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 -- 双石

　　其实刘伯承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石达开是亡于彝人之手。达开虽有“与彝人相安不犯”的正确政策，却无“各民族大团结”的鲜明旗帜和一贯宗旨，更乏审时度势正确实施政策的具体办法。石达开金银开路，换得土司头人的轻然一诺，顺利通过彝族区，是得其路；然而却无民族解放民族团结的鲜明宗旨和具体行动，并未真正赢得彝人之心，因而未能得其倾力相助。待到兵困紫打地而欲临时抱佛脚之时，却大势去矣，彝人土司头人谁也不愿冒身家性命之危险而跟石达开这个草头翼王淌浑水，反而趁火打劫，助纣为虐，行落井下石之能事。

　　前川军名将刘伯承对此很有些担忧：“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

　　聂荣臻很有信心：“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

　　于是，由朱德总司令署名的一纸布告开始先行：

　　文字通俗易懂，不光针对上层，对下层百姓，更具穿透力。

　　当然光靠这个不行。

　　刘伯承亲自对红一团进行动员：“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政府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区了。有一种传说，《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有孔明寨、盂获城等遗址。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红军总参谋长还再三强调，不仅要通过彝族区，还要在彝民中留下良好的影响。

　　后边的毛泽东也亲自向跟进的红军主力作动员，要求尊重彝族同胞，“把他们看成我们的兄弟，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军阀的压迫”。

　　这不是临时抱佛脚的权宜之计，这是缘自于红军的性质和其一贯的方针政策。

　　早在从会理北上的途中，红军总政治部就发出过《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各部政治工作者将此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除严守纪律外，每个红军战士都要　　“宣传红军的主张”，“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口号，动员他们帮助红军”，并“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

　　红军不光要得其路，还要得其助！

　　这就是朱毛与翼王的区别。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用事实来说话。

　　5月21日，第一先遣队主力红一团占领冕宁，县长和守军已押送“换班坐质”的彝民逃之夭夭。

　　5月22日，第二先遣队主力红五团消灭扼守小相岭隘口川军一个排后，进占越嶲。

　　两路红军，一样做法。

　　先开监，放出坐监的彝民首领和群众，款酒以待，废除延续多年的“换班做质”制度。红一团在大桥镇截住十来个正在劫掠汉族群众财物和“抢娃子”的彝民，一样好酒好肉款待，晓以“汉彝一家，共同反对军阀政府”的道理后放回。

　　然后“打土豪”——政策界限分明，只打汉家土豪，开仓放粮。

　　然后“扩红”。

　　这个就顺理成章了，光是后来跟第二先遣队到达越嶲的红十一团，一下子就扩了600多人。

　　其中有100多彝民群众——他们中有几位走完了万里长征，建国后成为宝贵的少数民族干部。

　　至于主动帮忙带路的，联络各处彝族村寨的，配合红军给川军制造麻烦的，那就更多了。

　　红五团就是在彝民群众帮助下，神速通过彝族区，轻取海棠，直抵大树堡，击溃守军王泽浚部一个连，造成了红军主力将从大树堡渡河的声势，直接影响了敌渡河总指挥杨森的判断。从而将王泽浚一个旅，杨学瑞旅一个团和地主武装羊仁安部牵制在富林地域，麻庳了上游守敌，为主力从上游渡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红五团和后来赶到的红十一团天天在大树堡征船造筏构筑工事，嚷嚷着要从此过河。

　　结果不光是糊弄了杨森，就连红军自己的干部战士都以为主力真要在此渡河了。

　　走“翼王故径”的刘、聂，遇到的麻烦比左、刘多。

　　虽然作了诸多铺垫，然而千百年结下的汉彝隔阂，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轻松化解的。

　　这条道上，彝族家支众多，除了彝汉矛盾外，他们自己之间也常常打得冤冤不解。家支的头人们，对这支过路的汉家军，怀里也揣着许多小九九，要讨便宜，捞油水，打秋风的心态，毕露无遗。

　　当然也有想找靠山的。

　　5月22日，从大桥出发的第一先遣队进入彝族区，就发现溪流的石头被搬开，山涧的木桥被拆去。路旁时常都聚集着手执刀矛棍棒土枪弓箭的彝民，成群结队，拦路挡道，伸手就要买路钱，给完一批又一批，这个说是罗洪家的，那个说是沽基家，没完没了。

　　好好歹歹一路往前挪，没走几步，又出大麻烦了。

　　工兵连一路铺路架桥，逐渐落在后边，结果让一群彝民扑上来按倒在地，抢走了装备器材。

　　衣服也被人扒了个精光。

　　因为有不能开枪的严令，工兵连被扒了个赤条条，却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生让人给欺负了一把。

　　连长王耀南等一帮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只得捂着羞处，面红耳赤连滚带爬地退回了大桥。

　　刚进至大桥的毛泽东见此，不仅不怒，反而哈哈一笑：

　　“好样的！你们模范执行了党的政策，任务完成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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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算最麻烦的，还有眼馋红军辎重装备，想动武找点便宜的。

　　先遣队走到喇嘛房，三面喧哗骤起，枪声不断，而大家却依然 “头不抬，眼不眨，只是前进”。

　　多年后，当地尚有老者称：“红军硬是枪子不进”。

　　向导害怕，请求红军还击，红军却称“没有命令，不能打！”

　　有家支头人以为红军窝囊，不堪一击，胆壮了不少。加上日前为了截回在冕宁“轮班作质”的各家“人质”，各家支曾联手设伏，把奉邓秀廷命正押送人质逃往擦罗的邓部团长李德吾所部和冕宁县长钟伯琴、团练局长邱为岗的民团打了个落花流水，缴下了枪，夺回了人，还添了“娃子”，头人们心正高，气亦盛，以为红军也必定如彼般好欺负，反而逼迫益甚。

　　刘、聂二人赶上来登高一望：先遣队三面被围，态势不利。

　　二人决定：示“威”促和，机枪、迫击炮占领阵地，准备自卫，同时向彝民喊话，宣讲政策。

　　无奈头人们利欲熏心，又没吃过红军苦头，不为所动，依然高声喧哗，步步进逼。

　　刘、聂万不得已，即令在“尽可能不伤人”的前提下，作有限度的“还击”——迫击炮上来向山后放了两炮，轻重机枪朝人前空地上齐射，几名手持“花机关”的红军战士则泅过袁居海子（今彝海，当时亦称鱼海），一路鸣枪，驱散人群，冲上坡顶，占领制高点。

　　这印象刻在了许多老者心中，“龙门阵”也越摆越玄，成了“红军过海如履平地，是下凡的神兵”。

　　彝民们没见过可以翻山的“找人炮”，也没见过一大堆连着响的“水机关”和“花机关”，更没见过打起仗来这么不要命且“枪子不入”汉家兵，当下就四散奔逃。

　　有头人逃过海子，“裤子都顾不得搂起”。

　　这下知道厉害了，红军可不是“不堪一击”的“窝囊废”。

　　红一军团青年部部长肖华、工作团团长冯文彬赶紧赶上前去，一路口干舌躁地喊话，宣讲政策。

　　这个时候，一位关键人物出场了。

　　沽基家支头人小叶丹。

　　小叶丹属于想给自己找靠山的那一类家支头人。

　　沽基家支当时正和罗洪家支打冤家，小叶丹很想找个硬靠山。

　　加上红军“开火自卫”发生在他的地盘上，其它家支的头人可以一逃了之，沽基家可是没法跑。而按过去经验，冒犯了官军“天威”，家支会被“烧杀一空”，看见红军打仗那个气派，小叶丹心中也七上八下，知道手下得不是地方，这便宜是讨不得也是讨不了的。

　　思来想去，觉得这或许是个“硬靠山”，所以就派其贴身娃子沙马尔各找上了门来。

　　那时的肖华和冯文彬虽然还是毛头小伙，却是老资格的红军政治工作者。当下就觉得是机会来了，很热情地就跟沙马尔各套起了近乎，言来语去，酒酣耳热，大家都拍起了胸脯。肖华称我们刘司令率大队人马要从此过路，到前边去打刘家军，大家结成兄弟一起干可好？

　　沙马尔各求之不得，当下金口一诺，愿与红军结盟，大家“讲和不打”。

　　两边挺正式的交换了信物：沙马尔各将座骑送与肖华，肖华以佩枪和几支步枪回赠。

　　刘、聂二人得知这个消息，连称肖华干得好干得好干得漂亮。

　　一会儿功夫，小叶丹驾到。

　　刘、聂二人陪同小叶丹到达袁居海子，斩鸡公，摆血酒。

　　刘伯承、小叶丹二人双双跪地，共发誓言：

　　“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

　　“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倘有三心二意，有如此鸡！”

　　刘伯承年长为兄，小叶丹年轻为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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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天色已晚，且前方其它家支的头人尚未疏通，部队当天已走不出百余里的彝族区，聂荣臻与刘伯承商量，当晚退回大桥宿营，邀小叶丹共饮晚宴。小叶丹约请大小头领十八人欣然赴宴，喝得是一团高兴。

　　刘伯承送小叶丹红旗一面，上书“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并发给红军总部的委任状，辅以10条“汉阳造”相赠。

　　小叶丹趁机提出与红军一道踏平罗洪家山寨的要求。

　　这个刘伯承当然不会同意了。

　　刘伯承一派大哥哥气度，跟小兄弟讲起了革命道理。

　　“刘文辉和罗洪家哪个坏？”

　　“当然是刘文辉啦！”

　　“刘文辉和罗洪家那个势力大？”

　　“当然是刘文辉啦！”

　　“那你一个家支，斗得过刘文辉么？”

　　“……”

　　“你和罗洪家都是彝家，自己人打自已人，刘文辉不是就可以坏得更厉害了么？”

　　“……”

　　“要和刘文辉这种反动军阀斗，彝家自己要团结。一个指头没有劲，十指攥拳才有力。我们共同的敌人应该是反动军阀政府。你说是不是呀，小叶丹兄弟？”

　　“好，兄弟听哥哥的。”小叶丹也是一条汉子，当下拍了胸脯。

　　当夜，刘伯承与小叶丹同榻而眠。

　　次日，由彝民群众一路联络护送，第一先遣队顺利通过彝族区。

　　红一军团主力和军委纵队随即跟进，向安顺场方向疾速奔去。

　　红军替天行道，得路又得助。

　　必须承认，石达开的文告与刘伯承小叶丹的结盟，都具有勿可置疑的功利色彩——借路北上。但是，后者因其民族解放民族团结的鲜明宗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民族政策贯彻的彻底性和一贯性，使之无论是对其当时战略目的的最后实现，还是对中华民族各民族大团结长远而积极的影响，都远远为前者所不能企及。原刘文辉部将领张伯言、杨学瑞、张怀猷等在多年后回忆，由于彝汉同胞的帮助，“……从战后拾得的红军行进路线略图来看，沿途大小路径里程多少，村落所在，居民多少，注解得非常准确，好像未来之前，即派有人实地勘察过一样。”同时红军一到，即得到汉、彝人民热情支援，担任向导，尤其是历来治蜀者一贯认为‘不可理喻’的彝族人，竟然都能和红军成为朋友，更为川军将领之预料所不及。

　　就在红军通过冕宁彝族区的前几天，赶赴大渡河下游设防的川军杨森部主力也拟按蒋公“克日取捷径”的命令通过雷波马边一带的彝族区直奔富林，不料却被舞刀弄杖踞险拦路的彝民武装挡了道，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横竖就是迈不过这道坎。刘湘派了一架飞机低飞示威也没用，过不去就是过不去。杨部无奈，只得转道屏山、叙府（今宜宾），经五指山、孟获城、犍为县西、峨眉北、金口河，兜了一个大圈子朝富林地域“转进”。而当他们距富林尚有两日行程时，朱毛红军主力却早已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两路夹河而上抢泸定桥去了。

　　结果是，“大渡河守备总指挥”部署的大渡河下游防务，全无用场。

　　说实话，刘聂也好，朱毛也好，都有点高瞧了杨森这个架子摆得挺足的“下游防务”。

　　后来国民党中央军薜岳部踩着中央红军的脚后跟撵了上来，也从冕宁彝民区通过。

　　因知道彝民对“刘家军”十分仇恨，薜岳下令所部多多宣传自己是正牌中央军，以求得彝民支持。孰不料部属们却惊异地发现，沿途彝民不仅不怕红军，而且还帮助红军。而　　薜岳虽对彝族头人羊仁安、张金波等赠银送弹，多方拉拢，却仍然无法象红军一样得到彝民群众的真心帮助。

　　这大既也是薜岳部进展迟迟的原因之一。

　　得路而不得助，与既得路又得助，当然也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这两支队伍不同的前途。

　　毕竟“被动让路”与“积极帮助”，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

　　红军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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