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zt 中共十大元老-- 陈独秀1 -- 好猫如诗

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取得了全国解放的胜利

　　1946年底，周恩来回到延安，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47年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策划和指挥了历时数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

　　1950年毛泽东曾回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3月18日到1948年3月23日，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一部分工作人员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余里，先后经过12个县，在37个村庄生活过。

　　开头几个月，特别艰苦和危险，有时距离敌军非常近，有时住和吃都很困难，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合住一个窑洞，共睡一个炕，批阅文件时坐在院子里小凳上，用锅盖放在膝上作桌子。

　　在转战途中，周恩来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人民经过敌军的抢劫、烧杀，生活很若，大家要爱惜他们的一草一木。1947年，周恩来在陕北作了一个报告，讲了蒋必败，我必胜。理由是：“第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做事的。”“第二，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第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得好。”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横渡黄河天险南下。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军队20年来首次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战略进攻。此作战方针，最初由周恩来提出来。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和平已没有希望。6月中旬，周恩来在南京与几位友好的爱国人士商谈国内军事势态后，给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

　　6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已发动全面内战，但广大中间人士对和平仍有幻想，周恩来彻底揭露了蒋介石不要和平坚持内战的真面目。

　　到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蒋介石要很快召开“国大”，周恩来则要争取第三方面人士中的大多数不参加“国大”。10月15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去电报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他主张“在‘国大’前后，还不宜打起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

　　1947年夏，蒋介石要打内战不要和平的真面目被全国人民认清，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受到残酷镇压，民主人士遭受迫害，而在战场上，经过一年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歼灭了敌军112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从430万人降至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降至150万人；人民解放军已从战争开始时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超过100万。国民党军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所谓“重点进攻”是把主力陷于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它的战略纵深的中原和江南广大地域十分空虚。

　　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中央前委指挥下，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此时，蒋介石手忙脚乱，派15个旅追赶，在前面平汉路许昌以南派五个旅堵截，皖西有三个旅防堵。国民党在湖北从夔门以下没有正规军，安徽除第46师外，只有48师的1个旅与74师的3个旅，在蚌埠、合肥、长江防线只有3个旅。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湖北全境空虚。你们如能乘胜攻占长江以北、大别山以南各线，必能威胁长江，分散敌人，开展局势。”

　　刘邓大军南下直达大别山区。同时，中共中央又派陈赓、谢富治率军南渡黄河；派陈毅、粟裕率军进入鲁西南。三路大军以鼎足之势在中原大地、江淮河汉之间展开了。

　　这时在陕北战场，也经过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了内线反攻。

　　周恩来说：“去年一年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现在战略也是进攻。”

　　1947年7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的战绩，估计战争第二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将超过敌人。9月，他在陕北葭县神泉堡作报告，提出第二年战争的口号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在蒋管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

　　1948年6、7月间，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歼敌9万多。7月11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1948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重点在北宁路”，“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如果战争的第三、四年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很严重，加上敌方的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胜利可能来得更快，我们应当有此准备”。

　　同月，华东野战军取得了解放济南、歼敌十万的胜利。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指出：这一胜利“证明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他认为，济南战役是三大战役的开端，决战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序慕是济南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周恩来亲自起草了很多电报，对于兵力部署、作战指挥、兵员物资补充等问题，有过详细的指示。1948年10月2日，周恩来就蒋介石从华北调兵增援锦州后，林彪对集中兵力攻锦州的方针动摇，并要华北的兵团支援东北这事，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电。电文中指出：“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的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打下该城。”15日，锦州解放，歼敌10多万。17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说：“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部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10月19日，长春解放，东北解放已成定局。2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要他们加紧修通中长路陶赖昭到四平段，以便解放沈阳后迅速修通中长路全段并向北宁路推进。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辽沈战役结束。

　　蒋介石与傅作义对于平津地区的守军是南下还是西撤举棋不定，明争暗斗。9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致华北、东北有关领导的电报说：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1948年11月17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指出：“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匪嫡系24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利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12月中旬，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平津前线领导人开始与傅作义派来的人员进行谈判，基本原则是争取敌方放下武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的精锐主力被消灭。15日，天津解放。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也胜利结束。

　　在指挥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参与各战略区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对许多战役均用电报作了指示。他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最多时一昼夜有22份。邓颖超曾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话后由他再来贯彻。”1948年，周恩来为中央军委拟定了《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番号的规定》。1949年6月，他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发布命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式样。

　　1946年12月16日，周恩来被任命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他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以学生为主体，广大工人、农民、教员、职员、爱国民主人士等都参加，展开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工部长后，1947年1月，调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系统，以配合解放战争，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2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蒋管区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

　　由于国民党的全面内战，因此军费支出猛增，物价飞涨。1946年6至10月，上海的工厂倒闭1600多家，工业产量只达到战前的四分之一。国民党接收的大批敌伪厂矿，大半没开工。外贸出现赤字，经济、财政趋向崩溃。民不聊生。1947年，学生界首先起来反抗。学生运动不断高潮。5月5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中，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

　　5月20日，蒋管区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浪潮波及到20多省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运动与工人罢工、市民运动、农民抗租抗税斗争等汇成一体，持续了一个多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5月23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各地在学生运动中坚持党的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描述过这时候的中国：“国民党的垮台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是经济、政治和士气上的。1948―1949年的混乱、骚动和危险，使城市居民痛恨国民党政府，因而也仇恨美国对它的援助。”

　　周恩来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既区别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合法主义，又避免了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冒险主义错误。1948年8月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说：“蒋近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进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

　　“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了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领袖的广泛响应。

　　国民党政府天津图书馆馆长时子周的一段话，反映了当时很多上层知识分子的心情。

　　人民解放军快来了，朋友们劝时子周赶快离开天津，时子周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国民党里面争权夺利，贪污腐化，互相倾轧，已经没有几个好人了，好人也不给他干了。共产党里头倒有不少好人呢！可以肝胆相照的人物，周恩来就是一个。”

　　周恩来一面协助毛泽东继续指挥全国范围的大决战，一面开始筹划建立人民的国家和政权。

　　从1948年秋开始，几百个爱国民主人士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从国民党统治区、香港、海外到了解放区。为使他们平安到达，周恩来作了细致的安排。

　　11月初，他受已到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代表委托，开始主持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1949年2月27日，他在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审阅修改了《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等，批示把它们印成《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供大家协商讨论。

　　1949年4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北平与张治中率领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谈了8条24款―《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17日，周恩来说：“这8条24款，南京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20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这些条款。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大军渡过长江。4月23日，占领南京。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任大会临时主席，致了开慕词。次日，他在会上作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说明：我们的共同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重点要摆在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上，周恩来被推选为常委会副主任，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

　　8月26、27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在会上他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中共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要长期存在。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次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27日、29日，会议在周恩来等主持下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方案。30日，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副主席。

　　下午6时，全体代表坐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此典礼上，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毛泽东宣读了碑文。周恩来手书的碑文，镌刻在庄严的纪念碑上。

　　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一位在场的外国人描写道：“在位于天安门广场的昔日皇宫主门的城楼上，悬挂着几个巨大的红色宫灯。在这座城楼上聚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员，他们是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升上了天空，乐队奏起了国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礼炮齐鸣。”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曾写道：“北京故宫的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广场。这支中国人民的军队，从头到脚装备着从国民党分子那里缴获的美国武器……他们连续不断地通过广场，历经两个半小时。”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政府首脑，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精力转到经济建设上

　　建国之初，北京曾经盛传过一件事：

　　一天，周恩来总理坐车到西苑飞机场（那时还没有首都机场）去送外宾，回来时，他看到路边上有一座新盖的大楼。他立刻对秘书说：这座楼是谁家盖的？建设计划中并没有呀！秘书回去一查问，果然这是计划外的建筑，是建筑公司利用几项建设后的剩余材料，自行动工兴建的。

　　这件事说明，周恩来对于建设事项的熟悉，真可谓全局在胸，纤毫不漏。

　　战争年代，周恩来管军事，也是这样。在大决战中，一次，作战参谋送来一份敌军兵力部署的详图，他一看，立刻指出，缺少了一支部队，漏写了。现在，他把自己缜密的心思、不倦的精力，用到经济建设上了。

　　周恩来的这个转变，是在1949年。

　　在新中国建立前，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着全国范围的大进军，他的心目中，是把战争放在第一位的。直到1949年7月，他还说：“现在人们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但是还没有完全胜利；我们已经开始建设，但是还没有结束战争。”

　　“我们的一切工作，首先要为着把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战争仍旧在进行，但是周恩来的思想已经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12月，他说：“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

　　周恩来总理，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当时，周恩来五十多岁，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敢说敢为，为人民共和国各方面的工作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1949年12月，他提出了“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不料想，1950年夏，发生了朝鲜战争，后来我国进行了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需要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出，同时，周恩来还要照顾到国内的事情。在国内，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重大任务，仍在进行，必须统筹安排。他的心是多么挂念着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呀！

　　当然，首先要保证战争的胜利，否则国家就会陷于危险之中。在战争情况稳住以后，他就在考虑怎样继续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了。

　　一方面是迫切的心情，另方面又要看客观的可能。这就反映为方针的几次变化。

　　1950年，国家预算赤字是百分之十二。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一个大胜利。当时，军费占全部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二，抗美援朝直接支出占军费的百分之六十，占全部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一。

　　1950年12月，周恩来手书1951年的概算总方针是：“既要照顾到国防开支急迫需要，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

　　到1951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这时他说：“抗美援朝仍应成为1951年各项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我们要“既保证国防急需，又照顾到财政状况及市场的继续稳定”，这时他加了一条：“同时也着手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

　　到这年11月，周恩来已改变了方针，是“既要保证朝鲜战争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建设”，把“战争胜利，物价稳定，进行建设”作为1952年的要求。

　　后来，毛泽东概括这十二个字成为六个字：边打，边稳，边建。

　　1952年度，军事费用（包括在朝鲜的战费）降到了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这年，国家经济建设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国防支开。

　　1952年，国内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

　　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五”计划、“二五”建议、“三五”草案、“四五”纲要草案以至不少的重要年度建设计划，都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或参与指导下草拟的。1952年初，按照周恩来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1954年4月，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调整为由陈云任组长的八人小组编制“一五”计划。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聚会广州，用了一个月时间，审查通过修改以后的“一五”计划草案，然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然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颁布实施。总的说来，“一五”计划草案曾经进行过五次重大的修改和充实。周恩来经常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对计划包括细节――进行研究，直到最后定稿。

　　“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是很成功的。这个计划的完成，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草案”提出了“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

　　1953年初，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上说：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动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度的建设计划而奋斗，是我们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1954年9月23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讲：“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旧中国为什么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因为落后，首先是经济落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中国人民直不起身来，处于被压迫、被榨取的境地。革命胜利了，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是改变了生产关系，这就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中华民族才能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说自己要说的话，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

　　周恩来的这个思想在脑海中是很牢固的，贯穿他的一生。十年后，1963年9月5日，他在接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时，还对他们说：取得完全的独立，建设和改造一个国家，是个更艰巨和长期的任务，不只是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要上百年。关键不仅是取得政治独立，而且要取得经济独立，才算是真正的民族独立。

　　实行每个五年建设计划，是我国经济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曾经多年任周恩来经济秘书的吴群敢说，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草案，“在此期间，所有苏联援助建设的项目，包括选址、规模、配套等等，都经周恩来逐个审定并电告苏方首脑洽商。‘一五’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立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初步改善了我国工业的地区布局”。1952年8月，周总理审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后和陈云、李富春、李强、阎宝航等同志以及计委、经委的部分同志到苏联去谈判，在双方协定苏联对我国的援助项目时，开始是九十项，以后增加五十一项，合共一四一项，到1956年时经过增补，成为一五六项，这一五六项援助项目，从项目定下来，到供货、安装、生产，以及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进行施工设计、试验研究等，周总理都是亲自过问的。

　　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周恩来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就设想通过革命来建立新的政府，从而发展生产，开发实业，达到经济的发展。他说：“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世界上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学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那时候，才能使“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

　　现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在中国开始了，周恩来已经是政府总理，面对着旧中国半殖民地的极不合理的经济布局，他费了很多心血――对能源、电力、有色金属、重要煤矿等这类属于经济命脉性质的工业，放在什么地方；内陆地域的大片工业空白中，怎么布点等等，大到国家宏观安排，小到企业内部的一些重要措施，周恩来都考虑到。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抓紧经济建设工作，而且抓得很多，很广，很细，对许多部门的情况、问题、数字了如指掌，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重要企业，有的还不止去一次，50年代、60年代，一直这样。

“徐师傅，我拜你为师”

　　周恩来深入工厂、矿山基层，不光是视察、了解情况，而且也是学习。50年代他不止一次地到过上海钢厂。1957年7月他到上钢一厂二转炉车间时，登上了五号行车，恳切地对行车驾驶员徐金庚说：“徐师傅，我拜你为师。”他在徐师傅指点下，亲自驾驶了行车。

　　1958年7月17日上午和晚上，周恩来两次到上钢一厂，在炉前，他和工人一起挥舞铁锹，进料加矿石，尽管满头大汗，依然干劲十足。在劳动间隙，他和工人一起就地休息，聊天，了解情况。厂领导把冷饮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恩来一边擦汗水，一边看着手里那瓶汽水，问：“他们呢？”

　　一旁的工人扬起手中的汽水瓶：“我们都有。”

　　周恩来看见工人手中的汽水是白色的，自己手中的汽水是淡黄色的，就问厂领导：“怎么颜色不一样？”

　　“这是为总理预备的。”

　　周恩来慈祥而又严肃地说：“都是劳动者嘛，工人能喝，我为什么不能喝？不能特殊。”说着，他把自己手里的淡黄色汽水换了一瓶白色的盐汽水，和工人一起喝着谈起来。

　　周恩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非常内行，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广博的学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注意倾听大家的意见，直至亲自实践和体会。

　　周恩来把经济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在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概括出很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他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一定要落实到经济建设这个业务上；他认为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妥善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他认为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等等。

　　周恩来说，经济建设要有四个观念：整体观念，重点观念，先后观念，全面观念，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建设不看到整体不行，看到了整体，心中有了全局，才能够建设有重点，安排有先后，全面地考虑问题。他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突出地强调了要“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既分工又合作的事情，必须安排得恰当，才能把全部机器都运转起来，才不至于互相妨碍或抵消，这部机器不是简单的，是一部很复杂的机器，领导者对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得好。

　　1958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等因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周恩来在1962年说：“这四年，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本身就没有综合平衡”，结果是“被迫地大调整，被迫地后退”。为了改变“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不协调现象，就必须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的积极意义，在于“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基辛格说：周恩来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周恩来也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的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他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一切为了这个国家和这个党。

　　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同志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他认为当时的情况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从这些话可以想见周恩来当时的沉重心情和坚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另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还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巨又坚韧的战斗，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说一些不想说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所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陈云说：“没有他，‘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彭真说：“他不那样做，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他是委曲求全，处境困难。”

　　周恩来的苦衷，从另一件事也可看出来。“文革”中，某省有一个干部，共产党员，贴大字报批评周恩来“别人怎么说你也跟着怎么说”。当地对这个人进行了批判，并且要进一步“审查”他。省委办公厅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就叫身边工作人员给省委打电话：“不要进行批判，不要施以压力。”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作秘书工作的顾明说过一段话，十分透彻地讲了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和态度：

　　现在有人提出来说周总理当时为什么不劝阻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批评毛主席？我个人认为在那个时间如果周总理批评毛主席，反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导致党的分裂，所以周总理不会批评毛主席，而且在“文革”初期周总理也没有意识到会发展成后来的那个样子。同时我认为周总理有个信心，就是他相信毛主席会自己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主席是逐步认识到了，如对王、关、戚，对陈伯达，“九一三”事件批判林彪，一直到批评“四人帮”。周总理做事就是要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分裂。如果那时批评毛主席，当时情况下的很多群众就要起来反对，所以我认为在“文革”中的不幸之大幸，就是党没有分裂，而且保证了基本的生产。

　　1971年美国的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回国后对总统尼克松说，他同周恩来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几乎无法隐藏他的苦恼。”尼克松认为这是不奇怪的。基辛格对周恩来的评语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小时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化大革命’要让我少活十年。”

　　有位经常采访周恩来会见外宾的记者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从没看见总理有倦容。可在1970年前后，总理的面容显然消瘦下去，头发也白多了。会见客人的时间一长，服务员就送上去一块热毛巾，总理擦把脸，又精神奕奕地谈起来。”

26年总理，其间经历了多少辛劳和风雨呀！

　　1974年6月1日中午，周恩来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中度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

　　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间一次常规的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到危难的年代里，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此，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然而不久，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一正确主张被否定了。全国的中心工作改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形势，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CC。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除了在政治上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把矛头公开指向周恩来外，还常常借故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无端干扰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并且迫使周恩来承担了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要从城里到首都机场往返数十公里。这对一个已经身患重病的古稀老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说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支病休，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直到1974年4、5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动手术，但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之后，他才交待了工作，向秘书口授“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作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8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又进行第二次手术。当周恩来住院这一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人们的心头无不笼罩上一层阴影。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人民从周恩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呕心沥血的努力中，认识到他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者，因而更加赢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他的身上。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当他步入宴会大厅时，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十余次之多。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党心、军心、民心所向。

　　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夺权时机已到。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意在闹掉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提议。邓小平坚决顶了他们。江青集团经过密谋后，派王洪文紧急赶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诡称“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在医院的周恩来得知“风庆轮事件”后，10月19日，在找了邓小平等同志了解了事情经过后，把当时毛泽东的联络员找到医院，向他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还表示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10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了“风庆轮事件”的汇报后，愤愤地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并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两次大手术后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毅然再度担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周恩来连续十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以及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问题，研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1月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并汇报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信尾表示，“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12月间，周恩来在医院中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异常繁重而棘手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周恩来事必躬亲，通宵达旦地工作着。他在审阅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增加老干部的名额。他在审阅了政府工作报告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几次研究，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之后，他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经过慎重考虑，叶剑英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因为目前正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在长沙，周恩来逗留了五天。毛泽东在谈话中劝周恩来安心养病，并再次称赞了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两人还谈到了“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王洪文搞宗派，指出：“江青有野心”。就这样，周恩来以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集中反映全国亿万人民迫切愿望的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这是他生前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后，由于过度劳累，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3月间，在作肠胃镜检查时，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月底又再次作了手术。对于自己的病情的一再恶化，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很显然，死神在向自己一步步逼近。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生老病死，周恩来专门谈到了生死问题，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就同邓颖超共同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回，在得知自己的病已经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说，不要保留他的骨灰。他坚信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责任的重大，自己的一进一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特别是在目前党和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更是如此。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自己坚守岗位。5月7日，周恩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了谭震林等同志，并专门接见了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医务人员。他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并表示“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3月到9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外出看望人4次。下面，举一些例子：

　　4月3日，在刚刚动完手术，病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因对方的再三恳求，躺在病床上会见了突尼斯总理努伊拉。

　　4月19日，得知金日成来访后，坚持下床会见，因脚肿穿不了皮鞋，特地赶制了一双圆口布鞋会见了金日成。

　　5月3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会后，经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商定，由邓小平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次会议使得江青集团的活动稍有收敛，从而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

　　6月9日，不顾医生的劝阻，前往八宝山参加“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并亲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周恩来一连鞠躬7次，以表示自己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歉疚之情。贺龙同志的家属见他病容满面，十分消瘦，劝他保重自己的身体时，周恩来表示自己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在场的人听到这句话无不心如刀绞，悲咽失声。

　　8月26日，会见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在讲话中希望他们加强团结，巩固胜利。

　　9月7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务人员的再三劝阻，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周恩来坦然而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并请客人转告齐奥塞斯库，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在旁陪见的同志解释说，这是指邓小平同志。周恩来最后预言性地表示：具有50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这是周恩来一生中难以计算的会见外宾中的最后一次。

　　在医院的这些日子里，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也不允许他安心治病。他必须时时注视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提防着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举一动。四届人大后，始终把周恩来视为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最大障碍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甘心企图组阁的失败，他们先是以反对经验主义为名，声称“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攻击周恩来。继而又利用毛泽东评论《水浒》一事，大批“投降派”，宣称“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在这种形势下，一生曾经历过无数次惊涛骇浪的周恩来，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心情十分沉重和悲愤，不得不为捍卫作为一个革命者高于一切的政治生命而奋起抗争。1975年7月1日，他在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完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围住了周恩来，要求同他合影留念。周恩来答应了，但表示：“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一句话说得大家心情沉重得都抬不起头来。他们曾跟随周恩来多年，深知他的为人，不论是怎样险恶的环境里，也不论在怎样沉重的心情下，都很少谈论到个人的安危，今天突然吐露出来的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呢？1975年9月间，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4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对他进行了手术。手术前，周恩来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十二”。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无法医治。为此，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就在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的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再度发生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10月下旬，医生们对周恩来再次进行了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询问邓小平来了没有？当邓小平靠近手推车时，他握住邓小平伸过来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起来。作为一个已经战斗了数十年、饱经风霜的政治家，周恩来虽然躺在病榻上，但仍然十分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他还可以强撑着自己看报，后来便只能依靠医护人员读报了。形势在一天天恶化，但是在这种悲剧面前，周恩来又能表示些什么呢？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不时地摇头叹息……

　　癌症的晚期是十分痛苦的。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握住医务人员的手，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每咽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念叨着：“一！”又咽下一口：“二！”……“三！”……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广泛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得他晕了过去。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想到的仍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仍是工作和他人，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1975年12月间，周恩来对前来看望他的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等人嘱咐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在同王洪文谈话时，他一再告诫王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底在长沙同他们两人谈话中关于“江青有野心”的那段话。12月20日这一天，周恩来的体温三十八度七，但他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他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他抱歉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随后，便昏迷过去。

　　12月底，当周恩来得知曾给自己理了20多年发的北京饭店朱师傅几次捎信要来给自己理发后，便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20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1976年元旦过后，尽管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抢救治疗，但周恩来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处于病痛极度折磨之中的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低声吟唱起国际歌，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月7日晚11时，当医生们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医生，他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