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最大民办教育集团崩溃 董事长成A级通缉犯 -- 大大的熊

2005年10月12日，拿到南洋各校公章的蒋国斌奔赴太原，他的计划是：“和当地的教育局领导接触，了解一些实际的情况。然后回到北京，和帅建伦以及潜在战略投资者商讨，拿出一个重组整合南洋集团、彻底解决教育储备金的可行性重组操作方案。”此时，蒋没有得到南洋的财务资料，当时他和帅约定回京后再做正式交割。

不料刚到太原，蒋国斌就被追讨教育储备金的家长包围。“不得不”和家长们同吃同住了一个多月----实际是被家长们变相扣留。蒋后来说，他一直和帅建伦反复沟通，却一直没有得到帅承诺的资金汇来。

11月17日，帅建伦在黑龙江黑河口岸被捕。同一天，蒋国斌和两位家长代表去教育局磋商时，借故跑了。回到北京的蒋国斌再也找不到帅建伦及其部下，便在网上发布他的公开信，宣布与帅建伦的转让协议中止。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正在向法院起诉，要解除和帅建伦的转让合同。★

妥善处理南洋事件关乎民办教育发展

★ 本刊记者/朱雨晨

2004年10月，彻底退出南洋教育集团的任靖玺在网上发布了长达8万字的个人自述----《教育炼狱十年》（以下简称《万言书》）。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文中，任以激愤的口吻将南洋的命运归咎于教育体制。《中国新闻周刊》于2004年底曾以《任靖玺：我败给了教育制度》为题做专题报道。在当时的舆论界，就《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所及，对《万言书》的肯定者居多。

时至今日，面对南洋的全面崩溃，对任靖玺的骂声四起。

远在新西兰的任靖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万箭穿心。”以下是任靖玺的答本刊记者问。

中国新闻周刊：1993年，你为什么会举办南洋教育？为什么会选择教育储备金的方式？

任靖玺：当时我是海南南洋发展总公司的总裁，以做旅游和高科技为主。我80年代就已是百万富翁，最后决定投资教育，主要因为我是山西人，把学校建在家乡，就是想做一些善事而已。至于后来的高速扩张和全国办学，那会还没有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南洋使用教育储备金的方式，是受到了当时陈忠联办学成功的鼓舞。

1995年，海南南洋迁往北京，是因为当时海南经济形势恶化。也是这一年，我决定将教育作为南洋的主要产业，提出了“麦当劳模式”，用滚动发展的方法，借助民间投资的力量，建立中国最大的教育投资集团。而所谓“滚动发展”，就是教育储备金。

中国新闻周刊：1994年国家教委下发了关于禁止审批教育储备金学校的文件。1998年以后，广东已经对储备金模式叫停。但正是这时，南洋开始了高速发展期。政策上的这些禁忌，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吗？

任靖玺：我来向你描述一下当时的社会图景。民办教育的呼声是全社会的热点。大家都认为，只有开放民办教育才能改变中国教育投资不足的困境。大家都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一定会走下去，没有回头的余地，因此中国的教育一定会放开。

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朱基总理说穷国办教育，不走多种形式办学的路子，别无选择。我对民办教育的“放开”并最终和资本市场对接持乐观态度。

1994年的教委禁令我不知道，教育局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收储备金是否有问题。广东发生的事情我是知道的。我们只是把那个禁令当作一个地方法规，毕竟国务院和教育部一直没有表态。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停不下来了，因为其他的融资渠道完全堵死，我们只有继续收储备金这一条路，能做的只是减少额度。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如何减少额度的？

任靖玺：2002年开始，南洋主动降低了新生的“教育储备金”比例。2004年我离开之前，以教育储备金方式入学的孩子，在全国南洋已降到20%。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在生源稳定的情况下，将教育储备金完全消化为学费，需要五到七年。

从1999年开始，我们就试图向国际市场融资。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曾和南洋初步商定给予南洋2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和30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却被有关方面以“教育市场外资不得进入”的理由中止而失败。

另外，我也考虑过在国内市场上融资，以公司的名义买壳上市，对于南洋而言财力是不允许的，而且还有“教育资金不得挪做他用”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