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两宋的法律制度――立法概况 -- 淡竹

在唐代“律令格式”体系和唐末以来的“刑法统类”的基础上,宋代的法律体系比较特殊.首先,它有一部《宋刑统》，是相当于唐代《律疏》的正式刑法典。宋代史籍中称“律”者，多指《宋刑统》。但“律所不载者”，则依编敕，后者的法律地位高于前者。编敕与令、格、式一起，形成了宋代独特的“敕令格式”体系。至南宋，又有“条法事类”，它以适用范围（即所谓“事类”）为基准分门别类，把敕、令、格、式等不同性质的法规编纂于一体。此外，还有“例”、“申明”、“指挥”等法律形式。

一、《宋刑统》（建隆《重详定刑统》）

1、《宋刑统》的制定

宋初沿用前代的法规，刑法方面主要是后周《显德刑统》。建隆三年（962年），乡贡明法张自牧提出《显德刑统》已不适应于新形势，决定制定本朝刑统，命工部尚书窦仪主持其事，苏晓等人参与编订，次年告成。《宋史?艺文志》录为窦仪撰《重详定刑统》，史称《宋刑统》，由于大理寺刻板印刷，颁行天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

2、《宋刑统》的体例

《宋刑统》共计十二篇，律五百零二条及其疏议，二百一十三门，连目录三十一卷。十二篇篇目和五百零二条律文及其疏议，除了个别避讳字外，与现存《唐律疏议》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没有《唐律疏议》每篇篇首的篇名沿革简史。“门”，意为“门类”，始创于《大中刑法统类》，《宋刑统》把五百零二条律文和所收敕、制、令、格、式、起请条分类归入相应的二百一十三个“门”中。所收敕、制、令、格、式，不仅有本朝所颁的，也有前朝遗留的，最早的为唐开元二年（714年），最晚的是宋建隆三年（962年），时间跨度约二百五十年，多为补律、疏之未周备者。“门”一般兼收律、敕、制、令、格、式、起请条，但也有个别例外。

“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门，这是《宋刑统》中一个特殊的门。一律条就某概念所作的定义（限制），适用于其他条律中出现的同一概念，即所谓“余条准此”。如《职制律》“监临之官私役使所监临”条有关于“亲属”的定义：“‘亲属’，谓缌麻以上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并注明整部律典（《刑统》）其余律条中所出现的“亲属”，都适用这个定义（“余条‘亲属’准此”）。整部《宋刑统》中，“余条准此”条共有四十四条，把所有“余条准此”条录出集中于一“门”，附于《名例》之后，就是“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门。从形式上看，该门内容与律文有重复；从实际效果看，设置这一特殊的门，有利于执法官“检详无遗误”。

“起请”，亦称“参详”，它或是对律、敕等条文的修正，或是为本无罚则的敕令格式补充规定刑罚，以“臣等参详”起句，附在相关的法规之后，共有三十二条。“起请”具有法律效力，而列于其前的相关律文或敕令格式，则成为该“起请”条的参照条文。

二、编敕

敕，宋代又称“宣敕”，正式颁布前经中书门下研讨赞同。宋代“编敕”，是编纂历年所颁敕文的立法活动，由此所产生的敕文集也称编纂。编敕属于一般法，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广义的编敕包括各个部门法性质的敕文集，狭义的编敕特指刑事敕文集。宋代最早的一部编敕由《刑统》立法班子兼作。后来新皇帝上台，几乎都要搞一部乃至数部编敕。编敕成为经常的立法活动，便有了专门的编敕机构，机构名称前后不一，有仁宗时的“详定编敕所”，神宗时的“修敕局”，微宗时的“编修敕令所”等。

与刑法典《宋刑统》相比，诸法合体的编敕不利于刑事审判部门的检索，编敕的刑法化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编敕时，以诸法合体敕《淳化编敕》和其后的宣敕一万八千多条为素材，剔除其中与《刑统》重复的和一时权宜性质的条文，抽出非刑事性质的条文交主管官司处理。剩下的敕条，“其有止为一事，前后累敕者，合而为一；本是一敕，条理数事者，各以类分；取其条目相因，不以年代为次；其间文繁意局者，量经制事理增损之；情轻法重者，取约束刑名削去之；凡成二百八十六道，准《律》分十二门，并目录为十一卷”。所成新编敕（史称《咸平编敕》）参照《宋刑统》的体例，以门为名分为十二个篇章，各门名称完全与《宋刑统》一样，所收敕条也都是刑事法规，最终完成了编敕的刑法化，编敕成了一部新刑法。所以，宋神宗说“禁于已然之谓敕”，其理由正在于此。宋代史料中，犹如以“律”指《宋刑统》一样，在单独提到“敕”时，多指刑法化了的编敕。《宋刑统》律文疏议一如《唐律疏议》，对宋代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型案件，《刑统》中没有相应的条法，而编敕是编纂当代宣敕的产物，更适合宋代社会实际，统治者更重视的也是编敕，在刑事审判活动中，编敕地位自然高于《刑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废弃《宋刑统》，有宋一代，《宋刑统》始终在司法审判中起着作用。《宋史?刑法志》说：“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言外之意，凡律所载者，当然糨续使用，亦即“诸敕令无例者从律，律无例者及例不同者从敕令”。南宋朱熹所说“今世断狱只用敕，敕中无，方用律”，也说明到再宋《刑统》也还有效。“一准乎礼”的《唐律疏议》在中国大地上毕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所以《宋刑统》才能“恒存乎敕之外”；只是因为《编敕》的地位高于《刑统》，所以才把原来的“律令格式”体系改为“敕令格式”。到南宋，只是在空上意义上才可以说是“以敕代律”。

三、令、格、式

令、格、式是《刑统》、编敕以外最主要的三种法律形式，是刑法以外的各种部门法。这些法律形式也继受于唐朝、五代。《宋史?刑法志》记有神宗对这些法律形式所作的定义：“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说法虽然与《唐六典》、《新唐书?刑法志》的说法不同，但大体上只是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

1、令。令是从正面指令人们应为、不应为的法律，条文中没有刑罚规定，违者按《律》、《敕》中对应条文所规定刑罚制裁。

2、格。宋代的格是一种定量性法规，规定如何实施《令》所规定的应为事项，如何奖励举报告奸行为等。它的定量性规定相当详细具体，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只要符合其要求，就应该将其定量性规定落实于彼，也就是“设于此以待彼”的意思，如《给赐令》规定：“诸军请官马而无鞍辔者，官以钱给。”《给赐格》则规定：“诸军请官马而无鞍辔，每副钱一贯三百文。”

3、式。式是规定公私文书的体例模式及名讳语词等的法规。有关的公私文书，应按照式所规定的体例模式制作，并避改所规定的语词，所以说“使彼效之之谓式”。

四、编例

把对审判有指导意义的判例编纂成集的立法活动，叫做编例，由此而产生的这种案例集也泛称“编例”。如《熙宁法寺断例》、《元符刑名断例》等案例汇编即是。进入南宋以后，判例地位急速上升，编例活动频繁，先后形成《绍兴刑名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开禧刑名断例》等。编例成为南宋的判例法，并有取敕而代之的气象。孝宗时，“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从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贪官司污吏甚至“隐例以坏法，贿赂既行，乃为具例”，把“例”隐藏起来不用，又不引用敕律，在收到贿赂以后，才拿出“例”来解决问题。

宋代还有一种与判例性质类似的法律形式，叫做“批状指挥”，简称“指挥”。它是尚书省、枢密院等中央官署就具体公事发给下级官署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在一定条件下，下级官署可以引用“已降指挥”办理类似公事。以前案件作为后案的样板，前案就是判例；前案是照“已降指挥”判决的，“已降指挥”也被视为一种“例”，有时甚至直接把指挥称为“例”。北宋皇权强大，尚书省等不轻易用指挥。南宋秦桧专权，滥用指挥，指挥的法律地位提高，甚至与敕令并立，致使法制混乱。孝宗时已达“续降指挥无虑数千，抵（同音，牛字旁。找不到这个字）牾难以考据”的程度。所以孝宗整理现有指挥。经过整理的指挥正式与敕令并立。

五、条法事类

条法事类是以“事类”（公事性质）为标准分“门”（篇章）编纂的法规大全，每项事类中同时收入相关的敕、令、格、式、申明等。“申明”是法律解释。条法事类产生于孝宗淳熙年间。当时的法律大全，是以法律性质为标准分篇章的《淳熙敕令格式》，调整同一法律关系的法规分散在不同的篇章，以致“用法之际，官不暇遍阅，吏因得以容奸”。因此，孝宗下令采用条法事类的立法形式，于淳熙七年（1180年）首次编成《淳熙条法事类》，次年颁行。条法事类立法形式的出现，不仅有利于克服上述弊病，对敕、令、格、式的内部协调，也有一定作用。其后，宁宗朝编有《庆元条法事类》，理宗朝编有《淳佑条法事类》。上述三部条法事类中，至今唯存《庆元条法事类》残本，有清人传抄本及

1948年木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