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淮阴候的救赎---评韩信的心路历程 -- 机会主义者

刘邦用陈平之计擒得韩信，是日发诏大赦天下，藉以稳定局势安抚人心。但韩信无罪被执的消息还是引起了朝野极大的振动和反弹，一个为汉室天下立下盖世功劳的诸侯王，昨日还是皇帝口中的“汉初三杰”之一，一转眼就变成了阴谋造反的野心家，偏偏这个野心家却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被刘邦所擒，天下之人凡有良知者，大多知道此事必有蹊跷，大多数人虽不敢直言，但私下里势必对刘邦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而这也是刘邦对韩信感到难以处置的缘由之所在。此时天下的功臣都在翘首盼望早日得到刘邦的册封，如果此时韩信这件事处理不好，会极大的动摇天下人对刘氏的信任，进而埋下怀疑和动荡的种子，这是刘邦不愿意看到，也无力去承受的后果。擒获韩信的原意是为了消除韩信对汉室的潜在威胁，但如果因处理不当让天下人评价刘邦确实是一个兔死狗烹的勾践似的人物，那么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人心将一旦丧失殆尽，多年来依靠天下合力才取得政权的刘邦深知民心只能顺守而不能逆取的厉害关系。韩信该如何处置才不会引发舆论进一步的反弹，以及异姓诸侯王离心背德的隐患？这就成为摆在刘邦面前的一道难题，正当刘邦在去洛阳的路上为这个课题烦心的时候，有一个叫田肯的人要求觐见刘邦，他的一番言论为刘邦解脱了困境。

田肯对刘邦的一番言论归结起来主要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肯定了定都关中对刘氏皇权的意义，认为关中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刘邦以及子孙在面对诸侯的叛乱时，可以达到“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的效果，在战略上占据了地形之利；其二是提示刘邦齐地的重要性，“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无论从战争能力还是物资供应以及兵源储备来看，齐地都具有与关中抗衡的能力，因此齐地与关中一直以来都有东西秦之称。田肯最后奉劝刘邦，应该将亲族子弟封于齐地为王，占据战略要地，如此以来对异姓诸侯王能起到监视和制衡的目的。

田肯的一番话为刘邦厘清了思路，也奠定了汉初以降大封同姓诸侯王的基调。刘邦从田肯的言论中得到了启发，到洛阳后着手重新布局，将楚地一分为二，分别册封胞弟刘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族人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另册封庶子刘肥为齐王，王七十余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能说齐地方言的都归于齐国）。刘邦忌惮韩王信勇武过人，且属地“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皆为战略要地之所在，处于防范心理平调韩王信至晋阳（山西境内），后徙治马邑。通过这一番眼花缭乱的“军区司令员调动”，刘邦成功的从异姓诸侯王的地盘中抢得战略要地尽封亲族子弟，初步扭转了被关外异姓诸侯孤立包围的不利局势，这些同姓诸侯王虽然能力有限，但在危急关头，能够成为隔离中央和地方诸侯的缓冲地带，为中央政权处理突发事件赢取时间。这一点在今后的刘邦平叛英布之乱，甚至到了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的危机时刻，都得到了进一步的佐证。

刘邦在分封同姓诸侯王之前，释放了韩信并封其为淮阴侯。从程序上而言，韩信被废黜是改封荆楚二王的前提，但刘邦并没有把韩信一撸到底，也没有追究其所谓的“叛乱”大罪，事实上也等于默认了韩信的罪名不成立。有趣的是，田肯的那番言论，从侧面也证明了韩信的无辜。按史迁的记载，田肯是在恭贺刘邦擒得韩信之后，随即语锋一转，大谈齐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韩信被执时的身份是楚王，而被封齐王是在楚汉相争最微妙的时刻，这段言论看似突兀，前后不相衔接，但潜台词似乎在提醒刘邦：韩信在坐拥齐地，在左右逢迎的微妙关头尚且没有抛弃刘邦，如今天下初定却被告发谋反，实在是不合逻辑的事宜。田肯的话没有一个字提到对韩信谋反的看法，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意味却不容刘邦不细细思量。史迁没有明言田肯是否真为韩信鸣冤叫屈，但这段描述确实包涵深意，不容得后人不产生无限的遐想。不管田肯真实意图究竟为何，他的话至少反映了社会上对于韩信被执的一种良知的呼唤，而刘邦本人也知道韩信确实没有谋反的企图，既然韩信这头猛虎已经被关进了笼子，暂时也没有必要把他一棍子打死，事实上刘邦也没有时间再考虑韩信的问题了，因为在洛阳还有一大帮子功臣们，热切的盼望着能早日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封赏。

从高祖五年到高祖六年，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内，群臣对于“论功行封”一直未能达成某种共识，人人都祈望能获得蛋糕上最大的一份，但问题是战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能够用于封赏的土地和人口有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僧多粥少的现状使得功臣集团内部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尤其在军人团体和文臣团体之间，对于各自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各表一辞，互不买帐。对于这些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老臣子们，刘邦也不敢怠慢，于高祖六年十二月甲申开始“剖符封功臣”。刘邦希望将首功授予萧何，而这就招致了武将集团的一致反对，认为授予萧何首功，违背了自秦以来按军功授爵的潜规则，刘邦力压诸将，以一套“功狗功人说”的理论强行通过了自己的预案，定下了萧何功劳最盛的基调，并依次分封二十多位大功臣。武将集团在功绩的评比上输给了以萧何为首的文臣集团，自然难以服气，在接下来的位次评定中先发制人，强烈要求刘邦授予武将集团中资历功绩堪舆萧何比肩的曹参为第一，刘邦一时也难以反驳众人的提议，但内心中还是属意萧何。正值为难之际，鄂千秋替刘邦解了围，提醒诸位假如没有萧何坐镇后方保证转输，刘邦就不会有屡败屡战的资本和底气。一席话说得众人难以反驳，第二项议题也顺利通过。经过一系列的波折，丰沛集团的功臣陆续得封，其他在战争过程中取得战功的非嫡系也通过刘邦封死对头雍齿的举动消除了疑虑。持续一年的纷争依靠刘邦的个人威望强行压服，在这个过程中，萧何无疑是最大的赢家，而武将集团的代表人物曹参，却遭受到了重创。萧何封侯是在正月的丙午，距始封不过二十三天，而恰恰在萧何受封后的第七天，也就是正月壬子，曹参被委派做了齐相国，被踢出了中央的权力核心层，直到六年后刘邦病死，随即萧何逝去才得以重返长安。

自秦以来，按军功授爵一直是草根阶层改变自身命运的少数几个途径之一。刘邦造反直到安定天下的十几年里，丰沛集团的一干所谓“鼓刀屠狗贩缯之辈”，也就是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跟随刘邦东征西战无怨无悔，也是冀望通过战争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为自己及子孙赢得名爵而流传百世。在战争过程中，以萧何、曹参为首的丰沛集团一直是刘邦坚实的后盾和臂膀，在战后的政治格局中，自然也形成了以这些人为核心的中央政治群落。在这些人当中，除萧何等人在故秦担任过地方下级官僚，具备一定的学识和文化底蕴，其他人大多出身贫寒，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都是通过战场的拼杀一步步得以晋升的，因此他们身上的军人气息尤其浓重，可以说战后的中央政权，带有比较强烈的军人政权的特征。以曹参为首的军人集团，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没有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依然沉迷在过去辉煌的战功里，行为举止豪放而又粗鄙，并没有完成从草莽英雄到朝堂重臣的进化。这一点在争功的过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史载“汉五年，已并天下……髃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过火的举止不但引起了刘邦的不安，无形中也造成了功臣集团内部的分裂。曹参和萧何二人的资历相当，史载“参始微时，与萧何善”，二人在战争期间，一个镇守后方补给转输；一个转战四方攻城略地，虽然说不上配合无间，但也应该不会有产生隔阂，更没有因冲突而产生矛盾的机会；战后双方“及为将相，有却”，应该是由于立场不同，代表不同的阵营和利益诉求而产生的芥蒂。尤其在争功这个环节上，曹参及其代表的武将集团表现的咄咄逼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刘邦的警惕。出于平衡的目的，刘邦不希望出现武将集团独大的局面，以免造成丰沛集团内部的进一步倾轧和分裂。毕竟在当时世局和政权构成来看，丰沛集团是刘邦可以信赖的，并且可以真正倚重的一股力量。刘邦运用自己在丰沛集团中的权威在分封的过程中翻云覆雨，通过主导分封的过程破坏了长期以来按军功授爵的潜规则，将封侯授爵逐渐转变成展现皇帝意志的政治工具，无形中降低了分封的门槛。故时秦国的商鞅、范睢，论权势一时无二，但也只有在获得军功之后才得以封侯，到秦统一的过程中封侯更是被长期搁置，刘邦却在建立帝国之后将封侯定为常制，虽然他口头上依然认定“非有功不得封侯”，但“有功”已经被刘邦偷换概念，而成为其展现政治手腕的工具，通过分封刘邦充分传达了对于文臣集团的倚重，在体现导向性的同时，通过叔孙通主导下洗脑和新文化灌输，对武将集团进行改造，在破、立的取舍之间，确立了新时期下刘邦与丰沛集团成员的关系：刘邦不但是丰沛集团的发起人，更是具备无上权力的独裁者，集团成员的功过赏罚不但要看自身的努力，更要仰仗刘邦的脸色；丰沛集团的成员也只有表现出对刘氏的忠诚，才能保持长久的政治地位。通过分封，刘邦将丰沛集团牢牢地绑在以刘邦为首的刘氏政权的周围，确立了汉初以刘氏为核心，丰沛集团为辅的中央权力格局。这个局面直到汉武帝即位后，原丰沛集团成员逐渐凋敝才得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