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子曰派说一统 -- 黑衣

子曾经曰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真正读懂这句圣人言，就明白了中国的统一，甚至中国的再一次崛起，是应该如何－其实正在－走向成功。

（一）

要谈中国的统一与崛起，首先要谈的是“中国“这个概念。历史意义上的统一的中国，显然是指在以华夏民族为主体之民族集团或联盟的传统生活地域上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这个民族集团或联盟的基础，却绝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若以人类学来衡量，我们可以说：周，夷狄也；秦，夷狄也；唐，亦夷狄也，何需论至逊清。而今天，统一的中国就是完整主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主权的所有重要领土上实现主权！从上面两个不同的中国的概念论之，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代中国不实现对台湾的主权，就谈不上统一。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中国都是非常独特的国家。从来没有第二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拥有数千年不变的核心领土；从来没有第二个国家，有一脉相承的主流文化；从来没有第二个国家，大多数国民可以追溯自己的世系到数十代甚至数千年前！

历史上，有过三个“中国“。第一个，是夏、商、周，这是中国概念的肇始和确立。《夏书·甘誓》记载了夏建立的基础：“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惟恭行天之罚！“五行者，仁、义、礼、智、信；三正者，天、地、人之道。夏启在其第二个纪年通过甘之战前的誓言宣告了其王朝存在的资格。中华文化至此从荆棘中开始成长为参天巨木。这种文化觉醒和价值认同一直至西周而致极盛，以至于灭商之战前，武王可以自信地毫不理会天兆之凶象。周以战争而取代商，孔夫子却说：“周鉴于三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夏、商、周，是真正封建的中国。

第二个“中国“，始于在战国时代的“礼崩乐坏“中涅盘的秦汉。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实现有效的管理，真正依赖的措施只有三条：书同文，驿路达于四海之内，举孝廉。文化的传播道路畅通以及文化典范与标准的树立，就足已产生四海一家的凝聚力。这个中国在唐朝达到其强盛的巅峰，溯源以求之，却仅仅在于科举制度（举孝廉及九品中正制度的革命）的确立和完善。在此之下的一切国家制度，不过是技术手段而已。汉唐的中国，是中华帝国。

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国生存的土地，是中国强大的肌骨，而绝不是中国的副产品。当中华文化发展至周，她衰落了，技术的发展使生活模式改变，使文化的土壤退化，大树却没有倒下，她发出了无数新枝，是时也，百家争鸣。《易》六十四卦之末为《未济》 ，《序卦》解之曰：“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转折时代，中华文化不是走向死亡，而是走向新生。数百新枝中终有一枝从老根中吸取到了大部分养份，在新时代的阳光空气中再次擎天而立。又一次腐朽来临，在我们视野所及，林中却不再只有一棵巨木。我们的树仍然没有倾倒，她再次发出新干。问题在于，我们想让她照着旁边的巨木生长，不惜动用大斧，或者施展模印，当这枝新干长得非松非桧之时，一切责任都让腐朽的根来承担，革文化之命成了虎狼之药......

今日之中国，经过如秦一样的痉挛，终于站了起来。始皇帝焚书，因之失传的偏偏是他不想焚的“占卜、种树之书“。当中华文化从历史的余烬中脱尽茧缚，重生的不应该是条蠹虫。庄子曾经想象过，北溟有条巨鱼，会化做鹏，鹏乘着天时，就可以扶摇直上九万里。天道不昌时，中华文化就象那条巨鱼，在阴暗冰冷的洋底潜游，洋面上连朵涟漪都不会起。在中华民族思想的深渊中，我们曾经看到了那条鱼。

（二）

我们生而有幸，看见过鱼，也正直视着鹏。这只鹏，用了一纪之久，举起了她的垂天之翼。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再一次站在了转折与机遇面前。完成统一与实现崛起，是两大目标，统一是崛起的基础，崛起则是统一的保证。

上个世纪末，中国通过非常特别的方式实现了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恢复。这中间没有涉及武力，没有涉及“全民公决“，也没有涉及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执政者之间的私下交易。这种主权的恢复也没有导致港澳社会生活及社会制度的真正“革命“。 在这个时期，有两大阵营的对垒，有以“上“凌“下“的马岛冲突，有两大次文化对抗的克什米尔，有整个阿拉伯世界与犹太民族及其同情者的血与火， 唯有港澳的主权回归，如水到渠成，如季节更替。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回归之途真正开端之时，中国，对于世界而言，有了真正的意义。她不再仅仅只是故纸堆中的魂魄，也不再是政客离奇梦境中的巨兽；她的力量，不再只于金碧辉煌的讲坛上展现，不再只通过一种声音来宣示，甚至已经没有必要仅仅用军绿色来提醒世界关注。不同于上一次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发现，这一次是中国自己找回了自己。七八十年代，中国流行一句话，“百废待兴“，而这个“兴“的速度，却远远领先于最富于激情的观察者。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想刨掉的那具老根，她伸入大地是如此地深，甚至用不着专注的浇灌，甚至还有斧斤在不时斫伐她，她仍然为新生的主干开始提供源源不断的养份。中国统一最初目标的完成，恰恰是这种发展初始的结果。

（三）

“天下有道“，何谓天道？《易》曰：“天行健“，天道就是树之生发，是发展。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往上，是亨，是吉；往下时，是咎，是凶。但往上是大的方向，所以螺旋单元往上时，就是合于天道。当今世界的螺旋单元，我们把它定义为“和平与发展是主题“，那正是“天下有道“之时，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礼，国家制度。乐，文化精神。此二者在征伐之前是必然的。因为征，是以近攻远，以上凌下，这个近与上，就是中国之“中“，是为中国人所认同的唯一政权主体；而伐，是有道讨无道，是问罪，政权主体是不得以而用之，被伐之方自有应得之罪。主体的确立，就在于礼与乐。国家制度与文化精神是否有利于发展，是否正在推动发展，这是谈征伐的前题。

中国今天的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的迅速改善，得之于礼与乐合于天道。要使这个发展具有持续性，成为一种常态，亦依赖于礼乐的进一步成长，做为一个观察者和参与者，我看到了这样的趋势（不再多谈）。

礼乐的复兴与进步，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使整个中国的竞争力增强。中华民族之内，必然受到这个增强的力量吸引。台湾的回归，我们要寄希望于这种伟大力量，这是谈和平解决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日本的影响。首先，现代日本文化脱胎于中华文化，在上一个乱世，它吸收了更多的弱肉强食的文明糟粕，从而沦为一个异形，但其表现形式，对有中华文化传统的人不存在大的沟通障碍；其次，曾经的殖民历史，使日本文化，有选择性地污染了台湾的文化血脉；第三，上世纪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其文化资源与传播渠道得到显著的扩张。此三者，是与中华文化在台湾相对抗的最大对手。

文化影响的方式，在没有绝对话语权的社会体制下，往往并不具有暴力式的侵略性。文化本身的强大是文化影响力的保证，要实现台湾的和平回归，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君子以自强不息“，继续建设我们的礼与乐，就是对异形文化最大的打击。这个建设方向，也就是对应的三点：一、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二、以各种方式加强与台湾，特别是广大民众的交流渠道；三、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使文化力量之根有最富裕的土壤。

谈礼乐，却不讳言征伐。如果敌对者劫持台湾，兴兵而征之。所谓敌对者，中华民族只有一个判别标准，就是以我为敌者为敌，对我有敌对行动者为敌。我们并不希望树敌，所以主动化解敌意，这是发展中的中国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如果天时不变，这是有很大希望成功的策略。而如果台湾的一部分当政者企图逆天而行，悍然称独，此为无道，为有罪！子曾经曰过：“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征与伐，正是悬于缓独与急独头顶上的利剑！

做为中国人，我非常理解台湾民众的普遍观望心态：人生一世，数十秋而已，冬温夏清，饥餐渴饮，人的基本要求。但今日之台湾，已然是个富足的社会，人不能止于最基本的要求。中华民族的传统，所谓慎终追远，所谓造福于子孙，普通中国人应该做到这个高于动物之上的基本责任。所以，我们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寄希望于人类善的力量。观望之中的台湾人，应该多为抵制台独做一份贡献，这就是为不远的和平统一增一分保证；而即使天有不测之风云，台湾民众也仍然有机会自救， 或可免于倪墙之苦，或可免于精神无依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