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简单介绍一下王道士和藏经洞 -- 猫元帅

一、王道士简介

王道士姓王，大家都知道，但是名字叫什么，却是一个谜。根据他的弟子为他立的碑记载：王道士名圆箓，法号法真。但是圆箓这个名字怎么看怎么不像原名，仍然像个道教的名字。

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大约出生于1850年左右，死于1931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家里似乎很穷，没读过什么书。1856年麻城闹旱灾，王道士就离开了麻城。之后的经历没有什么记载。最后，他在九泉的巡防军中当了一名士兵。退伍以后就在酒泉出了家当了道士,师傅叫盛道。大约在1898－1899年的时候，王道士云游到了敦煌。

二、藏经洞的发现和王道士之后的活动

王道士到敦煌的时候，莫高窟前有三所寺庙，上寺和中寺住的是喇嘛，王道士只好到下寺安身。比起说藏文的喇嘛，讲汉语的王道士更能得到当地百姓的承认，所以很快就站住了脚跟。王道士到处化缘，为的是把莫高窟的佛龛改建成道教灵宫。他把一些佛像改塑成道教灵官，又把洞窟间的隔断打通，以便往来。毫无疑问，他的这些做法极大地损坏了莫高窟。

王道士居住的下寺对面是现在编号为16的大窟，是王道士改建灵宫的主要地点。为了清理洞口堆积到顶的沙土，他雇了几个伙计。根据当地百姓的传说，就在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一位姓杨的伙计发现甬道的壁画后面可能还有洞。于是王道士就在半夜和这个伙计破开了墙壁，发现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

王道士虽然没怎么读过书，但是洞里面的东西什么“价值”他还是十分清楚的。他挑选了一些精品送给了附近地官僚和士大夫，以换取一些功德钱。据说他最早赠送的人是当时的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此人可能是他当兵时的上司。可是这个廷栋觉得这些写经的书法还不如自己写得好，因此对这些东西没什么兴趣。王道士颇为沮丧。

后来，王道士还送了一些经卷和绢画给他的同乡、1902年出任敦煌县长的汪宗翰，汪宗翰又把其中的一些转送给了当时的甘肃学政叶昌炽。从叶昌炽的记载看，王道士在送出这些东西的时候撒了谎，否则汪宗翰和叶昌炽不会认为藏经洞的文物“只有数百卷”“已为众人分完”。而且，如果当地的官员知道藏经洞还有上万卷这样的“宝贝”的话，也不会傻到不去莫高窟看一眼。

必须说明的是，王道士在送出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有标准的。他选取的都是保存完好、书法和绘画精美的。这些东西即使比照全部的敦煌藏卷也可以算是精品。后来他把书法好的卷子留给自己，而把书法不好的和非汉文的卷子卖给了斯坦因和伯希和。

三、斯坦因和伯希和

斯坦因

1907年3月，斯坦因来到了敦煌，他得知藏经洞的事情后，一面在敦煌西北长城进行考古发掘，一面等待外出化缘的王道士回来。5月，王道士回到敦煌。斯坦因通过蒋师爷编造花言巧语，说斯坦因“是西方来的取经僧，要把唐僧带到中国的经卷取回去”诸如此类的胡话。反正最后是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被允许进入到藏经洞。

由于藏经洞里堆满了经卷，因此斯坦因就在16窟里面搭了个帐篷，晚上由蒋孝琬和王道士把经卷搬出来展示给他。等到经卷搬出来大半后，斯坦因进到洞里，把剩下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露出了最里面的壁画和石碑。最后，斯坦因用四个马蹄银从王道士手里买走了29箱卷子。藏经洞文献第一次大规模的流失了。

斯坦因搬出来的经卷

露出来的壁画和塑像

伯希和

伯希和在洞内翻检文物

1908年2月，正在新疆的伯希和在乌鲁木齐看到了两件敦煌写经，立刻赶往敦煌。由于他可以讲流利的汉语，王道士允许他进到藏经洞里面翻检。伯希和知道自己无法带走所有经卷，所以为自己订了几条拣选的标准：1、背面有非汉文的卷子。2、带有写经题记的卷子。3、估计未入佛藏的卷子。4、非佛教的典籍与文书。按照这个标准，伯希和把藏经洞里最为宝贵的一批文献挑拣了出来，给了王道士500两银子，扬长而去。

四、残卷的流失

1909年，伯希和来到北京，随身携带了一些藏经洞文献，使得中国学者第一次知道藏经洞和里面的宝藏。当罗振玉从伯希和那里知道藏经洞里还有东西时，马上提请学部收集。1910年，清学部电令何彦升将所余经卷悉数购买，运到北京。为此特拨银6000两，合敦煌市平银6918.4两。但是这笔钱大多被当地官府修了孔庙、补了城墙，只给了王道士300两做香火费，王道士对此大为不满。因此他把一些书法好的经卷偷偷藏了起来。1911－1912年，倭国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里买了200多个卷子。1914－1915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里买了300多个卷子。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花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里买了570个卷子。1923－1924年，美国的华尔纳到了敦煌。此时藏经洞的文献已经没有了，王道士手里也没有了存货。华尔纳就以揭取壁画为目的。据他自己说，他给王道士送过礼，所以在他揭取壁画、搬走塑像的时候，王道士“毫无惋惜之情”。

五、王道士的结局

我们对于王道士的了解，仅仅限于他的墓碑和各个探险家的记载以及当地百姓的传说，就连那张王道士的照片也是来自于斯坦因的书里。其中探险家的记载相对比较翔实，但是随着藏经洞文献的瓜分殆尽，王道士的身影也渐渐的从记载中消失了。1925年，陈万里随华尔纳再次来到敦煌的时候，王道士避而不见。当地人说他因为受到百姓的谴责而得了精神病，也有人说他是装疯卖傻。从各种传闻来看，晚年的王道士生活得很痛苦，因为他受到当地百姓道义上的强烈谴责。以至于当王道士在1931年去世的时候，他的弟子必须得到当地士绅们的允许，才敢为他立了一块泥制的碑。

王道士塔

后记

当我第一次知道关于王道士的事情时，我也感到痛心疾首，恨不得坐时光机回去把王道士臭揍一顿赶出莫高窟。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的对王道士有了一些同情。我觉得把敦煌文献的流失都记在王道士一个人的身上，把他称为“卖国贼”、“罪人”，未免太过苛刻了。当面对莫高窟售票处对面的王道士塔的时候，我不禁感叹：1900年是什么时候？正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时候。大清朝割地赔款，把国家都快卖了，对于一个生活在偏远的敦煌郊外的没什么文化的穷困的道士来说，还能指责他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