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不堪回首的江南战役－－－－李宗仁 -- 司马水镜

一

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後的努力，希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於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後牵制。使我对这匹「活马」实未尽应有的努力。

使我不能有丝豪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後，国际情势必益恶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於民国３７年（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９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

前已言之，陈诚於民国３７年春初自东北铩羽归来之後，在京沪一带的东北籍人士群起鼓骚，恨不得杀陈诚而後快。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病，实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职突然发表时，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一无所知。陈诚得令後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民国３８年１月便在台湾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陈诚上任後，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的全部银元，黄金，美元运台。因自民国３７年８月「金圆券」发行後，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元为政府一网打尽。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３亿３千５百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若按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３９０万央司，外汇７０００万美元和价值７０００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５亿上下。

蒋先生在下野的同日，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的美金１０００万，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令毛将该款以及毛氏手上的馀款悉数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氏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据毛氏事後对人说，蒋先生虑及与中共和谈成功，联合政府成立，该款必落入新政府之手，乃有此不法私相授受的措施。其後因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毛邦初素有宿怨，向蒋互控贪污的罪名。周指毛购料舞弊，毛则控周将公款私自提存香港某银号，据为自有。政府即派员到美空军购料辨事处查帐，结果并无帐目不清的迹象；而对周将空军款项存放香港银行一事竟亦置之不问。毛氏认为不公，仍喋喋不休。而宋美龄以毛邦初系蒋先生元配夫人毛氏的内侄之故，心存忌妒，遂怂恿蒋先生将毛邦初撤职，并勒令将当初私相授受的巨款交出。毛以该款既属私人名义所有，并无公款佐证，拒不接受，此为後来国民政府控告毛邦初内幕的由来。

因此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军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作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乏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使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坏，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为抢救这一危局，我曾数度就商於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美国能贷中国一批白银先行安定金融，再及其他。司徒雷登总是说，总统先生，你有其名无其实，政府实权完全未动，不管美国运来多少金银，还不是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我不得已，电令驻美大使顾维均就近向美国政府交涉。无奈顾大使仍以蒋先生的意旨为依归，对我虚与委蛇，来往电报完全漫无边际，不得要领。

金银之外，蒋先生又秘密将海，空军实力遂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值此江防紧急之时，海空军为守江所必需，重心一旦南移，江防军斗志便大半丧失，纵有可为也不可为了。

蒋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予备放弃大陆，他要我出来，显然是借刀杀人，好让他争取时间，抢运物质赴台。此种司马昭之心，连美军顾问团也看出来了。

１月５日，时距蒋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馀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顾问傅经波来见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氏有计画地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甚为惊异。因自平，津，济南沦陷，及徐州会战（淮海战役）失利後，共军虽增至２００万人以上，但国军亦立即调整补充，兵力仍号称３５０万，虽装备奇缺，唯尚有半数可战之兵。且西北地区和长江以南省分依然完整，在此时期即作放弃大陆的准备，实乃太早。

事後种种迹象证明巴大维的消息是正确的。蒋先生确已作放弃大陆的决定。他要我出来，不过暂做他的当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我早日下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我如果真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违蒋先生的腹案。他必然要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画，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抗衡。

蒋先生既有这项决定，则我不论为和为战是如何地努力，皆是徒然。因为军，国大权仍完全操在他手，我在京形同俘虏，只能听任他的摆布。

为便於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後，便在其故里建立电台７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於蒋先生。２月１６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京高级军政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多方入席，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得放下碗箸去接电话。蒋先生这个电话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席未终，顾祝同先後接了三次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权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但是所有我对他的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蒋先生却又推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国家大事，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先生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蒋先生这种作风，当时不仅党内元老于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蒋先生数十年的心腹何应钦，张治中等也看不顺眼。他们一致认为要挽狂澜於既倒，一定要蒋先生放手，最好请蒋先生出国考察。但是谁都知道蒋先生的脾气，南京方面，虽大家都有此意，却谁也不敢向蒋先生当面提出。至於接近我的人，为避嫌疑，皆谨言慎行，尤其不敢乱作主张。当时ＣＣ系报纸以及少数不明内幕的新闻界，以讹传讹，甚或造谣，说我们「桂系」有意要逼蒋出国。这全非事实。所谓「桂系」领袖如黄绍□，白崇禧等，那时皆常在武汉或上海，即使二三流的干部如李品仙，程思远，张任民，韦永成等，也都齐集在白崇禧幕中，很少与我接触，我在南京日常过往的皆是蒋先生夹袋中的人。甚至我身边的卫士，正如吴忠信所说，都是蒋先生的人。我言行均十分谨慎。所以当时气愤填膺而形於颜色的，不是「桂系」领袖，却是张治中，何应钦等人。

蒋先生幕後违法控制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浙江省主席陈仪被撤职逮捕一事。民国３８年２月底，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忽亲赴杭州，将陈仪拘押撤职。

此事的发生殊出人意外，我身为元首，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主席的撤换拘押，直到报纸刊出才知道。时任行政院长的孙科亦不知此事。事後，蒋先生才打电话给孙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出追认。此事表面上虽为汤恩伯所执行，背後实全由蒋先生指使。汤的地位不过是京沪卫戍总司令，居然做出拘捕和撤换省政府主席的事来，实在太不成体统。我闻报之下，便十分愤怒，拟查明事实，严辨汤恩伯。

京中高级文武官员见我生气，怕我要手令撤职查辨汤恩伯，而汤分明是遵蒋先生的意旨辨理的，这样一来，岂不是对蒋的面子下不去，大家纷纷来劝。

後来，孙科，何应钦也先後来相劝说，蒋先生的作风一贯如此，难道你不知道？在现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面之下，和蒋先生闹翻了，事情将更不好辨。这两位先後身肩内阁重任的行政院长的态度尚且如此，我为顾全大局，不为己甚，只好不了了之。

陈仪被拘禁撤职查辨的原因，据报纸所载，是因为他有意劝汤恩伯於长江下游让出一缺口，任由共军渡江。其实这是『欲加之罪』。真正的内幕却是蒋经国向他父亲告御状的结果。蒋先生每次下野，总归要杀人泄忿。此次陈仪被蒋经国告一状，适逢其时，所以就倒楣了。这件事的内幕是这样的：

民国３７年８月政府发行「金圆券」以吸收民财之时，蒋经国奉命去沪监督兑换民间白银，黄金，美钞。蒋经国为此特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青年救国团」约数千人，分头逼迫人民兑换，并借故查究商人贩卖奢侈品。拘人，枪毙人命，查封商铺，日有所闻。不肖之徒，乘机勒索，尤不胜枚举。不到三个月，金圆券的币值已不能维持，人心惶惶，举国鼎沸，舆论尤啧有烦言。蒋先生见搜括民财的目的已达到，为平民愤起见，乃下令撤销蒋经国的兑换机构，并令其率领「青年救国团」赴杭州候命。不久，蒋先生即引退下野。适此时美国有一批剩余物质（军火）运抵上海。一批黄浦系军官闻讯大喜，群起要求参谋总长顾祝同予以分配。顾向蒋先生请示，蒋坚拒批发。原来蒋经国意欲用这批美械来装备他的「青年救国团」。蒋先生自然不便一下就发给蒋经国，只叫顾祝同将这批军械运往浙江泉州，暂交经国保管。蒋经国遂下令其副团长某负责执行。孰知这副团长是个潜伏的共产党，後来共军渡过长江向浙赣路急进，这批美械竟原封不动转到共军手中去了。

「青年救国团」在杭州无所事事。这批青年原来又是乌合之众，良莠不齐，在杭州一带横行霸道，居民不堪其扰，纷向浙江省政府告状。陈仪收到的人民控诉书不下数百封，正不知如何处理。适蒋经国由上海到杭州向陈仪讨给养，说请陈伯伯多帮忙。本来省政府的经费是有一定的予算的，何况这「青年救国团」是私自成立的，并未向政府登记，这突如其来的数千人的给养，一时实不易筹措，据说，陈仪曾对蒋经国沈痛地说，我们既救国乏术，也不应尽情蹂躏自己的桑梓，吾人实无面目见浙江的父老。说了，从卓上拿起盈尺的控诉书递给经国说，你看里面控告「青年救国团」的罪状，较诸土匪有过之无不及。经国接过来略为翻阅了一下，便放回卓上，一言不发，掉头而去。经国素以「太子」自居，目空一切，今番不独有求不遂，反而[石并]了一个大钉子，焉肯干休？乃气冲冲地到溪口去向父告御状，难免画蛇添足，说陈伯伯抨击「青年救国团」类似一群土匪，如此说来，经国是土匪的小头目，而爸爸就是土匪的大头目了。

蒋先生闻言，不加思索，即大发雷霆，立刻打个电话把陈仪骂得狗血淋头，未等陈仪答腔，便把电话挂了。次日，汤恩伯便奉召到溪口，汤旋即亲到杭州将陈仪撤职拘押，遗缺由汤氏暂派周某代理。事有凑巧，那时有个闲散军官是陈仪和汤恩伯的小同乡，到省府求差事，陈因无法安插，就写了一张便条，介绍给汤恩伯酌予录用，汤即捏造事实，谓便条之外，陈仪并致意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这闲散军官先被枪毙以灭口，这段骇人的新闻曾刊载於沪上各大报。

这一类事，在蒋先生个人经历上本是其罄竹难书。不过现在他已是下野之人，国事至此，他的恶习气竟变本加利。在南京的何应钦，顾祝同，提到蒋先生这种作风，无不痛心疾首。但是何应钦心头口头虽不满，而对蒋先生仍不敢有丝毫违抗。我有时难免因何应钦的矛盾言行而诧异。何才据实告诉我说，他在南京早有特务跟踪，他稍有不慎，即有杀身之祸！说来令人不寒而栗。

二

蒋先生最不可宽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画。蒋先生原非将材，东北（辽渖战役）及徐蚌（淮海战役）两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失败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决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属下策，但是我们究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所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上最浓包的汤恩伯。

一，二月之间，当共军已遂渐迫近长江北岸时，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事前并由该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中将拟就守江计画，开会时提出讨论。此次会议由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出席者有各级将领蔡文治，汤恩伯等人。我与何应钦也应邀列席会议。

首由蔡文治提出江防计画。大意是说，我江防军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徵集的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於这些河湾之内。至於江阴以下之长江江面极宽，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此一方案，何应钦，顾祝同和我都认为十分妥洽。

但是汤恩伯却大不以为然，声称这方案大违总裁意旨。他因而另提一套方案大体是把我江防军主力集中於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於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以为应付，简言之，便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

蔡文治认为这是自杀方案，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无奈汤恩伯是掌握实权的江防总司令，他的防地上自湖口，下至上海，大军４０馀万人都在他一人节制之下。汤坚持他的守据点的计画，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蔡文治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这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现在代总统，何院长，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麽你独持异议？」汤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麽做便怎麽做！」

蔡说：「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 ，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画，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汤恩伯至此已血脉暴张，完全失去常态，顿然把卓子一拍，大声骂道：「你蔡文治算什麽东西？什麽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说着，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

蔡文治也气呼呼地把文件收起来，连说：「这还能干下去？这还能干下去？我辞职了！」

我望着何应钦，顾祝同二人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何，顾二人也苦笑说：「老总不答应，那又有什麽辨法，只有让他垮阿！」他们所谓「老总」就是蒋先生。

我当时便想汤恩伯只知道蒋先生，把我们李，何，顾三人不放在眼内，简直不成体统。要阻止敌人渡江，首先把汤恩伯撤职，但汤氏手握重兵，何应钦，顾祝同二人又不敢作声，我当然也无法撤换他，只好眼争争看他胡来。

在这种情势下，我觉得蒋先生如继续在幕後牵制下去，就必然要同归於尽。我要挽回颓势，则必须请蒋先生放手。因於四月十日作一亲笔信请阎锡山，居正两人带往溪口与蒋先生面商。我在信中指出，如果蒋先生不采取适当措置以挽救这种混乱局面，我本人唯有引退；以免贻误国家大事。阎，居返京後，所谈不得要领，仅由张群传话说，蒋先生拟往杭州，约我赴杭面谈。

但是此时正值紧要关头，我何能分身，遂作罢论。

以後长江防务，自然由汤恩伯按蒋先生之意，作最不堪想像的愚蠢部署。汤氏把他的３０万精锐（第４，４５，５１，５２，７５等军）悉数调往上海一隅，徵集民财，在四郊筑[石周]防守。南京，镇江，芜湖一线，则以战斗力极为薄弱的部队聊作应付。这种部署无异开门揖盗，共产党自然就更不愿与吾人谈和了。

三，四月间，我得到情报说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已秘密与共军接洽，已预备共渡江时叛变响应，我特为此事与参谋总长顾祝同计议。顾认为流言不可轻信。因戴为黄浦学生，为蒋先生所倚重，故委以江阴要塞司令这一要职，而且顾祝同自言与戴为亲戚，信其无他。

我说：「这年头父子尚且不能相顾，亲戚能靠得住？为谨慎从事，我看还是把他暂时调开。」顾说：「这事我不能作主，需要请示总裁才行！」

我知道请示蒋先生是多余的，遂未多言。

孰知４月２１日共军渡江时，戴戎光果然叛变，利用要塞巨炮反击我江防舰队。舰队或沈或逃，共军木船乃蔽江而过。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大好江南，顿时便赤焰薰天，无法挽回了。

戴戎光可能不纯然为着那５００根金条而叛变的。他叛变的最大原因，第一固然是觉得大势已去，应该向共党“立功”；第二可能是由於蒋先生授意“保存实力”

，让共军渡江。共军既渡，戴无处可退，就索性投降了。

上游敌军则自芜湖以西，大通，青阳一带强渡。因为此地守军都是杂牌军刘汝明所部，战斗力十分薄弱，一见敌人登陆，或降或逃。中共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南自江阴，北至芜湖，以钳形攻势向南京进迫。

４月２１日我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高级将领会商今後战略。与会者莫不慨叹，因众人皆清楚，蒋先生如不暗中制肘，局势不会一糟至此。由多方面事实参证，我知道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倒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时日延长，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如此，则我李某人坐拥半壁江山，中共固无法南侵，而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亦将永成历史名词了。

蒋先生生性便是极端狭隘的人，他断不能座视我取他而代之。他所以要把汤恩伯撤往上海，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抢运物质。然後把汤部精华撤往台湾，另建一个小朝廷。

我们留在南京的将领，一致认为南京无法再守。但是白崇禧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江山尚坚具信心。他主张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南浔（南昌，九江）线一带，与白崇禧的华中部队约４０万人成为倚角，以固守湖南，江西，防止敌军侵入西南。

我极同意白崇禧的计画。何应钦，顾祝同也认为这是今後唯一的出路。但是蒋先生如不同意这一计画，则一切皆是空谈。大家乃决意於４月２２日赴杭州一行，看蒋先生的意思如何。

行前，白崇禧便向我建议说，今後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交出。我说，这正是我的意思。

４月２２日晨，我们分乘专机飞往杭州，蒋先生已在笕桥航校等候。我们抵达之後，大家面色沈重，心情非常悲愤。我首先向蒋先生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麽辨？」

蒋先生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而後，蒋先生总是安慰我，要我务必继续领导下去，他当尽其所能支持我，後来他又蔽开众人，领我到另外一间房里继续商谈。我说：「你如果要我继续干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先生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蒋先生说话的态度，真是诚挚万分。我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都会一口答应。

此时的南京已危在旦夕，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遂条列举要他答应，反嫌小气。我本人一向是个负为己甚的人，所以也只能轻描淡写的提出。这是我不能破除情面的弱点。

不过，当时我纵然破除情面，和他摊牌，他遂条答应了，还是无用，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深知其久染洋场恶习的个性。他说话照例是不算数的，嘴里说得再好听，做起来他还是不会放手的。

我们在杭州的聚谈就这样结束了。当时外界不明真相，都把这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叫作「杭州会谈」。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开什麽会议，大家坐在笕桥航校会客室室的沙发上谈了一，两个钟头便结束了，没有作任何具体的决定，因为蒋先生口口声声说，今後我们任何作战计画，他都完全支持。

谈话结束之後，白崇禧随时飞返回汉口，何应钦坚决约我去上海。我说我应该回南京去看看。我怕的是南京撤退时，我如不在场坐镇，或许要发生抢劫现象，那我们更对不起人民了。

４月２２日傍晚，我从杭州返抵南京时，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平日最繁华的通衢大道，如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民全部关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部队在作撤退的准备。城防部队和市民听说代总统仍在城内，人心尚称安定，军队纪律亦佳，绝无败兵掠夺的事发生。

当晚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奉召来谒。我问他战局现状如何，汤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於明日清晨离京，以策安全。

在此同时，我派往北平的和谈代表章士钊，邵力子等人竟联衔来电，劝我於共军入城时不必离京，如嫌南京不安全，不妨迳飞北平，中共当遇以上宾之礼，竭诚欢迎。我知道我的和谈代表在城亡国破之时，决心向共党靠拢了。责他们临危变节亦属徒然，遂将电文掷去，未加理会。

入夜，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机枪声尤密，我知道共军正在加紧进攻城外据点，我军亦在掩护撤退。遂解衣而卧，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４月２３日清晨，汤恩伯又来电话，催促起飞。盥洗既毕，略进早餐，乃招呼总统府侍卫长李宇清备车往明故宫飞机场。总统府随员三十余人亦乘吉普车随行，渠等多通霄未睡，面色惺松而紧张。

车抵机场时，汤恩伯和首都卫戌司令张耀明已在机前迎候，专机马达已发动。我与汤，张略谈，便进入座机。飞机旋即升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斯时东方已白，长江如链，南京城郊，炮火方浓。驾驶员特入机舱请示飞航目标。我说，先飞桂林。飞机随即转翼向西南飞去。从此，南京就不堪回首了。

☆ 江南开门揖盗，广州望梅止渴

　　　　　　　　　　　　　　　　　一

　　当南京危急之时，除我和行政院长，参谋总长及少数高级官员之外，政府本已全部迁往广州。南京失守後，我临时决定飞到桂林的原因，是看透了蒋先生如不肯放手让我做去，则不论政府迁往何处，局势绝无挽回余地。南京三个月的惨痛教训对我太深刻了。在蒋先生幕後控制之下，政治无法改革，军队无法调遣，人事无法整顿，军政费无从支付，经济完全崩溃，守江谋和的计画无法实施。结果，开门揖盗，天堑长江，一夕而失。凡此种种，均系蒋先生有意出此，让我早日垮台。

　　４月２３日清晨离京之後，我默坐在机上，只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除此之外，则又似万籁俱寂。瞻前顾後，不觉百感丛生，悲愤无已。思维抵桂林之後，对大局将何以自处？深思熟虑之後，忽有所悟。自觉在今日的情况下，只有两途可循，一即决心引退下野，以谢国人。按照宪法的规定，总统，副总统均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其职权，并由立法院院长召开国民大会临时会议，补选总统，副总统。然而我又顾及在此军事溃败之下，动辄失地千里，国民大会代表散处四方，欲凑足开会法定人数实属不易，故欲走此路，显有事实上的困难。另一可循途径，便是与蒋先生公开摊牌，要求他切实履行诺言，保证绝对不再干预政治，军事和人事，交出国库中的金银和外币，好让我尽心尽力挽狂澜於既倒。然而实际上蒋先生决难做到，所以我也深知选择第二条路亦毫无把握。不过今日已到山穷水尽之时，在主观上只有作如是想法了。

　　专机抵达桂林时，各界闻讯前来欢迎的仍是人山人海。当时高级军政人员都知道局势严重，他们一致认为在目前局面下，蒋先生既不肯放手，我断然无力起死回生。蒋先生最後必要凭藉他优势的海空军，退保台湾一隅，建立一个小朝廷。到那时，我们在大陆全部溃败，恐怕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现在我既然在内战中失败，倒不如拿出体育家的风度，干脆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和平让予中共，以免内战继续，生灵涂炭。

　　接连数晚，广西省军政领袖皆聚於我在桂林文明路的私邸内开时局谈话会。最後且由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领衔，由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黄朴心主稿，写了一封很长的建议书给我。该建议书的内容约分四点：第一，就大局来说，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绝无挽回的可能。第二，广西省内尚和平安定，桂籍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中共投鼠忌器，是可能接受的。第三，广西军政领袖们一向与中共不睦，但与民革主席李济深则友谊极深，现在亟宜运用李济深居间斡旋，与中共言和。第四，广西如想以实力与共军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一切，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

　　在这份建议书上签名的文职人员，除省主席黄旭初之外，可说全部签署；武职人员，除正在前方统兵作战的将领之外，亦全部签名。领衔人李任仁尤其是众望所归。任仁为早期广西优级师范的毕业生，清末执教於会仙？[土于]两等小学，曾为白崇禧的老师。为人淡泊明志，与世无争，极为各界人士所推重。他因为看不惯蒋先生的作风，愤而加入民革，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次他把这份建议书交给我时，便一再地说：「失败已经注定，我们为什麽不能放下屠刀，却要把这害国害民的内战坚持到底呢？」任仁并强调说：「德公，蒋先生在大陆垮台，尚有一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上失败，则一条退路都没有，又何苦坚持到底呢？」

　　他们这份]建议书所持的意见，以及李任仁向我建议的各点，都可说理由充分，无懈可击。各建议人的态度尤其忠耿可亲，无奈我个人无法转变。西方人处此绝境，他们会顺应环境，罢兵投降；中国人除少数贪生怕死的懦夫或全无主张的投降分子，会『阵前起义』，叛变投敌之外，正直有为之士，多半主张『不成功即成仁』，绝不□颜事敌。我国的传统道德是讴歌『断头将军』而鄙视『降将军』。我当时的心境也是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辱。任凭他们的说辞是如何的顺理成章，我内心也知道，我们的失败已经注定，自觉我方无一项可站得住的。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同处绝境，断无起死回生之望。但是我仍然强词夺理，驳斥他们的投降论。

　　不久，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亦赶回桂林，一致反对投降。白崇禧尤其声色俱厉，痛斥投降论者。黄旭初更因黄朴心意志颓丧，动摇人心，而将其撤职。一般主和人士见到这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情况，知道多言无益，大家只有重振精神，追随我们和共军作战到底。

　　今日回思，深觉我们当时明知事不可为，纯以意气用事，与共军火拼到底，致军民多受不必要的牺牲和痛苦，真是罪捏不浅呵！

　　　　　　　　　　　　　　　　　　二

　　我在桂林既不愿去穗，在穗高级人员何应钦，阎锡山等均函电飞驰，敦请我赴广州坐镇。５月２日广州中央并推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随白崇禧飞往桂林促驾。

　　白崇禧自在杭州晤蒋後，迳返武汉，主持华中战事。我返桂林後，即电约白氏返桂一晤，商讨今後华中方面的防务。白崇禧於４月２９日自汉飞桂，因天气关系，无法降落，改飞广州。５月２日遂偕居，阎，李三人来桂。

　　白崇禧来桂之後，见我意志消沈，痛苦万分，非常同情我的处境，一度与我密谈。谓蒋先生既不肯放手，处处制肘，倒不如由我敦请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俾卸仔肩。我说，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吾人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今蒋氏已引退下野，即为一介平民，若不经国民大会的合法选举而私相授受，由我劝他复任总统，则我将为千古罪人。白氏见我态度异常坚定，遂不再言。

　　此消息不久即不胫而走，对蒋先生可说是正中下怀。他闻讯之後，当然喜出望外。嗣後某次，蒋先生由台北飞广州，住在黄浦军校旧址，特电约白氏见面，很亲切地对白说，只要我们合作，大局仍有可为。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年）我下野，旋复职与你合作，即能完成北伐大业。其後因政情复杂，又分道扬骠。及至民国２６年恢复合作，而把日本打败，收复失土，此皆有力的例证，今後亦然云。到政府迁重庆，蒋先生复职已有呼之欲出之势，并有白氏出任行政院院长之谣传，甚至说我与白崇禧意见相左，其实都是蒋先生故弄玄虚的无聊伎俩，殊属可笑。

　　居，阎，李三人皆是党国元老，早年追随中山革命，也可说是民国缔造者之一，如今眼见大好河山陷共，心头抑郁，非言可喻。阎锡山於民国元年即任山西都督，治理山西垂四十年，如今被中共遂出山西。太原城内巷战时，尸填沟洫，阎锡山说来，情感激动，竟至老泪横流。他劝以我国家为重，速赴广州，领导反共。居，李二人亦以此相劝。他们三人对蒋先生历来作风，均感不满，对我处境万般同情。我便坦白地告诉他们，蒋先生在幕後不放手，我绝无法亦无此能力领导，只有急流勇退之一途。三人都说，他们来桂之前已得到蒋先生的保证，说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希望李代总统领导下去。

　　 ５月３日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与海南岛军政长官陈济棠亦衔蒋之命来桂相劝。陈，朱二人皆说，蒋先生已决心将军政财大权全部交出，他绝不再在幕後操纵。阎锡山并自告奋勇，愿亲赴上海一行。因蒋先生此时正在吴淞口一军舰上指挥汤恩伯防守上海。行前，复由他们五人磋商，拟出六条方案，由阎锡山面请蒋先生作确切的保证，为我飞穗重主中枢大政的先决条件。这六条方案的内容大致如後：

　　 第一，关於指挥权者：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後指挥；

　　第二，关於人事权者：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与行政院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後干预；

　　第三，关於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第四，关於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构，应率先奉行；

　　第五，关於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第六，关於蒋先生今後出处：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米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关於第六点，原非我的意思。我只要蒋先生真能放手，让我以大刀阔斧的手段来加以兴革，我绝无心逼他出国。不过当时与会诸人，为要急於劝我去穗，仍主张把这条加入。

　　５月４日阎锡山便乘专机飞沪，在上海和蒋先生长谈三日。５月７日返桂，说我们所要求各条，蒋先生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他五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但是蒋先生希望能居留台湾，因国家败亡至此，他觉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云。

　　局势发展至此，使我无话可说。我深知蒋先生往往自食其言，我为希望蒋先生交出大权而去广州，可能是望梅止渴，但是我说的话却不能不算数。蒋既有此诺言，我就赴汤蹈火。遂於５月７日南飞广州，为防止中国赤化，作最後五分钟的努力。

　　　　　　　　　　　　　　　　　　三

　　我在桂林虽仅逗留两周，然此两周间，共军在江南的战事直如疾风扫落叶。我飞广州时，共军前锋已入福建境内。汤恩伯的江防计画是将主力配备於镇江以东。全线最弱的一点，为芜湖以西的大通，贵池一带。该处守军为战斗力极弱的刘汝明第６６军和安徽保安队。

　　共军的渡江战略便是针对这个防线的弱点而部署的。４月２１日，中共分两路自江阴和大通江面大举渡江。由於戴戎光叛变，陈毅部大军２０余万，一枪不发便占领了江阴要塞，切断了京沪路。汤恩伯部未作激烈抵抗，便将主力约３０万人悉数撤入上海。镇江，南京，芜湖间未及东撤的部队十余万人，则向浙江西部撤退，为共军追击，遂一包围消灭。

　 上游敌军则由大通，贵池一带强渡，刘汝明无力阻遏，全军向皖南及赣东撤退。共军人多势猛，乘胜穷追，六十六军大部被歼，刘汝明率少数残部遁入闽北，安徽保安队瞬时被消灭，皖南、浙西遂成真空状态。共军一日夜强行军二百余里，５月初遂占领贵溪、弋阳，一举切断华南大动脉的浙赣路。

　　自５月５日至５月１０日五天之内，共军连下上饶、玉山、江山、泉州、龙游、汤溪、金华、义乌等县。浙西国军後路被断，无法向江西撤退，援绝粮尽，乃纷纷向共军投降。据中共新华社於５月１７日所宣布的战果，国军在此区域被消灭的，计有第４、２０、２８、４４、５１、６６、６８及１０６各军的全部，９６军的大部，８８军的两个整师，４６军的１７４师以及张雪中第９编练区所辖第１２、７３、７４及８５等四个军的全部，第１８、２１、５４、７３及９９各军的一部。６６军军长罗贤达和安徽保安司令张义纯被俘。

　　这次江南的溃败，可以说是空前的。我军有时一日夜退二百里，共军追击的速度有时一日夜达二百华里以上，四处设伏，邀击包围我军。双方并无激烈战斗，我军便附首投降。

　　从军事学观点来看，此次的大混乱实全由蒋，汤二人不知兵所造成。前已言之，我和白崇禧的战略，原是以南京为中心，以重兵向上下游延伸，阻敌渡江。万一守江失败，则放弃上海和南京，将大兵团沿浙赣路配备，与华中区大军成倚角，作有计画的西撤，退保西南五省以待变。

　　如果按照我们的计画执行，则我们可以遂渐形成抗战期间的敌我形势。刘伯承虽十分□悍，亦断不能对我军直如摧枯拉朽一般。

　　无奈蒋先生坚持以主力守上海一隅，而皖南方面又故意使其成为真空状态。以故刘伯承一旦渡江，便如入无人之境，沿皤阳湖东岸长驱直入，至５月中旬竟侵入闽北，致使白崇禧所指挥的华中防地形成劣势的突出状态。值此紧急时期，白崇禧仍图补救，曾急电蒋先生，请将株守上海的精锐部队速由海道撤往汕头，联合自青岛南撤的刘安琪第９兵团约５，６万精锐部队，自闽南，粤东北上，坚守大芫岭。而蒋先生不听。

　　当上海不堪再守时，蒋把部队先撤至舟山群岛，遂步撤往台湾，刘安[王其]兵团则撤往海南岛。坐视白崇禧的华中区战事日趋恶化而不闻不问。

　　还不止此。当浙西战事接近尾声，共军已有侵入江西的企图时，蒋先生突令原在吉安，赣州之间驻防的胡琏兵团撤往粤东避战，南昌一带顿受威胁。白崇禧为抢救此一裂罅，乃将原守鄂东的徐启明兵团迅速南调，鄂东遂拱手让予共军。而武汉三镇更形突出。白崇禧乃不得不作撤守武汉的打算。

　　武汉既不可守，湖南便受威胁。驻守湖南的两位湖南将军――程潜，陈明仁，为恐桑梓糜烂，遂暗中与敌勾结，整个西南的抗共部署便瓦解了。

　　共军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国，并非他们有天大的本领，能使我军一败涂地，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开门揖盗之所致。蒋先生原是一位低能的战略家，由他亲自指挥而吃败仗，本不算稀奇。不过此次江南之败，似非由於他指挥低能之所致，细研全局，我深觉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

　　 蒋先生引退时，我原坚持不就，他定要我出来支撑残局；及我勉为其难，他又在背後处心积虑地要我从速垮台。其居心何在，只有让後世史学家去细细探讨了。

（全文完）

　（作者系前中华民国代总统，１９６５年７月返回大陆，１９６９年病逝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