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金灿荣的一个演讲，关于国内的部分很赞同 -- 不远攸高

企业加税好办，但是企业倒闭咋办？中国底层企业的内卷程度，有个风吹草动，倒闭起来就毫不费事。而民营企业，目前就是就业主力军，民营企业的五六七八九，其中九就是就业，九成的新增就业由民营企业解决。而整个体制内，只解决0.3亿（国企）+0.3亿（事业）+0.07（公务员）=0.67亿的就业，整个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是9亿。加税淘汰一堆落后企业，对剩余企业的生存当然有好处，但是那些失业人口丧失了分配接口，直接退出了消费市场，这个帐该怎么算？现在无灯工厂开始慢慢普及，岗位是呈锐减态势的，这些实际上的无效人口的分配问题，你怎么解决？他们的分配来源如果不靠企业了，那么靠什么？

2、医疗问题，中国现在医学毕业生从事医药行业的比例已经在50%以下，而且还在持续走低，医生团体普遍不太认可子女学医。医疗有其背景的复杂性，医生的黄金时代已经慢慢落幕。上世纪90年代（含）以前医院很少发生医闹，那时候医院就是独立王国，卫生局不管，药监局管不了（到今天也仍旧基本管不到）。医疗事故认定基本医院自己说了算，因为医院数据只有医院内部有，不接入卫生局（直到2016年左右才名义上开始接入，但实际上直到今天也仍旧大量存在基本不可读的死数据），实在推不过了，还可以赖在药品头上，那时候药品市场一片混乱，质量基本都由药厂自己把控（药监局98年才成立，之前由多个部门管，实际基本属于三不管），因此那时候药品质量、医疗质量属于一本烂账，甚至无账可查（医院销毁、修改病历家常便饭，而且有些字除了医生本人谁也不认识）。所以即便到今天，医院也仍旧是挺难追责的堡垒，于是国家用了一个烂招：鼓励医闹，以医闹来制衡医院，也是离了个大谱，接下来还是看DRGs吧。

然后再说药的角度，药监成立前，中国的药品质量是完全看药企“良心”，民生药厂（就是郑筱萸出身的那家）是中国最早引入GMP制度的药企之一，但即便是民生，去参观时，员工也明目张胆地说，那些门是应付检查的，这些门才是我们实际生产时用的。可想而知那时候整个中国的药品生产的混乱无序程度。所以上世纪老百姓非常怕去医院，不仅贵而且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药监成立后，所有药监人全部驻点药厂，GMP检查非常严格，追责极其严酷，同时逼迫卫生部建立不良反应上报制度，严格区分药品质量、药品不良反应等情况，倒逼卫生部和医院（因业务水平稀烂，医院其实根本不鸟卫生局）厘清因药品引起的医疗责任，也因此患者终于可以部分看到自己的医疗数据，变相催生了医闹。于是短短几年，全国药厂焕然一新，GMP、GSP制度开始贯彻进药品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中国药品质量得以迅速击败了印度，成为基础用药（原料）的世界最大生产基地。当然这一环节中，郑筱萸提高了药品售价，同时变卖批文，使得药企有钱搞设备提升和质量监控的同时，大幅催生了医药领域的腐败。

改革向来都是双刃剑，刘志军的团队基本都在牢里呆着，但是老百姓还不至于傻到不知道他们的贡献，很多人自诩中国的贵族，以反腐为名，肆意污蔑能吏，褒扬一事无成的清流，这基本就是当年东林党的做派，历史自然会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