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 -- 梦里依稀
【标题】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
【作者】杨奎松,1953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内容提要】蒋介石还在华北事变之际,就估计到日军
西进的主要目的,是合围苏联,以应对苏作战之需。因
此,最初蒋对绥远防御问题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也不认
为绥远有全面抵抗日本入侵之可能。随着德王越来越激
烈地谋求分裂,加之意识到在日本威逼之下的冀鲁不稳
,蒋开始重视绥远问题,故自1936年5月下旬起,蒋即
主动布置绥远抗战。7月间,阎锡山和傅作义却因伪蒙
军的进犯频繁而频频告急。蒋因两广事变无力北顾,乃
告诫阎、傅:此时惟有多置兵力于绥远前线,方有避战
之可能。然而,当8月蒋得到消息称,日本军队将不会
介入绥远冲突之后,其对绥远危机处置的态度明显改变。
他的计划是,侦知其后方司令部与结集所在地,出其
不意猛力袭击,再退回原防固守,则匪伪以后必不敢轻
来矣。蒋介石的想法未能得到晋绥将领的支持,加之8
月24日和9月3日先后发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政
府态度顿趋强硬,军事上自不宜出着。因此他转而指示
外交部长张群加紧与日本驻华大使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9-10月间中日南京谈判未能取得缓和的效果,蒋再度考
虑在绥远展开攻势,并为此开始调动中央军。最终,傅
作义积极支持了蒋的意见,阎锡山等也大体表示服从。
11月中旬,傅作义率部取得了百灵庙大捷。蒋急于扩大
战果,却遇到阎锡山等人的反对。正在讨论中,忽然传
来日本关东军决心干预的公开声明。鉴于进攻时机已失,
蒋遂顺水推舟,将绥远战事的决定权交予阎锡山,自
己则去了西安。
1936年的绥远抗战,轰动一时。此役起也快,落也
快,从11月中旬打响,到12月中旬骤停,前后仅不足一
个月的时间。但由于过去有关档案披露得比较零散,因
此关于此役如何发生及经过情形,何人主导,何方参与
,乃至结束的原因,也就有了种种不同的说法。有认为
傅作义受中共宣传影响而揭旗抗日者,也有认为战役乃
由蒋指挥,并有中央军直接参战者。(注:参见军事科
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解
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390页;吴相湘编著:《第
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
版,第245-249页。)由于绥远战役打响后蒋急匆匆赶
赴西安,结果遭遇事变,绥远抗战亦停止于同时,于是
也就有了关于西安事变是否影响了绥远抗战进行的猜测。
而随着台湾蒋中正档案和阎锡山档案相继开放,绥远
战役为蒋介石幕后主导一事已经证实,台湾学者在这个
问题上的研究贡献颇大,惟已有的研究对于蒋介石意图
的说明尚嫌粗略,解释上亦有不尽周延之处,对史料的
把握和理解也颇多分歧。(注:见刘维开:《国难期间
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
史馆”1995年印行,第474页;周美华:《中国抗日政
策的形成――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2000
年印行,第279-280页。)基于上述原因,笔者特再综
合徐永昌日记,以及阎锡山和蒋介石个人档案,做另一
种诠释和解读。希望笔者的解读能够更贴近历史的原貌
,对解释和澄清绥远抗战发生的原因,特别是对蒋介石
发起和中止此次战役的目的的说明,能够更为准确。
绥远抗战之酝酿
1935年,日本接连制造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
事件和丰台兵变、香河事件,逼迫南京政府先后与其达
成“大滩口约”、“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继占
据中国东北三省与热河省之后,不仅进一步取得了对中
国河北、察哈尔以及平津等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而
且极力推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实行自治,为制造
第二个“满洲国”创造条件。此即所谓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清楚地显示了日本军方试图制造“华北国
”,逐渐蚕食和分裂中国北方各省的强烈野心,而日本
官方这时公开坚持的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共同防
共的所谓“广田三原则”,更是使正在致力于完成国家
统一的南京政府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因此,面对日本
步步进逼,要求南京迅速承认华北自治的强硬态度,一
向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改善中日关系抱有期待的
蒋介石,已不得不借国民党五全大会之机,委婉地表示
中国不会总做无限制让步与妥协,同时暗中开始加紧对
苏接洽,准备万一了。(注:有关蒋介石1935年秋终秘
密接洽苏联,密谋与苏联缔结互助军事协定的情况,可
参见拙作:《抗战前夕陈立夫赴苏秘密使命失败及原因
》,(台北)《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1996年版。)
进入1936年以后,此前曾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策动下
,一度风声鹤唳、高度紧张的平津地区一时归于平静。
而属于日本关东军目标范畴之内的察绥地区,却再度陷
入危机之中。深受“满蒙计划”影响,以控制经营整个
满蒙为目标的日本关东军,在实际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地
区之后,又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
)委员长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心理,秘密策动德王在内
蒙古造成独立局面,进而统一内外蒙古,建立蒙古国。
(注:《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
)为此,日本不仅加紧向察哈尔全境,乃至向绥远地
区实行渗透,而且接连运用伪军李守信等部制造事变,逼迫
中国方面撤出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地区。到1936年
初,李守信伪蒙军已经侵占了察东的张北、宝昌、康保、尚
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
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设立
了伪司令部。德王随即与李守信公开合流,在察东
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
总司令,李守信信任副总司令。4月间,在日本的
推动和帮助下,德王在锡盟乌珠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名为
“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实为“蒙古建国会议”的
分裂会议,公开提出了建立蒙古国的政治目标。5月12日,
德王与李守信等更公开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了所
谓“蒙古军政府”,德王亲任总裁,掌军政大权,李守信兼
参谋部长,并聘日本人村谷彦治郎、山内、稻茨、
山本信亲、崛井德五郎等分任主席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
教育等顾问。(注: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
”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2-133页;《傅作义致
蒙藏委员会电》,1936年2-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
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
997年版,第135-140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
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第335-336页。)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日本关东
军和伪蒙军自然要把夺取内含西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
克昭盟的中国绥远省,视为完成“蒙古建国”的下
一阶段战略目标。察绥一带局势,自然渐趋紧张。
蒋介石还在华北事变之际,就已经注意到日本有西进之
势。但他当时估计,日军西进的主要目的,在造成
对苏联合围的态势,以应对苏作战之需。因此,最初蒋对绥
远防御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注:蒋介石至
2月下旬始开始重视晋绥防务,但军费亦仅增至每月30万,
工事费连同山西在内允拨150万,争取添至200万。
但事实上这一许诺到7月仍未实现。转见《徐永昌日记》,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册,第376
页;《赵丕廉致太原阎主任电》(1936年7月3日),台北
“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
689-1690页。)他相信,以绥远的地理条件和军队的布防,
守难攻易,如果真有日军来攻,几乎没有全面坚守
之可能。因而他明确告诉对晋绥负有守土之责的太原绥靖公
署主任阎锡山说:“绥远守弃方针,弟意小敌来扰
,则迎头歼灭之;若其大敌正式来攻,则扼要据守,并择最
重要几个据点固守之,如能固守三个月之时间,则
事无不成。故绥远不可全部放弃,亦不宜处处设防。”(注:
《蒋委员长致阎锡山一月漾电》,同前引,蒋中
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第25册――华北局势与
对日交涉上(2),第235页。)蒋所以相信只要扼要
固守三个月“则事无不成”,就是估计日军西进的目的,绝
不是因为这块土地具有怎样重要的价值,日军的主
要目标其实还是为了夺取外蒙,并对付苏联。故蒋深信,苏
联绝不会无动于衷。在蒋看来,“倭势西进愈力,
则俄取攻势亦愈速”。3月29日苏联与外蒙签订互助条约,
更印证了他的观察。他因此甚至开始考虑如何设法
从日苏冲突中获取实际利益,即就势向日本要回东北主权的
问题了。蒋的计划是:“俄蒙协议宣布之日,实即
倭俄战局完成之时。俄之狡诈疑忌,倭之狭隘横暴,决不能
长此隐忍而不破裂也。”一旦日苏关系破裂,“如
倭能还我满洲之权,则先与商谈对俄协议,此为最大之希望;
其次,则取消塘沽协议,与冀东察北战区,则允
其资源之接济,不然概作为悬案。”(注:同上引,《困勉
记》1936年3月31日,5月9日条。)
但是,蒋介石对日伪西侵意图和日苏战争前景之估计,
始终未能得到事实的印证。相反,注意到日苏形势
“始急终缓”,德王意公然召集“蒙古建国会议”,以后又
受到6月初爆发的两广事变的刺激,发现深处日本
威逼之下的冀鲁守将宋哲元、韩复榘等也或明或暗地在与两
广反蒋派相应和,蒋不能不担心华北诸省有脱离中
央的严重危险。其对绥远的方针明显地开始强硬起来。
5月26日,蒋介石公开任命陈诚为晋陕甘绥边区剿匪总
指挥,意在加强中央对整个西北地区的控制。蒋同
时明确要求阎锡山调遣兵力对整个包绥地区增兵布防。他为
此致电阎锡山,说明此举对山西安危之利害。电称
:“弟意于此省府改组以及四省边区名义发表时,一面应对
包绥从速增兵布防,以示决心,则彼必不敢轻窥绥
远,至少亦有交涉之地位。否则,彼必待我布置未完,即向
绥急进。万一包绥动摇,则晋失屏蔽,虽有天险,
亦无以为计。预请当机立断,迅即增防。”(注:《蒋中正
致太原阎主任电》(1936年5月27日),同前引,
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0371。)
蒋此番布置,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内蒙德王独立,为
时间问题,果不能设法消弭乎?冀鲁叛变,图谋脱
离中央,将成事实,或可及时消弭乎?”(注:《困勉记》
1936年6月29日条。)显然,对日苏战争的期待,
渐渐不再置于其对绥远守弃策略的中心了。他意识到,绥远
与冀鲁,两者其实是互为作用,同等重要。德王若
盘踞绥察,宣告独立,冀鲁之地位以及整个军心民心,亦必
彻底动摇。问题是,山西刚刚在中央军的协助下,
才将由陕北渡河东进的红军击退,不仅余悸未了,而且相当
兵力不能不向西防御。受此实际情况的影响,阎锡
山深感兵力不足。与众将领反复商量的结果,仍“以为如此
增兵绥远,使山西空虚,非固根本计也”。(注: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33页。)故虽获蒋电,阎锡山方
面却迟迟不能有所决定。
至7月间,因伪蒙军进犯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央许诺之
防务拨款迟迟不见踪影,原增援山西的中央军关麟
征等部也因两广事变南调离境,晋绥两省顿感兵力捉襟见肘,
故阎锡山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这时频频向蒋告急
,担心“伪蒙图绥”,“恐短期间内有卒然发动之可能”。
(注:《阎锡山上南京蒋委员长长密元电》(193
6年7月13日);《绥远傅主席简密删酉电》,1936年7月15
日,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693-1
695页。)但蒋这时因应付两广事变,分兵无术,难以驰援
晋绥,不得不密电阎锡山,要其克服困难,火速增
援傅作义。他在电报中苦口婆心,反复说明要避战必先迎战
的道理。称:“对绥部署,弟以为必须速在第一线
多置兵力,一以示我决心,一以使其不敢轻犯,万不可作势
防御,错视对方犯绥之战略也。”“此时应敌必须
深测其惟一心理,即彼不敢牺牲一语是也。如要有牺牲代价,
则彼必不为。故我要避免牺牲,当先示其牺牲之
决心”。“若前方只用稀小兵力示弱于人,则此非避战之道,
实为引倭来犯,无异衅由我启也。”况且,“如
我有备,万一彼果来犯,只要我前方能沉着应战,吾料其不
到数日,彼必知难而退,借口于伪军无理冲突而非
其倭军之本意。此乃必然之结果。万望吾兄从速决心增加绥
防五师之兵力,则战可必免”。蒋甚至告诉阎锡山
说,如山西再不从速大量增兵绥远,“下月中绥远必非我有,
而晋亦不保矣”。(注:《蒋委员长致阎锡山七
月世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
第25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上(2),第242-
244页。)
当然,身为军人的蒋介石,亦深知即使有此部署,亦未
必真的就能够消弥战祸。8月初,南京方面得到消
息,称日人准备乘两广事变,桂系进军广州之际,推动察北
伪军攻绥,然后宣告冀察自治。(注:《蒋中正致
广州陈参谋长诚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
事略稿本,民国廿五年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8月
3日条。)察绥情报也显示,伪蒙军正蠢蠢欲动,有内外响
应进占绥东之计划。(注:《蒋委员长致傅宜生电
》,同前引,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民国廿
五年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8月4日条。)这说明,
绥远的形势不仅相当危险,而且其影响将直接威胁整个华北
的安危。但随后外交部报告的消息却是,日本驻华
大使川越明确表示,绥蒙问题全由日本关东军负责,关东军
过去敌视绥远守将傅作义,近已改变态度,“有意
与之妥洽”,故绥远冲突,“日本军队不会加入”。这对蒋
介石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注意到英国这时恰好
与苏联达成借款协议,蒋介石顿生联想,不仅要阎增兵防敌
进攻,而且主张应主动出击,乘机予敌以一大打击
。
蒋介石在给阎锡山的电报解释说:“英俄借款签约,此
实为国际外交形势划一新时期。近来日更现恐慌之
象,诚有岌岌战栗之势。料其对我国之外交当必渐转,彼本
外强中干,于此再加一当头棒,则鬼态毕露矣。对
绥增兵实不可犹豫,华北得失与存亡全在此举,务恳增足五
师兵力于绥远前方,以挽危局。”之所以不应犹豫
,是因为“川越由间接恳切表示绥远即使发生冲突,但彼中
央军部意旨,决无令其日军参加作战或侵入绥远之
意,以弟所见,其言颇有价值,足供参考也”。换言之,蒋
深信目前很可能是平息绥远敌扰的最好时机。过去
之所以对察绥叛乱之武装不能彻底兴师剿灭,除重视不够外,
主要还是基于华北事变的经验,担心引起日军的
干涉。如果关东军真的有此态度,加强绥远兵力,乘机采取
攻势防御,要沉重打击德王等伪军,自然不成问题
。只要一举将其击痛,必能使其短期内不敢进犯,绥远就可
以保持一长时间的安宁。他因此告诉阎锡山:“弟
意欲使匪伪不敢再来扰乱绥远,则我军仅主守御,不能达我
目的,必须于其击溃之时,或侦知其后方司令部与
结集所在地,我军出其不意猛力袭击,与其一大打击后,实
时退回原防固守,则匪伪以后必不敢轻来矣。此兄
必操胜算与一劳永逸之计。”(注:《张炽章报告与川越大
使及外务省洽谈情形》(1936年8月9日),蒋中正
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国交调整;《蒋委员长致阎锡
山八月灰电》,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
时期,第25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2),第248页;蒋中
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0728。)
在蒋介石再三催促之下,阎锡山等反复会商后,终于决
定向绥远增兵了。据阎电称:“此间自前次接奉钧
电后即在雁北绥远布置三十五军傅作义之六团、七十师王靖
国之六团、六十八师李服膺之七团、独立第七旅马
延守之三团、又补充团两团、骑兵六团、炮兵两团,共三十
二团,内除王靖国之四团暂在雁门关上担任工事,
绥境一有事故,三两日内即可加入外,其余均到绥同一带。
有此兵力,似可作当头之棒。而晋绥军兵力亦只能
如此布置也。”(注:《阎锡山致牯岭蒋委员长密阳酉电》
(1936年8月7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
42/2234.1,第1732页。)但实际上,晋军这时很大部分兵
力仍旧集中于晋西与陕北,在做两面防御的准备,
故其对绥远用兵实难做到全力以赴。特别是注意到张国焘、
徐向前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由川康北上甘肃之后,
阎锡山更加担心红军汇合陕甘后会重演2月东征山西的战略,
因此他坚持要求蒋介石调中央军援绥。其电称:
“陕甘匪氛近复日炽,朱(德)徐(向前)既侵入甘境,毛
(泽东)彭(德怀)等部又日渐恢复。一旦合股,
势更猖獗。将来在陕北晋西之中央军及晋军各部,能否如期
转用,尚难预定。前蒙允为晋绥军后盾之关(麟征
)胡(宗南)等师又均开往豫湘,晋东及太原附近更不能不
稍加布置以有限兵力,深难期周到。拟恳钧座早为
统筹之计,或命关胡等部逐渐北开,或另指派他部担任援助。
总期适时接应,方有胜算可操。”(注:《阎锡
山上广州蒋委员长密有午参电》(1936年8月25日),同前
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798-1799页
。)
相对而言,这时傅作义对蒋介石主动出击的建议,要比
阎锡山积极一些。根据侦察,他知道察北伪蒙军并
不具有很强的实力。李守信在张北有骑兵4个师,炮兵1个团;
伪军包桂亭有6个团驻化德和尚义;伪军王英部
亦有3个师并2个旅驻商都。除此之外,于志谦、马子祯、胡
贝勒、李子静、吕存义、金甲三,以及卓世海的伪
保安队,都只是些土匪而已。所有这些兵力,全部加起来也
不过12000余人。而且,他“判断敌之发动,日方
仍不露面,先驱使匪部分路进犯,不攻我坚阵,亦不与我大
部拼战,取择隙窜扰,有空即入之手段,以分我兵
力,疲我应付。成则将匪西推,日伪占地;否则所损为匪与
彼无伤”。唯一的问题是,绥远的地理条件有利于
敌伪窜扰,却不利于大军围击。若尊蒋意“取攻势直捣察北,
扫其巢穴,比较易作,又恐时机未至,有直接对
日之虑”。因此,傅作义这时的计划是,组织有经验之无职
军官老兵参加境内各县村围堡之守备,另组乘汽车
的机动部队准备在敌伪来袭时“迎头痛剿”。(注:《绥远
傅军长简密未保联参电》(1936年8月17日),同
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769-1772页。)
面对晋绥将领对自己建议的犹豫态度,蒋介石表现出相
当的不满。他一面向阎锡山保证“俟桂事解决即可
抽兵北上协防”,一面在内心里批评他们“无定识与定力”,
进而甚至要求外交部在对日交涉中不得退让,必
须坚持他7月在五届二中全会上所宣布的最大让步限度不动
摇,称“如逾此限度,当不惜决战”。(注:《困
勉记》第38卷,1936年9月16日条。)他相信:“对倭方针,
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
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
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旋转
之途径矣。”因为他注意到,倭寇现在纯粹是外强中干。
“盖彼用其全力,持久三年,决不能亡我中华,我之
危险,已较前减少过半矣。况彼内在之矛盾,与其国际环境
之孤立,而树敌太多,决不允许其如五年前之荒伪
放浪”。(注:《困勉记》第38卷,1936年9月25、30日条。)
由于不能得到晋绥将领的赞同,再加上随着8月24日和
9月3日先后发生日人被杀的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
日本政府的态度顿趋强硬,军事上乘机出着的条件已失,蒋
亦只好决定“暂缓”他的“察绥进攻计划”,转而
指示外交部长张群加紧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谈判,以成都、
北海两地日人被殴杀事件为由,说明目前国人对日
本情绪之激愤,强调中日两国缓和关系之紧要,试图再次尝
试与日本达成全面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方案。(注
:同前引,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民国廿五
年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10月1日条;《困勉记》
第39卷,1936年10月5日条。)
绥远抗战实行之幕后
中日南京谈判从9月15日开始,接连几次交涉之后,双
方之分歧就已经显露无遗。19日,日方以最后通牒
方式要求中方承认共同防共、协定关税、聘用日本顾问、开
通福冈至上海航空线以及引渡不法朝鲜人等。23日
,中方则答以五条希望事项:甲、取消上海停战协定;乙、
取消塘沽停战协定;丙、取消冀东伪组织;丁、取
缔走私;戊、取缔日机之自由飞行。(注:转见《民国档案》
1988年第2期。)结果可想而知。鉴于双方条件
明显没有接近之可能,蒋相信事态可能趋于严重。为此,他
一方面分电各方军政长官何应钦、吴铁城、韩复榘
、沈鸿烈、阎锡山、刘峙、周至柔等,要求他们务必做好应
变准备,说:“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之决心
,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
要。”(注:转见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
时期,第26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下),第134-139页。)
另一方面,则决定赶回南京,亲自接见日本大
使,做最后之努力。他在25日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倭方
针,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
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
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得旋
转之途径矣。今川越与张群谈判,形势已等于决裂,且彼只
有片面要求,不许我提条件,是则不可忍者。余决
回京,亲与川越周旋。”(注:《困勉记》第38卷,1936年
9月25日条。)
但随后的情况似乎不如想象中之严重。10月5日,蒋回
到南京,接外交部报告称:彼要求华北特殊地位、
共同防俄及根绝反倭行动与思想,但又“谓不能实行者不必
强允,可暂作悬案”。日本政府如此表示,是否显
示其已从原有强硬态度上退缩?至少“此其意或不敢再以军
事威胁乎?”(注:《困勉记》第39卷,1936年1
0月5日条。)蒋因此重又乐观起来,不仅继续坚持“华北之
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注:《蒋介石接见川越
茂谈话纪要》(1936年10月8日),同前引绪编(三),第
675页。),而且马上电告阎锡山:“外交形势转变
甚快,绥东等事或可和平解决,对于全般外交及与绥远有关
者亟待妥商,请派重要同志来京商决一切。”(注
:《蒋中正致太原阎副委员长电》(1936年10月7日),同
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0942。)
而这时有关中日关系的各种消息和情报颇为矛盾,并非
多为好消息。就在蒋回南京前夕,军情部门以及绥
远前线就有大量有关日本关东军要在绥远展开更大规模军事
进扰行动的报告送来。
戴笠接连报告说:“化德日特务机关于养日(9月22日)
召开军事会议,到有特务机关长田中久、关东军
田中隆吉少将、伪蒙总顾问田川及德王、卓世海、李守信、
王英等。决议:一、王英部编为五千人,所属骑兵
六团,即由王英率领经百灵庙向五原推进。二、李守信部担
任沽源经万全尚义一带之防务;德王部担任由尚义
至商都一带之防务;又王英部步兵六团担任由商都至百灵庙
之防务,并限令相机随骑兵向绥西推进。”“德王
顾问西崎,于十月三日由张北经张垣赴绥。德王即召集李守
信、王英及旅长以上军官讨论进攻绥远问题。”(
注:《南京戴笠致牯岭蒋介石电》(1936年10月1日,3日),
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日寇侵略(陆
)卵翼傀儡,25036704,25031177,25010532,25010539。)
傅作义也报称:日本关东军作战科长田中隆吉到化德每
日开会,“指导伪军积极动作”,日军不仅向多伦
和丰宁集中了3个联队,且送了5辆装甲车和若干野炮到张北
给伪军,李守信部也已向尚义集中,绥垣、包头两
处日人也分批离开,眷属皆送平津。“总上情况,已甚紧张,
有旦夕发动之样。”傅为此不仅要求晋军“准备
在绥作战之部队请早日集结”,尽速开绥,而且建议,应对
来犯之敌迎头痛击,并乘势直捣敌穴。他的具体意
见是:“敌方发动初期,兵力未必雄厚,且日军参加者必少,
而伪军心理亦未必真欲拼战。职意我应趁此机会
,本钧座预定之计划,以优厚之兵力予敌以猛烈之打击,并
乘机袭击察北,先将初期之敌歼灭,以振我军威,
扬我声誉,而唤国人之注意。”(注:《绥远傅主席涵密申
参电》(1936年10月3日);《绥远傅军长作义好
密肿戍参电》(1936年10月3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
0392.42/2234.1,第1865-1867页。)
然而,注意到外交部的报告,蒋介石认为这些只是日本
关东军的越轨行动,因而更乐于相信关于日本政府
态度的情报,相信还有与日本政府取得妥协的可能。只要谈
判取得成功,日本政府自会约束关东军。基于这样
一种考虑,蒋对纷至沓来的有关绥远形势紧张的情报明显不
如7月时的反应积极。他虽然也督令军事委员会研
究援绥方案,同时却电告阎锡山:“可先依傅主席之意见饬
属准备一切,待此次京中交涉之变化如何再定行动
时期。”(注:《南京蒋委员长密鱼申侍参京电》(1936年
10月6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
.1,第1869页。)
10月8日,蒋介石亲自出面找川越会谈。他没有想到,
川越根据日本政府的训令,丝毫没有做出缓和的姿
态,明确提出了共同防共、华北特殊化和限时降低关税等各
项要求。蒋对此显然颇感意外。他除声明“华北之
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外,并不与其直接讨论日方的各项
条件,坚持其他问题仍由张群外长与川越大使继续
商讨。(注:参见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257页。
)会谈结束之后,蒋明显地开始改变方针,决心重提其“察
绥进攻计划”,准备在绥远采取行动。
8日,他通知阎锡山说:日方攻绥在即,王英部骑兵30
00人10日内将窜扰绥西,察北伪蒙各军俟王部到达
绥西后即会合袭击绥东,要阎务必“严密注意,并切实防范”
。(注:《南京蒋委员长中密虞高一电》(193
6年10月8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1
961-1962页。)几天后,鉴于张群与川越的交涉仍
旧完全不得要领,蒋介石更进一步加紧策划对绥远的军事行
动。12日,蒋介石决定抽调汤恩伯部3个师应援绥
远,并电汤恩伯立即与阎、傅联系部队行进问题。由于有消
息称关东军调兵两团加入攻绥伪蒙军,因此蒋甚至
还想增厚援绥兵力。只是他对日本关东军会否加入攻绥仍感
怀疑,同时何应钦也“恐日人侦知为虑不主急办”
,故未付注行动。(注:《南京蒋委员长中密文高一电》
(1936年10月12日);《李子范篁密删电》(1936年
10月16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197
5-1976,1985-1986页。)
然而,10月18日傅作义的报告似乎显示日本关东军真有
介入绥远战事之可能。傅电称:日本关东军田中隆
吉少将转托关东军军官西峙及前东北军师长郭殿屏前来绥远
见傅,称:“日本国策对绥远内蒙必须取得绝对自
由,北以防俄,南以切断中苏联络。惟绥省对此种种作梗,
日本为贯彻国策计,不惜以正式国军占领绥远,但
傅之环境困难,日人素所同情,在未用兵前,傅如毅然与日
合作,日可补助大批款项、军械,一扫阴霾疑忌之
空气。再者,日人扶植德王,原为其有所成就,惟德王才能
不够,年来已弥有感觉。傅如肯合作,则内蒙及西
北,均可由傅掌握,且不致酿成战争。惟时机迫不及待,此
时傅之决心如何,实关系绥远之存亡,切盼注意。
”据此,傅作义断言:“绥远地位特殊,情形复杂,日决不
放弃。默察大势,短时或将发动。”而傅作义的估
计是必须增加兵力准备对日。他声称:“我之向日以蒙伪为
对象之准备,似有速研改变,另作有力布置必要。
”最好能够改以日军为对象,“多准备有力部队及飞机、战
车”,以应大战之需。(注:《阳曲阎锡山致南京
蒋委员长电》(1936年10月18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
特交文电,日寇侵略部分(陆)卵翼傀儡,25027
472。)
关东军真的会卷入攻绥行动?蒋对此不能不深感担忧。
他特地于20日要张群转告川越:日方应约束关东军
,切不可扰乱中国政府在绥远的行动,否则必将会影响南京
外交之进行。(注:《困勉记》第39卷,1936年1
0月20日条。)当天,他还急电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
要其速调关麟征之第二十五师至咸阳候命,“准备
增援绥远”。(注:《蒋中正致西安张代总司令电》(193
6年10月20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
般资料,250992。)
在日本关东军已经接连占领了东北与热河,并部分侵占
察哈尔之后,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轻率断言日本不会
进一步寻找借口直接侵占绥远了。但蒋介石始终估计,日本
政府并没有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关东军在绥远
的行动,不会是大规模的战争行为,更多的还是关东军少数
将领的越轨行动。要阻止其“弄假成真”,中国方
面就必须迅速表现出强硬态度,使日方不能不三思而行。鉴
于此,蒋介石再度决定要先发制人。
21日,蒋致电阎锡山,重提在绥远采取攻势,先发制人,
以显示中国方面保卫绥远决心的建议。其电称:
“本日岳军(即张群――引者注)与川越谈判仍无进步,默
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
月初旬,我军不如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以优势兵力由平地
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
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二路之联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
领绥远之企图。若此时徘徊莫定,坐令匪势庞大,
交通完成,则我处被动地位,终陷不利也。但击破匪军之后,
追击不必过远,至绥察边境即可停止,或追击到
察边后即行退回绥境原防。并望于一星期内出击,则不致失
机。再迟恐反被攻矣。”(注:《蒋中正致太原阎
副长委员长马电》(1936年10月21日),同前引,蒋中正档
案,特交档案2501000。)蒋介石断言,此役若能
一举击溃其匪伪,使倭军增援不及,则其侵绥企图,受此打
击,一入冬季,至少半年内不能再侵西北也。
阎锡山等人的看问题方式明显与蒋介石不同。蒋是越注
意到日军有卷入的可能,就越是相信必须用强硬的
态度使日本人知难而退;阎锡山等人却越是注意到日军有卷
入的可能,就越是担心太过强硬反而会惹恼日本人
,为其大规模军事介入提供口实。从这样一种考虑出发,他
们当然会怀疑蒋介石的方案。前山西省主席徐世昌
的观点反映了山西多数领导人的想法,他说:“盖我工事不
够,准备未周,共匪又近在侧背,能再延宕敌人一
年,于我最利。”目前惟一可行的战法,就是乘伪军王英部
进至百灵庙之际,“一举灭之,并将百灵庙附近之
能资军用等地毁烧之,祗表示不容匪部之入绥境,而表面上
不使日人过于难堪”。即便是对这种战法,众人也
认为应当十分审慎小心。(注:《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
483页。)结果是阎锡山的增援行动与作战计划迟迟
不能出炉,蒋介石不得不接连去电询问阎锡山:“对匪伪军
之进攻计划未知能否实行”?并决定亲去太原见阎
“面商一切。”(注:《南京蒋委员长中密马午侍参京电》
(1936年10月21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
2.42/2234.2,第1997页;《蒋中正致阎副委员长电》(19
36年10月23),25,26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
特交档案,251028。)
自10月21日起,中央军汤恩伯部第四师、第八十九师以
及所辖第七十二师已开始由陕北清涧、延川一带向
府谷、神木方向移动,高桂滋第八十四师各部亦奉命向吴堡、
绥德、安定地区转进。蒋并调门炳岳师集结咸阳
,随时准备开赴绥远。南京政府援绥部署业已展开。负责援
绥计划实施的晋陕甘绥边区剿匪总指挥陈诚根据蒋
令飞往太原,与阎锡山等会商,劝说晋军将领实行出击。陈
诚到后,提出可由汤恩伯部中央军化装成晋军模样
袭取张北,另由傅作义部攻取商都,阎锡山等仍表示怀疑。
阎锡山等人甚至认为:目前“绥境内并无伪匪军,
我军现已在绥边之兴和、陶林等县驻有重兵,并做国防工事,
其沿边之红毛营、玫瑰营、大六号、高家地等处
亦并分扎军队”,绥远暂时看不出有太大危险。而主动向察
北出击,一来已经集结甘北的中共红军会不会重演
2月东征山西之局,乘机打着增援绥远抗战的旗号堂而皇之
地进入晋绥地区,令人忧虑。二来大战一起,晋绥
工事、部署准备不周,万一关东军大举介入,红军又近在肘
腋,实难料想最后结局。故他们的意见是:“非万
不得已不可寻敌。”(注:《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84页。
)
10月底,阎锡山、傅作义等均齐集西安和洛阳为蒋介石
祝寿,蒋乘机又反复劝说阎、傅等加紧准备攻势。
他具体与傅作义讨论了在绥远实施军事防御的方案问题,说
明我不攻敌,敌必攻我,届时我将更加被动的道理
。对阎锡山所担心的中共红军背后威胁之事,蒋也详细介绍
剿共军事形势,保证他有十足把握能将红军围困消
灭,断不致给绥远抗战带来麻烦。但是,阎锡山的态度并没
有改变。他在回到太原后,对于蒋建议“精研”进
兵德王在绥之据点百灵庙一事,复电蒋称:我发动对伪蒙军
进攻,难免会成为德王宣布独立之藉口。届时德王
以独立为由,要求日军协助抵抗,我“不免有挑动对日真面
目战争之虑”。考虑到此举利害关系,他的意见是
,既然蒋估计伪蒙军必会来攻,不如“俟其发动再由政府下
令(进攻),较为有词(可藉)。”(注:《阎锡
山上洛阳蒋委员长长密江申电》(1936年10月3日),同前
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051页。)
11月上旬,伪蒙军陆续开始由察北向绥远境内之百灵庙、
商都、南壕堑大举调动,意在进攻陶林、兴和和
集宁,绥远军事形势顿形紧张。5日,德王又发歌电致傅作
义,声称:“自蒙疆设省置县以来,盟旗之政权日
蹙,蒙人之生计日窘。上年迫不获已,始有要求自治之举。
当时中央以扶植为怀,特准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
委员会,综理自治事宜。”“惟贵省始终猜忌,屡加破坏。”
为维持蒙人生计,不能不向贵省提出五项要求。
(注:五项要求包括:一、请将察哈尔右翼四旗即日归还察
哈尔省,并归本会管辖;二、立刻解除对百灵庙的
军事设施和经济封锁;三、立即归还今春被诱骗叛变的原百
灵庙保安队携去之武器弹药;四、即拨付四十万元
以为蒙政会清偿债务;五、今春百灵庙兵变为首人员及贵省
袭击梅力更召之官兵,请一律拿解百灵庙,以便法
办。)电报强硬要求:“以上五项系为蒙古生存必不得已之
要求,贵省以前种种压迫蒙古之错误即应一一承诺
,如期实行,否则蒙古虽弱,亦不能不作最后之挣扎。设由
此而演成事变,其责任均当由贵省负之也。”(注
:转见《绥远傅主席代密微戌电》(1936年11月6日),同
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079-208
8页。)14日,王英也打出大汉义军司令的名义,发表所谓
《告全国同胞书》,公开号召打倒国民政府和蒋介
石。(注:转见森久男:《德王の研究》,日本爱知大学国
研丛书第3期第3册,创土社2000年印行,第144页
。)
伪蒙军的调动和德王歌电,清楚地显示日伪进攻迫在眉
睫。傅作义除当即复电反驳外,特告阎锡山:“彼
方于最近其内向我进扰已无疑义,拟请钧座当机立断,迅将
部队集结于适当地点,准备使用。彼一发动,即迎
头予以最大打击,以壮我军威,寒彼贼胆。”他的看法与蒋
相同,即:“倘出以迅捷手段,则日方或不及参加
。”(注:《绥远傅军长皋密歌戌参电》(1936年11月6日),
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0
98页。)
眼见德王已掷下战书,阎锡山才同意迅速集结部队准备
应付。(注:《阎锡山复绥远傅军长好密虞已参战
电》(1936年11月7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
2234.2,第2098-2099页。)但他依然坚持要后发制
人。傅作义11月7日与赵承绶联名电阎,主张:“绥东必出
一战已无疑义,推敌袭我之期约为真日,我与其被
动应付,不如机先袭击,打破其种种企图,或可戢敌之正式
侵犯,似属一主动制胜之策。可否,祈速示遵,以
便积极准备。”(注:《绥远赵司令傅主席皋密鱼未办电》
(1936年11月7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
.42/2234.2,第2106-2107页。)阎锡山却不为所动。其复
电称:“匪在必动,我宜立于主动地位,俾制机先
,所虑甚是。惟主动必要先下手,要在有计划之下,适时机
动便可常站在有利主动地位。现下我军尚未集中完
了,动后即不能自止。目前纵能得一部便宜,恐以后对他方
面应付又陷于被动。再我军处在内线,故应努力在
内外线利害转换上特别活动,目前似不宜远出,致失有利之
形势。动后即将我计划暴露,若对一部之敌暴露我
整个计划,以属不宜。希仍积极准备,俟其正式侵犯时,再
依我原定计划相机应付可也。”(注:《阎锡山复
绥远傅主席赵司令简密虞申参电》(1936年11月7日),同
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105-210
6页。)
就在蒋、阎、傅还为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争论不休时,
商都伪蒙军已经在13日开始向兴和傅作义守军发炮
袭击,并用飞机向傅部防地投弹。15日,伪蒙军更正式对红
格尔图傅作义部守军发动了地面进攻。据傅作义1
5日报告称:“日已向我红根尔图开始进攻,并用飞机大炮
轰击。”他建议:“战端既开,我应换得主动或机
先制胜之势,对白(百)灵庙似应奇袭解决,以除后患,且
必要时对商都亦应相机攻下,打破敌之企图。惟此
单就作战有利而言,至对整个外交有否顾虑,须加审慎。如
蒙准行,职当相机而行。”(注:转见《南京阎锡
山致洛阳蒋电》(1936年11月16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
特交文电,日寇侵略之五,25041034。)
鉴于敌伪已先发制人,“正式侵犯”,阎锡山亦再难犹
豫。他随即电告傅作义称:“敌已进扰,我应以机
先制胜甚是。已转电介公请示。”但他仍主慎重,强调:
“我意此事应熟为计虑。希对百灵庙之兵力布置及工
事程度详为探查,俟汤军门师全部集中,并得介公复电后,
再相机办理可也。”(注:《阎锡山复绥远傅主席
涤密铣午参电》(1936年11月16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
0392.42/2234.2,第2164页。)
在得到傅作义电当天,阎锡山即紧急召集各方领导人讨
论应对办法。会上仍有争论。徐永昌坚持不可急于
做进攻的决定。他提出:一、我攻百灵庙,德王是否仍不令
伪匪由庙方出扰,毕竟德王尚未公开向中央挑战;
二、攻百灵庙是否将云王府攻在内,因云王府即在百灵庙左
近,而攻云是否即是攻达尔罕旗;三、能否以三几
团人一攻即下,百灵庙日来布置虚实如何亦未侦察清楚,况
此时绥远左近兵力能用于袭击百灵庙者不及一团,
故应先请傅作义切实调查清楚,并告以上项顾虑,得其回电
后再为决定。但面对伪蒙军大举进犯,与会多数亦
不敢掉以轻心,阎锡山犹豫再三,还是主张转请蒋介石来做
裁决。(注:《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93页。)
蒋介石得到报告,其态度一如既往。他当即回电,毫不
含糊地表示:“应即令傅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
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
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
安定也。”(注:《中正致阎副委员长电》(1936年11月1
6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169。
)蒋既有令,阎锡山虽心存犹豫,但亦照转给傅作义,只是
提出:“我意袭击百灵庙,须以三倍以上之兵力,
出其不意,当日完全占领。否则,必多顾虑。希仍详侦熟计,
俟汤、门两部集中完备后再相机进行可也。”(
注:《阎锡山致绥远傅主席涤密已参电》(1936年11月17日)
,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
167-2168页。)
17日,为坚定阎锡山等抗战决心,蒋介石决定亲自飞往
太原。临去太原之前,他又得到正在与川越大使谈
判中的外交部长张群的来电,内中提到,日本有田外相及上
海大使馆外交官员都明白表示,对察绥事日军并未
介入,亦未援助,中国尽可迎击。此一消息自然更加坚定了
蒋的信心。他特地要张群叮嘱日方,中国政府将对
绥东事件做具体调查,并将给伪匪部队以痛击。电称:“对
于绥东发生之案,我方态度似宜先须查明蒙伪军攻
绥之真相後,方能再定与川越续会之时期示之。并非正式声
明或间接宣传,察省蒙伪匪部如一日不肃清,则绥
远与西北一日不能安定。我军以保护主权与领土之职责所在,
决不容蒙伪匪部存在察省之内,自当不顾一切对
蒙伪匪部抱定彻底消灭之决心等意示之。”(注:《南京张
群电洛阳蒋》,1936年11月17日;同前引,蒋中正
档案,特交文电,日寇侵略之五,25041812;《中正致南京
外交部张部长电》,1936年11月17日,同前引,蒋
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176。)
17日傍晚,蒋介石飞抵太原。次日上午即出席阎锡山主
持的会议,详谈日方态度和举行绥远作战之必要,
最终说服了与会者,并确定了彻底解决百灵庙、商都和张北
三地之敌的方针。蒋随即电令南京航空委员会主任
周至柔使空军做好参战准备,派轰炸机和驱逐机各一大队,
以洛阳机场为出发地,在太原或大同加油后参加百
灵庙、商都、张北三地之进攻作战。称“张北与商都百灵庙
各敌皆无空防,我军若能出其不意,则必可与其一
最大打击”。(注:《中正致南京航委周主任至柔电》(1
936年11月18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
,一般资料,251186。)
18日午后,蒋介石返回洛阳,仍不断去电阎锡山和傅作
义,强调“我军出击日期愈快愈好”。鉴于傅作义
要求空军支持,蒋承诺“空军三日内即可在洛准备完毕,随
时可以候令飞绥作战”。(注:《洛阳蒋委员长中
密皓已机洛电》(1936年11月19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
0392.42/2234.2,第2204页。)
不意,傅作义于19日电告蒋称,进攻红格尔图之匪被我
击溃后,商都目前已到大部增援部队,故袭击商都
时机已失,目前只能先攻百灵庙,再行酌情夺取商都。(注:
《集宁傅军长赵司令夙密效酉三参集电》(193
6年11月21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
第2242页。)傅作义进而加紧制定夺取百灵庙的作
战计划。两天后即通知阎锡山并报蒋称:“职已完成袭取百
灵庙之计划,预定敬(24)日袭夺。”(注:《集宁
傅作义电洛阳蒋》(1936年11月19日);《归绥傅作义电洛
阳蒋》,1936年11月21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
特交档案,日寇侵略之五,25041032,25041031。)蒋对此
甚感欣慰,他除详询部队行动情况与具体步骤外,
仍然提议同时夺取百灵庙和商都为好。他在给阎锡山的复电
中说:“对商都与百灵庙二地无论为正攻或佯攻,
皆以同时并攻为宜,并须准备充分兵力,而炮兵阵地应预防
敌之唐克车在我侧背抄袭,故炮兵掩护阵地与掩护
部队又应充实。若能利用夜袭出其不意,则成功之胜算更大,
务严令前进部队之行动特别秘密与迅速也。”(
注:《中正致阳曲阎副委员长马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
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1219。)
这时,中央军尚未到达绥远前线。以晋绥部队已有兵力,
攻一百灵庙尚可,同时进攻商都几乎没有可能。
不仅如此,即使进攻百灵庙,当傅作义要求蒋为部队提供空
中掩护和攻击帮助时,蒋的态度也与前大不相同。
因为他发现不仅空军准备尚未就绪,最早也要到26日才能飞
抵战场上空,而且在何时及如何使用空军上,也远
不如早先预想的那样简单。阎锡山、傅作义坚持空军必须给
予支援,而空军毛邦初等则强调若现在就暴露我空
军实力,以后对付敌人空军反会不利。结果蒋亦只能劝说阎、
傅暂时不必坚持空中掩护与支援。在蒋看来,只
要日本关东军不会马上介入,晋绥军对付伪蒙军实已有余。
为此,蒋介石再三向二人通报日方不会介入战争的
消息。称:“据许大使来电略称,外务省无决裂意,海军亦
然。中央军部如无新刺激,尚无全面决绝痕迹。绥
事日方朝野舆论皆称系我国内政。我方宜向绥远以讨伐内政
名义,严厉痛剿。一面搜集铁证留为交涉之资料,
一面勿为过于挑动刺激之言论。”(注:《洛阳蒋委员长密
养酉侍秘洛电》(1936年11月22日),同前引,阎
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363-2364页。)蒋还通报
日本外务省已公开表示:“绥东战事纯系中国在其
本国领土内之国内事件,不致影响满洲之安全。中国政府处
此种情势,有充分自由,即宋哲元参加防击内蒙军
,日政府亦觉无反对之理由”。“绥东战事纯系中国国内件,
与日本无关,纵使有日本人民参加蒙军作战,亦
应认为个人行动,与日本政府及日本军队渺不相涉”。故蒋
称:“无论热河川岸旅团有否西移,敢否加入战线
,皆为将来问题。然以中判断,彼必不敢加入,以某一个旅
团参加无济于事也。此时我军应即照既定计划迈进
,方得化险为夷也。”(注:同前引,蒋中正档案,文物图
书――事略稿本,1936年11月22日条。)
阎锡山对蒋的通报却不以为然。刚得到蒋介石的通报,
他就电告蒋介石,说:“昨得密报,日以飞机唐克
车毒瓦斯等助伪匪军作战,如不得逞即以其正式军队加入作
战,必得绥远雁北为旨,此事似只好信其有,不可
信其无,为防备万一计,应恳钧座再备五万人驻扎相当地点,
以备应战。”(注:《阳曲阎锡山致洛阳蒋电》
,1936年11月23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日寇
侵略之五,25041028。)不仅如此,在晋绥开战,
原非计划中事,各项开拔、粮草、补给和枪弹消耗的费用都
需要大量款项。而以晋绥两省之力应付起来,不免
会有相当困难。故阎锡山还明确要求中央提供600万经费的
补助,以满足此次作战行动之初步需要。反复劝说
之后,仍无法使阎锡山痛快出击,这让蒋大为不快。
但在蒋介石的反复督促之下,傅作义所部骑兵孙长胜师、
步兵孙兰峰旅还是在11月24日上午按照预定计划
,一举袭取了百灵庙。当天,阎锡山即分报各方,称:“连
日匪伪军大部集结百灵庙,谋犯绥北,昨晚开始向
我守军进攻,我一面派兵迎头痛击,一面派出奇兵绕袭百灵
庙。双方夹击,激战彻夜,卒将敌击溃,于今晨九
时我军完全占领百灵庙。”(注:《阎锡山致洛阳蒋委员长、
南京林一子、范芷青等电》(1936年11月24日)
,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289-2290页。)
绥远抗战因此乃得以写入历史。
绥远抗战的意外终止
拿下百灵庙,蒋介石更加相信伪蒙军不堪一击,因此力
主傅作义再接再励拿下商都和张北,以给伪军致命
打击,使其在较长时间里不敢再行骚扰和蚕食绥远,制造内
蒙古独立。但是,阎锡山等却并未因为百灵庙大捷
而欢欣鼓舞。他当即电告傅作义不要急于进攻察省境内的商
都和张北,“对察战事静候我公办理可也”。(注
:《阎锡山复绥远傅军长国密电》(1936年11月25日),同
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294页。
)
阎锡山的顾虑不是毫无道理。傅作义这时有报告称,关
东军发出通告谓:“闻绥远军曾于十一月十八日侵
入察省境内之互台,十九日侵入三道沟,原来在长城以北之
察省区域依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宋哲元与土肥原两氏
之协定,曾有中国军队不得侵入该区域之一步之决定,绥远
军此次之行动显系违反此项协定。故今后如再有此
种行动时,则关东军不论出任何行动,其责任亦归绥远负之。
”此则通告显示对商都,特别是张北发动进攻,
将冒相当风险。虽然傅作义根据南京中央和阎锡山的建议,
公开否认有此协定,并表示:“际此大军进剿,当
然对该通告应置之不理,以利军事”(注:《洛阳蒋致南京
外交部张部长群电》(1936年11月23日),同前引
,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71册251241。),但实际上阎
锡山等人还是忧心忡忡。徐永昌就明确表示:“在
我准备不足之今日,最忌贪功与浮燥。”阎锡山更顾虑到蒋
介石已经准备动用70架飞机参战,担心再打下去,
战事势必扩大,“有惹起中日正式战争可能,商(当)设法
阻止之”。他甚至后悔当初不该把傅作义要求对日
作战的那封电报转发给蒋介石。因此,他明白提出:“此时
能用政治方法谋彼此停止攻击才好。”(注:《徐
永昌日记》第3册,第497页。)他的意见是,百灵庙之役后,
目前已不是再度扩大战果的问题,而是应把防务
关东军的报复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应防其大批飞机轰炸
及放毒”和防其“从平绥路进攻大同,截断晋绥”
。(注:《阎锡山上洛阳蒋委员长长密宥午机电》(1936年
11月26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
4.2,第2309页。)
对于关东军的通告,蒋介石的第一反应是不能示弱。他
当即致电外交部长张群,令其就察绥事件起草宣言
,“大意以冀察为我国领土,任何人不得干涉,凡非法不正
当之任何协议与未经中央正式承认者,概不发生效
力。冀东察绥行政主权,中央必求其彻底完成,虽任何牺牲
亦所不惜”。准备必要时正式宣布。(注:《蒋委
员长致张群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
一时期,第廿六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下),
第161-162页。)同时蒋密告何应钦等,要其做好日军卷入
的准备,即“应预备察绥事态扩大,须准备一切,
京沪与沪杭两方面尤应积极工作,并作进兵吴淞之准备,一
面与外交部切商绝交之手续,并与冯(玉祥)程(
潜)唐(生智)各同志密议筹备”。他并致电河北秦德纯等,
提出:“望与明轩(即宋哲元―引者注)兄切商
察绥事态扩大后办法。中意察北应乘机收复,请其积极戒备
以防万一。”他进而电示阎锡山和傅作义称:“对
日本驻晋绥各特务机关人员,应准备监视与搜索其住宅。对
其室内外所用之无线电机,尤应拆除。”(注:《
中正致南京朱主任、何部长电》(1936年11月24日);《中
正致太原阎锡山归绥傅主席电》(1936年11月24日
),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第271册,251250,
251259。)显然,蒋此时并不想就此收手,并且横
下一条心,有意要摆出不惜与日本一战的架式。
25日,蒋介石电示阎锡山、傅作义,坚持要他们乘胜发
动对商都的进攻,并表示将派空军协助,预先实施
轰炸。阎锡山自然表示难于接受。其复电称:“攻商都兵力
不够,且非一二日所能调齐,山意轰炸亦可稍迟举
行。”蒋对此毫不妥协,当即电示:“商都非速即攻取不可,
务望从速部署,最好能于三日内占领,否则绥远
决不能安定。弟意南壕堑亦应同时攻取,如何请立复。”
(注:《阳曲阎锡山致洛阳蒋电》(1936年11月25日
),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日寇侵略之五,250
41027。)对此,阎锡山亦坚持反对,依旧强调各种
困难,并且特别指出,以商都所据位置,纵能夺取,占领和
固守亦是问题。眼见阎锡山等前线指挥官与自己意
见分歧,蒋介石亦无可如何。他只能一方面再度派陈诚前往
劝说并督阵,一方面再电阎锡山、傅作义,强调:
“对出击商都计划,能否于明日轰炸商都时同时实行俾易奏
效,无论商都占领或放弃,但以中意,商都之匪巢
不能不铲除净尽,如不便驻守,则占领即焚毁,再令撤回绥
境亦可,否则绥边仍不能久安。又对于南滦堑匪巢
亦应同时扫除也。”陈诚到后,亦极力说明蒋之意图。但徐
永昌等坚持攻商都有弊无利。称:“纵使攻下,所
得甚微,万一惹起真面目战争,则有违我忍辱初衷。”陈诚
表示:“取得商、张,亦延岩(宕)战期之一法。
”徐终不以为然,并反问陈诚:“宋(哲元)、韩(复榘)
之无准备,山西准备尚差,设有战事,中央军能进
平津或津保之线作战乎?”在阎锡山、徐永昌等看来,“日
人为准(备)与苏俄战,所以设法避免与中国真面
目战”。中国有什么必要自己找着和日本打仗?因此,他们
对百灵庙大捷后,来自社会的呼声与压力,尤为反
感。称目前“国力不充实、准备太不够,共党仍在横行,日
人正无忌惮,我政府年来努力团结、努力准备,且
努力忍辱,此正难能可贵,而社会舆论却遇事指择(责),
故事攻击,必使旦暮决裂,俾狙日军阀之心以为快
”。负有政治责任者,断不应因之而动摇。(注:《徐永昌
日记》第3册,第498页。)
26日,蒋介石再电阎锡山,坚持:“商都非速即攻取不
可,务望从速部署,最好能于三日内占领,否则绥
远决不能安定,弟意南滦堑亦应同时攻取,如何请立复。”
阎锡山当晚在绥靖公署召开会议,与会者一片反对
之声,直要陈诚去电洛阳,劝蒋介石“从长计议”。陈诚表
示拒绝,并讥讽山西人不够勇敢。但阎锡山不顾陈
诚的反对,自行起草电文,坚持拒绝进一步发动对商都的大
规模进攻。
占领百灵庙后,一连几天得不到下一步进攻行动的指令,
傅作义深感困惑,接连电催蒋、阎,询问结果。
但蒋介石对阎锡山亦无可如何,只能暗自在日记中痛斥“阎
锡山怕牺牲,不愿进攻商都,只想人危己安,嫁祸
于宋哲元,而又惜战争之名,来索大宗款项六百万元,其心
究何若?”(注:《困勉记》第39册,1936年11月
26日条。)而在公开场合,他却不能对这种地方实力派领袖
有所指责。蒋在27日给陈诚的电报中也只能表示自
己所想所急,一切都是为了阎锡山等人的切身利益着想,还
要表示毫无强人所难之意。其电曰:“中所希望者
在求晋绥安全而已,如商都匪剿与南壕堑之匪若不扫除,窃
恐绥东不能安全,即其飞机扰乱亦无法制止。至于
外交问题,自当作整个打算,但中料定我军进占商都决无问
题,即进占张北,此时倭寇亦决不敢正式启衅。现
其政府与昨日雨宫(日本驻华武官―引者注)等屡此之声明,
可以知之。以此种声明即可为外交有力之根据,
决非寻常普通之谈话可比也。且为外交全盘计,更当收回张
北为有利也。明轩(即宋哲元―引者注)自无问题
,贵严到平,已与之切商,以收回察北必仍交还明轩也。如
伯公等以为此时各方准备未完,应须慎重计议,其
理由自属正当。请兄与伯公商决后电告为要。”(注:《蒋
委员长致陈诚十一月感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
,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上),
第294-295页。)
就在蒋介石已表示尊重阎锡山等人意见的同时,日本关
东军和伪满洲国国防部公开发表谈话威胁说“内蒙
战事如危及满洲国或共党危及中国,将采取适当步骤以自卫。
”对此,蒋的态度依旧表示怀疑。他一面表示尊
重阎锡山等人意见,一面仍强调日军不过空话威胁,不敢对
我开战。夺取商都、南壕堑,对整个晋绥,特别是
对绥远的安全将有极大利益。对此,阎锡山和徐永昌的态度
也很坦率,即“余意为不惜与日实时开战,或决其
必与我开战,则可。不然仍以忍耐为上策。盖共党方张肘腋
间,我力量不充,工事太差,统一亦未至表里,相
信万一失利,国家殊有不堪设想者”。(注:《徐永昌日记》
第3册,第500页。)为证明自己的担心不虚,阎
锡山还向蒋通报了他得到的关东军正在增援商都的消息。称
“据报某方军队约三千人携有坦克车二十余辆,飞
机三十余架经过多伦多,向商都增加,日内即可到达”。
(注:《阳曲阎锡山致洛阳蒋》(1936年11月29日)
,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日寇侵略之五,25041
316。)
鉴于此,蒋介石也只好委曲求全了。其29日复电称:
“对于此时政略若对察北问题我方已有可进可退之余
地,攻守皆可自如,至在外交立场言,当以收回察北为有利
也。惟以顾虑引起敌方整个之战争,则准备当须待
时,弟意以后战略之攻守当决之于兄,而政略之成败则由弟
负其责也。但无论如何,惟须速决为盼。”(注:
《中正致太原阎副委员长电》(1936年11月29日),同前引,
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1320。)当
然,蒋内心里还是相信这时是千载一时之机,即使日本关东
军有心干涉,亦需相当时日,若能即时进攻商都与
南壕堑,渐次收复张北各县,不仅对晋绥安全有益,且于外
交利益特大。但是,即然蒋已明确表示绥远军事上
的战略部署交由阎锡山来决定,阎自然也就懒得多费口舌了。
他对蒋的这种看法只是支吾其词,再不做正面回
应。阎锡山态度如此,蒋介石亦无法可想。绥远抗战因此如
流星掠空,一闪即逝。整个战役中值得提及的,虽
还有红格尔图的抵抗以及大庙之乘势占领,但真正产生影响
并具有军事价值者,实仅傅作义部袭取百灵庙一战
而已。
12月2日,虽然百灵庙争夺战一度大规模展开,但注意
到张学良要求援绥抗日,东北军内部不稳,西北剿
共将陷停顿,蒋介石也就乘势改换了方针,据说是:“一、
亲自驻陕督剿残匪。二、对倭缓和进行交涉。”(
注:同前引,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1936年
12月2日条。)其对绥远战役的主导权,已经完全
放给了阎锡山。而他自己则把重心转到了西安方面和剿共战
争上去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此去却引发了一场
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绥远的战事,也受到此一事变的影响,
意外地停止下来。(注:西安事变发生第三天,
即12月15日,德王、李守信、王英等伪蒙军首脑召开会议,
以谴责张学良囚禁蒋介石为由,发表了停战通电。
其对绥远傅作义部的进攻遂告停止,绥远战役亦因而中止。
森久男前引书,第147页。)
综合上述史实,不难了解,绥远抗战就其主要作战而言,
其实并无中央军直接参预。但此一抗战从始至终
都是在蒋的主导之下进行的。如果按照蒋的打法,绥远抗战
应有更大的战绩。无奈晋绥由阎锡山管辖和指挥,
阎锡山以及多数山西军政要员的态度,却极度担心对伪蒙军
主动出击,可能惹恼日本关东军,引来灭顶之灾。
绥远抗战中途停止,未能达到蒋预想的结果,既非张学良东
北军内部不稳的影响,也非简单地因为关东军11月
27日夜一纸声明的恐吓。它很大程度上是主帅与前线司令官
意见冲突,调和不下,而蒋尚无力左右地方实力派
的一种结果。
那么,蒋介石是否决心由绥远战役而展开全面抗战呢?
似乎也不能轻易得出如此结论。事实上,归纳蒋主
战的言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根本目的不在战,而在和。
其战亦是为了迫使日本认识和的必要,意在逼其
让步与妥协。用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倭必不敢正式宣
战,而我应准备宣战与造成形势。”因为,只有使
其知道一经破裂,我必不惜牺牲,则不能使其知难而退。敢
于做此赌博,一个原因在于蒋的军人特质和独特性
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蒋的基本判断是日方并没有做好全面
战争的准备,关东军即使想要干涉,也难以很快抽
调兵力援绥。只要打得快,打得狠,取得先机,关东军纵使
想要报复,也必因失机而需重新计算,权衡利害。
当然,要赌就不能怕输。蒋亦时时在做着破裂的准备。这恰
恰是蒋介石区别于阎锡山等人的关键所在。阎锡山
等人总是担心因小失大,引发大战,而蒋介石却敢做敢当,
不惜一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年里每每遇到中日间
出现突发事件,蒋都会要求军事各机关“准备一切”,做好
破裂准备的原因。这是因为蒋经历了东三省、热河
沦陷和华北事变之后,不仅深知自己已让无可让,而且已经
明白继续示弱只有灭亡。他因此相信:在中日关系
问题上,现在“惟有十分备战决心,随时牺牲或可避免战争,
(并)慑服倭寇”。他始终认为:“倭必不敢正
式宣战,而我则应准备宣战,造成宣战之形势,并暗示一经
破裂,则我非抱定牺牲到底之决心不可,使不敢常
作小规模之扰乱,则我可转入主动地位矣。”(注:同前引,
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民国廿五
年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10月2日条;《困勉记》第39卷,
1936年10月1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