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将帅情战友情兄弟情（二）：一双鞋一匹马、一点干粮两片 -- 孤星

微信公众号 云在西湖 同发。

长征途中，特别是过草地时，为了生存，饥不择食，很多能吃、不能吃的东西都吃了。野菜、草根、树皮不在话下，皮带、皮鞋饿极了也吃，甚至从人畜粪便中寻找没消化干净的青稞、麦粒吃。过草地期间，一碗热汤、一口吃的，就能救一个人。

因为长期饿肚子，很多老革命的回忆录中留下了忍饥挨饿的经历，也留下了很多关于吃的记忆。战友之间赠送一点食物、弄点吃的聚在一起打牙祭，可以让人记一辈子。在艰苦岁月里，战友情比什么都重要。

中央红军过夹金山时，时任干部团政治处主任（之前一段时间任上干队政委，队长肖劲光）莫文骅只有一双胶水鞋，鞋底很滑，鞋头也破了，下山时滑得厉害，没法走。他看着大家往下奔跑，自己跟不上，很着急，就把鞋扔了，光脚走。走了几步，全身很快发麻冻僵。这时，干部团政治处青年干事严长庆跑了过来，从背包里抽出一双自己备用的新草鞋送给他。在那关键时刻，一双草鞋，如同救人一命。

莫文骅怀着感激的心情，穿上了这双新鞋赶路，身上充满了力量，慢慢赶上了队伍。若没有这双草鞋，他可能下不来雪山了。严长庆后来被派去苏联学航空，1945年回国后在哈尔滨被苏军摩托车撞死。莫文骅一直都很怀念他。

到达卓克基之后，藏民都跑光了，筹粮十分困难。休整期间，莫文骅去中央机关住的一座喇嘛庙，看望正担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的罗荣桓。聊天之中，他得知总部机关生活比战斗部队更加艰苦，首长也常常忍饥挨饿，吃不饱肚子。确实，机关大多数时候只能等下边部队供应粮食。他不禁回想起长征出发不久，罗荣桓分到一只鸡，舍不得自己吃，请他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吃。

莫文骅想起自己还有15个烧饼，提出要送给罗荣桓。罗荣桓谢绝了。莫文骅态度十分坚决，第二天要派人送过来，自己另想办法找吃的。罗荣桓看他态度这么坚决，就笑着表示，第二天去看他，在他那里吃午饭。两人住处离得并不近，有十几里路。罗荣桓坚持要去，他就答应了。

次日中午，罗荣桓带了一个人前往赴“宴”。三人喝着冰凉的泉水，痛快地吃起没油没盐的烧饼，共吃了12个。他把剩下的3个包好给罗荣桓带走。罗荣桓不同意，笑着说：“你不坚壁清野已很好了，又何必一扫而光呢！”

在极端困苦的日子里，军委机关也苦得很。周恩来和军委一局局长张云逸患病（这时还没进草地），军委机关的同志告诉莫文骅他们：如果弄到肉或油，就送一点给生病的首长补补身子。他把这事一直记在心中，可一连几天也没有弄到。有一天，部队供给处给他分了四两腊肉，他便让勤务员把肉切成两份，给周恩来和张云逸送去。这件事，张云逸同志一直记在心里。解放初，二人见面时，张云逸还专门提及：“那二两腊肉，比现在请我吃烤鸭还好啊！”

原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上干队学员雷经天，是以一个士兵的身份参加长征的，自然没有干部的待遇（至少没马骑）。他在将近走完草地时，不小心跌到一个水沟里，幸有同志把他拉起来，但他衣服湿透，嘴唇发白，脸色铁青，全身发抖，坐在一旁，无法继续前进。恰好莫文骅经过此地，问其究竟，然后掏出两片干姜给他口含和擦身，并从马袋里拿出一套旧单衣给他换上。不一会，他嘴唇变红，也不发抖了，再休息一会，便能拄着拐棍继续前进。1956年，他去莫文骅家里看望，一进门便对其大儿子说：“过草地时，是你爸给我两片干姜，救我一条命！”

时任红十一团特派员裴周玉回忆，过草地时，二营邱特派员三天没吃到一粒粮食，饿得奄奄一息。裴周玉发现后，赶紧掏出一碗干粮给他吃了，又扶着他骑上自己的马走了一段。第二天过河时，他又被河水冲倒。他被抢救上岸后，骑上裴周玉的马，终于走出了草地。

过草地时，骡马的作用非常大。裴周玉有一匹马，每天在全团后尾搞收容，把危在旦夕的同志驮出危险地带。一名李姓大队长的马死了之后，自己生病掉队，把党证交给了裴周玉，就算革命到底了。裴周玉劝他吃点干粮，然后骑上自己的马走了十几里路。第二、三天，又用马帮他渡过了两条河，终于帮他走出了草地。

原独立师政委张平凯被错误撤职后，背着一床被、一个包袱，害病掉队走在后边。裴周玉让马夫帮他驮着包袱，每天把马给他骑一段，给他一些干粮充饥，这样他的身体逐步好转，终于走出了草地。到达甘肃后，他才取回自己的行李。文革期间，张平凯受到迫害，裴周玉去看他。张平凯说：“在草地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你帮我渡过来了，我现在还怕什么呢？”

张平凯的状态确实很差。李志民、莫文骅的回忆录中也都提到了他。

懋功会师之后，中央红军的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彭杨军事学校合并，成立新的红军大学。教育长为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莫文骅为校党总支书记，主持政治部工作。校长倪志亮、政委何畏、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均未到职，学校的工作由李、莫二人主持。

李特冲着莫文骅，指责干部团散漫，精神不振，思想右倾。一个例子就是张平凯。他左手提着一只羊头壳，右手拿着一只土罐子，衣衫褴褛，正好被李特看见。李特指着他说：“你看，这像个什么样子？整天找吃的，其艰苦性在哪里？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吗？”当然，李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这时至少还有玉米糊糊喝。

走出草地到了巴西，时任红三军（红三军团）教导营政委李志民遇到了老乡张平凯。一年不见，张平凯得了疟疾，勉强跟着干部团行军，瘦得不像样子，差点就出不了草地。他感到很心疼，扶着张平凯回到驻地，送到医院治疗。恰巧有个战友给他送来一只在山上下套子抓的五六斤重的獾子，给他补养身体。

经过一年长征，大家都一样，拖得精疲力竭，饿得脸黄肌瘦。李志民也是带病长征，身体瘦弱，但自认为比起伤病员来，还算一个“壮汉”。于是，就把这只獾子交给伙房，杀了煮给张平凯和几个重伤病员吃。说实话，一点点獾子肉，让一个人吃，也能一口气全吃掉。煮好后分给重伤病员，每人只能吃几块肉，喝一小碗汤而已。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一块獾子肉就表达了李志民的一片心意。建国以后，张平凯见到他还常提起獾子肉的事。

过草地之前，李志民的骡子被人偷了。他与几个伤病员艰难跋涉了四天多，碰到了兄弟部队的四个战士偎依在一起，各个脸色苍白，手脚发凉，瑟瑟发抖。都是饿的，冻了一晚上，没有东西吃，就这样了。李志民只有三个青稞麦饼，但他毅然挑了一个最大的约有半斤重的麦饼，掰成四块，分给四个战士，并鼓励了他们一番，坚持就是胜利。部队到了巴西之后，李志民又遇到那四个战士，他们已经归队了并向他行礼致敬。

宋任穷回忆，长征途中，一些负责同志行军时骑马，看见前面掉队的同志就下来让他们骑，一匹马可以骑两个人。许多领导干部都是这样做的。红军讲阶级友爱，官兵平等，干部关心战士，帮助和体贴同志，这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好传统，比做长篇大论的空洞报告有力得多。抗战时期，长征时干部团的一个学员见到宋任穷就问：“你还认识不认识我？”他说：“记不得名字了。”

这个同志很生气地说：“长征时我在干部团，那时我病了，走不动路，还是你用马把我驮过来的。”他对这个同志说：“同志，这种情况差不多天天都有啊。哪能都记得呢？”

红三军团到达黑水、芦花地区时，张震担任红十团管理主任，主要负责筹粮。有一次，军团供给部正在杀一头牛，邱创成政委看见他来了，主动给了他几斤牛肉。他念念不忘，晚年写到了回忆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