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看相声这五十年 -- 豫蒙

郭德刚批评这五十年，这是好事，现在批评的声音太少了，他来批评，很难得。

不过呢，我觉得他批评得不是很公正。

相声的真正衰落是最近十几年的事，表面上的原因的电视造成的，晚会导演有权又外行，非拿相声当笑话演，七剪八剪，先让相声变太监，接着就要了相声的命。

这样的评论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很皮相：相声死了，小品怎么还活着呢？

于是又有人责怪侯宝林的“净化”运动与新相声，把他当成了最贵祸首。

这种批评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也太高抬“侯大师”了吧？他愿意相声完蛋？而且，全凭一己之力的他能取得这样的结果？

下面我说说我的粗浅看法，全当抛砖引玉。

这五十年来的相声发展真地向郭德刚说得那么惨么？只怕未必。老段子固然受到不少限制，特别是在前三十年，但即便那个时候也并没有完全禁绝吧？不说别的，张寿臣在解放后地位依然很高吧？刘宝瑞的传统单口段子不就是那会儿录的音么？更不用说对相声的全面的录音整理了。事实上，解放后那几年是对传统艺术最重视的时期。记录整理了很多的东西，现在的很多资料都是因此而保留下来的。当然，在整理的时候，是有它的原则的，这个原则是有很大问题的，下面再谈。

应该说，中间二十几年是管得比较紧的，传统的东西逐渐不准说了，原因何在，下面再说。

改革开放以后，环境更加宽松，传统的段子也逐渐翻了出来：马老王老的很多段子是在这会录的音，像《黄鹤楼》、《卖挂票》等等，二赵的《八扇屏》、《吃元宵》也都是传统段子吧？

除了对传统段子的继承，新段子也出了很多。其中好的也不少，比如《开会谜》、《十点钟开始》、《买猴》、《夜行记》、《打电话》、《钓鱼》、《五味俱全》、《纠纷》、《宇宙牌香烟》、《如此照相》、《特大新闻》、《小偷公司》、《办晚会》、《最佳顾客》、《老鼠密语》、《侯扶倒》；马老的单口《逗你玩》、《练气功》、《追》、《吹牛》、《家传秘方》、《老热写信》、《局长查卫生》等等，都是这五十年来创作至少是定型的吧？这些只是我随口举出的，要详细统计那些给听众、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段子，自然还有多得多。东西好不好？我觉得还不错。

那这五十年来有没有问题？

有，我觉得还很严重。

首先就是“中国特色”的问题。一是对文艺观得太严了，鼓励表扬，不怎么欢迎批评，开始几年还好，中间二十多年越来越如此，后二十年的头几年很好，后来又沉下去，现在略有起色。

至于为什么如此，原因很多，有政治上的，我们就别说了。另外还有些是共性的原因——与后发国家的“赶超战略”有关。

“后发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逐渐落魄，同时也逐渐接受了通行的游戏规则，其中的一些幸运儿，比如俄国、东欧、四小龙、中国、东盟各国，现在的印度，等等，利用内外各种因素努力发展，又逐渐赶了上了。其中比较普遍的采用就是《赶超战略》，简单地说：集中人力、物力全力，投入经济建设。（中国有过波折）。

要发展首先就得有积累。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不同，一般没有自己的殖民地，很难从外面掠夺资源；幸运的可以获得外援；不幸的，就只能自己想辙：工业也很落后，起步资金就只能从农业产生，从日常生活中挤出来。所以呢，就出现了工农剪刀差、生活工作化、禁欲主义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工厂和军队差不多，生活和军营差不多，换句话可以说是变相的“全民军事化”。

集中人力物力大搞建设，要靠强大的国家力量。而当时正处冷战时期，国际局势险恶，更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的压制性。不欢迎批评很容易想象。

禁欲主义、生活工作化、军事化的结果是，人民的物质生活普遍贫乏、精神也极为紧张，人本质上不是机器，需要休息，需要享乐，贫穷、乏味、紧张的生活很难持续，而且，超过一定限度，轻则生怨言，降低劳动效率；重则出乱子，比如布拉格之春。

所以，得想办法。

于是便给大家提供一个美好前景，摆在未来，让大家有希望、有奔头，这是曹孟德的老法子。另外呢，就得靠文艺了——精神上的愉悦可以减弱肉体上的疲劳啊。

基督教有千年至福传统，东方传统文艺没有这种功能，至少在这方面比较弱，于是就得“改造”。

传统文艺不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后发国家的国民们普遍接受了“进化论”：西方是进步的，是前进的方向（不论是那会儿的马列主义，还是现在的自由派，都是如此，都认为西方比东方好，西方代表着未来，不论这个未来是“共产主义”也好，美式“市民社会”也罢，都如此）；我们是“传统”的，是落后的，我们要发展，就得学西方，变得像西方一样（自由派）或者比西方还西方（马列派）。

传统既然代表落后，建国以后被作为批判的靶子就不稀奇了。这样的相声段子太多了，比如《真假灶王爷》等等，太多了。

这种心态到现在为止开始逐渐出现改变，传统的东西不在不假思索的批判了，也发现里面有很多好东西，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然改变还只是初步的，但能这么变，的确是好事。

不过，要注意，传统也不等于好，里面也有很多糟粕，尊重传统不等于全盘接受，现在似乎有些人有“矫枉过正”的苗头。

现在说说“联系群众”的问题。这是郭德刚很重要的论点。

这五十年不联系群众么？不是。事实上，文艺工作者在前三十年里除了在剧场演出外，还经常下地头、进车间、到连队进行慰问演出，各村各家也都安了简单的小喇叭，可以听新闻、听广播，其中当然包括各种文艺节目，为枯燥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近二十年电视的普及使得于群众接触的渠道更为通畅，八十年代实际上还出现了“相声热”，当相声演员就像现在当电影明星一样，风光得很，连带的相声演员的走穴也流行起来了，价码还高得很。

所以说，简单这五十年的相声不联系群众，那不对。

不过，郭德刚还是说出了不少道理，要不怎么很多人他说得对呢？

因为，群众不是郭德刚意义上的群众，联系也不是郭德刚意义上的联系。

我朝以“人民”共和国为号，人民是神圣的，群众是人民的大部，似乎应该也是神圣的。其实不然。神圣更多存在于理论上。除了有些的原因外，“赶超战略”对群众有着特殊的看法。“准军事化”把人民造成为“战士”：除了出现严重情况外，战士允许提“建议”，却一般不允许“反对”；决议一旦达成并且下达，战士的任务是“不折不扣地服从”，而不是迟延、怀疑甚至拒绝。形势的需要使得国家的权威成为必需，出了问题不是国家的错，而是执行的不好，或者有坏人故意捣乱。因此，对国家的批评也就转化为对个别干部的批评。这也是为什么抨击“不正之风”这类文艺作品风行的原因了。

而且，除了单位会议，这种批评也不是直接由群众到国家的，而是经由各种中介间接传递的：除了作为中介的单位外，很大程度上是由文艺工作者代为发出的。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一般来说更长于言语，另一方面，还要靠他们把关、缓冲、调整，使群众的七嘴八舌、愤愤不平变得得体、周全、适度，容易让被批评者接受，也容易获得国家的认可。文艺工作者的这种角色是中国远古“采诗”传统的继续。这样的裁减与撰述赋予了文艺工作者一种权力：只有通过他们，群众的声音才能转变为文艺作品的声音得以表达、获得认可；表达与认可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文艺工作者的地位，使得他们相对于群众处于某种优势。

这样的批评注定是皮毛的，浅尝则止的，模式化的，千篇一律的，结果也必然是不吸引人的，比如现在的主旋律电视剧。这种模式化的批评不需要真正了解群众在想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或者，即便知道、明白，足够聪明的人也也会说些别的。这种模式化的流行，其实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有它的苦衷。

理论上的神圣的群众被试图变成了不会发声的“哑人”，意见要靠别人代言，如同文盲需要先生代笔一样。事实上，现实中的群众的实际角色还要暗淡的多。这可以举个旁证来说明：档案上的“政治面貌”，大家不陌生吧？“党员干部”是高贵的，你要是填个“群众”，虽然不像“地富反右坏”那么抬不起头来，但也是灰溜溜的。

“准军事化”要求普遍地服从，纪律；生产依靠积极、拼命的工作态度；积累需要禁欲主义的伦理支持，综合作用的结果造成生活的紧张与乏味，怨言是不可避免的。文艺的功能一方面在于愉悦身心，另一方面则在于监督激励。新作品的重要作用是表扬先进、批评落后，给大家鼓劲。什么先进？劳动模范；什么落后？二流子，偷奸耍懒的人——可以说，文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变相的“劳动号子”、出操歌儿，而文艺工作者则变成了监工：批评群众、监督群众、鼓励群众好好干活、安贫乐道。这个地位相对于群众是高高在上的。既然如此，又如何还能从心底瞧得起不敲打敲打就随时可能偷奸耍滑的落后分子呢？

文艺工作者早已不是解放前那些靠卖艺从群众那里近似乞讨的人了。时代已经变了。“赶超战略”需要把尽可能多的人力集中起来进行生产，这造成了对文艺监工的需求；随之而来的准军事化的禁欲生活使得往日的娱乐生活基本上被禁止，这使得过去的文艺工作者们，特别是艺人，没了活路。怎么办？国家选择把他们养了起来，成为体制内的“公家人”，按公家的要求办事。

不再靠老百姓养活的文艺工作者们，对老百姓的感情与态度变得与以前不同，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国家赋予了文艺工作者双向批评的权力，而第一种批评因为种种原因成为一种模式化的空洞之声，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买猴》、《似曾相识的人》、《小偷公司》等可以属于这一类，这样的精品实际上是在某些相对宽松的时期做出的，这样的时期少而且短。通常而言，管的是比较严的。因此，文艺的重点自然转向了第二中，批评老百姓。马老的《十点钟开始》，是精品不假，但也逃不了这种路数的摆布。

公平的讲，这些作品在那个精神贫乏的年代是很宝贵的，它们对人民生活的滋养之功是不容抹杀的。

然而，即便是第二类的批评最近的十多年里也越来越难了，以至于几乎要了相声的命，也差不多快也让小品玩儿完了。

这里面首先涉及到了一个悖论：“发展战略”要求禁欲苦行，提倡勒紧肚皮死命工作，然而，发展的目的却又是为了满足欲望，即便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也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么？更不用说当今那些以美国为榜样的自由派了。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天比一天多的富裕，也带来了更多的选择——消费的时代逐渐来临了；一元主义的时代终于过去了，一个多元的时代终于来了。

收音机、电视、电影、录像带、CD......娱乐的媒介越来越多，群众终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选择权。既然如此，谁还会听那些空洞的批评呢？谁还会在被工长、老板苛责了一天后，回到家里接着听相声演员的白话呢？

多元主义意味着标准的多样性，人们的喜好不同，口味各异，结果自然是“道不同不相与谋”：过去蓝蚂蚁似的群众，到了今天终于又“分化”成了各式各样的“消费者”。

分化，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过程。

可怜的是作为文艺监工的相声演员：他们正面临着“双重角色”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困惑。

一方面，文艺监工、“公家人”的身份要求他们追随国家的公开话语，按照它的要求，表扬它要求表演的，批评它要求批评的。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文艺工作者们早已明白，按照这套话语说话不但是必须的，也是明智的。这里面既有着练达与明智，也混杂着保守与惰性。

然而，社会的转型使得国家的意旨在逐渐改变，公开话语也随之在改变，尽管这种政治正确的话语的转变常常是缓慢的、滞后的。于是，昨天要你批评的，今天可能有要求你去表扬了；反过来，今天要求表扬的，明天可能有要求你去批评。这样的一种改变完全超出了一般文艺工作者的掌控，改变的趋势难以预料，改变的程度更非他们所能想象。然而，有一点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不管话语怎么变，他们必须跟着变。其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他们心理的困惑、表扬的尴尬、批评的不着边际。

与此同时，市场的力量在增长，金钱的能量在增大，欲望越来越被重视。在国家死工资与走穴高收入之间，相声演员自然更偏爱后者。走穴，那就要面对观众，群众早已经不再是那个得老老实实接受你挖苦、随随便便就可以糊弄的群众了，现在是越来越挑剔，口味越来越刁钻的衣食父母们了。一个演员受不受欢迎，很大程度上要看他能不能迎合他们的喜好，东西能不能对他们的胃口。

然而，受欢迎的东西常常得不到国家公开话语的承认，有时甚至正是明确反对的。这样，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与金钱吸引力之间相声演员在困苦挣扎。

举个例子，官方话语还在继承者勤俭节约的时候，富裕的人们却形成了新的观念，认为为了节约一口粮食而撑坏了肚子是件很愚蠢的事；而经济学家进一步论证说，消费才是发展的动力源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得不遵照相对保守的官方话语的相声演员们又能怎么样呢？他们私下里可能也会大吃大喝，也接受这种消费伦理，但上了台还得说勤俭节约好、奢侈浪费坏，观众则有相当一部分，不大以之为然。这样的相声怎么能火呢？即便是像少马也这样的名家，创作出来的《看不惯》也不算什么特别受欢迎的作品吧？而且，细细品品这部作品，就正是在批评那些看不惯的事呢，还是在羡慕呢？作者对角色心口不一的揭露真得很有技巧，也很有意思。

事实上，随着发展，国家对文艺监工的需求越来越低了，表现出来是对很多文艺的援助在逐年减少，比如说现在已经很少有几个相声剧团还在享受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津贴了，国家逐渐把它们推向了市场。这也使得市场、金钱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事实合法。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口号的确立，市场的力量逐渐获得了官方话语的承认。今天，欲望已经成为文艺界的主导力量。不过，国家公开话语总是会相对保守一些，对已经为数不多的文艺监工的约束也依然存在，比如，主旋律电视剧。从心理上讲，多数相声演员已经认可了市场的语言，然而，他们又不得不在表面上遵循国家公开话语。这就导致以“批评”为特色的新相声作品的艺术水准每况愈下。也越来越没有观众缘。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小品的情况有些不同，演员们来自农村，很多原本并非专业演员，乡土色彩比新相声演员重得多。赵本山们的成功实际上在于他们比较好的把国家公开话语与消费者的需求结合在了一起，受到了两方的认可。然而，随着他们的体制化，“国家人”身份对他们的制约立会越来越明显，新相声曾经的兴衰史又将在小品身上发生。]

在一个欲望越来越受到承认、消费者的地位逐渐得到认可的时代，相声必然面临着转型。以“听户为中心”的传统相声的复兴不是偶然的。

不过，相声演员中的那些体制内的人们，或者因为思想保守、或者因为自我保护，并不愿意积极做出回应，很多人还想着两门报，比如少侯，一面在努力增多商业演出，一面依然在作着“大王”梦。而李金斗这样早已投靠了市场的人，也还得打着国家话语的招牌遮羞，这也算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例子。符合他的性子，不奇怪。

郭德刚在这个别人还懵懵懂懂或者半推半就的时候敢站出来喊，绝对了不起，或许主要是因为其体制外身份的缘故吧？

对他的评价让我想起了薄伽丘。

现在你再翻翻《十日谈》，会觉得真是没什么，不就是一堆人在黄色故事么？怎么就有那么大的影响呢？原因在于它标志着西方基督教中世纪向往天国、鄙薄尘世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对这个俗世的接受、认可，标志着对人的欲望的认可与宣扬。

因此，它是现代世俗社会开始的标志之一。

郭德刚的贡献就在于他敢于空开鼓吹“欲望”，鼓吹市民趣味。他的话是中国都市市民意识觉醒的标志，是中国消费社会再次形成的标志，是“赶超战略”步入尾声的标志，也是改革开放初步成功的标志。

他终将因此而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痕迹。

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一个高扬欲望的世俗社会是不是就是个好社会呢？是不是就好的批评不得呢？

我可不知道。

不过，如果十年之后，一百几个台扫下来，不是类吴宗宪在讲黄色段子，就是类张菲在淫笑，或者是类小S在大讲屎屁尿，那我可真有些受不了。

侯先生的很多主张还是对的。

• 奇怪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