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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 斯特拉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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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突然放开一是疫情传播力强控制不住了,二是有人闹得很凶

你应该知道吧。主要还是由于一,爱丁堡的放任造成全国2022大崩溃,没法再联防联治了,如果硬要搞那意味着封控力度将史无前例,意味着经济要完全崩溃掉,不可能持续下去。当时每天一次的核酸听说好像将医保的钱花完了(具体是什么没有查,但肯定是很费钱的),而且这也成了一门生意,就算没病毒了也可以放一点毒,可以让他们的生意继续发下去。再加上国外的经验显示病毒的毒性已经大大减弱(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能扛得住)。各种条件综合下来,进行放开是应该的又不得已的。

当然我确实觉得如果能坚持的话,度过寒冬,在春天暖和了放开会更好(这个病似乎是寒性病,温度低时更容易流行,而且症状也更重)。但是没办法,一是爱丁堡让情形没办法维持下去了(比起其他国家算很晚的了),二是坏家伙趁机添乱鼓动怨气,于是就在寒冬最隆时破防了。

不过我们的社区联防机制仍然在行动,比如我在屋子里躺着时,每日三餐都有社区志愿者送餐和帮助扔垃圾,我还是很感谢的,这说明我们的联防联治并没有败。那些大刮黑暗风的和那些鼓吹在寒冬中开放是一样坏的,事实上也大多数一类人,就是怀疑主义者,以怀疑和攻击为主旨,即使现在的自己是在反对之前的自己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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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老人去世的家庭当然可以批评,这是应该的。但在总结一个事物对所有人的影响时,每个人应该只从自己和自己的身边的情况出发给出反馈,才能得到客观真实的公正的社会总体平均评价。

(感知程度以距离的二次方递减或指数递减,去世了亲人的自有其近处的亲人反馈感受,离得远的人就不要重复反馈了,或者说由于距离够远,你对人家亲人的趋势的反馈度应该缩减得很小而可忽略了,不然会给社会调查带来失真

这其实也是孔子和孟子的伦理的思想,伦理者,如树木年轮一圈圈扩展,虽然仁者普遍爱人,但对近处的要更多一些。如果是墨子的兼爱,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一样程度地爱,那意味着有限的能量平铺世间,最后是爱远方的人却对近处的人寡淡,这种仁爱真是有根的吗?这些王阳明有说过,可以去看看。像卢梭就声称自己爱所有人,但对自己的孩子却寡淡地很,全送去育婴堂养。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伦理”的重要性了,它让人优先对近处的人友善,从而仁爱才是有根的、实在的。

所以,让去世老人的近处的人去控诉吧(控诉爱丁堡的坏分子和鼓吹在寒冬放开的坏家伙),你如果离得远的话就可以了解一下就行了,热心一点可以帮着说说话,但真不必和他们的家人朋友一样有气。当然如果是你周围有老人因此去世,那你当然可以,这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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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秩序,我的自由主义意识不是很强,不是看到秩序就要反对的那种人。而且最坏的秩序也好过没有秩序,如果秩序有公正和理性的部分,那支持这部分是可以的,如果有压迫和背离人民群众的部分,那就是要反对的部分。

有牌坊总比牌坊也倒了好,叶利钦推翻了牌坊,就比勃列日涅夫时有牌坊时更好了吗?东周的时候,周天子已经没有实力管诸侯了,但由于周天子名义的存在,诸侯在侵犯东周土地时多少还要顾忌一下,让东周没有像其他小国家一样早早被七国吞并,而是坚持到和差不多其他六国一起消失的时间。同样,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名义在,他们就要为此而受牵制,多少要做一点事,而俄罗斯在倒掉牌子后,搞起寡头主义来就毫无顾忌了,人民连名义上的约束手段都没有了,苏联时官员腐败如果摆在台面上最起码还被认定为是错的,人们还会觉得共产党的领导收鱼子酱是错误的,可现在,普京的豪华游艇一艘又一艘,老百姓只会讨论普沙皇的游艇还能多大,然后与有荣焉——骄傲地挺起胸膛,民气已经很萎靡了。

现在是社会主义低潮期,社会主义的遗产能保留多少就保留多少,从而让低潮的下限受到限制。坚持等待二三十年或若干年,社会主义重新起来时,再呈现进攻态势吧。这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转换的问题,算属于社会主义的进退盈虚之道,可以去看看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第五章 战略防御

  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战胜敌人的。他们的战争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白党进攻时,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也是在保卫首都的口号下进行军事动员的。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26],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我们过去的战争,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围剿”的形式。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键在于打破“围剿”。“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围剿”和它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现在应该是以“防御”为主,当然我的态度是不是有点“消极防御”或者“保守主义”了,这个可以研究,但以防御为主的取向应该是对的,要保存实力、积攒力量,等到彼竭我盈之时,再图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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