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狗尾续貂之《缉凶分部》 -- 梦秋

缉凶分部第九章 凶手再现 （一）

在某种意义上，鲍洛科夫希望凶手能够继续犯罪。他在住院和1987年1月在黑海疗养期间仔细地思考了破案思路，逐渐认为调查人员目前的破案方式很可能无一奏效。他们可以对整个罗斯托夫州的汽车司机进行血型验证，但是他们要找的人也许并不是汽车司机，或者此人的国内通行证上的血型印章根本就是伪造的。调查人员可以对苏联境内所有强奸犯、同性恋者和有过精神病史的人进行调查，但是他们要找的人可能不会出现在上述人等名单上。

鲍洛科夫觉得自己就像是个钓鱼的人，分明看见大鱼出现，于是将钩子投到大鱼现身之处。然而鱼儿总是不咬钩。到了最后他才确认鱼儿已经游到别处去了。这样，他就只能寄希望于鱼儿再次出现。

同样道理，鲍洛科夫认为，他只有在凶手再次作案后才能抓住他。毫无疑问，只要凶手继续作案，他总是会被抓住的。他也许会留下指纹，也许会被别人看见，也许他挑中的受害者过于强壮，在搏斗中逃了出来并把一切告诉了民警们。

但是在整个1987年，罗斯托夫发现的尸体中没有一具无可置疑地带有“窄林”案特征。

1988年4月6号，在克拉斯尼苏林火车站附近的铁路工人发现了一具年轻女人的尸体。她躺在铁轨附近一片长满野草的平地上。不会有人对她的死亡方式提出别的疑问：她的整个左半部头盖骨都被打得粉碎。首先赶到现场的民警推测凶手使用的凶器是建筑工人们扔下的混凝土块，因为在尸体不远处它们扔得一地都是。遇害者全身赤裸，双手被绑在身后。

克拉斯尼苏林是沙赫提东北15英里外的小镇，以农业和伐木为主。鲍洛科夫开车到达现场，协助进行现场调查工作。

首要工作是确认尸体身份。尽管尸体受到了严重毁坏，她的头部还是勉强可以拍照。她的指纹也保持完整。

鲍洛科夫手下人员将遇害者的照片、指纹和身体特征附在简报上，然后发往苏联境内各个民警局。他们将遇害者的特征与所有失踪人员特征进行了比较，但是没有发现有相符合者。也没有消息说有人正在寻找符合类似特征的女性。

此时鲍洛科夫已经可以清楚地判断出遇害者的个人情况。她可能是个孤儿，或者她的父母已经完全抛弃了她。她可能在“儿童之家”长大，一直到18岁。然后她会有一份很不入眼的工作。她有可能辞掉工作，要不就是被开除了。接着她有好几年时间和其余无家可归的女人一样，在电气火车上游荡，不知道该去哪儿。在她遇害之后，甚至没人去可怜她。

调查人员很快就发现，克拉斯尼苏林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记得起是否有这样一个女人从火车上下来。也没有人听到过呼叫声。只找到了一个凶手的痕迹：在烂泥当中的一个脚印，尺寸大约在12到13号之间。这个脚印与四年前德米特里·帕塔什尼科夫遇害现场找到的脚印相吻合。

鲍洛科夫不知该不该将此案列入“窄林”连环案当中。这一次的遇害者的伤痕与此前案件里发现的伤痕有着明显的不同。她身上有许多刀伤，鼻子被切了下来。可是致命的伤害显然来自对头部的重击。她的眼睛和生殖器都保持完好，身上没有发现精液。而鲍洛科夫认为，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她不像几乎所有“窄林”谋杀案的受害者那样，是在树林当中被杀害的。

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之前，“窄林”案调查组在1988年5月17号又得到消息，在乌克兰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带有明显的正在被追查的凶手特征。遇害者是9岁的男孩，名字叫做阿列克塞·沃隆柯。他住在距离罗斯托夫州和乌克兰边境三十多英里远的伊洛瓦伊斯克镇。值得鲍洛科夫注意的是，伊洛瓦伊斯克镇是地区铁路枢纽，从罗斯托夫方向过来的火车经过此地。罗斯托夫过来的铁路员工在此处与乌克兰方面的员工换班。阿列克塞·沃隆柯的尸体就是在火车站不远的树林当中被发现的。

鲍洛科夫和他的调查人员行动起来。他带着检察院的几个助理检察官开车前往伊洛瓦伊斯克。他很快就弄明白了，谋杀案当中的具体情况与从前发现过的系列谋杀案情况相符。遇害者显然被强暴了。他的嘴里和肛门里都塞满了泥土，阴茎被割掉，死于多处刀伤和对头部的重击。尸体是在他的父母报警失踪两天后被发现的。

不过，这一次调查人员们找到了一个目击者。

沃隆柯的一个同学在阿列克塞失踪的当天下午在铁路附近玩耍，他看见沃隆柯在一个男人的陪同下向树林走去。目击者与阿列克塞进行了交谈，后者告诉他，他会很快回来。目击者指认了他最后一次见到阿列克塞的地点。指认无误。这个地方正在通往尸体被发现的树林的路上。

由于在菲舍尔事件当中同龄的目击者编造了曾经目睹过凶手的故事，这一回调查者小心翼翼地问这个男孩是否可以描述伴随阿列克塞的男人的模样。

他是个大叔。男孩回答道。“大叔”这个俄语词汇本意是指“叔叔”，但是通常用来泛指任何一个中年男子。他的年龄可能在35岁，身体强健，像是个运动员。他长着稀疏的胡茬，镶着金牙，一边肩上还背着一个旅行袋。

鲍洛科夫想，凶手最后还是露出了马脚。现在他有好几条有把握的线索可以追踪下去。

第一条线索是金牙。俄国牙医一般用金属来修补牙科病人的牙齿。张嘴微笑的时候露出满嘴洁白的牙齿，这在俄国人当中并不多见。但是镶嵌金牙也同样不多见。鲍洛科夫命令手下的一个侦查员整理出当地所有牙医和牙科医疗实验室的名单。要是有人对自己的所有牙齿进行了包牙，调查者们就可以找到此人。

鲍洛科夫推测，凶手也许被罗斯科夫的某个企业派往伊洛瓦伊斯克出差。这样，调查者们就要像三年前莫斯科的娜塔利亚·波赫立斯托娃案件那样使用同一种方式进行调查，而这种方法不断给人带来难堪的后果。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督促着他们的侦查员们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来整理一份名单，上面记录着1985年7月末由罗斯托夫各个企业派往莫斯科出差人员的名单。然后他们又要把这个名单上的人逐个排除掉。侦查员们根本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不过这一回不同，任务要容易得多。只有几家罗斯托夫企业与伊洛瓦伊斯克有来往。于是鲍洛科夫命令手下对这些企业进行调查。

也许还有可能，鲍洛科夫认为，凶手已经从罗斯托夫州搬到了伊洛瓦伊斯克地区，或者他到此地是走亲戚。鲍洛科夫和他的调查人员们只有一种办法可以确认这种可能。他们通过当地的民警局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调查。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他们对这个镇子的每户人家当中的至少一个成员进行了交谈。这个镇子的人口有25000人。

1988年年底，所有线索的调查又都一无所获。镶嵌着金牙的人们无一可能成为嫌疑人。罗斯托夫的企业当中也没有人到伊洛瓦伊斯克出差。没有人有亲戚在此地，也没有人刚刚搬到此地居住。

看上去，他们又退回到了阿列克塞·沃隆柯的尸体被发现时的局面。事实上，他们在1988年年末的时候倒退得还要远。

1988年年末，位于莫斯科的卫生部法医处生物实验室主任，斯维特兰娜·戈尔托瓦娅博士给苏联各执法部门发来一封让人不安的信件。

信件中说，性犯罪案件的调查人员不能再假定血液血型与分泌物的血型是一致的。生物实验室发现，在极少数情况下嫌疑人的血型与分泌物判定的血型不一样。因此，作为结论，如果要确认嫌疑人的精液类型与在犯罪现场发现的精液类型相一致，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提取嫌疑人的精液样本然后进行比较。

戈尔托瓦娅关于血型和精液血型可能不一致的说法没有得到苏联以外的法医学家和行业内部的医学专家们的认可。他们的观点是，如果检测得当，只可能得到两种检测结果。要就是被检测者的血液里的抗原和分泌物里的抗原相一致——就是说，被检测者如果是A型血，他的分泌物也一定会是A型分泌物——要就是此人是个“无分泌者”。在他的分泌物里，例如精液、唾液当中根本就没有抗原。

此外，有的研究对苏联各个实验室的检测水平也提出了置疑。这些研究对戈尔托瓦娅所提出的不一致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实验室工作人员需要将精液样本与试剂混合在一起，然后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胞是否聚合。这项工作不但需要技术和注意力，还需要遵守正确的规则，需要稳定的实验室试剂。这些试剂要求配制精确，不受污染。在1980年代末期，衰弱的苏联无法保证具备上述任何条件。

1989年在苏联的《法医专业》的杂志上，一个名为T.V.斯特涅奥瓦的科学家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回顾了19起苏联性犯罪调查，发现其中8起案件当中实验室对精液样本提供了错误的分析结果。在某些案例当中，实验室没有对分析过程进行正确监控或者使用其他有效的分析方法。斯特涅奥瓦接着写道，某些案例里，检测结果错误地显示出了B型抗原。带有A型血和分泌物的犯罪分子的精液检测在苏联实验室当中显示为AB型。

在实际工作当中，戈尔托瓦娅是否发现了新的医学现象，实验室在分析样本的时候是否出现了问题，这些对鲍洛科夫和他的调查人员来说无关轻重。不管怎样，整个调查工作当中使用的最基本的调查原理现在已经不再完全可靠了。

自从戈尔托瓦娅博士无可置疑地确认犯罪现场发现的精液血型为AB型以来，调查者们用了四年多的时间排查血型为AB型的嫌疑人。对汽车司机的血型调查已经覆盖了16万人，以便确认其中血型为AB型的人进行进一步调查。调查者们开列的名单里包括了因公出差者、同性恋者、精神病人、服刑的强奸犯、收受贿赂的民警人员。这一切都通过同一个渠道过滤而来。现在，戈尔托瓦娅博士说，凶手的血型可能会和精液类型不一致。这个可能性虽然不大，但是足以让真正的凶手逃脱这个渠道的过滤。

要将前四年所做过的工作重做一道，有两个压倒一切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嫌疑人的数量。鲍洛科夫办公室里的资料卡片到1988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有近15000个目录，其中约有一半人因为血型是A型、B型和O型而被排除了谋杀嫌疑。更麻烦的是，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可靠地检测这几千个嫌疑人：让他们每个人都提供一份精液样本。

苏联民警们采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获得精液样本。他们给嫌疑人提供黄色书刊和一间空房子，然后说服他们进行手淫。在普通的刑事案件当中，这种做法没有问题。民警们可以对嫌疑人说，就算没有精液样本，他们也有足够的证据起诉嫌疑人，因此提供精液样本对嫌疑人来说有益无害。但是这种做法需要得到嫌疑人的合作，同时调查者也必须要有其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

鲍洛科夫无法想象，几千个人被叫到民警局，然后在劝说下与民警合作。没有足够的资源开展工作是一个原因。他们上哪找这么多的黄色书刊，上哪去找这么多的空房子？另外一个原因是手段的问题。苏联法律并没有给予调查人员法律权利去获得一份样本。在斯大林时代，获得一份样本并不是没有可能：嫌疑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选择合作，要么就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是在改革和公开化的时代里，民警不能发出这样的威胁。嫌疑人很快就会从谣言或者媒体那儿知道，他们最好不要和民警们合作，反正民警们也不能强迫他们。所以，从所有的嫌疑人那儿获得一份精液样本是不可行。

鲍洛科夫越来越确信，他们只能通过老办法抓住“窄林”谋杀案凶手。也许他们可以最终找到一个目击者来指认凶手，也许他们只能对火车站和汽车站进行全面监控，这样在凶手行动的时候抓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