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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凹造型 -- 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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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整理】转抄1978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

文革结束后,知青返城的要求开始被政府考虑。1978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当时政府对知青问题的一个总结。在这篇文字中,政府巧妙地把主要是因经济发展不足而产生的知青问题转化为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问题,替毛主席遮掩。现在看来,可笑之处难免。

【《正确认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

本报评论员当前,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议论纷纷。这件事,不仅直接关系到千百万青年的利益和前途,而且牵动千家万户,影响整个社会,为了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充分调动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极为重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五十年代中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教育事业普及发展,中小学毕业生数量急剧上升。由于城市工业和其他行业还没有能力全部吸收,不能继续升学的城市知识青年为了使青年们能各得其所,除了鼓励来农村的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和工作以外,开始动员一部分城市青年去农村和边疆,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这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正确方针,上山下乡工作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没有产生什么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后,城市知识青年规模迅速扩大,甚至出现了“连锅端”的现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迟缓,以至走到崩溃的边缘,城市各行各业能级收的人很少。二是由于他们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十七年,大肆砍杀各类高等学校,使大学招生人数大大下降,同时又无视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强行禁止中学生直接上大学。这样一来,大部分城市知识青年,除了上山下乡别无其他出路。可以说,这些青年上山下乡的异常状况,主要是林彪,“四人帮”推行假左真右路线,破坏工农业生产和教育事业的结果。消除林彪“四人帮”带给上山下乡工作的恶劣后果,需要花很大力气。

从长远来看,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我国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将会招收愈来愈多的青年入学,城市各行业各部门将会容纳愈来愈多青年就业,上山下乡的人数就必将会愈来愈少,以至最后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很快就会做到。从当前的趋势看,还会有一部分青年到农村去。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范围、规模、政策和做法将会有调整和改变。在这个时候,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分清路线是非,解决好同上山下乡联系的认识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正确估计十年来的上山下乡应当如何看待十年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绩呢?我们认为,这些年来千百万知识青年怀着高昂的革命热情,离别城市、离别亲人、奔赴农村、山区和边疆,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以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长期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表现了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表现了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他们分担了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国家造成的很大一部分困难。他们在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在农业学大寨的过程中,在传播文化知识,开展科学种田的过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保卫伟大祖国的边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克服了生活劳动学习等方面的困难,经受了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艰苦磨练,增长了才干,茁壮地成长起来。这些都是应当肯定,必须肯定的。

但是,充分肯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热情和贡献,并不等于可以掩盖上山下乡的真实情况,不去揭露和解决“四人帮”一伙在这方面制造的许多严重问题。在这伙政治骗子猖獗横行的时候,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鼓吹什么“伟大的革命运动”,“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什么“根本的战略措施”,“必须永远坚持的方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他们说的玄乎极了。

然而,就是在这些大话、空话、假话的掩盖下,林彪“四人帮”一面把无数知识青年的革命激情和他们做出的重大贡献记在自己的帐上,大捞政治资本;一面极力通过这个渠道收罗和培养了张铁生之流等一小撮党羽、走卒、教唆、煽动他们攻击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就是在这些大话、空话、假话的掩盖下,林彪、“四人帮”把上山下乡搞成一个谁也碰不得“禁区”。他们不仅人为地制造许多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矛盾,而且拼命反对毛主席的关于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指示,阻扰和破坏有关政策和措施的落实,致使许多本来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长期达不到合理的解决。其结果是,多数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不少人婚姻、住房、疾病等问题无法解决,许多地方缺少学习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的起码条件,弄得许多知识青年消极、低沉,群众怨声载道。

就是在这些大话、空话、假话的掩盖下,林彪、“四人帮”猖狂践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混进知识青年战线和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少数坏人,肆无忌惮地乘机谋取私利。他们侵吞和挥霍知识青年的经费,收受贿赂,勒索财物,大发“知青财”,他们压制知识青年的民主权利,以泄私愤,摧残知识青年的身心健康,以遂私欲。他们利用窃取的决定知识青年抽调去留的大权,搞交易,做买卖,“掉包”顶替,安插亲信,使“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盛行。这种种腐朽丑恶的现象,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的思想意识,诱惑甚至胁迫其中极少数无知的人走上邪路。总之,林彪、“四人帮”对经济、教育、社会风气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估计,现在充分揭露这些问题,积极妥善地加以解决,不仅是无数知识青年的愿望,也是广大群众的要求,也是继续做好上山下乡的前提,每一个对人民事业有点责任心的同志,每一个对青年有点阶级感情的同志,怎么能让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那一套禁锢自己的头脑,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呢?

正确理解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应当怎样理解知识青年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呢?在我们看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学习贫下中农的立场、思想、感情和作风,确实是同工农相结合的途径之一。但是,林彪、“四人帮”一方面别有用心地把上山下乡就是同工农相结合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另一方面把国家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生、征兵攻击为“拔根”“复辟”,将根据革命需要回城工作的知识青年诬蔑为“半截子革命”。这样,他们就故意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有上山下乡才是知识青年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对毛主席关于青年同工农相结合的思想卑劣篡改。

毛主席号召青年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历来都是强调青年要在立场、思想、感情作风方面工农化,要“代表中国老百姓”“要一定代表他们”,这就是说,青年要坚持为工农 群众为根本利益奋斗。在民主革命时期,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由于当时历史条件,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毛主席要求广大知识青年,脱下学生装,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同农民群众一起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建国以后,革命的形势,任务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成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为青年同工农相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途径。1957年毛主席就指出:“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四0页)从来没有说过,只有上山下乡才是同工农结合。今天许多知识青年立志在农村,为农业现代化做贡献,这种革命精神很值得鼓励和赞扬,他们是在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同时必须肯定,无论在其它什么岗位上的青年,只要努力学习工农的优秀品质,努力为四个现代化勤奋钻研,积极工作,就都是在走同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上。林彪、“四人帮”口头上唱着青年要同工农相结合的高调,实际上天天都在诱惑青年同工农脱离,同工农对立。他们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那种工农群众的死对头,标榜为同工农相结合的典型,妄图蒙骗广大青年跟着他们去进行篡党夺权的勾当。他们破坏招工、招生、征兵等政策,大搞知青下乡,农民进城,冲击国家的劳动计划,增加了国家、集体和工农群众的负担,损害了工农联盟,他们污蔑四个现代化为“资本主义复辟”,阻扰工农群众实现这个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他们所干的哪一件不是在危害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有什么资格奢谈青年同工农结合?今天,我们在上山下乡工作上,强调要揭露问题,调整政策,改进做法。目的之一,也正是为了清算林彪、“四人帮”破坏青年同工农结合的毒流和影响,引导青年更好地为工农的根本利益、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

正确认识缩小三个差别的途径应当怎样看待上山下乡同缩小三大差别的关系呢?我们说:林彪、“四人帮”一伙把知识青年上大学、进工厂、到城市其它各行各业,都诬蔑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鼓吹只有城市青年下乡,乡下农民进城,才能缩小三大差别,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理论的无耻歪曲。

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缩小三大差别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只有发展城市大工业的同时,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以手工操作为主的落后的农业进行根本的技术改造,迅速壮大社队工业,把农村在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的条件,提高到城市的水平。只要在促使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同时,努力使广大工农群众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这种主要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状况,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才有可能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失。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实现,将使我们在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上的道路前进一大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有文化的新农民,本来是有助于改变轻视农村、轻视劳动的旧思想、旧习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是有助于提高农村的生产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扰乱国民经济,摧残教育事业,毁灭科学文化,他们就完全取消了缩小三大差别的前提。加上他们的疯狂阻扰党关于知识青年工作政策、措施的落实,使许多上山下乡的青年不仅在学习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而且在农业生产劳动方面的积极性,都受到了极大的挫伤,这又怎么能够促进三大差别的逐步缩小呢?他们干扰下的上山下乡搞了那么多年,三大差别不是一点都没有缩小吗?相反,我们强调揭露和解决林彪、“四人帮”破坏上山下乡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努力把上山下乡同发展国民经济结合起来,同发展工农业生产结合起来,促进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才真正有利于朝着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方向前进。

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广大知识青年极为关怀,正在积极研究统筹解决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严重问题,进一步采取有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各项措施。例如,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名额正在扩大,为安排城市知识青年而举办的集体所有制的企事业正在发展,不少地方创造的成功地安置知识青年的好办法和好经验正在推广。只要遵循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知识青年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就可以得到逐步妥善解决,上山下乡工作就一定会展现一个新的面貌。我们希望,劳动部门、知青部门、教育部门的广大干部和社会各方面的同志,都把知识青年的成长作为一件大事来做,热情关心他们的疾苦,努力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坚决同一切危害知识青年利益的现象做斗争,特别是大胆解放思想,根据党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千方百计地广开城乡就业门路。各级共青团组织更要认真倾听广大知识青年的呼声,反映他们的合理要求,主动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这影响面积广的重要工作。千百万知青在看着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应当以出色的成绩来回答他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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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响应号召去到农村生活。但是实际遭遇远非政府号召的那样简单。李庆霖在向多处各级政府反映无果后,1972年12月20日斗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幸运的是,这封信来到毛主席的手中。毛主席阅后给他回信说,“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1973年4月,受毛主席委托,周总理主持了政府各相关部门的会议,做出改善落实下乡知识青年生活状况的决定和相应的政策。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 ,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 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李庆霖的信反应了城市青年下乡的诸多直接问题,暴露出政府对于“知识青年下乡”这个国家级政策未作通盘考虑。

    在相对贫困的农村,最简单的衣食住行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这也是中国当时农村的整体状况所决定。农民的劳动所产生的价值被人为压低(剪刀差的经济意义不能否认),城市青年因此也难于吃饱饭。农村的住房条件因为建国后人口增长,也不能提供额外的房屋给下乡城市青年,而城市青年只能与农民挤住在一起。当农民需要房屋他用的时候,如李庆霖的信所提到,城市青年的居住就成为问题。

    乌有之乡上面有一篇文章是关于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于1973年8月11日至9月11日召开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讨论贯彻执行中央(1973)21号、30号文件的意见。这篇文章从知青生活的各个侧面给与帮助,让读者不由得想到在李庆霖的信之前,政府在此方面是否失责。

    四川省和成都军区在知青生活的物质生活方面提供了帮助,主要是知青食粮的城市居民配给标准和居住房屋建设,还有生活的现金化补贴(尽管金额不大)。四川省政府在1974年底已经出资超过5千3百万元人民币。

    这些做法实际上还是表明了城乡以及工农差别的鲜明存在,是从毛主席最早号召知识青年主动上山下乡(吃苦+创业)的认识高度的倒退。但是在当时的物质经济情况下,这也是政府阶段性解决问题的一个表现。

    直到文革结束后,城市青年终于可以返城,从而彻底否定了毛当年的理想主义的号召。而就业问题还是直到邓氏新政容许个体经济存在之后才能有比较妥善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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