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10月8日21章 -- 马前卒

十月革命和苏联如今已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但在革命之初，很少有人看好苏维埃政权的前景。当时的观察家不一定认同历史唯物主义，但他们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中得知：信奉人间天堂的理想主义者一向只是历史的配角，偶尔的胜利是昙花一现。维系一个国家，特别是象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家的长期生存和发展，从根本上超出了理想主义者的能力。因此，尽管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将发生巨变，但共产主义者的胜利还是被看做一个小概率事件，共产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则完全被各国统治集团忽视了。从当时的力量对比来看。他们的看法倒也不无道理：20世纪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是一批缺乏实践经验的理论家，内部派别林立。直到1917年3月，其中组织最好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不过数千人。除了回忆1870巴黎公社的失败经验，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借鉴。这样一群人宣称要取代运行了上百年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打破数千年的规律，要在一个强权即真理、数百万军队只是寻常数字的世界上建立新社会。确实是匪夷所思。

现实的奇特总是超出人类的想象力。被预计为一场速决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旷日持久的拖了下来。沙俄这个虚弱的半工业化国家能在这场工业时代的大战中拖到1917年，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惊诧。即便按19世纪的标准，沙俄统治集团的衰朽不堪，面临危机时的麻木不仁也到了骇人的程度。仅以军队为例，大批军官靠出身当到将官；执掌军务的陆军大臣居然无暇花完购买炮弹的专款（1915年，许多一线炮兵奉命每天每门炮射击不得超过三发！）；从1908年到1914年，俄国总参谋长换了6任，根本没有一个连贯的备战计划；在战争最激烈的1916年5月，总参谋部还有15天休假，所有部门空无一人。这样的军队，在新败给日本之后就要主动进攻世界第一陆军强国，唯一可以依仗的就是600万农民士兵的生命。1915年，俄军一线步兵的步枪配备率不到2/3， 1916年，许多俄军士兵只能用捆绑了刺刀的棍棒当武器，用手去拆除对方的铁丝网，农民士兵最终拒绝了这种自杀式战斗。1917年初已经有100万士兵，即现役部队的1/6开小差，政府既无力阻止也无力追捕他们。这些事实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恐怕比列宁的革命更难以置信。

在日趋恶化的的局势下，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左翼力量逐步扩大了影响，但谁也没有想到革命来的如此之突然。1917年3月8日，彼得格勒市民因面包涨价而骚动，几个工厂的工人因为劳资纠纷也在同一天游行。由于左翼势力的鼓动，游行人数最终达到20万人，惊恐的沙皇政府命令军队镇压。3月11日，军官强令士兵向游行队伍射击，一些贵族军官甚至亲自开火。同样出身贫民的士兵对屠杀大为不满，当晚哗变，16万首都驻军一夜散尽。到第二天早上，只剩不到2000军队还在名义上忠于沙皇。其余士兵有的自行回家，大部分与市民联合造反。若非沙皇亲自去了前线督战，恐怕当晚就会成为革命士兵的俘虏。俄罗斯帝国、世界列强之一的首都就这样不可思议地陷落了。

革命军占领首都的消息当天传遍全国。一旦发现沙皇的统治机器原来如此脆弱，工人和士兵迅速起义，几乎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都在几天内落入革命军之手。前线军队也受到革命影响，下层军官和士兵选举代表，监督军官，派人回后方参加革命，军官无力弹压。3月13日沙皇试图冒险回首都恢复秩序，发现铁路工人根本不允许他通过。绝望的沙皇在普斯科夫被军官团说服，决定退位以安抚民众。被指定继位的米哈伊尔大公慑于革命之威，拒绝了这个危险的皇位，沙皇统治就此结束，二月（以旧俄历计算）革命获取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革命是沙俄旧制度整体衰竭的必然结果。作为马后炮，今天的人可以找到许多革命必然爆发的理由。在经济方面，战争的持久化使沙俄耗尽了积累的现代工业资源，英法等工业物资相对充足的协约国却不能打通黑海航线，提供足够的补充。沙俄被迫把动员起来的工业产能尽量转向军工。这种政策使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了1/3，而统治集团却没有足够的工业财富去安抚、控制下层，促进农业。结果1916年罢工比1914年多了20多倍，参加的人数增长了30多倍，革命的大部分动员工作已经由沙俄政府完成了。在军事方面，工业时代的大战使得伤亡数字大大提高。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一般法则，贵族军官团中相对有活力和责任感的成员迅速消耗殆尽。同时军队人数从140万扩张到接近700万，增补的军官要么是无能的纨绔子弟，要么来自不满现秩序的底层。由于类似的原因，在士官、士兵这两个更庞大的阶层中，同情革命的一般工农子弟已经占了大多数，富农、哥萨克、流氓无产者等半职业士兵不再是军队的主力。这样的军队事实上无法用来镇压革命。在当时，作战各国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但在缺乏城市人口和中产阶级，民族问题复杂的沙俄，此问题尤为严重。这样的军队结构还意味着大批专业军事人员是潜在的革命者，1870年巴黎公社对对军事资源的闲置、浪费，以及在一些基本军事问题上的失策绝不会在这次俄国革命中重演。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沙俄外强中干，日久必然生变，但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大部分人还是高估了这个政权的耐力。在1917年，没有哪个组织或集团主动的去策动起义。当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冒险成功时，他们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任何领导机构。在革命前的俄国，合法的反对派基本存在于战时休会的国家杜马即议会，因此有的起义者认为应该服从杜马的领导，一些杜马议员也认为自己理应取得政权，于是部分杜马议员出面组织了临时政府。不过，杜马是一个畸形的议会，它由多层选举产生，在选举复选代表时，每个土地贵族的一票相当于大资本所有者的4票、中产阶级的65票、农民的260票、工人的543票。如此产生的议员自然难以服众，于是大部分工人士兵决定按1905年革命时的经验组织苏维埃（俄语意为会议），自己执掌政权。其他地区也成立了地方苏维埃，还派出了代表组建全国苏维埃。俄国出现了两套政权体系。

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都是多种政治势力、多党派的联合体。临时政府脱胎于杜马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被原沙俄社会中上层左右，倾向于维持既定国策，保持原有社会基本结构，然后进行平缓的改良。另外，由于俄国工业部门中外资比例很高，英、法等国可以通过经济部门的代理人和经济-军事援助对临时政府施加影响。苏维埃是起义的工人、士兵自行组织的议事机构，下设各种委员会作为执政机关。工人士兵久受左翼宣传，倾向于共产主义，二月革命时革命军就以马塞曲和红旗作为自己的标志。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主张激进社会革命的一些左派政党很迅速的在苏维埃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两个并存且倾向不同的的政权自然迅速发生了矛盾甚至冲突。

沙俄倒台以后，原来处于地下、半地下状态的各种政治势力、民族独立运动得以公开活动，尤其以长期被压制的左翼政治势力为甚。流亡在外的政治人物纷纷回国，如普列汉诺夫因主张继续对德作战被英国军方专程送回，列宁因主张继续推进革命得以在德国默许下穿过战线。一时间，无数种互相冲突的意见充斥俄国舆论。这种纷乱使所有人都清楚俄国因为人民革命而正在发生巨变，并期望新的政府和社会制度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和希望，至少希望能够得到和平。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和人民在革命中展示的力量阻止了内战立刻爆发。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先是合并了彼此的军事机构，然后在5月份达成暂时妥协。由于暂时没有进行社会革命，所以原政权的军政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存，脱胎于杜马的临时政府看起来比新建的苏维埃更善于管理这套机构，因此妥协的方式是临时政府接受苏维埃的代表加入政府，分享权利。

临时政府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新气象，英法的统治集团需要俄国攻击德国来表明自己依然是盟友，旧军官团需要作战来恢复自己的权威，最重要的是，军事行动所需要的纪律可以成为打击苏维埃的最好借口。因此回避了内战的临时政府决定继续参与世界大战。6月份，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亲自巡视前线，剥夺了士兵委员会的一些权利，重申贵族军官团的权威，从整个国家抽调可靠的精锐部队，竭泽而渔的搜集军事物资。7月1日，俄军大举进攻。不过，沙皇政府做不到的事情，临时政府也无法驱使渴望和平的士兵做到。两周的攻势使俄军消灭了几万德、奥、土联军，前进了几十公里。7月19日德国人的精锐部队一到，已经耗尽工业资源和精力的俄军立刻全线溃退，许多师在后撤过程中自行解体。只一周时间，不但最近的战果全部丧失，1916年以来占据的全部领土也丢给了德国人。到了9月份，德国人已经能威胁彼得格勒。临时政府以军事冒险来巩固地位的希望破灭了。

在后方，各地群众不断游行示威，抗议临时政府不尽快结束战争。许多失望的群众在游行中提出由主张和平的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象它的前任一样报以镇压。由于布尔什维克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临时政府查封了它的机关报，通缉列宁，逮捕托洛斯基，不惜代价地维系自身地位。但右派认为临时政府还是过于软弱，希望能对激进左翼赶尽杀绝。俄军总司令利用右翼军官团的这种倾向发动军事政变，结果被工人和士兵的消极抵抗所挫败。政变之后克伦斯基自任总司令，只是让局势更加混乱。人民需要“土地、和平与面包”，但临时政府既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也无力平息所有骚动。随着每日面包配给从一磅变到半磅，被压制的布尔什维克在人民中的支持率越来越高，主要地区的苏维埃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所控制，列宁终于发出夺权的号召。1917年11月7日，革命部队轻取冬宫，无人抵抗。莫斯科也在一星期后被占领，25日旧军队投降。布尔什维克主导的苏维埃取得了俄国政权，史称十月革命。漏网的克伦斯基只能得到数百部队的效忠，绝望之余逃亡海外。

苏维埃取得了中央政权，但列宁和他的敌人都不认为大局已定：在国外，德国和土耳其依然在进攻，英、法宣称将惩戒背叛的盟国，日、美则想趁乱夺取领土和资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是苏维埃的敌人。国内民生凋敝，叛乱四起，国库空空如也，旧军队毫无战斗力，专业技术人员消极怠工，甚至几万名战俘都可以横行数千里。出于对苏维埃政权的蔑视，狂妄的白卫军宣称将很快恢复旧秩序，外国干涉军则相约瓜分俄国，把俄国变成殖民地。在这种危机之下，初次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主义者只能勉力维持，尽人事听天命。当新政权的寿命超过上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巴黎公社时（不过两个半月），甚至列宁都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庆幸并纪念的事件。当时革命政权的形势之险恶可见一斑。

协约国认定苏维埃根本不会管理国家，德国试图观望俄国局势，等最强势力出头后再进行打击，维持俄国的内乱状态，其他同盟国则缺乏攻击能力。由于认为俄罗斯旧统治集团和旧军队会很快平息共产主义者的“闹剧”，尚在全力作战的列强没有立刻给反革命势力提供实质性支持，因此初期的叛乱缺乏协调和工业资源支撑，主要以旧军官团叛乱和民族地区叛乱为主。这给了新生的苏维埃以喘息之机。在革命士兵的绝对支持下，苏维埃政权镇压了旧军队，掌握了沙俄帝国的核心地区，为迎接更严酷的挑战奠定了基础。同时，旧军队的无能和不可靠使布尔什维克决心建立新的武装力量，1918年1月28日，苏维埃政权以革命军人为基础成立红军，并吸收以个人身份加入的旧军官。这支部队很快就证明自己是最可靠的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