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就《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谁主沉浮》一文，与汗青兄商榷 -- napolen

大顺军攻克北京之后，吴三桂随即归降。以当时情形而论，这也未可厚非，但至少说明了吴三桂不是誓死效忠明王朝的人。而他与大顺翻脸之后，居然还能恬不知耻的自称对明朝如何如何忠诚，要怎样怎样为崇祯皇帝报仇，就太可笑了。而他在前线见到自己父亲之后竟然还有脸说“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又安能为孝子乎？”，他自己又算是哪门子的忠臣了？又做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是吴三桂一向的作风。他后来发动三藩之乱的时候，居然还想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还是清廷把他当年要求穷追永历帝的奏章翻了出来（在追杀永历帝这件事上，吴三桂竟然比清廷还积极），才彻底揭穿了这位吴大将军的真面目。

3月26日前后，吴三桂究竟听到了什么事情，让他跟大顺翻脸，至今无可查考了。顾诚先生列出了常见的三种说法，作为参考，并明确指出“真实情况已难考定”。这至多只能说顾诚先生没有否定其中任何一种说法，而不是顾诚先生肯定了其中一种或是几种说法。可汗青兄却将此说成了“应该说他也是认为有这个因素的”，认为顾诚先生肯定了陈圆圆一说，甚至是同时肯定了三种说法，我认为这是对顾诚先生本意的曲解。此外，汗青兄在谈吴三桂“并不怕死，同时在名节和夷夏大防这些问题上的思想防线也很牢固”的这一观点时，说“这其中的一些问题，顾诚先生在他的名著《南明史》里也有所论及。”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顾诚先生也认为吴三桂不怕死，坚持名节。然而我在阅读《南明史》时却怎样也找不出顾诚先生在哪里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还请汗青兄明示。姚雪垠先生曾经考证陈圆圆当时并不在北京。这本来是个学术问题，有不同意见大可进行讨论，然而，在汗青兄所举的黄裳的驳论中（“姚（雪垠）文还责怪‘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继续作了宣传，扩大了错误影响。’这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姚文说，这是‘完全上了清朝一部分谣言的当，制造那些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这种推论方法非常面熟，看来作者是适可而止了，本来是还可以继续推论下去的。”），我没有看到任何学术观点，只看到了人身攻击，这样的治学态度显然不能说是端正的。当然，也许黄裳的文章在别的地方有真材实料的东西，但汗青兄不举那些为证，反而引用这些人身攻击的话，不能不说是欠考虑的。

但不论诱发吴三桂思想改变的是哪一种起因，吴三桂考虑的都只是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不是对明王朝的忠，不是对父亲的孝，更不是为一些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的对陈圆圆的爱（假设确有此事存在），这一点与汗青兄的基本观点也不矛盾。不是为忠的理由前面已经讲过了，吴三桂要真是忠于明王朝的话，为什么一开始还要投降大顺呢？不是为孝和不是为爱的理由也很简单，吴襄和陈圆圆都在大顺军手中，吴三桂如果真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要么就轻骑直入北京尝试营救，要么就在与大顺谈妥条件后归降，否则就是陷他们二人于死地，而吴三桂做出的恰恰就是这最后一种选择。事实上，李自成是愿意与吴三桂和好的，他出兵山海关的时候还带去了吴襄和崇祯的几个儿子，摆出了愿意既往不咎的姿态。当然，吴三桂可以怀疑李自成的诚意，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猜测，如果吴三桂真的对父亲和小妾爱得那么深的话，这些许疑虑是不足以阻挡他重新归顺大顺的。事实上，李自成对明朝降将一向是非常宽大的，曾经数次阻挠闯王大军攻打开封，并射伤李自成的陈永福都得到了宽恕，并委以重任。陈永福对此十分感激，在太原保卫战中也因此殚精竭虑为大顺守城。顾诚先生甚至指出，对降将的过于宽大是李自成的一个错误。这些事情吴三桂肯定都知道，他跟李自成的仇恨远远及不上陈永福，而且李自成也还有南明的诸多将领要招降，诱杀他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小的。然而，他还是拒绝了，其原因还是他的个人私利。他可能觉得多尔衮那边更有油水，而且经过这些天，他大概弄清楚了大顺军的实力，了解到吴军与大顺联合，只能与满清取均势，胜负还有不确定的地方，而吴军与满清联合就对大顺构成了绝对优势，胜利是稳拿的，所以要选择比较保险的那一方。至于信是谁的手笔，本是无关痛痒的细节，在那种情况下，谁都知道吴襄的信肯定是经大顺政权同意，而且多半是大顺授意的。关键在于吴襄还活着，而且大顺答应给他们父子以好的待遇。拿这个做文章，不过是找个借口罢了。难道祖大寿给他的信就没有皇太极授意不成？

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他可以让父亲去死，让妻子去死，让千千万万中原百姓去死。在吴三桂的一生中，效忠过得主子有一个又一个，头发、顶子什么都可以变，唯一不变的是自己的贪婪和私欲。明末经过十几年战争，好不容易有建立新朝的希望，吴三桂放进了清兵，清初的十几年战乱之后，好不容易天下百姓得到了安宁，吴三桂又发动了三藩之乱。就三藩之乱来说，康熙不过是想削他的兵权，虽然没有做云南王那样的写意，但荣华富贵还是有保障的，可他就为了这一点差别，不惜扰动天下。他的个人私欲之膨胀，他对包括亲人在内的天下人民利益的无视，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