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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山西新军今何在 (○) 序章 -- 夏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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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附录1】十二月事变在晋城 (作者:高凤英)

  阎锡山“在三颗鸡蛋上跳舞”

  日寇攻进绥远后,寇深祸亟,云飞浪滚,土皇帝阎锡山深感“灭亡”的危险。他觉得必须小心翼翼地周旋于日寇、蒋介石、共产党三者之间,才能保住他的“存在”,他说:“我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抗战初期,阎锡山为了借助共产党“守土抗战”,提出“非常时需非常策,非常策需非常人”,请来共产党人薄一波主持牺盟会工作,大同失守后又问:“一波,战争开始了,还没有兵,你看该怎么办?”薄说:“组织新军,改造旧军。”阎说:“旧军是不好改革啦,你就先组织一个团试试吧。”。

  薄一波组建了“山西抗日青年先锋队”,戴“阎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规定政委是最高长官,由共产党人和牺盟会领导人担任,军事长官从阎的旧军中抽派。阎改名为“山西抗日决死总队”,任命薄一波为总队政委。忻口战役前,又把决死队扩大成四个纵队(相当旅),由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都是共产党员)担任一、二、三、四纵队政委,习称新军。

“不能抬上棺材抗战”

日寇攻入山西后,旧军一触即溃,损失惨重,阎锡山一直被撵到晋西黄河边的吉县。而新军发展成了50个团、5万多人,加上牺盟会发展的游击团等地方武装共10万人,人数和武器都超过了旧军。新军政工人员和牺盟会人员还兼任了4个专区专员、50多个县的县长。这使阎锡山在“逃过了灭亡”之后,对自己的“无条件存在”又忧心忡忡,转而又妄图消灭新军。

  1938年7月1日,阎在吉县古贤村召集旧军师长以上军官开会说:“现在你们的力量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用不了三个月,你们就全完了,所以预先给你们开个追悼会。”又挑动说:“你们反对新军,反对薄一波他们,……薄某人是大骡子拉马车,轻松的很,你们这些人哪个能赶上他?”他警告说:咱们“不能抬上棺材抗战”,“不要在最后胜利的场中,没有了自己。”

  1838年3月,他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说:抗战以来“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现在天要下大雨,应该准备雨伞。”

  秋林会后,决死四纵政委雷任民即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毛泽东说:“阎锡山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嘛。”说到新军时强调说:现在是“天下大乱,到处为王”,随后,中央发出了《关于宜川会议后对山西我党工作方针的指示》,薄一波领导一纵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

  当时,阎对决死队有个估计:薄一波任政委驻晋东南北部的一纵100%是共产党的;驻晋东南南部的三纵100%是忠于阎的;驻晋西的二纵和驻晋西北的四纵是一半对一半,狂妄地提出“要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摩擦晋东南”。

12月事变首先在晋西爆发

1939年1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方针,11月的六中全会又提出要“武装限共”,阎锡山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充当急先锋。

  1939年12月1日,阎以发动对日冬季攻势为名,命令决死二纵向灵石、霍县间同蒲路的日军进攻,却命旧军王靖国的19军和陈长捷的61军跟进。3日,19军和二纵196旅旅长白英杰相勾结,突将196旅旅部包围,抓捕政工干部44名,并对地方抗日政权和牺盟会等组织进行摧残。

  二纵政治部主任韩钧即电阎:

  “总座伯川先生:61军欺我太甚,甘作汉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是生报告恩师之最后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

  阎立即召开高干会,说“韩钧对我不称长官而称老师,……韩钧反了!”宣布韩钧“叛变”,命令陈长捷为“讨叛”总指挥,通电全国“讨伐”,“十二月事变”就此爆发。

  二纵经过一个月苦战,于月底转移到了晋西北临县,与接应的决死四纵共同发起反击。结果赵承绶几乎全军覆没,郭宗汾的33军损失过半,旧军反而完全退出了晋西北。

晋城大地腥风血雨

在晋东南,阎命第8集团军总司令兼驻阳城岩山的第三行政区主任孙楚进攻决死三纵,摧残抗日政权和组织。孙楚绰号“孙神经”,对共产党极为仇恨,手段十分凶残。当时三纵政委戎子和、司令颜天明恰不在部队,一部分反动军官乘机叛变,所以晋城一带受到重大损失。

  在阳城——

  12月4日夜,孙楚指示阳城县三青团上官凌云等人,砸抄了《新生报社》,秘密绑架了总编五良。中共阳城县委立即将报社人员转移到八路军驻阳城留守处。

  12月9日,孙楚指使83师补充团武装夺取了阳城县政府、县牺盟会、县公安局,吊打、抓捕了共产党员一科科长张健民、公安局长赵养锋等200多人,活埋20人。县委、县政府、县牺盟会和各抗日团体被迫撤离县城到中庄村。孙楚即任命83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当了县长。

  同一天,孙楚还指使33军“地工队”和三青团袭击了各区、村的抗日政权和牺盟会,杀害了四区抗日区长王德政,抓捕了牺盟特派员吴从龙,在后则腰村杀死向中村转移的县政府会计韩纪并抢夺了大额公款,抓捕了下白桑、石臼的抗日村长刘崔明、刘秉政、张志学等。

  12月26日,驻郭峪村的决死三纵第七总队长张济叛变,逮捕总队政治部主任郭鸿璜等进步军官、共产党员26人。转移到了郭峪的阳城、沁水、浮山的党政军机关30多人被抓,又突围到了小南岭村。

  在晋城——

  12月18日夜,县保安团200多人袭击县政府、公安局、牺盟会和决死三营。枪声一响,县政府秘书刘一民即带上白布条打开大门接应,国民党47军出动大批部队以“维持秩序”名义进行配合。公安局长宋镜如、公安局指导员张相之、政治指导员张小峰、县政府教育科长黄崇武、二区区长宋国英(以上都是中共党员)、青救会干部等16人牺牲,200多人被捕,县委、政府、农工青妇等突围转移到土岭村。

  12月下旬,军统特务张鸿惠当了县长后,在大阳村砍死抗日干部4人,在史村枪杀8人,在磨石坡村铡死13人,枪杀37人,在巴公杀死几十人。

  在沁水——

  12月18日,阎军93军10师配合沁水三青团等反动组织,袭击县政府、牺盟会和各救亡团体。由于决死三纵33团提前接应,损失较小,分三路转移到晋城土岭。

  同日,县三青团100多人还袭击了三区区公所、蒲泓、土沃、南阳、扳桥、下川村公所,9人被杀,60多人被捕。

  12月23日,驻苗沟的决死三纵第八总队长孙瑞琨叛变,逮捕党员、进步军官62人,押往阳城孙楚第三行署驻地岩山村,途中枪杀8人。

  28日,决死三纵33团的两个连,被阎军独八旅缴械。

  在高平——

  12月24日,驻柳树底村的决死三纵游击十一团一营叛变,但政工人员事先已撤出,损失较小。

  12月25日,决死三纵政委戎子和从沁源返回到沙口村时路遇彭德怀,彭指示戎立即赶回沁水三纵司令部,于26日率纵队部、第五专署、牺盟中心区机关转移到高平卢家沟村,27日,又受到上述叛军袭击,死伤10多人,被俘100多人,有200多人突围到石村八路军344旅旅部,受到彭德怀、黄克诚的欢迎,后又转到沁源与一旅纵会合。

  在陵川——

  1940年1月,阎任的反动县长杀死抗日干部4人,抓捕2人。

  土岭惨案——

  上述各县遭劫后,1940年1月2日,中共晋豫地委在晋城高会村开会决定:成立中共晋、沁、阳三县工委,由晋城书记史向生任工委书记,沁水书记王逸飞、阳城书记胡晓琴为委员;同时成立晋、沁、阳三县联合办事处,由晋城县长宋乃德任主任,阳城、沁水的牺盟特派员魏永生、卫佑民任副主任。

  1月4日,阎军47军523团和决死叛军孙瑞琨团,分三路合击三县工委驻地土岭村,我10多人伤亡,83人被俘。

  总之,在晋城范围各县的抗日政权、牺盟会被摧残,被杀害党政军干部600多人,抓捕1000多人;决死三纵共7个团有4个团叛变,叛军中的全部党员、政工干部被杀。

“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伤身”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原想灭新扶旧,没想到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事变后,决死队有33个团干脆脱离了阎军序列,公开和八路军站到了一起;他的旧军却受到了重创;而蒋介石又乘机令10万中央军进入山西,抢占了阎十几个县的地盘,委任了县长掌握了政权。阎心惊肉跳地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

  新军暂一师师长续范亭讥讽说:“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伤身”。阎的重臣赵戴文、杨爱源和他儿子也对他埋怨不已。

  阎锡山恼羞成怒,把他的几个马前卒做了替罪羊:以事变中使阎军失利受损的“责任”,把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33军军长郭宗汾报请蒋介石给以撤职留任处分,骑兵军军长白濡青和33军的6个师长、旅长一律撤职,把主要谋臣、亲信梁化之也以“责任重大”送到重庆交给蒋介石处理。这样又引来高级军官的离心倾向,第6集团军司令陈长捷、83军军长杜春沂、19军军长孟宪吉弃阎投蒋。连孙楚也秘密向国民党中央联系,暗送秋波。

  阎锡山损兵折将、众叛亲离、内外交困、威风扫地,内心十分苦闷。

阎锡山乖乖地接受党中央的“调停”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采取了高明的决策。中央指示新军提出了“抗日、拥阎、讨逆”的口号,把声讨对象只指向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四人,表示还拥护和接受阎的领导,意在给阎锡山“面子”和“借坡下驴”的机会。

  1940年1月27日,中央又指示八路军延安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向阎提出愿意“调停”新旧军的关系。阎只好发电“肖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

  2月11日,毛泽东又亲笔起草了致阎锡山电,指示以薄一波的名义发出:

  “长官阎钧鉴:三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鹤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继取其二,使钧座陷入绝境。然后分而裂之,摧而折之,而晋绥军尽矣。……为今之计,极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无不服从钧座的指挥……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三晋矣……”

  2月25日,中央派肖劲光、王若飞到秋林,受到阎的热情欢迎。肖呈上毛泽东的亲笔信:

  “百川先生勋鉴:抗战以来整个华北在先生的英明领导之下,创立了抗日根据地……功在国家,万方敬仰。……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

  阎细读两遍后说:“两位代表带来毛先生手书,不胜感谢。毛先生一定还有事委托二位吧?”

  王若飞说:“毛主席一向认为,抗战开始以来,阎先生是很合作,很友好的。……但近几个月来,不知阎先生何故一反常态,破坏抗日协定,搞‘十二月事变’,大敌当前,当共御外侮,何以煮豆燃箕,同根相煎?”

  阎忙说:“有些事情是出于误会。”

  肖劲光接过他的话茬,“既是误会,我们解开为上。”

  阎顺水推舟:“好,好,我们谈谈,解开为上。”

经过谈判,在主要方面达成了共识:新旧军停止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击,互不侵犯,新军发表声明拥阎,今后要以进步求团结。

  肖、王离开时,阎给毛泽东写了亲笔信:

  “泽东先生勋鉴:肖主任等来获读手书,如亲握晤。……今于抗战第四年代,胜利业以在望之际,仍盼共同努力……”

  肖劲光在离开前重申:“我们的原则,毛主席已明确讲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16个字,报界可以公布。”

  阎不自然地笑:“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是可以接受的;这‘人若犯人,我必犯人’似乎太强硬了些,是不是回去禀告毛先生,改成‘人若犯我,我必自卫’?”

  肖、王回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毛说:“一个字也不能改!”

  随后,双方经过具体谈判,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代表中共和八路军于4月初在协议上签字,十二月事变就此结束。

  事变后,决二纵、四纵、工卫旅加入了八路军120师序列,三纵与一纵会师后,一纵归八路军总部,三纵加入八路军129师,阎锡山出钱出枪组建的新军就全部姓共了。

  在晋东南,经彭德怀与第一战区长官卫立煌谈判,重新划定了驻防区:临屯公路、长治、平顺以北由八路军驻防,以南由国民党军驻防。随后,中共晋豫地委和晋城范围各县党组织及所驻八路军,在各县组建了秘密县委后,撤到了平顺,史称“太南退军”。

  阎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充当急先锋吃了苦头,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中,他都没敢轻举妄动,采取了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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