大夫及顽固爱国志士,都与义和团打成

一片,精诚团结去灭洋,以为灭了洋人,他们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达到。庚子年拳

匪之乱是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国同时宣战。到七月二十

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拳匪,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

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

使馆都攻不破。同时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慢慢的逼近北平。于是西太

后同光绪帝逃到西安。李鸿章又出来收拾时局。

  拳匪之乱的结束是《辛丑条约》,除惩办祸首及道歉外,《辛丑条约》有二个

严重的条款:第一,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在未还清以前,按每

年四厘加利,总计实九万万八千余万两。俄国的部分最多(那时中、俄尚是联盟

国),占29%;德国次之,占20%;法国占16%弱,英国占11%强,日本与美国各

占7%强。第二,各国得自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线驻兵。近来日本增兵平、津,就

藉口《辛丑条约》。第三,划定并扩大北京的使馆区,且由各国留兵北京以保御使

馆。

  这种条款够严重了,但我们所受的损失最大的还不是《辛丑条约》的各款,此

外还有东三省的问题,庚子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全东北三省,《辛丑条约》订了

以后,俄国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种特殊权利。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东

北三省在那个时候就要名存实亡了。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

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们。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

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手里送给俄国了。日本、英国看见形势不好,于

壬寅(光绪二十八年)年初,缔结同盟条约来对付俄国。美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

感。中国当时的舆论亦赞助同盟。京师大学堂(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上书政府,

建议中国加入同盟,变为中、日、英三国的集团来对付俄国。俄国看见国际情形不

利于他,乃与中国订约,分三期撤退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条约虽签字了,俄国以

后又中途变计,日本乃出来与俄国交涉。光绪二十年(一千九百零四年)两国交涉

失败,就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起仗来了。那一次的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

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口本彻底的打胜了俄国,

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为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实上日本只

局部的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

铁路及其他经济势力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这样,日、

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收些渔人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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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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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述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以前,我们试回溯我国近代史的过程。我们说过,我

们到了19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19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

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19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

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

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妄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

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年由奕(讠斤)、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

案。简单的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

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的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

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

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们的更

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

的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

国。

  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族的第二个方案。

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

维新事业得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

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

后甘心作顽固势力的中心。满清皇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极雄厚,加

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潮。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我国近

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

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拳匪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

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等到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

族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伟大与孙中山先生的少年环境是极有关系的。

  中山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人,生于前清同治五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他

的家庭是我国乡下贫苦农夫的家庭,他小的时候就在田庄上帮助父亲耕种。十三岁,

他随长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他在那里进了教会学校。十六岁的时候,他回到广州

入博济医学校。次年,他转入英国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他在这里读书共十年,于

光绪十八年毕业,成医学博士。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正十九岁,所受刺激很大。

他在学校所结纳的朋友,如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多与秘密反对满清的会党有

关。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

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

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

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

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

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

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所提的

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

长期科学训练的。

  光绪十年的中、法之战给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绪二十年的中、日之战所

给的刺激更大。此后,他完全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政治。次年,他想袭取广州,以

为革命的根据地。不幸事泄失败,他逃到国外。在檀香山的时候,他组织了兴中会。

当时风气未开,清廷监视很严,所以兴中会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说政府腐败,国家

危急,爱国志士应该联合起来以图国家的富强。宣言虽是这样的和平,海外侨胞加

入兴中会的还是很少。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到美国、英国,-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

英、美的政治。在英国的时候,使馆职员诱他人馆,秘密的把他拘禁起来,想运送

回国。幸而得着他的学校教师的援助终得出险,后又赴法。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

外逃难的时期,也是他革命的三民主义初熟的时期。

  庚子拳匪作乱的时候,郑士良及史坚如两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广东起事,

不幸都失败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剧摇动了许多人对满清的信念,留学生到日本去

的也大大的加增,从此中山先生的宣传容易的多,信徒加增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

赞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绪三十年,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

并创办《民报》。这是我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宣言》及《民报发刊

词》,是中山先生初次公开的正式的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救国救

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后,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对他所拟的方案尚有不

少的补充,但他终身所信奉的主义及方略的大纲已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

词》里面立定基础了。

  《民报发刊词》说明了三民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各民

族割据其地,慢慢的各养成其各别的语言、文字、风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

遂成了民族国家。但在各国之内王室专制,平民没有参政之权,以致民众受压迫的

痛苦。18世纪末年,19世纪初年,欧人乃举行民权的革命。在19世纪,西洋人虽己

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社会仍不安。这是因为欧、美在19世纪科学发达,工

业进步,社会贫富不均。中国应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

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中山先生很激昂的说: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

  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

  未萌,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

  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这是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

的。

  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

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思想吗?有许多

人直到现在还这样的批评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当同盟会初组织的时候,就是

加盟者大部分也阳奉阴违,口信心不信。反对同盟会的人更加不必说了。他们并不

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他们所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其实中山先生充分的

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

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

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训政阶段是必要的,万不能免的。

中山先生说过: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

  人民之时期,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

  一流弊在旧污末由荡涤,新治末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

  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民,压抑新治。更端言之,

  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

  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者。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

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满清,反对共和政体,

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

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

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

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

不小心,我们就可召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

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

再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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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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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拳匪之乱以后,全体人民感觉满清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这种观察是

很有根据的。甲午以前,因为西太后要重修颐和园,我国海军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

新的军舰。甲午以后,一则因为西太后与光绪争权,二则因为满清的亲贵以为维新

就是汉人得势,满人失权,西太后和亲责就煽动全国一切反动势力来打倒新政。我

们固不能说满人都是守旧的,汉人都是维新的,因为汉人之中思想腐旧的也大有人

在。事实上,满人居领袖地位,他们一言一动的影响大,而他们中间守旧的成分实

在居大多数。并且他们反对维新,就是藉以排汉,所以庚子以后,满清虽逐渐推行

新政,汉人始终不信服他们,不认他们是有诚意的。

  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时候,她就下诏变法。以后在辛丑到甲辰那

四年内,她裁汰了好几个无用的衙门,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兵,派学生出洋,许

满、汉通婚。戊戌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

了。日本胜了俄国以后,时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在乙巳年

(1905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

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调整时期。

  丙午(1906)九月,厘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机关有内阁、军机处、六

部、九卿。所谓九卿,多半是无用的衙门。六部采用委员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

一,满、汉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责任不专,遇事推诿。并且自道、咸以后,各

省督抚权大,六部成了审核机关,本身几全不举办事务。军机处是前清中央政府最

得力的机关,原是内阁分出来的一个委员会,实际辅佐皇帝处理大政的。自军机处

在雍正年间成立以后,内阁变成一种装饰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军机处,此外

设立十一部,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这种改革虽不完满,比旧制实在是好多

了。但十一名尚书发表以后,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差了。

所以这种改革,不但未和缓汉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运动的力量。

  丁末年(1907年)满清决定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谘议局

于各省,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戊申年,满清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为预备立

宪时期。如果真要立宪,九年的预备实在还不够。但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满清全不信

任,故反对九年的预备,说满清不过藉预备之名搁置立宪。

  满清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

把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夺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宣统继位,其父载沣作摄政王的时

候,第一条命令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

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满清自取灭亡吗?

  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的图以武力推倒满清的政权。

丙午年,同盟会的会员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会党在浏阳和萍

乡起事。他们的宣言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满清,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

盟会成立以后第一次的革命,也是三民主义初次充当革命的目标。不幸失败了。同

时还有许多革命党员秘密的在武昌及南京的新军中运动革命,清廷简直是防不胜防。

  这时日本政府应满清的请求,强迫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中山先生乃领导胡汉

民、汪精卫等到安南,在河内成立革命中心。他们在丁未年好几次在潮州、惠州、

钦州、廉州及镇南关各处起事,戊申年又在河口起事,均归失败。同时江、浙人所

组织的光复会也极活动。丁未年五月,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此事牵

连了他的同志秋谨,两人终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带安徽新军一部分突破安

庆。他虽失败了,他的行动表示长江一带的新军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丁未、戊申两年既受了这许多的挫折,同盟会的多数领袖主张革命策略应该变

更。胡汉民当时说过;“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

革命军亦断不可起。”汪精卫反对此说,他相信革命志士固应有恒德,“担负重任,

积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但是有些应该有烈德,“猛向前进,一往

不返,流血以溉同种”。他和黄复生秘密的进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后事不成被

捕下狱。这是庚戌宣统二年的事情。

  汪精卫独行其烈德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胡汉民、黄兴、赵声正在南洋向华侨募

捐,想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向满清进攻。这是汪精卫所谓恒德。他们于庚戌年十一月

在摈榔屿定计划,先占广州,然后北伐,“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

军出江西趋南京”。定了计划以后,他们分途归国。次年辛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

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们的计划的实现。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

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的脑际。

  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

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最为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

北、湖南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

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借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

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

策,铁路国有也是不可非议的。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满清已丧失人心,就是行

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原故,

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同盟会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广东,但自黄花岗失败以后,陈其美、宋教仁、谭人

凤等就想利用长江流域为革命策源地,他们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特

别注重长江中游之两湖。那时湖北新军中的蒋翊武组织文学社于武昌,借以推动革

命。在湖南活动的焦达峰及在湖北活动的孙武和居正另外组织共进会。这两个团体

虽有同盟会的会员参加,并不是同盟会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颇有磨擦。经谭人凤

调和以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始合作。

  同盟会的首领原来想在长江一带应该有好几年的预备工作,然后可以起事。但

四川、湖北、湖南争路的风潮扩大以后,他们就决定在辛亥年〔宣统三年,1911年)

秋天起事。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

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仓卒之间定八月十九

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

门。总督瑞徵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于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

逃走,武昌便为革命军所据。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作革

命的都督。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

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

生激烈的战争。满清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

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

个古老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

  满清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

不会生效的。袁世凯替清室谋得的不过是退位以后的优待条件,为自己却得了中华

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的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满清,这是革命惟一的成绩。满清打倒了以后,我们固然扫除

了一种民族复兴的障碍,但是等到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与民族内在的

各种障碍对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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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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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元年的民国有民国必须具备的条件吗?当然没有。在上了轨道的国家,政

党的争权绝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内战。军队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军队总

服从政府,不问主政者属于那一党派。却是民国初年,在我们这里,军权就是政权。

辛亥的秋天,满清请袁世凯出来主持大政。正因为当时全国最精的北洋军队是忠于

袁世凯的。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所以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与这个原故有关。

我们以先说过,在太平天国以前,我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

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了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不过湘军和淮军

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朗,所以没有引起内乱。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

军就转而尽忠于袁世凯。

  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不拥护民国的宪法呢,我们老百姓的国

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卫国家,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如不

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

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我国人民乡族观念之深,

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

  工商界及学界的人何以不起来反对军阀呢?他们在专制政权下作了几千年的顺

民,不知道什么是民权,忽然要他们起来作国家的主人翁,好像一个不会游水的人,

要在海洋的大波涛之中去游泳,势非淹死不可。知识阶级的人好像应该能作新国民

的模范,其实也不尽然。第一,他们的知识都偏于文字方面,古书愈读的多,思想

就愈腐旧,愈糊涂。留学生分散到各国各校各学派,回国以后,他们把万国的学说

都带回来了,五花八门,彼此争辩,于是军阀的割据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第二,

中国的读书人素以作官为惟一的出路。民国以来,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唯恐天下不

乱,因为小朝廷愈多,他们作官的机会就愈多。所以知识阶级不但不能制止军阀,

有的时候反助纣为虐。

  那末,我们在民国初年绝对没有方法引国家上轨道吗?有的,就是孙中山先生

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早已知道满清不是中国复兴惟一的障碍。其他如

国民程度之低劣,国民经济之困难,军队之缺乏主义认识,这些他都顾虑到了。所

以,他把建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但是时人不信他,因为他们

不了解他的思想。他们以为满清是我们惟一的障碍,满清扫除了,中国就可以从几

千年的专制一跃而达到宪政。这样,他们正替军阀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古人所谓

“欲速则不达”。在民国初年,不但一般人不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同盟会的会

员了解的也很少。中山先生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作他的后盾。至于革命更谈不到。

当时军队的政治认识仅限于排满一点,此外都是些封建思想和习惯,只能够作反动

者的工具。中山先生既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和健全的革命军帮他推动他的救国救民

族的方案,他就毅然决然让位与袁世凯,一方面希望袁世凯能不为大恶,同时他自

己以在野的资格努力造党和建设。

  假使我民族不是遇着帝国主义压迫的空前大难关,以一个曹操、司马懿之流的

袁世凯当国主,树立一个新朝代,那我们也可马虎下去了。但是我们在20世纪所需

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

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大政客。在他的任内,他借

了一批大外债,用暗杀的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敌宋教仁,扩充了北洋军队的势力,与

日本订了民国4年的条约,最后听了一群小人的话,幻想称帝。等到他于民国5年6

月6日死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件于国有益、于已有光的事情。

  袁死了以后,靠利禄结合的北洋军队当然四分五裂了。大小军阀遍地皆是,他

们混打了十年,他们都是些小袁世凯。到了民国15年的夏季,中国的政治地图分割

到什么样子呢?第一,东北四省和河北、山东属于北洋军阀奉系的巨头张作霖,他

在北京自称大元帅,算是中华民国的元首。第二,长江下游的江、浙、皖、闽、赣

五省是北洋军阀直系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氏原来是吴佩孚的部下,不过到了民国

l5年,孙氏已羽翼丰满,不再居吴佩孚之下了。第三,湖北同河南仍属于直系巨头

曾拥戴曹琨为总统的吴佩孚。第四,山西仍属于北洋之附庸而保持独立而专事地方

建设之阎锡山。第五,西北算是吴佩孚的旧部下而倾向于革命之冯玉祥的势力范围。

第六,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属于一群内不能统一,外不能左右大局的军阀。第

七,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是革命军的策源地。从元年到15年,我们这个国家的演

化达到了这种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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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惯彻总理的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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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节略有删减]

  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并下总动员令。这是中华民国历

史上的大分水岭,此前我们虽有革命志士,但我们没有健全的,有纪律的笃信主义

的政党,此前我们虽有军队参加革命,但没有革命军。此后就大不同了。我们如果

要了解民国十五年北伐誓师为什么是个划时代的史实,我们必须补述孙中山先生末

年的奋斗。

  我们已经受说过,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宣布了他的革命方略,分革命的过

程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用不着说,军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军对

封建势力的扫荡和肃清,训政是一个革命党缔造宪政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民

国初年,这样的革命军和革命党都不存在,军阀得乘机而起,陷民国于长期的内乱,

人民所受的痛苦,反过于在满清专制之下所受的。中山先生于是更信它的革命方略

是对的。民国三年,他制定党章的时候,他把一党专政及服从党魁的精神大大的加

强,民国七年,俄国革命,虽遭到国内国外反动势力的夹攻,终于成功了。中山先

生考察俄国革命党的组织,发现其根本纲领竟与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异。原来俄

国也是一个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俄国的问题也是火速的现代化。在十九世纪,俄

国没有赶上时代的潮流,因此在上次的欧洲大战,俄国以二十倍德国的领土,两倍

德国的人口,尚不能对付德国二分之一的武力。俄国的革命方略,在这种状况之下

当然可供我们的参考。难怪中山先生虽知道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有大不同之点,早

就承认列宁是它的同志。

  在苏联革命的初年,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列宁亦乐与中国携手。民国十二年

正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与列宁的代表越飞(JOFFE)共同发表宣言,声称在两国

在各行其主义的条件之下,共同合作。十二年夏,中山先生派蒋介石赴俄,考察红

军和共产党的组织,是年冬,苏联派遣鲍罗廷作顾问。十三年初中山先生召开全国

代表大会于广州,彻底的改组国民党,并决定联俄容共。同时蒋介石从俄回国。中

山先生就请他创办黄埔军校。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是报无限希望的。在开学的那一

天,中山先生说过:

  今天开这个学校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从新创造,要这学

校的学生来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十四年是革命策源地的两广的大调整时期,陈炯明勾结杨希闵及刘震寰意图消

灭新起的革命势力。于是有两次的东征,然后广东得以肃清。同时革命政府协助了

李宗仁和黄绍告肃清广西。

  不幸在这一年的春天,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了。从十五年七月九

日起的北伐,到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抗日战争,使读者们所熟知的,我们可以不必

细说。但是有三个重要方面我们不得不注意。

  第一, 抗战以来,国人不分党派区域均一致抗战。

  第二, 近年全国向近代化这条大道上迈进。铁路的加修,全国公路网的完成,

航空线的设立,无线电网的布置,义务教育的提倡,科学及工程教育的奖进,及国

防的近代化,都是近几年的大成绩。抗战以前全世界无不承认我民族已踏上复兴之

路。日本的军阀正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决计向我们大举进攻。

  第三, 九一八以来,决不轻言战,亦绝不放松民族近代化之推进。我们能从

“九一八”到“七七”得着六年宝贵光阴的建设,这是深谋远虑的结果。

  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能谨守中山先

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完~

[墨按]据陈旭麓先生的前言,应还有最后一节“抗战建国”,现在的版本节略掉了,

我也无法补上,好在于全书的大意无碍,且不去管它了。特此说明。

[补记]关于第七节,得热心网友z君之助,略为补全,甚是感激。0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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