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阿富汗的悲剧(1)开篇 -- 思林

一、 不流血政变

1973年6月下旬，查希尔国王前往伦敦检查身体和治疗眼疾；7月初，

到达意大利继续修养治疗。趁查希尔出国之际，达乌德加速准备政变。

阿富汗王国部队总司令瓦利将军(国王女婿)掌握了达乌德将要起事的情报，

但当时的内政大臣帕兹瓦克是旗帜派的秘密追随者，他对瓦利将军谎称，

根据达乌德准备动手的时间是在年底。瓦利将军信以为真，未采取断然措

施加以防备。7月17日凌晨，达乌德动手了。

由于部署周密，行动迅速，政变进行地非常顺利，只是遭到瓦利将军及

其追随者的轻微抵抗，便控制了喀布尔。其核心力量是来自王宫卫队、伞

兵突击队、第15装甲师的65名军官和240名士兵。政变中一共只死了八

个人：一名坦克手因避免和一辆汽车相撞，连人带坦克掉进了喀布尔河，

车毁人亡；七名警察则是在混乱中被误杀的。王室的主要成员都被捕，但

没有加以杀害。国王放弃王位，获得了每月一万美元的抚恤金。统治阿富

汗达四十年的查希尔王朝就此覆灭。政变成功后，阿富汗成为共和国，达

乌德集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四项要职于一身。

政变第二天，人民民主党党内的两个派别分别发表声明支持推翻君主制，

号召党员支持共和国体制。党内一批积极参加了政变的人士，试图比推翻

君主制走得更远，但党的领导人制止了他们。

政变第三天，苏联第一个承认达乌德政权。政变前夕，本来打算回国休

假的苏联大使突然莫名其妙地留下来不走了。据说，苏联还派克格勃的一

名专搞颠覆的少将来到喀布尔（对此我找不到材料直接证明）。种种迹象表

明这次政变固然有其深刻的国内因素，但苏联的插手也起了相当作用的。

由此苏阿关系进入‘蜜月’期

首先，达乌德吸收了不少左翼人士参加新成立政府。新政权的政治机构

为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它由包括达乌德在内的11人组成，其中9人为军官

出身。另外，这11人当中有4人（旗帜派3人，人民派1人）为人民民主

党成员。他们都没有公开自己的政治面目，谨以爱国主义者的身份出面活动

。

其次，达乌德对旗帜派卡尔迈勒等许诺新政府将实施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纲

领，同苏联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旗帜派抓住这个机会，把不少自己的党羽和

追随者安插进政府机构。达乌德对人民派的态度，首先对其党魁的态度是恶

意甚至是厌恶的，这也为以后其全家被杀埋下了伏笔。

再者，1973年 9月，达乌德两度派团访问苏联。10 月，苏联一名元帅率

军事代表团访问了阿富汗。苏阿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 等方面签署

了一系列协定。

然而，蜜月是短暂的。从1974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二、 危险的游戏

作为一个政治家达乌德聪明能干，意志坚强，行为果敢；然而他又是权欲主义者，诡诈多变，专横独裁。出于权利的贪欲，他要利用苏联的力量上台，而民族主义情绪又使他这样的人不可能甘心成为苏联的傀儡。

首先，达乌德并不认同马列主义，对于旗帜派的观点和他们提出的在阿富汗实施全面的社会改革方案，不以为然。他知道那样做会给阿富汗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做事总是要以符合本民族利益为原则，并试图摆脱另样‘同路人’。于是他巧妙地把昔日人民民主党的同盟者调至徒有虚名的位

置上。

其次，达乌德企图把阿富汗的对外政策重新拉回到中立、独立、不结盟

的轨道上来。1975年9月，达乌德在谈到阿富汗同苏、美、中的关系时说：

‘我们不属于任何集团或军事集团，但是我们始终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后来又对一位美国记者说：‘我国的政策是同一切国家友好，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会因为友谊而忽略我们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特性。’基于这种立场，达乌德逐步加强改善和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关系：阿富汗得到了伊朗的巨额援助，阿富汗方面停止了有关‘巴克同尼斯坦’的宣传，达乌德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实现了互访；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两次访问了阿富汗，达乌德公开宣称阿富汗与美国的关系是头等重要的’，‘阿富汗特别重视它同美国的真诚合作’，甚至接受邀请要访问美国…。

达乌德非常的自信，试图推行一套平衡等距离的外交政策：利用‘复杂的平衡对抗’策略在东西方矛盾中‘捞分’。正如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精辟地指出：‘当达乌德使用苏联火柴点燃手里的美国香烟时，他是再幸福不过的了。’

然而，达乌德忘记了自己是如何上台的，他也不明白玩这种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走钢丝的危险游戏，除了需要高超的技艺，更需要有能够充分控制国内局势的超强实力。事实是，苏联向阿军队的渗透已经对阿富汗的主权和独立构成致命的威胁，达乌德根本没有实力玩这种危险的游戏，他的幸福日子没有多少天了。

三、联合

当达乌德自以为在外交上巨大成绩，也自觉得腰杆硬了许多，于是开始在国内清除亲苏的左翼势力。他首先改组政府，撤换内阁成员，数十名亲苏军官遭到清洗。接着，在推翻查希尔国王的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旗帜派也遭到了遗弃。在地方上工作的大批旗帜派官员也受到打击，达乌德宣布他们‘贪赃枉法，为非作歹’而将他们逐出各级政府机构。不久，达乌德更声称旗帜派和人民派都是‘反动的、反民族的、反革命的少数派’，下令解散这两派的组织，并严密监视两派头头的活动。

达乌德的所作所为，苏联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达乌德出国访问时所带的翻译拉法特是卡尔迈勒安插在达乌德身边的一名坐探，达乌德在国外的一言一行，苏联通过卡尔迈勒就了如指掌。对于达乌德的离心倾向苏联自然不会坐视不管。1977年4月，莫斯科举行的一次阿、苏会谈上，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马，规劝他改变疏远苏联的政策，并要求达乌德‘把那些帝国主义的顾问统统赶出阿富汗。’ 然而，出乎勃列日涅夫的意料，达乌德的回答是：“我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总统，任何人没有权利向我提出这类问题。”达乌德为此缩短了访问日程，临行时勃列日涅夫亲赴机场送行，企图挽回局面。但两人只谈了五分钟，结果还是不欢而散。正如达乌德的助手后来回忆的，此举等于“在自己的死刑状上签了字”。

人民民主党的两派人民派和旗帜派由于都受到政府的压迫，在苏联同志们的帮助下，终于能够‘抛弃前嫌’，‘言归于好’。并于1977年10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了联席会议，两派实现了组织上的统一。由11人组成的政治局中，塔拉基担任总书记，其余10个名额两派各占一半。从此，人民派和旗帜派又暂时合作，开始了准备推翻达乌德政权的武装斗争。革命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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