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zt 中共十大元老-- 陈独秀1 -- 好猫如诗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管家”

　　　　　　　　　　　　　　　　　　 ――全世界都敬仰的人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

　　周恩来的童年相当艰苦。祖父去世后，父亲无力持家，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和亲友接济过日子。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安，随伯父周贻赓去东北沈阳上小学，以后再没有回过家，甚至在他当了总理以后也没有重访故里。

　　早在少年时代，周恩来就关心国家的前途。一天，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一个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另一个同学说：“为明礼而读书。”一位店主的儿子老老实实地说：“为家父而读书。”他的回答引起哄堂大笑。笑声停后，周恩来回答说：“为中华之崛起。”在短短的一句回答里，体现了周恩来伟大的抱负。

在南开学校初露锋芒

　　1913年，15岁的周恩来离开沈阳，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当时我国正处于政治动荡时期。辛亥革命促进了人民的新觉醒，鼓励着青年人的心灵和思想，预示着一个新文化时代的即将到来。新文化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开花结果了。与其他一些已觉悟了的天津与北京等城市的青年一样，周恩来很快卷入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潮流中。在南开学校，他同过去一样地勤奋学习，但并未妨碍他获得新知识和开拓新思想。他还从孙中山先生赞助出版的刊物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后来，他又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周恩来读书的范围很广，从进步作家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到外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作品，无不涉猎。

　　周恩来在南开的第二年就成为一名学生领袖。他与三位同学发起了敬业乐群会，创办了《敬业》杂志。他虽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但极力推荐另一位创始人担任会长，自己担任副会长。在那时就表现出谦虚大度和不图名利的优秀品质。这个团体成了一个活跃中心，同学们常来借阅进步书籍，讨论最关心的问题，唱歌或做其他事。周恩来担任《敬业》的主编，常常撰写文章，还常常在校刊《校风》上发表对时局的见解。

　　周恩来在南开初露才华。据与他同桌学习、同室住宿了两年的同学张鸿诰回忆，周恩来在1916年春举行的全校国文会考中名列第一，为他们班赢得了荣誉。他还是南开“演说会”的佼佼者。连续两年该校的“演说会”在全天津的校际演说竞赛中，均获优胜。

东渡日本

　　周恩来从南开毕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找工作，二是进大学，他选择了后者，决定到日本留学。1917年9月，周恩来在朋友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期间，他希望能找到他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学会如何拯救祖国。当时，日本是中国优秀青年向往的国家之一。然而，后来他失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猛烈燃烧，军国主义的日本妄想趁列强在欧洲互相厮杀之机，加紧侵略软弱无能的中国。

　　周恩来在日本，开始学习日文，不久便掌握了日文语法，大致能阅读日本报纸。同时，他学习刻苦，准备考大学。然而，两个月后，他的注意力被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俄国十月革命――吸引住了。他努力探索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阅读他能找到的有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认真研究这一事件，了解它依据的理论基础。这是他第一次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从此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他的一生。

被捕入狱

　　1919年初，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决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在山东获得的一切“权利”转让日本。消息传来，留日中国学生十分激愤，于是开展反日运动。在这些爱国运动中，周恩来发挥了积极作用。因分散了精力，几乎没时间准备大学考试，结果没被录取。这时，北京以段棋瑞为首的军阀政府不顺民意，不理睬民众要它停止向日出卖主权的要求。周恩来感到祖国更需要他，便于1919年4月动身回国。

　　周恩来回到祖国，发现民情振奋，到处是要求变革的呼声。几星期后，愤怒迸发了。5月4日，爱国学生反对军阀政府的运动震撼了北京，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首都的大、中学生集中在天安门前示威，反对日本的侵略，要求惩办勾结日本的卖国贼。示威群众还焚烧了亲日派曹汝霖的住宅。天津学生也群起响应，在全市举行抗议游行，还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领导所有学生的爱国活动，学生联合会还决定出版一份报纸，宣传新思想、新潮流，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制造舆论。

　　周恩来从日本回国，便成为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

　　由周恩来主编的这份报纸每周出两期，极受欢迎。不久又改为日报，发行量达2万多份。妇女读者也很多，因它提倡男女平等，宣传破除束缚妇女们的封建观念。《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还吸引了教育界以外的读者，在华北各地和上海、南京都有订户。它呼吁所有的爱国者铲除封建官僚统治。周恩来作为主编，撰写了大部分笔锋辛辣犀利的社论，他还以“飞飞”的笔名发表文章。

　　同年9月，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学生组织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部分领导人又组成了觉悟社。已进南开大学学习的周恩来和回民学生领袖马骏成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杰出代表；女界爱国同志会方面推选的知名人士有郭隆真、邓颖超和刘清扬等。邓颖超当时15岁，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个。

　　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用笔名写文章。共编50个号码，由成员们抓阄决定。周恩来抓到五号，邓颖超抓到一号。为了听出来像中国人名字，他们都根据号码谐音取了笔名，周恩来称“伍豪”，邓颖超叫“逸豪”。

　　1920年1月，天津警方镇压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查封了学生联合会等爱国团体。觉悟社决定发起游行示威。由周恩来、郭隆真等领导示威群众到直隶省署请愿，20几名学生代表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关押了六个月。

　　在这段时期，邓颖超等人向警方头目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要求。一天，他们集合了24个觉悟社会员及支持者，要求警方允许他们替换狱中正在绝食的24名难友。他们说，警方关押的学生是他们的代表，应让他们去替换代表坐牢。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警方将拘留的代表转移到河北省法院，采取法律方式解决。在法庭上，站在被告席上的周恩来慷慨陈词控诉腐败的政府。

　　7月17日，24名被告全部获释。

　　8月16日，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等四个进步青年组织在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公园集会，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应邀出席会议。周恩来作为主讲人，在会上总结了天津爱国运动的成绩与教训。这是他根据中法之间勤工俭学计划赴欧留学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留法学习，寻求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

　　1920年12月周恩来到达法国，当时他才22岁，但已是经过“五四”运动革命洗礼的趋于成熟的青年了。他到了巴黎，引起了那些先期到达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们的极大重视。因为他在这之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新苏维埃国家方面已有名气，并且在国内也赢得了英勇不屈的青年领袖的声誉。

　　周恩来到法国有两个目的：一是加紧研究马克思主义；二是寻求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他为第一个目标所吸引，为第二个目标所推动。他越来越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这时，他成了坚定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如饥似渴地读书。

　　刚到巴黎，他住在郊区，靠勤工俭学得来的微薄津贴生活。他自己做饭，穿着尽管外表整洁，却有一点装体面的味道，特别是那条裤子，因穿得太久的缘故，裤腿似乎越缩越短了。他还从中国带来了一件类似鞋楦的小玩艺，用来补袜子。他养成了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的习惯，直到28年后他当上了总理也没抛弃。

　　第二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那时，中国和法国之间的通信十分缓慢，这个消息过了很久才传到巴黎。周恩来和在欧洲的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同年三月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在1921年7月建党前，国内外有8个共产主义小组在活动，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党成立后，原来属于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都被算为中共正式党员。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1985年5月23日发出的通知，所有这些建党前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入党时间均定为1921。

　　中国共产党的巴黎组织称作“旅欧总支部”，由赵世炎担任第一届总支书记，周恩来担任第二届书记。旅欧总支部领导的范围还包括德国和比利时。上任后周恩来立即着手创办一个刊物。

　　不久《少年》月刊改名为《赤光》，便成为中共在欧洲的喉舌。这份刊物在中国旅欧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吸引了国内的读者。第二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文章，作者署名“伍豪”，便是周恩来的老笔名。在巴黎，周恩来和勤工俭学者当中年龄最小的邓小平很亲近，把他当作小弟弟看。他俩常一起刻蜡纸。邓小平当时在刻蜡纸搞油印方面很拿手，还得了个“油印博士”的美名。

　　作为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常奔波在巴黎和柏林之间，而且在德国逗留的时间较长。有一次他去柏林，认识了比他年长12岁的朱德。朱德在国内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没被接受。周恩来认为他此时已够条件，并愿意介绍他入党。

领导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4年，为了推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更多干部担任务级职务。于是，便从欧洲召回许多党员。旅欧总支部书记周恩来也应召回国，于七月下旬动身回国。此时，26岁的周恩来已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相当成熟，准备迎接他所面临的各项任务。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发动北伐战争。战争势如破竹，席卷整个长江流域。革命军攻占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当时上海还在北洋军阀孙传芳手里。共产党便派周恩来秘密前往上海，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从内部夺取这个城市。1926年10月和1927年2举行的头两次起义因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而失败。

　　当时29岁的周恩来，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军委书记。到达上海后，他立即着手执行新任务。他与赵世炎、罗亦农领导了第三次起义。那时是3月中旬，北伐军进逼上海，胆战心惊的军阀孙传芳只留心通向上海的交通要道，完全没有觉察市内发生的事情。周恩来等决定3月21日中午举行总罢工，然后采取武装行动占领市政府。

　　根据周恩来与他的战友制订的行动计划，将上海分为7个区，同时发动起义。他亲自领导由5000名坚定的产业工人为先锋的武装进攻。很快，他们的起义队伍发展到几万人。虽然力量悬殊，刚发动进攻时，他们手中还不到200枝步枪，但是，他们的奇袭使敌人大为震惊。因为起义者缺少武器弹药，便想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办法――在空汽油箱内放鞭炮，模仿机关枪的声音，以壮声威。经过30个小时英勇顽强的战斗，起义者包围了全市各警察局及其他据点，彻底击败了敌人。次日下午6点，当局只得投降。周恩来与他的队伍占领了上海。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充分说明，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

　　占领上海的工人接管了军阀政府，但后来又被自己的同盟军出卖。蒋介石的军队开进市内，对他们发动进攻。

　　从4月12日起，上海变成屠场，周恩来与他的战友们转入地下。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在马路上横遭屠杀，赵世炎被国民党逮捕，于7月19日被害，罗亦农也于1928年4月21日被害。周恩来在地下党工人的掩护下，躲过了大搜捕。

南昌起义

　　周恩来机智地逃出上海，到了武汉。在武汉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又赶到南昌，开始下一个重大行动。周恩来受党的委派，在7月底到达南昌，领导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为挽救革命而首次独立发动的武装斗争。

　　4月以后，国民党到处搜捕他。周恩来化装离开了武汉，经九江取道去南昌。

　　周恩来当时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他到达南昌后立即开展工作。7月27日他在江西大旅社起义的指挥部召集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前委开会，讨论了当时的局势，决定于7月30日深夜发动起义。

　　驻扎在南昌附近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公开表示对蒋介石不满，同情革命，准备投身共产主义事业。那时贺龙还不是党员，没有参加在江西大旅社召开的秘密会议。次日周恩来亲自拜访贺龙，把他当作知心朋友，贺龙欣然同意参加起义，并把军队交与周恩来指挥。并对周恩来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

　　当时，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加上朱德指挥的第三军的一部分，共3万多人。实力可观，而国民党军队只有1万多人。

　　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革命军在预定时间发起进攻。公安局长朱德作出了贡献。他在起义前几小时，把国民党高级军官邀去吃饭，饮酒作乐，拴住了他们。战斗进行了五个小时，敌人放下了武器。1927年8月1日上午9时，起义成功后，成立了由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等。

　　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阶段。8月1日成为革命军队的光荣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

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党委会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来，又兼任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

　　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还有苏兆征、向忠发、项英、蔡和森，被选为候补常委的有李立三、徐锡根、杨殷。六届大会后的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及中央常委会主席。因苏兆征1929年2月去世，蔡和森1928年11月又不再担任常委职务，由李立三补上。因此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项英、李立三，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瞿秋白、张国焘。向忠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担不起领导重担，于是才华出众的周恩来便成为当时的主要领导人。

　　80年代初，胡乔木在审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周恩来》条目稿时，对六大后加了一句话：“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他说，有的老同志当年在上海工作了解这情况，说到过。李维汉也说过，当时“政治局的决策者实际上是恩来和立三。”

由领导毛泽东到支持毛泽东的领导

　　从1927到1935年，先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在地方建业；后来毛、周同在中央苏区工作，仍是周恩来处在领导地位。周恩来很尊重毛泽东，并支持毛泽东从事军事领导工作。1935年后，毛泽东实际上处于领导地位，周恩来便协助、配合毛泽东，在军事上取得接连不断的胜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12月又攻占湖南省西南边界的通道县城。这时，蒋介石已摸准红军准备北上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在北上路上部署了五六倍于红军的10几万兵力，布下口袋阵，等红军钻进去然后聚歼，而博古、李德仍按原来打算不变。在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开的一个紧急会议上，李德仍主张“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毛泽东则主张向西进军，进入敌人兵力较薄弱的贵州内地。

　　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的支持并通过了。会后，中央军委发出红军进入贵州的命令。博古、李德看到命令后，仍坚持原来意见，继续令部队经黎平、锦屏地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在黎平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博古、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出席了会议。经激烈的争论，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等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对毛泽东主张的支持是强有力的。周恩来后来说：在黎平争论非常激烈，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此后不久，就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1935年1月中旬，召开了遵义会议。会上，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会议还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月18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中央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月5日后，红军一渡赤水抵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村时，中央常委会讨论了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在军事上，大的行动就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决定。3月10日，会议研究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认为红军要到12日才能赶到新场，而滇军到时也将赶到新场与黔军会合，同时川军也可侧击红军，因此反对此行动，但因大多数人赞成，仍通过了。

　　晚上，毛泽东再三考虑不妥，手提马灯到了周恩来那里，建议重新考虑。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又召开负责人会议，说服与会者，取消了此次行动。此后，毛泽东鉴于作战指挥需集中，建议成立“三人团”（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南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毛泽东在组织上成为军事的主要负责人大约在1935年8月中旬。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在此次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的仍是周恩来。他认真分析了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红军如陷在这个地区没有前途；向南是不可能的，敌人已经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在那里集结了130个团的兵力；向西是大草原，条件更艰难；非到陕甘去建立根据地不可。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发言表示同意，说关于根据地的问题，现在要集中力量搞好川陕甘地区，可以使苏区建立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张国焘、彭德怀、林彪、博古、朱德、聂荣臻、刘少奇、王稼祥、张闻天等同意周恩来所拟定北进方针。会议全体通过了周恩来报告的战略方针。此次会议情况说明当时军事主要负责人仍是周恩来。

　　8月上旬，在开了4日至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周恩来因积劳成疾，得了肝脓疡病。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因病没参加。会上，毛泽东作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创建苏区的方针，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方针。

　　后来，张国焘违背两河口会议决定，反对红军北上，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

　　叶剑英见电后告知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等赶到红三军驻地和在那里的周恩来、王稼祥临时开会作出紧急决定，带领红一、三军迅速脱离险区，到达俄界。在俄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打电报继续催促张国焘北上外，还决定把已北上的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并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

　　193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军到达吴起镇，随即在陕北苏区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事先，张闻天考虑：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在会上，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也提出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军事，自己当副手。周恩来则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最后，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以后，中央军委领导一直是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任副主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直到取得中国革命胜利。

张学良说：“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停止内战，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

　　此时，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安。开始，他认为红军人数不多，打败红军没有问题，但是，他同红军打了几次，都吃败仗，东北军不到三个月就被红军歼灭三个师。他的部队被红军消灭一个师，就被蒋介石取消一个番号，他很担心这样下去，东北军将会丧失殆尽。这时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担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他要中共陕甘省委做东北军106师等军队的工作，12月底，红军与驻在甘泉县的东北军达成抗日协定，互不打仗。还组织几次战斗中俘获的东北军军官参加了学习班。1936年元旦，中央在瓦窑堡举行阅兵式，让学习班的人也参加。周恩来在阅兵式前讲话，号召东北军与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

　　学习班里的东北军军官高福源在苏区亲眼见到红军的所作所为；听了共产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亲切话语，受到很大启发。他决定回去把所见所闻告诉东北军，并亲自向张学良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

　　张学良正在想抗日而不得的苦闷中。

　　张学良在听了高福源的报告后很高兴，要高福源带一封信再去瓦窑堡，约共产党负责人在洛川相见。高福源到瓦窑堡见到周恩来，转送了张学良的信。周恩来热情赞扬他为抗日救国的事业作出贡献。然后，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洛川与张学良见面。张学良表示“希望跟周恩来先生亲自谈一谈。”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今延安）天主教堂进行会谈。

　　这次会谈通宵达旦，参加的人有张学良、王以哲和周恩来、刘鼎、李克农。李克农、王以哲等在外间，周恩来、张学良在里间谈。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周恩来在4月22日给张学良的信中说，9日会谈“快慰平生”，中共中央领导诸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在会谈后也对刘鼎说：“会谈后，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像中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地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像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他多好呀！”他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还说，经过这次会谈“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50几年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采访时，还回忆起这次会谈。报道说：他说“周恩来的反应极快，谈吐及见识不凡，使人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亲近信赖感。会谈中，我们达成了协议，取得‘中国应立即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的共同认识。”

　　1993年1月14日，张学良还同日本《东京新闻》记者佐藤光明谈到周恩来，说：“我们有共同的性格。这就是反应迅速，我们是坦诚相见的关系。”“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和大胆的人，使共产党强大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会谈后，中共中央接受了张学良的意见，改“反蒋抗日”的方针为“逼蒋抗日”，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一再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蒋介石一直不听，终于发展到张、杨“兵谏”―西安事变。12月12日，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

　　15日早晨，周恩来带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18人，骑马赶到延安。

　　17日下午周恩来一行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西安，途中，随机来迎接的刘鼎向周恩来汇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

　　周恩来到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时，已是下午六点多。他住在东楼的三楼，当晚，他就与张学良会谈。据张学良身边工作人员应德田回忆，张学良事后对他讲了会谈的内容：

　　张学良讲了劝蒋没有效果，才发生西安事变，逼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看来，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可能性。他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他们提出的八大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放他，拥护他作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分析、说：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符合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事变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争取到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会使中国今后走上更好前途，应该争取和平解决，走上团结抗日前途，反对新的内战。周恩来表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极表同情，决定对张、杨两将军实际的积极的援助，使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能够实现。

　　应德田认为：“可以说，虽然张学良将军当初就打算只要蒋介石同意八大主张就放他回南京，但真正最后的决定，还是周副主席来了以后的事。”

　　当晚，周恩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打电报，提出了“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18日，周恩来又与杨虎城会见，杨虎城周意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主张。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去电报说：“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向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中共中央接周恩来的两电后，在18日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发电报说：“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提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等主张。还说：“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9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周恩来说：“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杨虎城在12月29日致各县长公函中也说，蒋“曾向虎城表示”，“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并答应了六条。

　　放蒋，大家一致了。

　　然而，周恩来没想到张学良会送蒋介石回南京。25日，张学良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悄悄离开了玄凤桥高桂滋公馆，驰向西郊机场。卫士报告孙铭九，孙铭九立即去问周恩来知道不知道？周恩来惊愕地问：“我不知道，几时走的？”孙铭九说十几分钟前。周恩来马上与孙铭九乘车追赶，赶到机场时，飞机已上天。周恩来不禁叹息而回。

　　1937年2月，国共谈判正式开始了。周恩来多次到西安、杭州、南京、上海等地，一直谈到8月，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蒋介石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接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不仅注意与国民党蒋介石团结抗日，还注意同国民党内的不同派系特别是地方实力派加强合作，共同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