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开始连载 -- 双石

　　陆训部副部长上任，与肖克合作得很好/“不学习就不配当团长”，“老资格”动了雷霆震怒/学习苏联经验一开始就存在不同认识，看不惯苏联顾问的“太上皇”态度/“学习苏联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刘少卿认为不能学贾桂/“反教条主义”使军队建设大伤元气，刘少卿侥幸未卷入漩涡/赋闲不得闲，将军小院成了上访老同志的“招待所”/不攀附不屈就，犟脾气的他有人讨嫌有人赞誉/老朋友新朋友，将军晚年生活其实色彩也很丰富/朴素的将军也是新潮的将军，舞场上最高龄的将军舞迷　

　　刘少卿在陆训部头几年的工作还是很遂心的，刘帅和叶帅器重，与肖克合作得也不错。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为土八路提供现代化正规化蓝本且给予实际帮助的军队只有苏军。这是一支第二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的绝对主力胜利之师，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与土八路们同宗同祖，所以“学习苏军”甚至“不走样地学习苏军”，似乎成了对现代化正规化非常向往的中国军队的当然选择。那时节陆训部也派驻有苏联顾问，象刘少卿这样的土八路们当然对“老大哥”们也非常尊重。

　　当时陆军战斗训练部的工作主要是组织演习和训练，刘少卿作为第一副部长也经常下部队。虽然对那会儿从整个军队来说对“现代化正规化”非常重视，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军委各部门都有许多具体指示和设想，但对于一个个“土八路”的个体来说，认识却参差不齐，许多干部都经历过长期战争煅练经验非常丰富，但文化程度却普遍较低。而且因为都是“胜利者”，都有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牛皮可吹，所以对于搞现代化正规化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认识不清或不足的问题。

有一次，刘少卿到杭州下部队组织演习，看到一个团长在上级首长部署工作只带耳朵不作记录，便问他为什么不作笔记。那位团长回答得倒也干脆：不会。

　　刘少卿很不满意：“不会为什么不学？”

　　“我是大老粗，学不了。”团长还是满不在乎。

　　腾的一下刘少卿就火了：“学不了？学不了你就当不了这个团长！”

　　说着他就叫来这个军的军长：“我建议这个团长马上撤职，让他自己先摘了‘大老粗’的帽子。”

　　军首长们一下就紧张起来，撤个团长那可不是件简单事儿呀。他们都来打圆场。

　　然而刘少卿这个九头鸟脾气上来了也是不管不顾，非要撤人家不可：

　　“过去打仗那么艰苦，我们还要坚持学习。现在条件这么好，不学习不说，还以‘大老粗’为荣。如此偷懒，怎么带兵，怎么搞现代化正规化，将来怎么打仗……”

　　军里的同志好说歹说好容易才把刘少卿劝住，回过头来又训那个团长：这位首长你可不能跟他乱顶呀，这可是个老资格，谁的账也不买，你没看咱们军长都不敢顶他呀！你要还想把这个团长当下去，以后就勤快点，跟上形势，不然迟早被淘汰……

　　其实不光是基层干部，就是象刘少卿这一级甚至更高一级的干部，也有基于过去经验过去胜利所产生的思维隋性。比如那会儿陆训部的训练课题中就有一个“原子弹条件的战役战斗”，许多人就发牢骚：我们现在连原子弹都没有，搞什么“原子弹条件下”？而刘少卿的看法却不同：原子弹我们没有敌人却有，战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当然要研究原子弹条件下现代战争的打法。况且，我们今天没有，并不意识着我们永远没有嘛！为这个，刘少卿还写过一些论述原子弹条件的战役战斗的文章，意在有针对性地澄清一些错误认识。

　　那时候，刘少卿们对于学习苏军，学习现代化战争的新知识，还是真心实意而且充满了热情的。然而由于双方的成长历史和国家背景的差异，在“教”与“学”的关系上，还是产生了多矛盾甚至冲突——这些矛盾后来还催化了中国军队一场影响甚远波及甚广的“反教条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生出的许多是是非非既伤害了许多积极推动中国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同志，又对军队团结和正规化建设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时隔多年实事求是地讲，这些问题并不在于某一个方面，从中国军队来说，确实存在着许许多多满足于过去战争经验而不思进取的狭隘观念——如上面那位团长那样，而苏军专家们虽然大多数人也是抱着真心实意帮助中国同志的目的来“顾问”的，但也存在着不顾中国军队实际情况盲目照搬苏军教条，甚至还有一些人以太上皇的恣态对待中国同志的情况。

　　刘少卿作为陆军战斗训练部的副部长就处在这种矛盾的包围之中，所以他对这两种情况都有切身的感受。

　　那时陆军战斗训练部有一位大校处长叫吴伟，人很能干却是个酒坛子。有酒必喝，每喝必醉，经常出洋相。一次在河南组织演习，他又喝醉了，象个电线桩子一样地戳在路边，谁从那里过他都给人家一个敬礼。刘少卿和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郭天民从他身边过的时候就被他猛然间的一个敬礼和扑面的酒气给吓了一跳，弄得大家哭笑不得。很讲究军人仪表的苏联顾问见了直摇头，说你们中国军队有这样的大校军官这样真是太遗憾了。

　　这件事情传到肖克耳朵里他也很生气：吴伟这样太不象话了，刘副部长你要好好管一管。

　　然而那时的训总是各个山头人马汇聚而来的，都有自己过关斩将的历史，彼此之间谁也觉得不比别人矮三分，本身就存在着需要磨合的问题。这位吴伟是肖克带来的同志，刘少卿当然很注意这中间的分寸，所以管束起来自然也不太放得开手。倒是郭天民这个直筒子有点不管不顾，敲着吴伟的大校肩章就训了一通：吴伟你这么着可不行，你这副牌子都是肖克替你扛起来的，你怎么还这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

　　搞正规化的人本身就吊儿郎当，这种问题当时并不少见。

　　然而苏联顾问又有苏联顾问的问题。1956年在青岛组织“胶东半岛海岸防务演习”时，苏联顾问要全盘照搬苏联那一套，要吴伟按苏联军队的装备标准为参演部队配备许多超短波电台，而那时中国军队的装备根本就不到这个要求。但拉什林科少将一定要吴伟这样准备，吴伟虽然能干却也不是魔术师，没法一下子就变出这么多电台来。拉什林科当下就拉下脸来对吴伟大加训斥，就象训斥自己的一位部下。

　　刘少卿在一旁实在看不过眼，立即叫拉什林科住口：“你是我们国家聘请的顾问，怎么能用这种态度训斥我们军队的一位大校？我们国家很穷跟你们国家根本没法比，不可能象你们一样有那么富有的家当，你这样要求我们根本没法办到……。”

　　拉什林科虽然很不服气，但刘少卿的军衔与他平级，他也不敢象对吴伟那样放肆：“我要去找你们的郭天民上将……”

　　刘少卿也没好气：“你去吧！”

　　郭天民这个炮筒子听了拉什林科告状就批评刘少卿和吴伟，要他们尊重顾问同志。

　　刘少卿这个老资格平日里跟郭天民之间讲话非常随便，当下就顶了回去：“拉什林科每个地方都要用超短波电台，我们哪有那么多？他要吴伟搞这么多，吴伟当然没有办法。他象太上皇一样地训吴伟，我们怎么可能信服？你郭副部长要批评我们，应该先向我们了解情况嘛……”

　　说实话，当时就有人“不走样学苏军”很有些看法的，有一次彭绍辉就对刘少卿说过：我们恐怕不能全按苏联那一套办，还是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还考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在场的肖克和郭天民听了都没有表示意见，但同样在场的刘少卿则认为彭绍辉说得还是很有道理，起码咱们不能象贾桂一样老在人家面前站不直腰来

　　客观而言，当时从训练总监部到军事院校，盲目照搬苏联教条的情况也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那时有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员到四川剿匪，也有人照搬教条来个“炮火准备”，结果炮火一响，土匪都钻山沟跑散了。而且苏式装备有些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比如有一次演习在黄河上架舟桥，苏式舟桥架了好久就是架不起来，周恩来总理看了都不理解：我们长征时乌江上架桥都是些土办法，好象也没费什么事儿呀？怎么现在有了洋装备反而退步了？……

　　不管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其实都有其土壤其背景。

　　应该说，都值得反一反。

　　但是后来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走得不太正常。

　　首先是军委领导层对军队建设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现象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其间又或多或少地夹杂了诸多历史恩怨和宗派情绪，以致于运动步步升级，层层加码，甚至上纲上线到了“反党”的高度，伤害了同志不说，也给军队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反教条主义”首先是针对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的，尔后又波及到了训练总监部。

　　实际上训总内部在关于反教条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从1956年起就开始了，刚开始时压倒性的趋势并不是“反教条”而是“反保守”，具体针对的对象是张宗逊、孙毅、彭施鲁等人，1957年3月，训练总监部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时就产生了争论，当时训练部监部代部长叶剑英元帅还特别召集了一次训总的党委扩大会，企图以民主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分歧统一认识。然而始料不及的是，无论是四级干部会还是这次党委扩大会都开得不成功，认识没有统一分歧反而扩大了。有人给张宗逊等人上的纲也挺高——“拒绝学习苏军先进经验，死抱着我军经验不放”的“经验主义”，“保守主义”、“修正主义”、“反苏分子”、“逆流分子”、“右倾”、“右派”……，等等，还发展到部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刘少卿夏天从兰州当兵回来——当时实行“军官当兵”制度，部里的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了。气氛基本上是一边倒，都在朝“保守主义”开火。刘少卿回来正赶上过八一建军节，郭天民召集陆训部开会，会议要结束时一位参谋吴振林问他明天到哪里吃饭，刘少卿随口回了句回家吃。那位参谋一听就笑了起来：首长明天是八一，我是问我们在哪里会餐。刘少卿一听也笑了起来：你怎么不说清楚，我现在就象头骡子，你们不牵着我都不知道往哪里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郭天民误会了刘少卿的意思，以为是他对自己来主持陆训部工作不满，当下就拍桌子发了脾气：刘少卿你是不是含沙射影对我来管陆训部不高兴？刘少卿不知道肖克已委托郭天民来主持陆训部工作，郭天民这火发得他心中也莫名其妙，不过论起犟脾气来两人也有一比，刘少卿翻着白眼也来了句：你说不高兴我就不高兴了，怎么着？

　　当然后来事情说清楚了，两个喜欢发脾气的人都没往心里存事儿。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气氛的紧张。

　　那时的形势虽然是一边倒，上上下下都还不知道军委领导层对这场争论实际上已有了既定的倾向性看法，但风头转向的端倪已开始显露。当时刘少卿先后接到了陈伯钧和宋时轮的电话，意思都是让他转告肖克不要再批张宗逊了，不能再反下去了，再反就反到彭总那里了，不得了了。刘少卿也把这个话转告了肖克，而肖克则称现在我也控制不了形势了，群众要批呀……。

　　事实上也是如此，群众运动一起来，有时候就没边没沿，那时候大家都贴大字报，刘少卿也贴了一张大字报，不过刚一贴出来，就被两位副处长刘光第、蔡洪恩等撕了，说刘副部长你干嘛凑这个热闹惹火烧身哩？据后来刘少卿自己回忆，他那张大字报颇有点不管形势的仗义执言的味道，因为那时有人批判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的“训练工作的行政十二条经验”是“教条主义”，而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将的批判教条主义的文章则作为批判的武器是“马列主义的”。刘少卿的大字报主要观点是：李和甘的文章总的意思是一致的，不能说这个是教条主义那个就是马列主义……

　　刘少卿是老资格，大字报的内容虽然跟当时一边倒的形势有点拧，但一来贴出去不久就被撕了没有成为靶子，二来他在陆训部跟下边干部处得很好群众关系不错，也没谁去追究计较他。以致于后来“反教条主义”占了上风也没谁为这个表扬他，他自己当然更没想过拿这事儿去为自己邀功。

　　然而其他人未必能够有他这种幸运。

　　当时训总有位上校处长叫张东恒，他也写过一张针对张宗逊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也经郭天民等看过。后来风向变了，大字报的内容也就成了靶子，于是把这位上校吓得发抖。那时刘少卿还从会场上把郭天民请到到外边敲着他的三星上将肩章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数落：“张东恒的大字报你是知道也是支持的，你一个上将现在不讲话却把一个上校晾在前头，把人家吓得发抖，是不是怕把你这郭上将的牌牌弄丢了呀？放心吧，弄不丢的……”

　　“反教条主义”最紧张的时候，工作组的刘其人找刘少卿谈话交底要他站稳立场时，刘少卿还直言不讳地为张东恒的大字报讲话：“我看过张的大字报，看不出这有什么问题。”后来刘少卿在军事学院听了张宗逊的一个讲话，回到部里禁不住发了点儿牢骚：“有些人就是好给人扣帽子”，当时新任陆训部部长的李作鹏马上就很紧张地找他：“你最近在‘鼓吹’什么？千万别再乱说了，人家要把你划到‘反张宗逊集团’里去呢！”这事儿被反映上去，刘少卿还真就差一丁点儿就被人给归入“反党集团” 了。幸好那时李作鹏在会上说了句“刘少卿他就是这么个人儿，不是搞阴谋的”，好歹把这事儿给抹和过去了。

　　刘少卿是个职业军人，应该说在辩别政治风向上来说远不如把握战场形势那么敏感，对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的严酷性和严重后果，他基本上还是没有预见的。“反教条主义”发展到后来渗杂了许多宗派情绪，上纲上线最后伤害了许许多多的好同志——有些同志甚至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争论双方其实谁也没有得到什么益处，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更是大伤了一回元气。

　　“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刘少卿既没有被打击也没得到什么收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没学到什么东西，不象在从前，还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在三反五反等群众运动中，还学会了做群众工作”。他虽然没有卷进是非漩涡算是幸运者，但也多少受到了一些波及。

　　五十年代末，受“左”的观念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党内生活已经开始不正常，这已经不仅仅是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不久，刘少卿又亲眼目睹了一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阶级斗争”事件。那是五八年的一天，刘少卿率军训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回来不久，到高等军事学院参加一个会议。会前叶剑英找到他说：“今天这个会林副主席（那时林彪已经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也要来，你和他是老乡，散会后不要走，陪他吃个饭，饭后照两张相，让他也轻松一下。”

　　这本来是件好事，会后刘少卿陪两位元帅一起吃饭，三人聊得也很是融洽。

　　不料想饭没吃完，高等军事学院的政委王新亭上将就拿着文件来找林彪，汇报训总出版部副部长童陆生少将的“问题”。童陆生本是云南讲武堂出身的老军人，与朱总司令、叶剑英是前后期的校友，在北伐军第六军当过团参谋长，后来长期在八路军总部任高参。前不久他母亲去世，他回家乡办丧事，用他母亲的积蓄在当地建了一个以母亲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可他的母亲土改时成分划为地主，在某些人眼里这件事儿就有了“阶级立场”问题。林彪听了汇报之后，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对童陆生早有成见，当场就给这事定了性：“这样腐败的干部我们不能用！”

　　身为军委副主席的林彪此话一出，叶剑英也不好打圆场了，只好对王新亭说：“你把文件放下先回去，这事儿以后再说。”本来十分轻松的气氛，被这个“汇报”全破坏了，饭后三人也没照相。

　　刘少卿与童陆生都在训总工作，私交也不错，听了林彪的话之后，心情很是沉重，又不能跟什么人去说，只是回家后跟自己的夫人感叹了一句：“坏了，这下童部长要倒霉了。” 夫人再多问，他又不说了。

　　后来，童陆生因此事被开除党籍和军籍，遣送到北大荒劳改。直到72年才平反回到北京。这时的他，已经不再是将军，而是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一位中医了。童陆生回北京后，刘少卿多次帮助他联系安排各项生活事宜，两人来往甚密。童陆生对刘少卿说，58年时王新亭看上了他住的房子，他没有让，于是王新亭就挟嫌报复，给他扣了这么一个“丧失阶级立场”的大帽子。

　　“反教条主义”后肖克、李达等跟刘伯承、粟裕等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训总领导层也全面改组，训练总监部（后改为总参军训部）也改由张宗逊当家。可能是被视为肖克班底的人马，刘少卿的工作处境也大不如前，直至后来干脆就只从事一些边缘性的工作了。六十年代初，他主持了军训部训练靶场的选点勘定工作，这个靶场就是现在北京的“八一”射击场。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机关粮食供应不足，刘少卿提出将部里的大操场开垦出来种植粮食蔬菜，有人认为这样不妥，部队机关里怎么能开庄稼地？刘少卿说，目前是困难时期，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先克服眼前供应的困难，等情况好转了，操场还可以恢复。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准，总参军训部的大操场变成了农田，连续三年给机关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粮食。直到1964年全国供应好转，这片机关内的农田才又恢复成了训练操场……

　　到了1963年，刘少卿莫明其妙地“暂停”工作了。一年后，他被派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山西闻喜县西官庄公社去蹲点，完全脱离了原来的军事训练工作。

　　文革前，他就开始“赋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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