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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风暴前夜的思考：漫谈王斌余杀人事件

陈泰

王斌余：28岁，家住甘肃省甘谷县，多年在外打工（三轮车夫、建筑工人），当过民工「班长」1。因家里有事与健康原因，今年4月小王辞工却迟迟领不到欠薪。2005年5月11日夜，再次讨薪时，狂怒的王斌余出刀杀死工地「领工」吴华及家人多名（总计四死一伤），随即投案。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王斌余死刑。

就事论事地说，小王的杀人经过或许尚存隐情；「班长」与「领工」两年多的纠葛恩怨，或许比外人想象得更复杂。但此时此地，探讨直接涉案细节已无实质意义——普遍的阶级压迫与官民矛盾，让无产大众的社会仇恨越积越高，稍有机会便于互联网（主要的民间时政议事堂）上四处迸溅；在无数网民心中，这位普通工人的劫难、悲伤、怒火与手起刀落，统统沾有政治控诉与阶级复仇的意味（「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我这样活着太累了！」2）。

与刘涌案、宝马案相比，主流学界的调子有所变化——部分自由派耐心重复着「王斌余是被50年代以后伸出的诸多有形和无形的手推到了绝地」3（原《新京报》评论员陈永苗）等等反共八股；更多有产幕僚预感风暴将至，敦促上层（从官僚资本到民间商界）有所作为。一年来，崇毛自强派也好，宪政鼓吹者也好，纷纷鸣笛警告执政当局「通过压制性措施获得的社会稳定并不等于社会和谐」4（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不可一味「企图以种种强制性的手段压制群众对本身权益的追求。这种强行压制将使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分裂和内部冲突」5（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王案曝光后，谋士们更加热心劝谏大小老板「自己活得更好不能以别人的‘活不下去’为代价，自己发大财要允许别人发点小财或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6（《中国青年报》编辑曹林），替劳资合作煽风造势。

就这样，深刻的阶级对立、改良主义兴起、互联网的相对言论自由等等因素相互作用，使一起刑事案风云际会地演变为社会-政治风向标，王斌余则充当了工农苦痛的临时化身。

「我只想老老实实打工挣钱，为何就那么难？」（王斌余）7

复辟十余年后，政商精英拉长脸招认「改革严重地损害了原来的工人、农民这些基本群众的利益，他们已成为改革的阻力」8（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林凌）。干巴巴几句官话，饱蘸多少血泪？打工十年的王斌余，即为穷人挣扎求生的范例。

与亿万阶级兄弟相仿，小王「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改变命运」9；却身陷苦海——待遇低下（「吃的是土豆、白菜加面，啥菜便宜就买啥，住在用木板支起来的大通铺上，几十个人挤一间」10「饭菜都是冰凉的，吃都吃不下去」11）；工时极长（「只要天亮着就干活」12）；充满危险（「我们在墙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13）而又毫无尊严（大小工头「经常平白无故地拿我们出气」14）。为了卑微的温饱梦（「我们只是想挣点钱，能吃个饱饭」15），王斌余忍了又忍；磕磕碰碰地走过青春，他竭力适应社会，时不时买张彩票撞运气（「每次都希望自己中大奖，这样就可改变家里的状况」16）。

年复一年，希望全打了水漂；低薪（王斌余十年仅赚到三万块）与拖欠（截止2005年1月，全国建筑工人欠薪累计约700亿元）像两根糙绳，勒得人发狂。2005年以来，仅（小王所在的）石嘴山市惠农区各工地便有9人死于讨薪纠纷；心越来越冷，忍耐似乎到了尽头。

「有钱的人欺侮我们，我们没钱的人只能以生命来捍卫权利！」17（王斌余）

中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初步撕掉了有产者及文化狗腿的画皮。数年前，自由派作家刘晓波跺脚长叹「唯一能够动员经济精英向当局施压的改革措施，也只有与其利害攸关私有产权的入宪……但他们决不会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18，至于「有影响的文化名流，同样对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麻木不仁甚至幸灾乐祸」19。数年后，私人资本仍晃着膀子向官僚资本争权要利，一干枪手挽起袖口指指点点——「怎么看待改制当中的不公？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真正垄断的国有企业不改制，不想改。今年中石油、中石化（的利润）分别超过了1500亿元……这才是改制当中最大的不公」20（《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此时，大江南北千百个工棚、车间与工地里怒火渐旺。

整个九十年代，自由派学界一直挺着肥厚的下巴教导大众「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愿’交换的基础之上，所以，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参与这种交换的商人」21（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刘军宁）。「商人」王斌余不懂这些「普世理念」，却火烧火燎地觉察自己「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却拿得最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22，前途暗如死灰。随着资产阶级的大体形成，个体商业冒险的黄金期已过；至于工人，他们「想发生（向上的）变化已非常困难，机会越来越少」23（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官方统计表明「劳资关系失衡的情况越来越尖锐。1993~2002年，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年均增长36.3％，涉及人员年均增长41.3％，非国有部门是重灾区」24（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夏小林）；各级官员常常「在某种程度上与雇主达成妥协或合谋，劳工利益则成为被牺牲的一方」25，无数矿难就是有力证明。

2004年4月， 16岁东莞女工陈锁参加反低薪罢工后被捕入狱；也许，宁夏工地上的小王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与陈锁同样痛感「出来挣钱这个坑那个坑，活着真没意思！」26。终于有一天，讨薪讨到几顿臭骂后，王斌余拿起了刀。

对极端压迫激起的类似行为，部分自由派维权分子并未撇清关系，反而表示这种「人类求生的本能，是自然界生物生存的本能」27（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主任武绍智），值得同情；自强派则埋怨资产阶级「一味的强调效率优先，最后的结果是损害了效率，现在到了只有公平才能效率的地步了」28（航空航天大学韩德强教授）。「同情」也好「公平」也罢，目标只有一个——实现劳资和谐，「在温和的抗议和极端的抗议之间架设一个台阶，不要让他走向极端」29（孙立平），即防止日常贫富矛盾上升为无产者的自觉斗争。

上述阶级调和的设想（比如行业性工资集体谈判制）初步得到了官方的首肯与鼓励；顽固多年后，后者发觉对付臭苦力也得软硬兼施，「只要工会能给他点温暖，只要工会能主动替他代言，为他维权，悲剧就不会发生」30（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九十年代初资本主义复辟后，一直吃冷馍、坐硬板凳的改良主义，似乎熬到了出头的一天。

从自由派到自强派：改良主义大合唱渐入主流

从二七罢工中的京汉铁路股东到21世纪初的珠三角众老板，中外有产者往往认定劳资纠纷无关剥削，而源自「煽动分子」的蛊惑——「有些人故意夸大贫富差距，他们的研究方法有问题，主要是心态不好，一旦误导为仇富，后果严重」31（物美集团董事长兼全国政协委员张文中）。面对颟顸犯浑的老板，幕僚们只好耐着性子指出「精英群体获得好处太多，承担责任太少」32（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已接近资逼民反的地步；极端市场派的某些狂人也透过牙缝表态「从现在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来看，‘市场化’、‘改革’这两个词，已经具有了负面含义」（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而「这种话语转换，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含义，值得我们高度重视」33，秋风很不情愿地低下了头。

种种迹象说明，有限改良缓解劳资矛盾的思路，已在主流学界取得原则共识；多年水火不容后，政商精英的军师们（从国家主义者到「自由工会」流亡者）终于为了剥削秩序的锦绣前程走到一起。尽管旗帜杂异，大家对劳资合作的必要性毫无分歧——各有产集团代言人都主张「建立一个全新的有效的，以利益各方集体谈判为主，以法庭裁决为最后防线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公正保障的机制」34（《中国劳工通讯》编辑韩东方），以此「实现两大对垒阶层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防止精英阶层走极端，保障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35（崇毛派国家主义喉舌「老田」）；谋士团深知阶级平衡的要害在于「将工人群众自发地争取自身权益的行为引向理性的、有组织的、建设性的轨道」36（左大培），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通常「工人有了自己的合法组织和代表，他们就会及时地，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激烈的抗争行为就可能避免」37（《中国劳工通讯》编辑蔡崇国），社会革命的潜力就可能被抑制。

综上所述，改良主义体现为（从精神到组织）全面驯服工农，使后者「在法律框架下，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利益冲突」38（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最终「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且防止发生任何可能打断经济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动乱」39（左大培）。一句话，劳资合作的目标在于资本暴政的延续。

自上而下的改良：统治者的具体利益动机

世人皆知大陆当局长期奉行政治高压的国策，认为「这方面控制得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40（邓小平）；国家机器视独立工运或政治社团为洪水猛兽，对社会改良运动也心存戒备。到底是哪些利益动机，让北京终于有所松动？

首先：必须完善劳动力市场，以保持、强化自身经济后劲。说白了，还是利字当头。一百年前，孙文断言中国社会由「大贫」（工农）与「小贫」（本土工商界）组成，老板只比工人略有宽裕，谈不上谁剥削谁；「中山先生」的诡辩，道尽民族资本心声。一百年后，这块土地再度「成为外国投资者的天堂。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规模巨大，质优价廉」41（商务部长薄熙来），并「事实上承担了（全球）中低端产品的生产」42；本土老板与民国先辈一个德行，既委屈自比「国际民工」43（「出口约八亿件衬衫才抵一架空客380」44），同时牲口般使唤工人但求多榨几两油。

血汗工厂虽为中资争抢海外市场立下功劳，可缺陷也极明显——「以压低劳动力价格、无限延长劳动时间的方法来进行原始积累，很快就会出现阻碍经济发展的弊端」45（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容）。诸多血汗工厂后遗症（比如国内市场狭小与劳动力素质恶化）迟滞着本土产业的升级换代；除了低薪与拖欠，民族经济的另一痼疾是极度忽略职业安全（「全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受到职业危害的人数超过两亿」46），使得「健康不安全不仅成为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且造成巨大经济损失」47（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对优质劳动力的持续供给与使用冲击严重。上述发展道路越走越窄的现实，最终引起统治者的疑虑——「什么是‘世界工厂’？现在看来，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48（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难以为继。

其次：各个资本集团的明争暗斗，使上层忙于内部利益再分配的当口，更有必要拉拢下层并驾御现实与潜在的工农运动，让后者「为我所用」。这些年来，私人资本在国家机器恩准下大肆掠夺国有资产，羽翼初丰后便盘算着与军政官僚分庭抗礼；一位官家谋臣精炼地描绘了这部「海盗联盟盛衰史」——「西方当年是抢外国，我们是自己抢自己，城市抢乡村，有权者抢无权者。公共资源抢完了，现在已经进入精英联盟开始破裂的时候」49（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杨鹏）。私人资本巴望着继续掏空国有资产（土地、运输业与军工），国家机器却开始向新富们催饷，让后者替多桩「国之大事」（从消弭国内社会危机到应对国际战争）的开销分忧；用自强派学者王小东的话说，「（如今）政治精英要从经济精英手里往回拿钱了」50。

毫不奇怪，朝廷派下来的税单越发激起民间商界「纳税就有政治发言权」的呼声。与后者难分彼此的自由派学界，既以宪政要求支援私人资本，又掌握着维权运动的多数资源，有计划地在基层争取民心，几年下来似乎占了先手（最新例证：广东番禺太石村村主任改选风波），最终引起当局的不安。不过，部分工农对「中央」仍有一线期望，认为「（国家）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51（王斌余），给官僚资本的调和「新政」预留了不小的机动空间。

最后，中华资本主义打算借助上层改良，建立有产统治的精神合法性，填补复辟后的政治文化空白。早在20世纪20年代，共运理论家卢卡奇曾发现「日常生活中无产大众视（资产阶级法律）秩序为自然存在或生存的客观环境，并主动服从它」52；只有工人革命时期，类似的思想奴役才普遍动摇。对文化统治的不可或缺性，京沪富豪的学界打手们心里有数——「企业家怎么办，要实现长治久安，要用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来改造这个社会，他就必须要进行精神建设」53（杨鹏）。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除了有赖所有人、尤其是统治者和执行者的意志和理性，也需要社会广泛的民意和人情的配合」54（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两相对比，中国的司法显然缺少民意基础——抛开执法腐败不谈，法律体系本身也属于「各特权利益部门之间利益平衡的产物」55（杨鹏），有待修正。

王斌余案让政商精英紧张的地方，在于「这个案件本身从法律上说，是没有悬念的」56（陈兴良），中规中矩的死刑判决却招来漫天怒骂；背后隐藏的，是几乎整个社会（无论资本家、职员阶层或工农）对国家机器强烈的隔阂与敌视情绪。本案发生前，司法界头面人物已经看到「（法庭）判决必须能够被当事人和公众所尊重和信赖，否则，不仅不会对社会和谐起到促进作用，反而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的爆发点」57（黑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南英）；说白了，「简单地援引法律条文进行判决不一定得到社会的认同」58（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却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当然，敌视具体的官员部门不等于看清国家机器的阶级压迫本质。总体来讲，饱受欺凌的劳苦大众——比如王斌余之父王立定——仍恪守敬畏律法的服从观念（「我不识字，可我知道（犯罪）应该按国法处理」59），让高官富贾暗自庆幸。与此同时，不少干练的朝野有产者已「告别对于市场制度的迷信，正在变得谦卑，开始考虑发展无形领域，以形成对市场经济的有效支撑」60（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长赵晓）。「无形领域」里的官家与民间商界既有通力合作共保有产江山的一面，也是互挖民意墙角的竞争对手。与气势逼人的自由派维权运动相比，国家资本经验少手法旧起步也晚，且惰性十足。诸如「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引导干部群众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正确对待利益关系的调整」61（中宣部长刘云山）的官腔说教，简直人见人厌；对具体老板的抵制与敌视，国家机器也难以把握尺度，常发出「我们是想来帮忙，但是企业认为你是在添乱」62（共青团中央权益部副部长周扬帆）一类哀鸣。

那么，上层改良的胜算能有多少呢？

上层改良的前途

不久前，一位流亡工运活动家敦促中央政府早下决心，尽快「使自己成为社会集团之间利益协商规则的制定者」63（蔡崇国）；为此，必须使工会摆脱行政部门的三流附庸地位64，进入利益游说团体的新角色。其实，官方工会也酝酿了不少改良措施65，计划「把工会干部培养成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协调劳动关系专家」66（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孙宝树）。2004年初，全总命令下属组织全力发展流动工人入会，「不论户籍关系在哪里、用工形式如何、就业时间长短，都要依法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67。一年后，全总外来工会员达3500万人68（另说1100万人69），仅广东一省便有600万之多。

然而，衙门恶习与当局对（即使是最温和的）基层工人倡议的恐惧，决定了全总忙乎半天只抱回一堆纸面灿烂的假业绩；它几乎总是「离开工人让私营企业老板去成立工会，由老板再指派人去从事工会工作」70（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效果不问便知。以珠三角地区为例，当地「厂长兼作工会主席的现象十分普遍」71，导致工会名存实亡社保虚无缥缈，许多民工跟王斌余一样「签了劳动合同，合同上写了交医疗保险。结果有病根本拿不到」72。北京的智囊团很清楚：假设官办工会形同虚设，「农民工就会求助于老乡会等一些非正规组织，或用非常规手段甚至极端方式维权」73（全总研究室主任李滨生），最终使大资产阶级难以落实对工人的组织控制与精神束缚。

什么是智囊们担心的「极端方式」？它主要并非舆论熟知的自残讨薪（自焚跳楼），也不等于王斌余式的个人复仇，而是目前尚未广泛出现却蕴涵着极大潜力的群众性直接行动——经济与政治罢工；占领工厂；改组旧工人机构（职代会与官方工会）与建立新组织（罢工委员会、独立工会与工人代表会），以及上述行动的跨厂跨地区联合。阶级斗争实践告诉我们，罢工运动取得初步成功后，它的后续发展规模越大，群众的自我组织程度越高，有组织工人就越容易认清自身阶级利益，他们的斗争精神也会越彻底。大规模罢工浪潮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批先进工人，以后者为基础的先锋组织与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形成，是战胜资本专政的首要条件。

毋庸置疑，部分庙堂谋臣急于引进成熟的国际阶级妥协制度，包括罢工合法化；他们公开请求执政集团「不能老把它（即罢工——陈泰注）提升到政治高度，它只是一个正常的经济问题」74（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夏积智），亦即调节劳动力价格的砝码。数不胜数的特大矿难，已把采矿工人的职业安全问题从技术领域向政治事件催化；一批清醒的改良主义者指出罢工权可使矿工「在面临事故威胁的时候，具备拒绝生产的权利」75（《中国劳工通讯》），减弱事态的严峻程度。但冒进改良会否救驾受挫，反成引爆社会仇恨的第一簇火星？对此，统治者实在没底儿，众多文化帮凶也提醒当局「单纯地顺从群众的要求甚至鼓动群众的欲望是不行的，这可能会把群众的情绪引向非理性」76（左大培），真是左右为难！

无论如何，中国社会的「拉美病」（从社会服务极端市场化、农民破产到工人失业欠薪）症状已很明显，反过来迫使上层的调和尝试一步三回头，惟恐一步走错万劫不复。统治阶级拒绝开放任何政治自由（对工人来说，即结社罢工出版会议自由）；它的工会建设局限于「依据中国的工会法积极去找企业，同时找企业上面的党委和政府」77（全总宣教部副部长盛明富），否则便一筹莫展；很长时间里，它甚至不肯（或无力）定期小幅提高工业无产者的低收入（今年稍有改观78）。剩下能做的，只有尽量鼓励工人抗争「不冲击机关，不罢工……一切依法而言，依法而行」79（北京出租车司机维权分子董昕），以及招安底层自发组织的头领——在乡村「以整合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为前提，将那些体制外的组织力量纳入到农村基层政权的运作之中」80（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博士），在城市笼络民工同乡帮派头头（如义乌外来工「开化帮」代表汪升利81），做点小贴小补。

上层改良的前途究竟如何？

简约地说，只要无产大众不敢或不愿广泛地参与群众性抗争，劳资和谐的把戏总会有点市场；在中国的现实里，它往往只是把老板对苦力的痛殴解释为「和谐」。大规模工运的出现取决于许多诱发因素（工业危机、有产集团内斗与国际战争），但最终取决于中国工人的觉醒速度与自我组织程度，取决于何时出现一批以阶级解放为最高目标的先进工人。说到这里，让我们再次回到王斌余事件。九月下旬他的案件进入二审，众多「刀下留人」的呼吁中，有人（比如陈兴良）主张从制度上废除死刑82。资本主义社会里，死刑到底对谁最有利呢？工农大众应如何看待类似立场？要澄清这些疑问，就不能回避国家的阶级属性以及死刑、国家暴力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因为对国家本质的理解，是工人阶级迈向解放的关键一步。

无产大众与废除死刑

80年代以来，中国《刑法》的死刑罪名一再追加（目前达68个），可谓名副其实的「严刑峻法」。另一方面，政府许诺「用制度来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8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甚至声称「中国从长远来看要废除死刑」84（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工农是否该支持废除死刑的呼声，抑或相反？死刑、国家暴力与阶级斗争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作为阶级统治的机器，国家是包括刑罚制度在内的有组织暴力，而法律存在的本质是保卫统治者的长远与局部利益。资产阶级法律既确认、协调有产者的利益及分配，也为如何管理工农大众及其他被压迫阶层制订规则；从根本上说，肉体消灭的威慑主要针对底层大众，尤其是反压迫斗争的领袖与骨干。1886年芝加哥秣市广场五一爆炸案的审判中，美国国家公开宣布受审的工人革命者「被挑选出来，由大陪审团仔细地挑选出来并加以判罪，正因为他们是领导人。他们和追随他们的成千上万的人犯有同样的罪。……把这些人判罪，拿他们来做榜样，绞死他们，这样，你们就拯救了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社会」85（首席检查官格林奈尔对陪审团的总结发言）。这段发言，可谓道尽法律的阶级特征。120年后，当中国官方一度对王斌余案的最终处理态度暧昧时，学界帮闲立即提醒当局「要强调讲规则的意识，依法维权，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不对其判处死刑，发出的（社会）信号是很危险的」86（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光权）。

有人会问，既然死刑有震慑工农之效，为何诸多法学专家不断呼吁「尽快取消一切非致命性犯罪的死刑，尤其是那些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的死刑」87（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仁文），而国家至少笼统地表态赞同？问题的关键，在于街头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并非有产阶级，而是包括职员阶层在内的普通民众；假设阶级斗争尖锐化，资本家及其讼棍师爷总能找出一千种方法大开杀戒。就中国现实而言，政商精英（特别是民间商界）既利用国家暴力保护自己，也在积极限制行政权的滥用，减少官僚或竞争对手公报私仇的机会；自由派学界主张废除死刑与减轻经济犯罪的惩戒度，均出自上述考虑。

那么，工农能否利用资产阶级宪政改良，保护阶级战士（比如当年的芝加哥五一烈士）免遭最严酷打击呢？当然，革命工运不放弃任何机会为自己的发展争取空间，但阶级对抗的结果主要取决于彼此力量对比的变化，而非国家圣殿里供奉的所谓「根本大法」。一旦利益需要，有产者不在乎践踏自家颁布的所有堂皇条文；「亚洲民主化潮流」头雁——菲律宾发生的一切，便是最好证明。1986年2月，资产阶级反对派侯选人阿基诺夫人当选菲律宾总统，不仅终结马科斯独裁，还诱发了历史性工运高涨。次年，民选政府正式废止死刑；与此同时，「民主化进程」的 14个月里总计51名罢工工人纠察队员遇害，比独裁时代12年内牺牲的罢工纠察队员总和还多！1988年，阿基诺总统特批将颠覆、起义和煽动暴乱列为死刑罪名。17年来，尽管菲国法庭几乎从未处决过政治犯，但大资本豢养的极右地下军杀害、绑架了数以百计的工农运动积极分子与左翼干部。在另一个废止死刑的国家——哥伦比亚，形势惊人地相似。1986年以来，总计有3600名哥国工会骨干遇害88，其中多数死于极右地下军枪下。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迷信统治者的许诺与恩赐而不立足于本阶级的自我组织，无非自讨死路。

的确，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小资社会主义对国家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为（敌方的）力量因素，需要动员有组织无产者予以对抗，仅此而已；后者视国家为超阶级社会工具，并以为阶级斗争的本质在于掌握这个‘客观工具’为无产阶级服务」89（卢卡奇）。卢同志的上述观察，对今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仍具现实意义。2005年的中华资本主义，正处于阶级战争的前夜；上层调和与工农反抗，民间老板的夺权野心与国际资本的介入，改良主义与工人革命之争，左翼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统统都在浮出水面。也许，今天我们无法保全王斌余的生命，但只要团结起来投入斗争，无数个王斌余有希望不重复他的厄运。（……）

3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