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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学中兴的奠基者——汉灵帝》

文/碧血汗青

汉灵帝，名宏，肃宗玄孙。世封解渎亭侯，桓帝崩，无子，皇太后与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禁中，建宁元年春正月壬午，以青盖车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改元建宁。

历史上但凡讨论东汉崩溃，必说桓、灵，以其鬻爵卖官，宠信宦官，导致天下大乱，黄巾蜂起，以至于汉王朝一朝倾覆。

但是，灵帝有一大功劳却是不可以忽略的，那就是因为他，华夏文化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大力发展，并且也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的奠基者之一，甚至是个始作俑者。

灵帝曾经下诏，命各地引召太学生中能为文、赋者待制京城洛阳鸿都门下，以后又将许多善尺牍和工书鸟篆者都加以引召，于是遂有数十人。至灵帝光和元年 (公元178)二月，“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鸿都门学中诸生，专习辞、赋、书、画，最后人数多至千人，学成后多授予高官。其中师宜官、梁鹄、毛弘等均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魏武帝曹操就极喜梁鹄书法。常将他的条幅用钉钉于墙上，或悬挂军帐中把玩。

因校址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的鸿都门学之设立，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事件。

究其原因，乃是因为由于鸿都门学的设立，第一次由官方确立了不同于太学以经学入仕，而是以文艺才能取士的标准。在此以前，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专门的文人，屈原、宋玉、司马相如等等，都并非专业的文人。即使是那时候所说的文人，其概念也仅局限于经学，倘若是以辞赋书画取胜者，则均以为属雕虫小技，归为“冠履倒易”、“无行趣埶之徒”而不屑一顾，甚至“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1）。鸿都门学所招收的学生和教学内容都与太学相反。学生由州、郡、三公择优选送，多数是被士族看不起的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并开设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课程，打破了专习儒家经典的惯例。此举，为后来特别是唐代的科举和设立各种专科学校奠定了基础。

汉灵帝之所以会喜欢此类被士大夫们视为不入流的玩意，和他的出身有着很大关系。

他这个皇上，是因为桓帝崩后无子，因此被选中当了皇上。用现在的话说，其出身应该是属于中小地主一类，甚至还不如点。因为汉朝亭侯，食邑不过百户，收入大致和一个二千石吏相差无几，而且还没有官吏的权势可以去巧取豪夺。而汉初的一些二千石廉吏，到死后基本家无余财，况且东汉末的二千石。因此他作为解渎亭侯，幼时应该生活应该是比较贫困的。这个贫困当然是相比较而言，比起活不下去的老百姓还是要强多了的。

从这样的生活环境来看，那他当上皇帝后的一些看似古怪的行为就可以解释了。

“（光和四年 公元181年）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帝好为私稸，收天下之珍货，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2）一个皇帝居然要从郡国贡献中收受回扣，包括他西园卖官，这些古怪举动其实都反映了他处于当时比较贫困，以及社会地位不高的中小地主阶层和市井商贾们的意识，一旦他当了皇帝，予取予舍，便再无人可以制约他，所以他这些小时候的向往就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了。也因此他才会喜欢那些招来的鸿都学生“陈方俗闾里小事”，也更喜欢那些接近平民的辞赋书画而不喜欢经学。从这个角度考虑，他的所作所为就比较正常和符合逻辑了。

他的这些举动，在他本人来说并无什么很大意义，但是对中国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极其巨大的。

自灵帝始，至建安年间以至东西晋，出现了极多的文人，并且取仕的标准不再局限于经学。三曹自不待言，由于他们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在他们的努力下，由鸿都门学始而倡抬辞赋书画的风气更得以发扬光大，如陈琳、王粲等建安七子，基本都以此进身，余者不可胜数。

而自此中国取仕的九品中正制以及在隋唐最终确立的科举制度，都开始了以文取仕的标准，不再局限经学，也因为不再限制门第，使极多出身寒门的饱学之士有了进身之阶，也因此有了魏晋唐宋后华夏文学的一时昌盛。而这些究起本源，实起自灵帝设立鸿都门学。因此，华夏文学的中兴和灵帝其实有着莫大关系，说他是奠基人和始作俑者并不夸大其词。

（1）《后汉书 蔡邕列传》：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执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2）《资治通鉴 卷第五十八》

• 2，秦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