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 -- woyan

重要的历史见证人、93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为该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 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孙经先）。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饿死三千万”】这个谣言上最先下嘴乱咬的是美国人——美国人口与人口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安斯利·科尔，他研究出1958-1963年间，中国人口“超线性死亡”2680万人，实际上是说，当时中国饿死2680万人。

紧接着，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研究出1958-1961年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2987.1万人，实际上是要是说：那个时段中国饿死1987.1万人。再加上少出生的人口3119.5万人，那四年间，中国人口减损6106.6万人。

法国人也凑热闹，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杰勒德·卡勒认为1958-1962年，中国有2851万人过量死亡。3197万婴儿没有出声，总计损失人口6048万。不过后来他又修正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在1960年，中国死亡4090万人。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是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在美国官方的资助下，他在1984年出版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书中估算，中国在1958——1963年的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这一数字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1985年，我作为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办公室主任，应邀参加了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召开的第二十届大会。会上，我宣读了题为《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可靠性》的论文，各国学者对这次人口普查结果的质量给予了肯定和好评。关于科尔著作中关于中国超线性死亡的数字，会上有种种议论。有些学者表示支持，也有些学者表示质疑。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提出：“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

　　我参加会议回来，写了《国际人口学会佛罗伦萨会议对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的评价和提出的问题》的报告。报告的最后提出几条建议，其中一条是加强对我国建国以来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口变动的研究。我要求这项研究能坚持严格的客观性，不掺入任何主观因素；并在人口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上能达到较高的水平。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任务，提出后几乎无人响应。最后由当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蒋正华教授承担了这一任务。蒋教授和他的助手们经过反复研究，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1697万）。对于这一初步的研究成果，曾由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人口学会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在北京联合召集专家开会，进行讨论。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学研究所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对蒋教授研究的方法和初步成果给予了基本肯定，同时提出了若干改进意见。会后蒋教授吸收这些意见进行了修订，写出了《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的学术论文，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

　　蒋教授的研究，是在国家统计局的要求和支持下进行的，但国家统计局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这一问题研究的难度较大，当时的研究成果尚不成熟，所以并未将此项研究列为正式科研课题，没有拨付课题经费，没有正式的“课题研究报告”及其“鉴定书”。蒋正华教授研究的初步成果始终是作为学者个人的学术论文，在本校学报和自行联系的有关书刊上发表的。

　　1996年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约我为《中共党史研究》（双月刊）写一篇文章，介绍中外专家学者关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研究的情况。我按照他们的要求撰写了文章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发表。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国外有代表性的科尔的论著与国内当时唯一的系统性研究者蒋正华的论著。在介绍这两位学者研究方法及其结论的同时，也提出了个人的一些意见。

　　如对科尔教授的著作，肯定了他对我国人口普查数据经过反复验算而对其“精度”和“一致性”作出的高度评价；另一方面指出，书中对我国分年度人口死亡数的调整包括1958—1963年人口死亡数的调整，“是根据假设作出的”（科尔本人的说法），缺乏科学根据。我还具体地指出：科尔所使用的作为计算起点的1957年人口数字，存在着技术性错误。我修正这一项技术性错误（其他有关资料和方法一律不变）重新计算的结果，1958－1963超线性死亡人口是2158万，约数为2200万，而不是2700万。在这里，应当指出，美国有关当局在科尔这部著作出版发行时，匆忙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以扩大宣传书中缺乏科学根据而提出的中国曾发生高达2700万人“超线性死亡”的敏感性数字，显然是包含了抹黑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企图的。此外，在我国国内，有的人对于我修正科尔计算中一项技术性错误而得出的2200万人的数字，硬说是“李成瑞认为中国非正常死亡2200万人”，这完全是一种歪曲，必须加以纠正。对于蒋正华教授的研究成果，认为他根据我国三次人口普查的分性别、年龄的资料编制各年度的完全生命表作为估算年度人口数字的依据，这种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同时在研究中较多地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总的看，比科尔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有所提高，但还存在不少需要研究的问题。我在文章的最后指出：“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今后的努力。”

　　孙教授作为数学专家，对各位学者有关论著所提的批评意见中，包括了大量数学模型等方法问题。由于我对数学没有作过专门研究，对这些意见和问题难以置评。但我认为，孙教授对许多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不同意见是一件好事。有比较才能鉴别，真理愈辩愈明嘛！

　　总之，我认为孙经先教授的《还历史以真相》一书，对于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口情况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把研究的水平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学无止境。希望孙教授和有关学者继续努力，不断推出更新的、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李成瑞

2015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