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个前国军勤务兵的故事（一） -- 双石

这位作者的孩子也是你们中的一个，现在也在北美学习和生活。

　　近年，思想界和文化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对其中的思想改造运动及人文精神，多有议论、争论，一位曾被称为“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领袖”（李泽厚）和另一位著名学者（刘再复）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愫和救世情怀，甚至在香港出版了一本题为《告别革命》的书，认为“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批判20世纪中国对革命方式而不是改良方式的历史选择，并以其伤感的诗人情调悲叹：“这真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

　　对历史的理性反思深刻与否，归根结底，决定于反思的本身是否根植于历史的沃土。

　　本文，以一位年逾古稀老人亲身经历思想改造过程中的“疯狂与幼稚”，向当代人，更向当代学者展示中国革命史上与人文精神密切关联，割弃不断的一处“告别革命”论难以诠释的历史剖面。

　　老人叫罗珠成，半个世纪前，在国民党第60军暂编21师第2团给一位军官当勤务兵。1948年10月，曾泽生将军率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反蒋起义不久，罗珠成被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由此，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灵魂大革命。

　　“刚起义的时候，我们这些当兵的，认主子啊！就跟电影《末代皇帝》溥仪身边的奴才一样一样的。”在国民党军当过近4年勤务兵的罗珠成，对思想改造前夕的往事与旧我，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那场荡涤灵魂重塑自我的“泪血大控诉”，记忆犹新。

　　在旧军队，罗珠成是“认主子”的奴才。

　　“认主子”的奴才，又何止罗珠成一人？

　　解放前，旧军队数百万士兵，旧中国几万万百姓，有几人，不是麻木无知的奴才？有几人，不是祖祖辈辈的奴才？

　　罗珠成的家，在云南省石屏县宝秀乡大样营村。

　　解放前，他家是一户没有一分土地的佃农，完全靠租本村地主张某的田维持生活。罗珠成的父亲是个种田能手，很能干，经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辞辛劳地带着全家人去经营租来的田地。然而，由于地租太高，收获的稻子七成交租，只有三成归自己，全家人一年苦干下来，依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贫困生活。

　　罗珠成兄妹7人，只要大一点的都得干活，割草、喂猪、放牛、挑水、打柴、带弟妹，只要能干的都得干。

　　7岁的时候，罗珠成就独自上山砍柴了。砍柴的路上，他连草鞋都舍不得穿。夏天，走到石板路上，石头被太阳晒烫脚了，才把草鞋穿上，石板路一过，脱下草鞋挂在担子上，继续挑柴赶路。

　　13岁那年，父亲托人将罗珠成送到本村一位姓张的大户人家当长工。

　　父亲盘算：“家里张嘴吃饭的人太多，你去了，能省下一个人的口粮。”

　　母亲叮咛：“侍候大户人家要听话，要勤快，免得挨打。”

　　大户人家的主人当时在路顺县（今澜沧）当县长，同村一个姓王的在张县长下当县保安队的大队长，姓王的每年替张县长赶两次马帮，将任内捞取的银圆、大烟等驮回村，再将本村特产“臭豆腐”驮往滇缅边境出售。

　　罗珠成和同村几个外出“找生活”的人，就由姓王的带往路顺县，一路大山，走了六七天，罗珠成年纪小，实在走不动了，就拉着马尾巴咬着牙往山上爬。

　　到路顺的第二天，罗珠成就开始给张县长家干活，实际上是给张县长的三个孩子当保姆。做饭、洗衣、倒便盆、收拾房间、挑水、劈柴、送孩子上学、接孩子回家，什么都干，根本闲不着。

　　张县长的三个孩子，老大14岁，是个女孩子，上6年级；老二11岁，是个男孩，上3年级；老三也是男孩儿，才6岁。女孩子大了，要管的事少些，最麻烦的是老三，又顽皮，又爱哭闹，为他的事，罗珠成没少挨骂。

　　一天吃午饭，老大边吃边看书，老三边吃边玩，时间一长，饭菜凉了，守在一旁侍候他们的罗珠成便把饭菜端回厨房，热了以后再给他们端上桌。谁知，老三正在玩手里的东西，心不在焉地吃了一口，这一口烫着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张县长的太太闻声从另一房间跑了过来，不由分说地扯着罗珠成的耳朵，把他拽到县政府的院坝里，往地上撒一把黄豆，再把罗珠成按在黄豆上跪着，饭也不让吃，顶着北回归线上的似火骄阳，从烈日当头一直跪到夕阳西下。

　　小小年纪的罗珠成，眼泪“啪哒、啪哒”地从眼眶奔涌而出。落在地上的泪水，几乎是瞬间就蒸发得无影无踪。他不敢哭出声，更不敢叫，怕挨打。也不能求饶，因为这是张县长的家规，自己无论如何也逃不脱这种非人的虐待。

　　在高悬着“爱民如子”匾牌的县太爷家，面对非人的虐待，罗珠成对自己的人身权利茫然无知，他唯一的生存选择，或者是忍辱偷生留下来，或者是一逃了之回家去。

　　忍受不了主人家虐待的罗珠成，后来，打听到为张县长做生意的马帮又要回家了，于是，在马帮出发时，一人悄悄跟在后面。马帮一路走，一路敲着梆子，“梆、梆、梆，梆、梆、梆……”13岁的孩子一个人在大山里，怕也得走，死也不在张县长家里干了！他不敢走快，怕追上马帮，让人家发现，再把自己送回张县长家。也不敢走太慢，怕遇到野兽和强盗。就这样，不远不近若即若离地跟着马帮走了大半天，终于，因为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才追上马帮。赶马帮的都是同村的大叔、大哥，他们同情罗珠成的境遇，也无奈路程已远，难以送回，于是，把罗珠成带回了家。

　　罗珠成一回到家，抱着母亲，眼泪就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妈，我死也不去侍候他们了。我想爸爸，我想妈妈，我想读书呀……”

　　泪满面颊的母亲告诉揽在怀里儿子：“这都是命。‘命里注定半碗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穷人要活命，只有忍了。”

　　父亲没有责打罗珠成不体谅父母的苦衷，只是一旁叹息：“唉，你这一年算是白干了，工钱一文都拿不到。在张县长那里，不管怎么说，你总有碗饭吃嘛！”

　　小小的罗珠成怯生生地看了爸爸一眼，又说了一句“我想读书”，然后，放声大哭。

　　父亲心软了，咬咬牙，将儿子送进本村的私塾小学。

　　因为家里太穷，书，罗珠成只读了3年。

　　罗珠成16岁那年，刚满18岁的哥哥被派上了壮丁。哥哥是家里的壮劳力，哥哥下面有6个年幼的弟妹，靠父亲一人根本养活不过来。为了支撑起这个家，父亲带着哥哥躲开了。

　　乡丁来到家里，没抓到哥哥，就把长了一身疥疮的罗珠成捆了起来，准备带到县里去凑数。

　　母亲哀求：“孩子又矮又小，放了他吧！”

　　乡丁“哼”了一声，“小？小了可以长嘛！”

　　母亲继续乞求：“孩子有病，你看，身上的疥疮还在留脓。”

　　乡丁把罗珠成浑身上下又打量了一番，还是不依：“疥疮？好治得很，用蒿子煮水，洗几次就好了。”

　　“当壮丁遭罪啊！”老人记得，壮丁被集中到县城后，整日关在一座大庙里，人都挤满了，晚上睡觉时，躺在地上挤得紧紧的，翻个身都翻不动。大庙的窗户是封死的，只留一个很小的门洞，屋子中间放一只解大小便的马桶，屋里臭气熏天，又不让你出来。大庙关不下，就把新来的壮丁绑在院子里的木桩上。

　　壮丁往部队押送的时候，多数是用绳子绑成一串一串的，吃饭、拉屎、撒尿，绳子都不解开。遇到有生病的壮丁走不动路了，就打。要是反抗或逃跑，干脆就要你的命。

　　到部队后更遭罪。吃饭，每顿一碗稀粥，根本吃不饱，里面还尽是沙子。睡觉，没有被子，更没有褥子，地上垫一点稻草，当兵的就像一窝小猪羔挤在一起，靠彼此的体温互相暖和着。

　　当兵的生活条件太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军官贪污。军官贪污是公开半公开的，没人敢过问，不公开敲诈士兵的钱财就不错了。

　　至于发饷，老人不但没印象，反而说起来就有气：“发饷？发个屁！饭都不让你吃饱，里面还掺了沙子。在旧军队，肚子经常饿得‘咕咕’叫，想买个红薯的钱都没有。我不记得发过什么钱。不但没发钱，还倒拿走我从家里带来的3块银圆。

　　那是他刚分到连队的时候，班长一见面，眼睛就盯住了罗珠成的口袋，“你带了多少钱？”

　　罗珠成被抓壮丁的时候，母亲把家里仅有的3块银圆全塞给了仿佛一去无归的儿子。此时，银圆正在口袋里“叮当”作响，于是，罗珠成老老实实交代：“3元。”

　　“交出来，我替你保管。”顶头上司像怒目金刚。

　　见罗珠成疑惑不解，站在原地没动，班长恶狠狠地道出了由他“保管”的理由：“不把这个钱收起来，你会开小差的。”

　　罗珠成无可奈何地交出了银圆。交出的3块银圆，被班长永远“保管”下去了，再没还给罗珠成。

　　旧军队是一级压迫一级，没有靠山的，理所当然受欺负。

　　老人说，这都算不了啥，真正难以忍受的是挨打。

　　凡是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没有一人不诅咒旧军队的专制与暴戾：那哪是人过的日子？整天挨打受骂，人都被打“木”了。

　　“兵是打出来的”，这是旧军队军官信奉的一条带兵“法则”。

　　挨打最多的时候，是训练。

　　队列里，你没站正，当官的挥起胳膊就是一耳光子；正步，你的腿踢出去时力量不够，当官的飞起就是一脚，踢在你腿上或屁股上；射击、刺杀、投弹训练，若达不到规定的标准，他要么挥起拳头打你几砣子，要么用手中的棍子朝你身抽几棒。

　　对那些太笨的兵，实在教得不耐烦了，就罚。有时是罚站，让你站在一堵矮墙上，两手举起来，一站就是个把小时。有时是罚蹲，叫你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膝弯曲成直角，两臂向正前方平举，胸部挺直，目视前方，成“骑马蹲裆”式，一次少说也得蹲上半个小时。

　　几乎每一位国民党兵，都有一段挨打的辛酸经历。

　　“三拳两脚一个大耳光”，太寻常了，太家常便饭了，老人们只记得那些重打。

　　通常是拿刺刀打手掌，打下来，手掌都要被打肿。

　　严重的，就拿扁担打屁股。轻的，要被打得几日起不了床；重的，能把人打死。

　　罗珠成刚到国民党暂编21师第2团，就见到一次打杀逃兵。

　　那一次，全团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被抓回的七八名逃兵押上来后，几位军汉将他们按倒在地上，随后，团长宣布：全团每个士兵上来打3军棍！

　　刚上来的士兵不忍心打，有一位士兵是逃兵的同乡，下手轻了。被值星的军官发现，“你狗日的不会打？老子来教你！”

　　当下，让人把逃兵的同乡按到地上，“啪、啪、啪”，就是狠狠的3军棍。

　　打完了，再将逃兵的同乡从地上拎起来，把军棍往他手里一塞，让他重打自己情同手足的患难兄弟。

　　老人说，两三千人打七八人，每人打3军棍，每位逃兵都要挨几百军棍，打下来，身上的肉都被打碎了，骨头也被打断了，像碎蜡烛一样。打完以后，逃兵好象被埋了。不埋也活不成。

　　“国民党军队，好多当官的就是不把士兵当人看，杀个兵就跟杀个小鸡一样！”老人怕晚辈不信，讲了他亲眼所见的另一次令人发指的杀人过程。

　　那是抗战末期，罗珠成在国民党暂编21师第2团2营机炮连当兵，该营驻防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时，一天，营里的一个步兵连抓住一名逃兵。

　　这一次没打。

　　但比打还残酷，是活剐！

　　逃兵被扒光衣服绑在一根柱子上，柱子前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把雪亮的匕首、一只铁盆、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有比铜钱稍大的圆洞。

　　全营官兵集合后，营长宣布：由逃兵所在步兵连每人用桌上的匕首从逃兵身上旋下一块肉，标准就是铁板上的圆洞那么大。

　　头一刀，由一位军官示范：将铁板按在逃兵肩头，用匕首从铁板上的圆洞中捅进去，然后，顺时针一旋，随着逃兵撕心裂肺的惨叫，将一块肉旋离肩头，再用刀尖把肉挑下来，让负责监督检查的值星军官和全营官兵过目后，丢在盆中。

　　军官示范过后，100多名士兵排着队上去，一人一刀，谁也别想缩脱。

　　老兵麻木的稍多，下手往往比较利索，“唰、唰”两下就旋下一块肉，匕首往肉上一扎，挑起来，亮个相，再甩到盆里，军官也满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