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How about 伊朗的崛起？ -- 子玉

敌人的敌人当然不一定是我们的朋友，但却很有可能是我们在与对手博弈中摆脱被动局面的机遇！

关于第二点您确实是误会原作者了。这个估计现在魔兄也已意识到了，就不赘言了。

关于第一点，我想，许多朋友其实都是以一种 “双重身份” 来审视美国-伊朗之争的。第一重身份是纯粹站在一个人的角度，第二重身份则是纯粹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以一种大国博弈的心态去看的。

我们的第一重身份，或视角，会令我们基于我们的传统道德，基于伊朗美国两国近期的表现，来对这两个国家做一个道德评判，即：总体来看，哪个国家行事更缺少克制、更爱走极端、更邪恶。

从第二个视角 ----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以一种大国博弈的心态 ---- 我们会抛却道德审判，而完全彻底地以利益计算来评估美国伊朗之争对中国利益的作用和影响。

即使我的第一重身份令我喜欢美国而憎恶伊朗，我的第二重身份仍然会令我对伊朗(基于实力)公然跟美国叫板的表现而兴奋。道理很简单，中美无论从现在还是长期来讲，都存在竞争关系，而且从目前来看中国无力与美国全面抗衡，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格局短时间内很难改变。既然如此，作为与其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关系的中国，而且还是一个国力正在迅速攀升的中国，自然希望美国有更多的对手来牵扯他的注意力、分散他的政治军事资源，这样美国就会被迫减缓对中国的压制，甚至在特定情况下还需要依靠中国的合作支持。这样一来，中国就会享受更大的上升和发展空间，因而中国的利益会得到扩大。

简言之，就是美国多一个强劲的对手，中国就会享受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因此而多了一个扩大国家利益的机遇。

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伊朗之强硬 ，还有北韩金胖以及当初的911，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以大国博弈的心态 (而不是道德评判的视角) 来看，它们都是中国的“劫财”，美国面对的强硬对手越多，中国手中的劫财也就越多，对美国的这盘棋，局面就越不被动 (或者越主动)。这，对中国而言，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请注意，由于我们现在完全是站在大国博弈的角度来审视伊朗问题，因此我们的标准是利益计算，而不是道德评判，因此伊朗是否一个邪恶国家或者它曾经做过/正在做着什么有违道德的事，根本就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更何况许多情况下，道德评判是依托于参照系的，同样的行为在甲参照系中是符合道德的 而在乙参照系中就是违背道德的。比如伊朗政府的追杀令，如果站在某些伊斯兰教的立场上，就是符合道德的；不发布追杀令反而可能是违背道德的 (宗教问题上，教义律法就代表着最高和绝对道德)。而利益计算则无须参照系，即使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美国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伊朗对美国之强硬对抗，客观上对中国比较有利 ---- 这与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所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同。换个国家立场，be it 小日本还是老毛子，都一样。

所以，利益权衡 不会如 道德审判 那样最终闹出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利益权衡的结果只有一个。所以，基于利益权衡所进行的分析，其结果比基于道德评判，要来得更稳定、更客观，也更有意义 --- 因为这个结果可以为所有势力所接受。

最重要的是，在国际问题上、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歧冲突上，从来都是利益计算/利益权衡占据主导位置，意识形态和道德只能屈居次席，大约只有当利益计算无法给出明确结果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和道德才能开始发挥效力。

也因此，在伊朗对抗美国这个问题上，我更愿意用第二身份 ---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以一种大国博弈的心态 --- 来分析。分析的结果自然是比较兴奋，因为对中国比较有利。

本坛曾有河友说过，当初911刚刚发生时，他的中国同事们都欢呼雀跃下了班还喝酒庆贺。说实话，我当时也蛮兴奋的。这种兴奋完全是基于中美博弈这层心理上的，是在招招落后的棋局里忽然发现对手那边意外出了个大麻烦、自己有望扭转被动局势的那种喜悦和兴奋。这完全是一种利益计算，无关道德。我兴奋，并不代表我对美国数千无辜遇难人士的死幸灾乐祸。正相反，我为他们的无辜遇难而惋惜，为伊斯兰恐怖组织对无辜生命的摧残而愤怒，当时我这样一个毫无收入的穷学生还捐了20刀给学校为遇难者家属募捐的组织。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当时的兴奋心情，压过了惋惜和愤怒。毕竟我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立场，我还不是一个纯粹的国际主义者和泛人类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