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黑龙江边的大怪石—解密间谍武器 -- 老知青

看到电视里的消息，勾起回忆，并找到史料佐证。过年时和朋友核实了一下，就扔到了网络上。欢迎有这样经历的朋友补充。先转贴一篇，作者不详。

中苏国际列车上的反谍战

来源（作者）：法制文萃报 采编：中国谍网 日期：2005-4-3 点击：228

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初，曾经亲密无间的政治伙伴中国和前苏联发生了尖锐的政治分歧。当时，往返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惟一一列国际专列，也不再是中苏之间的友谊之旅，而是充满了政治斗争的阴霾。一位在当年的中苏国际专列上秘密从事反谍工作的中国老人，披露了当年的传奇内幕。

第一次遭遇“克格勃”女间谍

1968年9月20日，我以一个车检工人的身份走进了中苏国际专列。当时，这趟列车几乎见不到中国旅客，北京成了朝鲜、越南、缅甸等国有关人士赴苏的中转站，而且大多是党政官员。

列车到达莫斯科后，我们被护送到车站里的一处铁路俱乐部休息和进餐。送啤酒的是另外的一个女服务员，她很殷勤，放下啤酒却不走，站在桌边和我搭讪。但我很快发觉，她的中文很流利。她说她父亲曾是在中国工作过的电力工程专家，她在北京和哈尔滨住过多年，她父亲和她都在中国有很好的朋友，不知他们在“文革”中怎么样了。其实，我的俄文很好，但工作性质要求我装成不懂俄文。我开始装作听她说话很费劲的样子，她就开始说中文，结果无意中露出了破绽。显然，她是想试探我的政治态度。她一会儿装作很害怕的样子，小声说苏联领导人背叛了列宁，他们“变修”了；一会儿又装作很关心的样子，说她听说中国在“文革”中死了不少人。她一会儿故作狂热地赞颂毛泽东。我和她周旋着，判定她绝对不会是一个服务员。因为，一个普通的服务员不会有兴趣和陌生的中国人谈论这些政治性话题。

后来，我发现了这个俱乐部的秘密，也曾把这个发现向上级汇报，这也算是我做反谍工作的首战告捷吧。

苏联有没有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我能确切地回答：有！中苏国际列车自北京发车，经山海关出关途经辽宁、吉林、黑龙江，进入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要穿越大兴安岭。大兴安岭是当时北疆重要的军事防线，当年，这里在进行紧张的国防工程建设，列车行驶的这条铁道线同样也是向大山深处运送军事设施的运输线。运输线上停放的闷罐车厢中，谁也不知道装了什么军备设施或者新型武器。国际列车到了山顶的一个小站后，就要停下仔细检查，以防下山时出现制动失灵等问题。这时，我要注意沿线是否布置好了防窃密的干扰工作。当时，国际列车上有人利用先进的波频、红外线等间谍工具进行拍摄、探测，每次都有。因为，我会收到他们进行间谍活动的感应讯号。

他们不间断地利用可以穿透货车车皮的光电探测仪器拍摄下闷罐车里装的东西的形状，然后用连续搜集到的情报进行研究分析，甚至在最后可以知道我们在大兴安岭装置了大约是什么型号的导弹和反导弹装备。

苏联也曾派遣间谍。那是个苏联籍的华人，他在列车行进到乌奴尔时悄悄从车窗跳下车。我听到列车员说车上少了一个乘客，马上向上级汇报，这个间谍很快就在乌奴尔被发现并抓获了。

还有一次，列车在即将到达齐齐哈尔时几次收到断断续续的神秘讯号，我们立刻警觉起来。车到齐齐哈尔停车1分钟，惟独有个外交官身份的越南乘客下车吸烟。他似乎极有教养地到垃圾桶前去吐痰，却迅速地从垃圾桶里捡出了什么东西。我们当场检查，是一小袋污黑发亮的细砂泥。后来才知道那是大庆油田从地下若干米深处打出来的油层地质标本。在当时，大庆油田的一切情况对外是国家机密，也是外国间谍千方百计想得到的情报。

我们还截获过苏联间谍想给中国境内潜伏分子提供的信号弹。当时，大兴安岭地区经常有人发射神秘的信号弹。

抢救猝死的朝鲜政府副部长

记得是在1973年的夏天，专列自苏联返回，已经过了海拉尔好半天，突然想得列车员报告，一位到苏联进行工作访问、乘坐专列回国的朝鲜政府副部长（我印象中是邮电部副部长）突然昏迷。他的随行人员也说不清原因，他的随员中有人立刻扣留了我们列车上提供的水和食物。显然，他们有他们的怀疑。

马上又有列车长报告，这位副部长已经停止了呼吸和心脏跳动。朝鲜方面没有随行医生，列车上也没有专职医生。而朝方随行的保卫人员，此刻不是商量怎样投入有效抢救，而是封锁现场，硬要连我们列车员送水的水壶也要扣留，并要求用列车上的电台使用他们的密码向国内报告。

我的公开身份是车检工人，遇到这种事，我就是不公开的最高领导。我当即决定，由列车长和他们交涉，可以利用电话向朝鲜在北京的驻华使馆汇报，其他事待我们请示有关领导以后再行协商。

我当即向上级做了汇报。不到15分钟，我和列车长同时得到指示：将人送往当地医疗条件较好的结核病院抢救，已责成地方领导组织抢救。

恐怕，这是一次百年难遇的抢救活动。因为，这位副部长被抬下车时，手已冰凉并开始僵硬，人已确确实实死掉了。

记得，当时负责抢救工作的是一位蒙古族老同志，他非常冷静，一个字也不多说，只安排具体的人进行输氧、插吸痰管、导尿管，进行心电监测，一一报出并记录检查数据。当最后报出心脏、呼吸停止时，他命令静注强心剂并进行持续胸外挤压心脏。

第二天将近中午，朝鲜驻华使馆人员经过向国内请示汇报才赶来，他们通过国内对这位副部长的病历进行调查，初步怀疑他是死于冠心病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

协助截获情报

1972年5月中旬，上级为我派来了一个助手小韩，他在专列上的公开身份是保卫干事。大约是7月份时，我们收到情报，可能有具备中国公民身份的苏方间谍会中途上车，向坐这列车回国的苏联人转交窃取的情报，请我们协助截获情报。

我们分析，目前只知道可能接收情报的苏联人乘坐的是几号车厢的几号软卧包厢，并不知道送情报的会是谁。这几个苏联人具有苏方空军高级军官身份，对付他们不如对付那个送情报的中国人更“名正言顺”。怎么办，小韩立刻想出了一个主意，制造“意外”情况，迫使苏联人换到另外的软卧包厢。

怎么制造“意外”情况呢？又是小韩提出，破坏管道，制造车厢漏水漏气的情况。在列车风驰电掣的行进中，小韩只身从行李车爬上了车顶，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任务。最后由工人师傅协助用软管往车厢输水才造成软卧包厢漏水。一番忙乱，这3个包厢的苏联客人按照我们预定的安排挪了窝。

我们又和工人师傅以修理为名占据了这3个包厢。列车到达哈尔滨，我们果然发现原来包厢的苏联人在悄悄注意这里。列车从哈尔滨一启动，他们中就有一个人装作买东西往这边走。而我们发现有个年轻的中国人同时提着一只小旅行包进了前边一节车厢的厕所。小韩装成修理包厢的工人走出去，跟在那个苏联人身后，迫使那人只得一直走到餐车，假装想买啤酒。此刻，我们已经以安检为名扣留了那个见这节车厢有人而躲进厕所的可疑分子。我们从他的旅行包里搜出了二十多个微型胶卷，那个从餐车返回的苏联人还在东张西望寻找接头人呢。

后来听说，那些胶卷拍摄的都是有关中国“大三线”建设和“文革”中武斗的情报。那个年轻人是被苏联“克格勃”拉下水的，是从北京到黑龙江农场上山下乡的知青，父亲是“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一高校校长。

时过境迁，当年那条充满扑朔迷离谍影的国际专列如今已经成了一条热闹非凡的中俄民间贸易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