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真实目的就是增加工作岗位 -- wolfgan

彭德怀专案组组长一直都是由周恩来负责或者兼任。

杨成武回忆：“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专案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的专案组长是贺龙兼任的”。〔１６〕贺龙被打倒后则是由周恩来兼任。〔１７〕即使后来黄永胜接手主管彭德怀专案组，但是根据组织的原则，黄永胜也要把有关彭德怀的专案材料上报给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不仅是主持整个专案组的会议，中央专案委员会以及以后的中央专案小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１８〕也就是说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本人，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如此叙述到：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统一，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１９〕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

大会的主要议程是：

（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报告人刘少奇。

（二） 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人邓小平。

（三）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人周恩来。

八届一中全会

　　1956年9月28日召开。

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八届二中全会

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召开。

会议除了讨论目前时局、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等问题外，同时提出了要在全党开展整风。

八届三中全会（扩大）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

会议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重申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1070万吨钢产量来源）

八届四中全会

1958年5月3日召开。

全会为八大二次会议作准备，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报告。

八届五中全会

1958年5月25日召开。

会议增选了林彪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了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了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决定出版《红旗》月刊。

1959年4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的决议。

八中全会（1959年7月2日～8月16日）

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呵呵其实是点评，被官方宣传为批判）

7月24日，刘少奇要求起草小组尽快改出《记录（第三稿）》，争取提交会议通过，形成正式文件发下去。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

7月30日 ，迫于当时形势，杨尚昆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自称）。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议题是：（一）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二）总路线问题。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谁啊）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

　　有三位职务只低于毛泽东的官员找到毛泽东，坚决要求把彭德怀清除出去。毛泽东后来让了一步，同意拿掉职务；但反对“清除出去”，坚持要保留彭德怀的政治局委员以及元帅身份，而且待遇不变。

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2]

《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3]

《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4]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1]

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4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

八届八中全会公报没有提及《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2]

《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8月17日），会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部长。

　8月24日，毛主席建议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等。

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

　　彭德怀被罢官之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他今后的打算是，读一点马列主义著作，做一些社会调查，参加一些劳动，以自食其力。毛泽东对前两条表示同意，对第三条则认为他年纪大了，不必了。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罢官，他在迁往京郊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前劝告景希珍、綦魁英（秘书）、赵凤池（司机）等工作人员离开自己--他不愿影响上级组织对他们的提拔任用，但是景希珍等三人坚决不愿离开，表示要永远追随彭德怀。

　　彭德怀很快巡视了一番前后院子，接着给他的“家庭成员”分了工：他与景希珍和警卫班负责打扫前院，綦魁英、赵凤池、浦安修和其他几个人包后院。继而又宣布了住房分配方案：老两口住前院南屋；吃饭、会客、娱乐设在北屋；綦魁英、景希珍住西屋；赵凤池及其他人员和警卫班住后院。

　　吴家花园空房不少，彭德怀紧缩住房，留下东屋给外单位备用。他对工作人员讲，这里比永福堂住房宽大多了。在永福堂，彭德怀住的三间北屋，也不过50平方米。三间南屋住着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两间东屋住着彭德怀一直抚养的侄女彭钢和著名将领左权的遗女左太北。

　　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向中央反映。

1960年，中央指示全党高级干部都要批判地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央党校党委从2月25日到7月12日，用近5个月的时间连续学习讨论了20多次，彭德怀每次都参加，从不缺席。

1960年10月至12月，彭德怀还参加了校党委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学习讨论会，共连续28次。

在11月的一次讨论会上，彭总联系实际谈到“左”和右的问题时，表现出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政治魄力。（官方主流话术必须要这么写才能骂毛主席）

八届九中全会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策。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

他将信交给杨尚昆，请他代转毛主席。

10月5号，杨尚昆来电话，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

因为彭德怀安排綦魁英留守，杨尚昆特意派办公厅的金石做彭德怀的临时秘书，还从北京医院抽调一名护士做保健工作，又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通了电话，对彭德怀的衣食住行做了安排。

1961年10月30日，彭德怀和临时秘书金石、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卫生员吕少俊一行5人从北京出发去长沙。

他到长沙后，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在湘潭，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待。

11月3日，彭德怀就到了他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村。

彭德怀这次去湖南，历时50多天，最后整理了5份调查报告。

1962年2月春节时，伍辉文、刘子正去看望彭德怀。

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前部分并不想要求平反。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呵呵），立即打电话给杨尚昆：“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里通外国）。”

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

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之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

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应该还是杨尚昆），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

1962年7月，刘少奇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

1962年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包括政治局会议），就不再通知彭德怀参加了。

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

八届十中全会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1962年9月27日中共第八届十中全会决定

撤销彭德怀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撤销黄克诚、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1965年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撤销副总理职务。

1965年3月美国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以国防建设第一，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在此形势下，毛泽东提议受审查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说中央决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

彭德怀自庐山会议以后，先在北京挂甲屯吴家花园生活了6年，到1965年秋，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他为大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迁住到四川省成都市永兴巷7号宅院。

　　10月19日，彭德怀来找杨尚昆，要杨尚昆帮助他解决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体问题，杨尚昆当即应允。次日，杨尚昆派中办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机要室副主任赖奎到彭德怀那里，问他有什么要办的事，要一一帮他办好。

11月28日，彭德怀乘火车离京去成都，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关系送他，实属憾事。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1966年8月1～12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了话。

刘少奇的讲话列举了自十中全会以来的在国际、国内方面的一些工作，对派四清工作组承担了责任。

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邓小平职位仍然是政治局常委。

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毛泽东解救出被批斗的刘志丹、习仲勋。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了不起的英雄。13岁上初中时，父亲就因参加进步活动，进了国民党陕西省监狱。1962年，他因小说《刘志丹》遭遇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文革”期间，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无法探望他。当时，社会上传说很多：有说他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有说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还有说他自杀了，或失踪了，众说纷纭，杳无音信。我们一家人心上阴云笼罩：父亲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们一家人利用春节千辛万苦聚首北京，打听到罗瑞卿伯伯的孩子们通过给周总理写信的方式与罗伯伯重逢相见，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说：我们也给周总理写信。给总理的信发出时间不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人了，其中两位还是父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候的老人。来人传达总理的批示说：你们的父亲还健在，不久会安排与家人见面。我们既兴奋又激动，相约见到父亲时，谁都不许哭，不让父亲担心。

1962年，父亲蒙冤时，我才6岁，离开父亲时，我才9岁。在我心里，父亲早已是一个遥远的、可思而不可见的梦。梦里的父亲一头乌发、身材伟岸，既威严又慈祥，可当他一旦走近，我扑过去要抱住他时，他却消失了。7年后，得知他还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见父亲的前夜，竟一夜无眠，浮想联翩：父亲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亲见我的第一句话一次又一次被我反复猜测……

见到父亲时，我震撼了。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父亲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他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我高兴！这是我高兴的眼泪！”唐朝诗人贺知章有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7年生离，我识父而父不识我，真是彻底颠覆了诗人的语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亲依然健在。与父亲团聚，长相厮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奋的是：虽然岁月无情，但父亲依然是一派壮心不已的气概，我们放心了。

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他慢慢谈起往事，我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身在冤狱，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他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悄流走了。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我想，父亲的身体锻炼中奇特地增加了“仰卧起坐”的情节，肯定是为了对这个“奇葩”规定“以毒攻毒”。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