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传说中的“黑皮书”（上） -- 月树

“灰皮书”：中苏论战中的“反面教材”

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批“灰皮书”，即“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著作，作为“反面教材”供内部参考使用。对这一工作，毛泽东很重视。

　　“灰皮书”编辑出版工作是怎样开始的？和中央高层有什么关联？“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灰皮书”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和归宿？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中央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室（简称“国际室”）负责编译“灰皮书”的郑异凡，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灰皮书”的来龙去脉。

“灰皮书”的由来

　　“灰皮书”的编译、出版，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具体负责。

　　毛泽东历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重视“反面教材”，包括“老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对此有过多次指示。这些指示通过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传达给我们，而我们就按照上面的布置开展工作。

　　1960年底，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兼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王惠德兼任副局长。从那时候起，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就和中央，特别是中宣部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深深地卷入到中苏论战当中。王惠德曾一再向我们强调，“要当好中央的耳目”，“要做中央的书箱子”，中央需要什么，就能提供什么。王惠德还专门针对国际室的工作说：我曾问过许立群，编译局国际室要做些什么事。许立群说康生告诉他，过去编译局编过一本《伯恩施坦考茨基言论选》，毛主席看了，很有兴趣。但康生说这个本子太简单，他那里还有些德文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书，要许立群拿给编译局，重新编一本详细一点的言论选。

　　我们编译“灰皮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根据我们的推荐，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著作的单行本，如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的《俄国局势真相》、《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苏联的发展问题》等。这些书有的是由我们翻译的，有的是由人民出版社找人翻译的。

　　这些书统称为“灰皮书”，据说其名称和发行办法是康生提出的。康生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

　　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因为它需要运用不同的语言挑选每个人有代表性的著作，然后翻译加工。由于材料缺乏，有时得从几十年前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上去找。例如我们编布哈林、托洛茨基的言论，就一页一页地查看了几十年的《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当时编译局工作人手不够，需要其他单位给予支持。1962年11月8日，康生根据许立群的要求，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呼吁：“主席要我们编修正主义文章汇编，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些人的著作，要有系统地出一些书。正在做，有一个计划。12月可出第一批书。请外省同志帮忙，支援德文、英文人才。”

　　1963年底，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一批“灰皮书”。康生对中宣部的姚溱和包子静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主席讲了几年了，现在总算出了，你们要把这些书收集齐。

　　“灰皮书”的出版确实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中央办公厅的逄先知曾电话通知，“灰皮书”的购书证要送给江青；以后还通知说，“灰皮书”每次要送主席秘书林克同志若干本（两本或三本）。

　　由于《真理报》在“灰皮书”编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引起中央重视，决定影印复制编译局收藏的全套《真理报》。《真理报》的影印使我国各大图书馆和研究机关拥有了一份极为重要的资料。

　　“灰皮书”中的重头戏

　　在“灰皮书”中，托洛茨基的著作是“重头戏”。那时苏联报刊影射我党搞托洛茨基主义，中央认为需要予以反击。1963年七八月间，中宣部姚溱向王惠德传达：邓小平同志认为，赫鲁晓夫污蔑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非写文章答复不可，作为十评中的一评。

　　王惠德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国际室，主要由林基洲和我两个人干。我们的主要工作，一是推荐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翻译出版，等托洛茨基的某一本著作翻译出来后，由我起草内容评介，通过中宣部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向中央反映。另一项工作是把托洛茨基的观点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做成专题资料，上报中央。我们最先编了一个《托洛茨基污蔑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官僚化”与“蜕化变质”的谬论》，接着开了一个《托洛茨基论点资料选题拟目》，共开列了13个选题，送姚溱审查，姚溱表示同意。最后我们大体上按照这个选题计划编出了15个专题，于1965年4月基本完成。对这些材料我们加了小标题、插题和提尖（即把最尖端的语句提出来，刊在章节的前面，作为提要）。因为布置任务时并没有说明此材料准备铅印，只说供领导和少数人写反修文章时参考，所以标题和尖题都采用托洛茨基的原话，未加贬词，目的是把重要的语句点出来，以便于查找使用。

　　王惠德把全部材料转给姚溱，并在5月1日给姚写了个条子说：“听说那个托洛茨基材料准备印。印以前恐怕要把标题、插题改一下，改成《兄弟报刊》的插题的口气。因为现在是‘纯客观’的提要，恐不妥。”

　　5月7日，姚溱给编译局打电话说，托洛茨基的材料不要再多花时间整理，突击印一两百份，按专题印单行本，标题和提尖不再改。全部材料由姚溱定名为《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

　　这年6月，《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决定交给人民出版社出“灰皮书”。王惠德解释说，之所以要出版，是他觉得“《红旗》等单位写文章很需要这类材料，给钓鱼台印的，解决不了这些单位的问题，还是印灰皮书好”。于是，我们对译文做了校订，对标题和提尖略作修改，在能加贬词的地方加上贬词，书稿交人民出版社。

　　1965年7月，书分上下两册，共印500套。姚溱看了认为，此书不能出，因为它是我们加工的，把最尖端的东西都集中在一起了，流传出去不好。

　　结果此书只装订了50套，白皮，无封面，发给少数单位。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出版社才以“灰皮书”的形式出书。

　　我国出版过一些介绍毛泽东读书生活的著作，但都没有提及“灰皮书”。从“灰皮书”编译和出版的历史来看，作为“反面教材”的“灰皮书”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灰皮书”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央编译局，包括我们国际室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停顿，编译“灰皮书”的工作也受到冲击，不得不暂时停止。

　　上述内容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同殷叙彝两人调查得来的材料写成的。之所以调查，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有人贴大字报，说我们编译“老修正主义、机会分子主义”材料是为了“阎王殿”（中宣部）提供“反党炮弹”。为查清事实，我们展开了调查，访问了当时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一些领导人，查看了他们的“交代材料”，最后写了一个关于编译“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材料情况的报告，寄给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目的是希望他点一下头，认可这是毛泽东要的东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工作，以消除内部的争论。但寄去后一直没有回音，反而招来奇祸。在查清“五一六分子”时，我被突然隔离审查，关了50多天，后来又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当了两年的“非革命群众”。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最后，军代表才告诉我，我的罪名是“整康生的黑材料”。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康生是什么人了，就是他给中国的托派戴上“公开参加国民党特务机关”、“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的“莫须有”帽子的。他知道沾上“托派”的危险性，就把有关他负责布置翻译托派著作的工作的材料打成“黑材料”。那真是一个有理说不清的年月！

　　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灰皮书”的编译工作继续进行。最早恢复的是编译《布哈林言论》。这本书“文化大革命”以前已经编译完成了，但由于没有出书，“文化大革命”中原稿和清样都丢了，不得不重新开始查资料、翻译资料，都从头来。此后，人民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拉萨尔言论》、《巴枯宁言论》、《鲍威尔言论》、《托洛茨基言论》。这些书都写有“前言”，每篇文章前都加有“编者按”。这是出书的“通行证”，没有它不可能出版。重要的倒是言论选本身提供了有关这些国际共运史上重要人物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真实言论和思想，读者尽可以据此得出自己的结论。

　　“灰皮书”的归宿

　　岁月流逝，“文化大革命”后，这套“灰皮书”从内部资料变成了人民出版社全国知名的品牌书，从“反面材料”变成了研究国际共运史和国际政治的必读书，不仅推动了国内国际共运史和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对提高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我个人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我没有写过几篇文章，大量的时间和经历都投入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上了。由于当时的环境，我们整理的材料现在看来自然存在不少问题。不过，我们从事的第一手资料的收集编译工作，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形成了中央编译局国际室（现在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的独特风格：比较熟悉马列著作，拥有坚实的历史资料，能熟练地使用外语。

　　曾经听到外面的同志议论，说你们只需搞资料的编译就行了，研究可以由我们来做。殊不知，搞资料本身就是研究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绝不能把研究同资料工作割裂开来。我自己在编译过程中就大量接触到这些人物的资料，对这些人物有较多的了解，在这过程中开始形成自己的判断，对他们的思想作出自己的评价。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在“灰皮书”的基础上，我们又编译出版了一些“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著作，作为一般图书出版。例如，我和余大章合作翻译了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公开出版布哈林的著作。如果说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就，那么应当说，这首先得益于“灰皮书”的编译，以及其他的资料整理工作，使我们可以厚积薄发。

　　1988年，我出席在联邦德国举办的“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带去了我们在《布哈林言论》基础上编译的三卷本《布哈林文选》，在会上展览，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注意。因为这是当时也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选收文章资料整理最多的布哈林的选集。

　　1990年，我出席由联邦德国左派学者举办的“托洛茨基问题国际学术会议”。会上有一位西方学者以轻视的态度说，你们苏联和中国学者没有可能谈论托洛茨基问题，因为你们连他的著作都不可能看到。这话击中了当时苏联学者的要害，与会的苏联学者中除了一位来自马列研究院的学者能够进入苏共党务档案馆，看到托洛茨基的东西以外，其余学者是难以看到托洛茨基的著作的。我就发现一位苏联与会学者写的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由于没有看《托洛茨基自传》而出现明显的错误。但是中国情况不同，我当即站起来发言，详细列举了中国在解放前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和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即“灰皮书”）。这位学者继续追问，中国学者能看到吗？我告诉他，“灰皮书”是内部发行的，但凡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都可以看到。

　　“灰皮书”的出版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也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人已经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到世界各国的各种著作，出版社也无须采用“灰皮书”的形式出书了。不过，我还是希望有人、有出版社热心于各种思潮、各种学说的资料编译出版工作。■摘自《百年潮》2006年第7期郑异凡文来源：《新闻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