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开始连载 -- 双石

　　徘徊在武昌街头，差一点儿赶上南昌起义/今非昔比，黄春年也成了共产党？/三次变更单位，越走与党越近/打反动派？送信的传令兵差点回不来/少校军官代理营长， 传令班长火烧军械库/十六岁孩子走上生死场，血的洗礼让他觉得自己长大了/吴奇伟放了一个毛孩子非共产党，几年后却变成了一个真共产党。

　　刘少卿徘徊在武昌街头，前途渺茫，不知道往哪里去。

　　这个再次背井离乡的少年，衣衫褴褛，背着一个破斗笠，无亲可投，无友可靠，心中充满了怅惘。那时正值盛夏时节，烈日炎炎的武昌街头却透着一股股寒气。行人神情　紧张，面带惶惑，满大街都贴满了“打倒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打倒万恶的共产党”等针锋相对的标语。时不时还有军队押着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走过，也时有革命群众的游行队伍高呼口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这一切，都强烈地震撼和刺激着这个少年那颗徬徨的心。他小心翼翼有气无力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在街上，饿了喝口凉水，困了就露宿街头，又成了一个小叫化子的模样。

　　一天，他睡在测绘局大门外的布告栏下，苍蝇叮，蚊虫咬，一夜不能入眠。矇胧中看见一个穿长衫的人从大门里走出来。定神一看心中暗喜，这不是同族小名叫“泥巴头”的刘汉清么？这是当年一起在村里放过牛的小伙伴，论起辈份来还应该叫刘少卿为“三叔”。

　　刘汉清也看见这个一身泥土的“叫化子”是刘少卿，叫一声“三叔”，问他上哪去。

　　已经有了些社会经验的刘少卿存了个心眼儿，没敢说实话，只说是要到汉阳去找“大舅”。刘汉清在里面只是个当差的，也不够资格把这个叫化子般“三叔”往里带，饿着肚子的刘少卿也只好怏怏离去。

　　走着走着，一个人从他面前擦肩而过，还悄然丢下一句话：

　　“哎，小兄弟，你知道哪里招兵么？我去卖壮丁！”

　　“不知道！”刘少卿不敢乱惹麻烦，随便应了一声。

　　应了才反应过来，当兵不也是一条出路么？看这人的样子，恐怕也是逃出来的“工农革命分子”吧？他回头紧追两步：“哪里卖壮丁，我也去！”

　　那人看了看他：“小兄弟，你人长得又瘦又小，人家怕不会要！”

　　说完便匆匆而去。

　　其实这又是一个或许会产生“或许”的关头，如果那人真是逃亡出来的“工农革命分子”的话，那去“卖壮丁”处，很可能说的就是当时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或卢德铭任团长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此前不久，这两支部队在汪精卫酝酿“分共”之际，便以“招兵”之名，庇护和吸纳了大量从湘鄂两地逃亡到武昌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协会”的“革命分子”。然而就在半个多月以前，贺龙就已经带着这支队伍南下九江去了南昌，这时正和叶挺率领的第四军部分部队一起，酝酿发动著名的“南昌起义”；卢德铭部此刻也接到党的指示，隐蔽侍机，准备发动或响应起义。刘少卿如果此时硬跟了上去，很可能就是一个扑空，即或不因饥饿无助而走投无路，这么着在武昌街头徘徊下去，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好在又累又饿的刘少卿此时不明就里，也不敢乱跟上去，只是拖着疲惫的双腿漫无目的地走着。他手里摸着口袋里外祖父给的那四十文线，前思后想不敢动用——这可是救命钱呀，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呀！这时候，他脑子里出现了自己短暂学堂生涯中学过的孔圣人门下“七十二贤”中颜回那“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忧”，圣贤书这般写照用到此时此地的自己，真可谓铭心又刻骨啊。

　　走着走着，走到了两湖书院，又累又乏，他一头躺在了院门前的草坪上。

　　又是正在朦胧间，一阵歌声伴着整齐的步伐，让他睁开了双眼。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

　　高悬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横匾的院门里走出一支穿灰军衣的队伍，肩荷“汉阳造”步枪，雄纠纠气昂昂地走了过来。围观的群众中也暴发出一片“打倒帝国主义，铲除新军阀”的口号和欢呼声，人群中有人喜形于色，拍手称快，也有人窃窃私语，默然观望……

　　刘少卿一听这熟悉的歌声就来了精神，就象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阳光：

　　“莫非我们的北伐军又打回来了么？”

　　也是巧了，这时一位军人从队伍中跑了出来，高叫一声：

　　“少卿兄！”

　　刘少卿一脸愕然，这是谁呢？

　　定睛一瞅，他不由地喜出望外：这不是自己在江西当兵的结拜兄弟黄春年么？

　　这黄春年是江西吉安人，刘少卿在江西当兵时，他是第二团郭团长的马弁。刘少卿给赵聘三当差时，他们和其他几位军中好友一起结拜了兄弟。按当时习俗，结拜兄弟必须有八人，其中还得有一位是女子，所以赵聘三夫人张彩云也凑了个数。这黄春年当时在结拜谱中排行老六，而刘少卿年龄最小，排行老幺。

　　刘少卿看着这象是一支革命队伍，也就把自己出来逃亡的情况黄春年作了“坦白交代”，并问黄春年你们这里开到哪里去？黄春年回答说是去江西，刘少卿说那你们干脆把我带上一起走，也算是救了我一条命，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东西了。

　　随黄春年跟着队伍到江边上了船，刘少卿狠吞虎咽地把黄春年递过来的干粮一扫而光。这时黄春年才告诉他，这支队伍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实际上是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唐生智曾经想吞并这支队伍，经过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的周旋，才得以保留，现在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由叶剑英亲自兼任团长，黄春年所在的是教导团机关枪连。现在是根据张发奎的命令，出发东征“讨蒋”。

　　其实，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教导团的共产党组织正准备把这支队伍带向南昌，去参加起义。

　　这是1927年7月30日傍晚，一天后的深夜，南昌起义就暴发了。

　　教导团这个时候出发当然是赶不上参加起义了，而且行动也被张发奎觉察。

　　刘少卿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些个变故，船过团风时，他还遥望着家乡的山水，伤感不已。

　　8月4日晚上，教导团的船到了九江，却没有靠岸。

　　这时候，南昌起义已经暴发，起义军正撤出南昌，南下广东。教导团中的共产党组织原准备“就地响应”，因和起义军联络不上，也就没有卯然动作。然而张发奎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把自己最具有战斗力的“铁军”主力部队给拉走了，气也不打一处来。他唯恐教导团这支共产党人控制的队伍也跟着“造反”，所以率总指挥部先一天到达九江，准备缴教导团的械。

　　分乘四只轮船及拖带若干木船的教导团到了九江，却奉到命令“不准靠岸”，而且轮船和木船要捆到一起，掉过头来朝向武汉。河岸上的部队机关枪和迫击炮也对准了他们的船。岸上来了一只划子，把船上的军官们接到了岸上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据说张发奎咬牙切齿地对着他们吼道：“我对得起共产党，共产党对不起我，八月一日叶挺、贺龙已在南昌暴动了，请你们几位长官即速回去，收缴船上教导团所有的武器，送到总指挥部来，部队候令上岸……。”

　　张发奎也揭掉了‘国民党左派’假面具，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

　　就在军官们上岸的时候，教导团共产党组织也悄悄传达了指示：“张发奎怕教导团暴动，要收缴武器，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各人必须抑制感情冲动，暂时交出武器……。””

　　刘少卿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些，只是看见江上来了许多小船，教导团的武器都被装船运走了。缴枪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反抗，只是对来缴枪的人横眉怒目，内心既愤怒，又恐惧。而刘少卿看得很清楚，黄春年也显得十分紧张。

　　赤手空拳上得岸来，黄春年把他拉到一个饭舖坐下，兄弟俩这才得了个机会讲些悄悄话。

　　狼吞虎咽之间，黄春年问刘少卿这些年在家乡干了些啥。刘少卿毫无遮盖一五一十细细道来，当下黄春年就变了脸色，赶紧把这“老幺”的嘴捂上悄悄耳语：“你不要命了！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张发奎也要在这里‘清共’，我可能也要被清掉！你的这些事儿，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要杀头的呀！”

　　一听到“被清掉”，刘少卿心里有些明白了，这位“六哥”很可能是个货真价实的“共产党”。

　　已经从邓斌那里见识过“共产党”而且跟着“共产党”闹过一回革命的刘少卿，非但没有害怕，反而对眼前这位“六哥”生出了羡慕之心甚至自己也生出自豪之情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六哥成了“共产党”了！六哥是个“共产党”了！刘少卿对这位兄长油然生出一种似乎比兄弟之情更为深切的牵挂来，这种牵挂刘少卿后来真正成了革命队伍的一员时才真正闹明白：这就是阶级情谊革命战友情谊呀！

　　黄春年走之前，还是把“老幺”作了安排。他把刘少卿介绍到了吴奇伟的第十二师迫击炮营第一连，那里的二排长吴文华也是在江西当过兵，和刘少卿也认识。第一连连长姓焦，是个山东人，人很义气很豪爽，看见刘少卿是个外乡人，就让他在看护班做了个下士看护（实际上是负责卫生救护的救护员）。

　　刘少卿问黄春年到哪里去，黄春年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今后咱们兄弟俩能否见面也不知道。

　　兄弟俩眼泪汪汪，抱头痛哭一场。

　　这又是一次生离死别。

　　后来刘少卿随张发奎这支部队一路“追剿”南昌起义部队到了广东。据说因为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巧妙地利用了想抢广东地盘的李济深与张发奎之间的矛盾，建议张发奎“追剿”不要太积极，第十二师又是后卫部队，所以一路上没打什么仗。然而酷暑中沿赣江疾进到赣州的行军却把刘少卿拖得很苦，这位负责救护伤病员的“看护”自己却患上了虐疾，在炎热的夏季中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当他跟着部队拖到达广州时，已是形销骨立，面黄肌瘦。

　　到广州后，病体尚未痊愈的他听说当时黄春年所在的教导团驻在广州沙河，就赶过去打听这位“六哥”的下落，不料却听说黄春年已病死在广州北的冈村。究竟是怎么死的，他也搞不清楚——那时“清共”杀掉的“共产党”或“工农革命分子”，有许多也是对家人报“病死”。

　　刘少卿伤心欲绝，又大哭一场。仇恨的种子，也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到了广州，刘少卿在几个月内变换了几个单位，一次比一次离党更近。

　　先是在第十二师迫击炮营第一连看护班当看护，到广州后又被副营长陈干谋要去当了传令兵。这位陈副营长是高个子广东兴宁人，听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还是个黄埔生。陈副营长待人很和气，对刘少卿也很关照。可在他的手下也没干多久，又被陈干谋一位在第四军军械库当中尉军械股员的朋友要去当了勤务兵。

　　这位中尉股员姓陈，他对刘少卿也是很照顾。那时军械股除了一位也姓陈的主任和陈股员外，还有两位股员，一位叫随尉祖，湖南岳阳人，一位叫黄均烈，原来是军械库陈主任的勤务兵。陈主任、黄股员和随股员言语间反共意味很浓，刘少卿也不敢跟他们太靠近。

　　但刘少卿那时对什么叫做“白色恐怖”也体会不深，陈股员对很关照，他也就把陈股员当作可以诉说衷肠的亲人，竟然忘了黄春年的嘱咐，一五一十地把自己在家乡闹革命的经历告诉了这位中尉股员。

　　结果过了个把月，陈股员又把他送回了迫击炮营。

　　“这位姓陈的股员很可能是共产党员，至少是个革命的同情者。”多年后，刘少卿在回忆中感慨，“否则，他要是告了密，我就该倒霉了！”

　　陈股员把他送回迫击炮营，可能就是怕这孩子在那个反动窝里不小心说走嘴，惹出麻烦。

　　回到迫击炮营，他变成了营部中士传令班长，月薪24元——可惜一次也没领过。

　　这时迫击炮营长换了人，新任营长叫施恕之，广东琼崖人，在广州还有一处公馆。这位新任营长新任了没多久，又被调任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第三营营长。大概是这位营长觉得刘少卿聪明能干很好使唤，就把他也一同带了去，还让他当了传令班长。

　　这个“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很有些个来头和说道。

　　原来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就是卢德铭团长那个“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原名叫做“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该部驻在武汉国民政府——旧督军府内，所以人们又称其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就在刘少卿随教导团乘船赴九江之后两天，这支部队也乘船东下准备参加南昌起义，而且在黄颡口附近还曾与教导团的船队相遇，当时他们已知道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曾吹号联络教导团让其停止前行与警卫团靠拢，但未能得到响应，教导团到了九江即被张发奎缴了械。卢德铭率部在黄颡口登岸追赶南昌起义南下部队未果，遂接受中央指示，赶赴湘赣边界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其许多成员后来又跟毛泽东走上了井冈山。

　　警卫团参加了秋收起义，跟着张发奎回到广州的也就是一个空番号了。这时叶剑英已经参加了共产党并接受了党要扩建和掌握警卫团（实际上是重建）的指示。他遂以“广州城防空虚”的名义向张发奎提出建议，要求扩编警卫团。而张发奎正为粤桂战争和工农“闹事”而烦恼，也感到了广州兵力的薄弱，所以很痛快地采纳了叶剑英的这个建议。叶剑英便乘机推荐了梁秉枢任团长[①]（当时的共产党员），并安排了张诗教、陶剑寒（即陶铸）、蔡申熙等一批党的骨干到警卫团担任各个重要岗位的工作。当时警卫团编有三个营，每营有四个连，共有一千三百多人。其中第一营是第四军特务营改编的，部队驻观音山脚，营长张强光（是个反动分子）；第二营是李济深第八军特务营改编的，部队驻东堤及东教场，营长李达（也是个反动分子）；刘少卿所在的第三营是新建的，成员除自行招募的外，大多是党组织秘密派来的省港大罢工的工人纠察队员、广州的黄包车夫和两湖逃亡而来的“工农革命分子”，部队驻东堤二马路八旗会馆，大多数人都没有武器。这个营营长是施恕之，当时属革命同情分子，而副营长黄烈则是共产党员。

　　虽然不象教导团“红”得那么透彻，但这警卫团也算是共产党有些控制力的武装力量了。而刘少卿所在的第三营，又是共产党员们比较集中的单位，所以后来在起义时，成了警卫团的主力——起义发动时第一营营长反抗起义，团长梁秉枢前往解除其武装，被叛兵击伤，由蔡申熙代理团长；第二营态度不明朗，被令原地待命警戒珠江江岸，实际投入战斗的只有六个连，而其中主要是刘少卿所在的第三营。

　　刘少卿那时候不知道这些，他还在“跟着感觉走”。

　　几年后，当刘少卿在瑞金工农红军学校任教时，与时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的叶剑英谈起广州这一段经历，才从这位广州起义的领导者口中知道自己在广州这一段经历背后的这恁多的来头和说道。

　　处在中国革命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进程中的刘少卿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施恕之营长这或许出自一念之间的“一带”，也把他带到了他自己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头——他向着那面缀有镰刀斧头的旗帜，又大大地跨近了一步；他向着中国人民革命的武装斗争历程，又大大靠拢了一步。

　　一场风暴，正在悄然中走近他，而且要裹携他，推动他，引导他。

　　也要洗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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