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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 -- 青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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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二、山雨欲来(下)作者:天涯社区 青史评论版菜鸟飞飞888 

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结尾处写到,将军苏建(苏武的父亲)曾告诉他说:“我曾经责备大将军(卫青),说他虽然至为尊贵,天下的贤士大夫们却少有称颂他的。希望大将军能效法古代的名将,选择贤良之人充作宾客,以努力树立(孟尝君、信陵君那样结交天下贤士的)好名声。大将军却谢绝说:‘自从往日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广招门客,天子常常恨得咬牙切齿。亲近安抚士大夫,招纳其中的贤才、黜退不肖者,这是人主的权柄。为人臣子只须尊奉国家法令,安守职位本分而已,何必招揽门客呢?’”司马迁又说骠骑将军霍去病也效仿舅舅,两个人的为将之道都是如此。

  从苏建转述卫青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汉武帝对于臣子招揽门客的真实心态,对于朝臣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他是恨得咬牙切齿的。虽然博望苑是他专为太子所设,想来他也不会对儿子如此苛刻,但心中猜忌总是难免。从这一点上来看,卫青对武帝的心思琢磨得很透,这大概与他少年时多经磨难,养成处事谨小慎微的习惯有关。可惜太子并没有从舅舅卫青和表兄弟霍去病身上学到这些处事的圆滑之处,他从小锦衣玉食,养尊处优,根本体会不到人生的艰难,更学不会这些求生自保的智慧了。

  或许有人认为,虽然武帝和太子父子之间性格迥异,行政风格大相径庭,但即使受些奸臣宠妃的挑唆,太子柔仁宽厚、处事温和这些“子不类父”的“缺点”也不应该成为遭到武帝废黜的理由。其实不然。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武帝欲更易太子的直接原因,但《汉书•元帝纪》记载的宣帝与太子刘奭(后来的元帝)的一段对话,或许可以为此事作一形象的注脚:

  “(刘奭)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日:‘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日:‘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

  看来,汉武帝想更易太子的原因,也是担心所托非人,江山变色。宣帝尚且念及亡妻的结发之情,不忍心废弃太子,而以武帝寡恩薄情、雄忌忍杀的性格,又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卫家在征和二年的血腥动乱中遭受了灭顶之灾。在动乱中丧命的除了卫皇后和戾太子刘据以外,尚有卫皇后的两个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戾太子的三个儿子及儿媳、一个女儿。此外,卫皇后的姐姐卫君孺及其夫公孙贺全家、弟弟卫青的长子长平侯卫伉、卫皇后另一个女儿卫长公主和开国功臣平阳侯曹参的曾孙曹襄所生的儿子代侯曹宗(《史记•曹相国世家》:“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国除”;《汉书•萧何曹参传》作“子宗嗣,有罪,完为城旦”,与《史记》异)也死于这场动乱。卫皇后另一个姐姐卫少儿的丈夫、开国功臣陈平的曾孙陈掌希望接续因强占他人妻子而遭弃市除国的兄长陈何的爵位,却始终没有如愿,于是“卫氏悉灭”(《汉书•外戚传》)。

  班固在《汉书•武五子传》的赞语中说:“巫蛊之祸,岂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见,其长竞天。后遂命将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后,师行三十年,兵所诛屠夷灭死者不可胜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成,太子子父皆败。故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何独一嬖臣哉!”

  所谓“蚩尤之旗”不过是彗尾壮大如旗的彗星而己。上古时九黎族的首领蚩尤与中原诸侯争霸,与黄帝大战于涿鹿,蚩尤兵败被杀,黄帝遂有天下。因此古人认为“蚩尤之旗”出现是主兵刑征伐的凶兆。这一次彗星出现,是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的秋八月(《汉书•武帝纪》:“(建元六年)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巨大的彗尾扫过整个天空。当年的五月丁亥日,太皇太后窦氏刚刚去世,武帝摆脱了祖母的羁绊,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革新更化,实施自己“大有为”的政治抱负。班固认为,“蚩尤之旗”的出现,是上天示警天下将要有事的信号。果然,就在彗星出现的当月,闽越王“郢”派兵攻伐南越,武帝即遣大行王恢、大司农韩安国将兵分出豫章、会稽两郡共击闽越,大军还未到达战场,闽越人即已杀郢请降。

  汉武帝派遣卫青出高阙,逐楼烦王、白羊王,收复河南(河套)地,置朔方郡是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春天,而戾太子刘据则生于元朔元年。而根据上述赞语的意思,则刘据出生与筑朔方城竟是同一年的事情(“其春,戾太子生”)。关于这个问题,清末的学者李慈铭专门作了一段说明。他说:武帝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才开始恢复使用夏正(以夏朝的历法为正朔,称为“夏正”。武则天时曾以周朝的历法为正朔,称为“周正”。依此类推),以春孟(即建寅之月。古代历法以冬至所在的冬十一月为子月,其后的冬十二月为丑月,正月为寅月……依次类推。若以子月作为岁首,则称为“建子”,以丑月为岁首,称为“建丑”,亦依次类推。有的史书上记载说夏以正月为岁首,是为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秦自西汉太初元年之前以亥月,即冬十月为岁首,是为建亥)作为岁首,在此之前则为建亥,以冬十月为岁首。武帝建置朔方郡是在(建亥)元朔二年春二月以后的事情,戾太子大概就出生在当年的岁首(建亥元朔二年的岁首,即建寅元朔元年的冬十月)。自从太初元年采用夏正以后,以前的时令年月都用新历加以订正,因此戾太子以建寅计算为元朔元年出生。班固依据官方的实录记述史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以为戾太子出生的月份(亥月,冬十月)是在春天的寅月(正月)。其实(建亥)元朔二年的三、四月份,正是(建寅)元朔元年的十二月和元朔二年的正月。李慈铭的结论大致是正确的。

  卫氏家族最兴盛时,支属中共有五人得以封侯,然而自卫青首封之后二十四年,五侯皆失其爵。卫氏一门因征伐匈奴而兴,又因太子弄兵而败亡,太子的一生竟与刀兵相始终。班固认为这种巧合是“天意”,并不仅仅是江充巧言行奸、构陷太子的“人力”所能为。这固然是出自谶纬发达的东汉时期的史家班固的无稽之谈,却也未必不可作为太子一生悲剧和卫氏满门兴衰的形象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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