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中央将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 -- 神仙驴

www.hexun.com 【2005.11.22 17:34】时代人物周报/黄振迪

任老逝世的消息，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晴天霹雳！2003年9月9日，为做一个“中国改革二十五周年”纪念专题，我和时任《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的学者笑蜀先生采访过任老。两年之中，我每遇到新闻单位的朋友，都一再相约再去看望任老先生，满以为今年底的一个时间，我还能再次亲聆教诲。现在，惊天噩耗，已告诉我：这样的机会已经永远失去了！

时隔两年，现在回忆起来仿如昨日。9月9日下午三点多钟，广州天气燥热。在他的秘书的引领下，笑蜀和我来到了广东省委大院任老的家。这是一幢很简朴的数家合一的小高层楼房。任老住在一楼靠边的位置。房子不大，因此在楼的一端搭起了一个临时的房子，以扩充面积，辟为客厅。任老正是在这客厅接待了我们。

　　任老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多一点。他瘦削的身形和他那有点苍白、瘦削的脸、深陷的眼窝，可以看出两年前的中风已经影响了他的健康。而由他脖子上那猷劲粗壮的突出的静脉，也可以想见他那强劲的生命力。显然是刚刚经过午休，老先生精神尚好。在采访中，他坐在我对面的窗前沙发上，满头白发在阳光下银光辉映。如果单从他的相貌，难以想象这样一位小个子老人，曾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任老说，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实践，是一个不断的深化的过程。中国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而在于政治改革来驾驭。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在中国改革中是一体同生的两个层面。如果单单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分割，改革就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没有改革理论的日益创新，经济改革根本就是寸步难行。在改革之初，单单一个“市场经济”、“私营经济”这样一些看起来很浅显的概念，就曾让广东改革困扰了很久。在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中，已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没有姓资姓社之分”之后，怎么现在还有人一提“市场经济”，却又要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

　　谈到改革，老人心中似乎早已陈兵百万，信手拈来，倾泄而出。什么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民主”。任老一针见血地分析，“不民主，缺乏民主是一个大问题。从五四运动到现在，我们共产党就是为民主而奋斗，但是直到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孙中山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句话到现在还有效”。

　　他说，民主最重要的是要试验。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他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在市上试点，全国有几万个市，拿一个试一试，难道天下大乱了吗？影响稳定了吗？就是乱了一下，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从反面也可以总结经验嘛。只有失败才是成功之‘母’，还没有‘胜利’是成功之母的。应该允许大胆试验！”，因此，他说，现在“不是怕民主，而是怕试验”。

　　他还对党的驾驭能力充满信心。他针对一些人认为“怕乱”的问题指出，“我们还有这个本事，这倒不用怕，这里可以搞，那里不能搞，我们还有能掌握这个局面的本事。如果不试，就只好‘不吃敬酒，吃罚酒’了”。

　　他回顾历史，回忆起上世纪初二十年代他上小学时的《公民教科书》课程中学习的“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有当兵的义务”，还有公民权利等等内容，感慨地说，自北伐胜利的1925年国民党一统天下以后，学校中的公民教育就没有了。而代之以《党义》、军管、军训、教（国民）党课。从此，公民教育就成了一个中国公民教育的空白。他提出现在必须尽快恢复公民教育，为发展党的民主建设提供保证。

　　他对中央新一届领导人寄予厚望。他认为新一代领导人“要有作为，就要有大智大勇。政治改革，谁也不希望把中国搞乱，中国乱不得，这是共识。在这个前提下，要勇、智结合。要有勇气，也要有智慧”。

　　任老说到高兴处，一双瘦削的手，不断地在胸前挥舞着，一会如提重物，一会如遥指平川，挥洒自如；其语调平和而具力量，思维敏捷而纤毫不乱，短短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虽是短暂，回来后，我们光从他的原话记录就已达五千余言。由此可见先生的思维之敏捷、泉涌般喷薄而出的思想家气势。

　　见过任老，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惊异一个政治家和一个官员之间能量的巨大差异。使你明白所谓“见识”，并非那种什么插科打诨式的妙语，而是在于其思想深处的力量、敏锐得没有丝毫含糊的精确。他的力量，出之于平易中而深邃、创新中而切中实际的思想；在于那种眼观全局、鸟瞰式的审时度势的洞察力和驾驭能力。

　　后来，在采访广东省经济学家郑炎潮先生时，郑先生又给我们讲起了一个“8分钱改变命运”的往事，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任老的认识。

　　1982年，郑炎潮当时是一位华南师大研究生部的一名还没毕业的研究生，他在题为《论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发展》的毕业论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这一概念，跨入了当时理论界的“禁区”，这让他面临着论文不能“过关”无法毕业的危险。

　　这时，一个消息给郑炎潮带来了一丝曙光：在1980年任书记刚由辽宁到广东担任省委书记时，曾接见过中国社科院到广东调研的两个研究生。“堂堂省委第一书记,连研究生调研也接见, 那我为什么不试探一下, 看看我的论文能否引起书记重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上8分钱的邮票，以平信的方式，把他的毕业论文中的一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直寄任书记。不久，任仲夷就直接打电话找他。见面后，对他的研究方向给予了肯定，并鼓励他继续研究，“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 选准自己的研究方向, 选准了方向就要坚持下去, 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 不要为任何非学术的评价所动。”在当时“姓资”还是“姓社”争论激烈，保守力量很嚣张，甚至有点杀气腾腾的时候，任仲夷的肯定，使他继续着他的研究，也使他得到了保护。

　　生为人杰，亦享天年。逝者已逝，来者可追。我们纪念任先生，在于继承他的遗志，前赴后继地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以完成我中华民族的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