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24-Arundhati Roy：能说的话与不能说的话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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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的欢迎。我把我今天想说的话都写了下来，打算直接念稿子，因为我的母亲在几周前去世了，现在我担心自己在这么多人面前会突然大脑空白。所以我的演讲主题是“能说的话和不能说的话：我们所知世界的解体”。感谢你们邀请我来这里演讲，以此纪念斯图尔特.霍尔。几年前我们就试图安排今天这场讲座，如今我再也不会把与这么多朋友共处一室的乐趣视为理所当然。眼下疫情虽然有所减弱，但是我们许多人仍在努力应对它留下的创伤。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从未见过斯图尔特，但是阅读他的作品让我感觉我们本该一起笑谈许多话题。

这次演讲的主标题“能说的话和不能说的话”也是一本小书的标题，我与演员约翰.库萨克合著，讲述了我们在 2013年12月前往俄罗斯与爱德华.斯诺登在莫斯科见面的旅程。我们的另一个同伴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对于那些年龄太小不记得的人们来说，他是我们当年的吹哨人，正是此人公布了关于越南战争的五角大楼文件。在莫斯科流亡的斯诺登——他前几天刚获得了公民身份——几年前就警告我们，我们正在梦游似地走向一个监控国家，跌跌撞撞的步伐充满了热情。我们的手机伙伴——它们如今就像我们体内的任何器官一样不可或缺——监视着我们，记录与传输我们最私密的信息，从而使得我们不仅可以被国家追踪、控制、标准化以及驯化，而且彼此之间也能相互做出这等行径。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肝脏或胆囊不以你的最佳利益为重，你的医生会说你已病入膏肓。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困境中，我们离不开手机，可是手机正在伤害我们。

我的演讲的第一部分将探讨能说和不能说的话，第二部分将探讨我们所知世界的解体。对于那些说了不能说的话、做了不能做的事的人来说，今年是糟糕的一年。在伊朗，22岁的玛莎.阿米娜/Masha Amini因为没有按照官方规定佩戴头巾而在拘留期间遭到伊朗道德警察的杀害。与此同时在印度的卡纳塔克邦，想要在教室里通过佩戴头巾来表达穆斯林女性身份的穆斯林女学生遭到了右翼印度教男性的恐吓。这里本来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几个世纪以来共同生活的地方，但是最近却两极分化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无论是在伊朗强制佩戴头巾还是在印度和其他国家禁止佩戴头巾，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对立，但实际上却是一体两面。强迫一个女人戴头巾或者强迫摘她头巾，关键从来都不在于头巾，而是在于强制与剥夺，源自控制约束女性的古老执念。

在八月份，萨尔曼.鲁西迪在纽约州北部遭到一名伊斯兰狂热分子的野蛮袭击，原因是他的作品《撒旦诗篇》。这本书于 1988 年首次出版。1989 年，伊朗革命的领导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任领导人霍梅尼发布法令要求处死鲁西迪。多年后，正当人们开始觉得他的书引起的愤怒与激情已经消退，鲁西迪也开始逐渐走出隐居生活时，袭击事件就发生了。如今我们只知道75 岁的鲁西迪在袭击中幸存下来并精神良好，也只能希望他正在康复，并且抖擞精神重返文学世界。欧洲和美国的国家元首全都坚定支持鲁西迪，有些人甚至宣称“他的战斗就是我们的战斗”，听上去多少有点硬蹭面子的意思。与此同时，朱利安.阿桑奇因出版曝光了这些国家的士兵犯下的一些最可怕的战争罪行而遭到关押，这些士兵参与的战争导致了数十万人死亡。阿桑奇目前身患重病，被关押在贝尔马什监狱，等待引渡到美国，在那里他可能面临死刑或者多重终身监禁。因此我们不该急于使用“文明冲突”或者“民主与黑暗”等陈词滥调来描述鲁西迪遭遇的可怕袭击，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停下来思考以下事实：这些所谓的言论自由传教士发起的入侵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其中自然也包括作家、诗人和艺术家。

再来看看2022年6月的印度的消息。印度人民党的发言人努普尔.夏尔马/Nupur Sharma——作为统治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的代言人，恃强凌人是她的一贯风格——在电视访谈中针对先知穆罕默德发表了多次故意挑衅的激烈评论，目的显然是引起公愤。随后国际上掀起了一片哗然，她也收到了多次死亡威胁，随后便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但是随后几天，支持她的言论的两名印度教男子遭到了残忍斩首。随后众多穆斯林狂热分子聚集起来高呼“tan se sar juda/分头离体”，并且呼吁立法禁止宗教亵渎。他们不是唯一将审查与刺杀混为一谈的人。本月早些时候，我在班加罗尔参加了我朋友高丽.兰克什/Gauri Lankesh遇害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她是一名记者，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枪杀在家门外。她的遭遇是一系列刺杀案当中的一起，这些刺杀的责任人似乎是同一批躲藏在阴影里的团体。著名医生与知名理性主义思想家纳伦德拉.达赫卡/Narendra Dabhokar在2013年中枪身亡，印共成员、作家高文.潘萨里同志/Govind Pansare在2015年遭到枪杀，卡纳达语学者M.M.卡尔伯格教授/M.M.Kalburg也在同年8月死在了枪口下。

当然，刺杀并不是我们经历的唯一审查形式。2022年，印度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当中位列第150位，低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缅甸。我们不仅受到政府的监控，还受到街头暴民与社交媒体巨魔的监控，甚至还颇为讽刺地受到媒体本身的监控。在上百个24小时新闻频道上——我们通常称之为“卢旺达电台”——电视主持人针对穆斯林和反国家者发泄愤怒，呼吁政府逮捕、解雇与惩罚异见人士，毫无约束地毁掉别人的生活和声誉，不必担心遭到任何问责。活动人士、诗人、知识分子、律师和学生几乎每天都在被捕。至于克什米尔，这片没有新闻的山谷就像一个巨大的监狱。不久之后那里的士兵可能会比平民更多。克什米尔人的每一次沟通，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会受到监督，甚至就连喘气都不能随心所欲。在学校里，教师们打着学习热爱甘地的幌子教育穆斯林儿童演唱印度教拜赞歌。一提到今天的克什米尔，我就忍不住想到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西瓜正在方形模具中生长，以便它们长成更容易堆放的立方体形状。看起来印度政府正在对克什米尔的活人而不是西瓜进行这项实验，采用的模具不是方盒子，而是枪杆子。

在北印度的恒河平原，一群手提利刃的印度教徒在被媒体称为“先知”的领袖的带领下公开叫嚣要针对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还要强奸穆斯林妇女。2002年在古吉拉特邦，我们已经目睹了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针对上千名穆斯林的私刑与种族灭绝杀戮，非政府组织估计的受害者数据接近2000人。2013年在北方邦穆扎法尔纳加尔也有上百名穆斯林遇害。毫不奇怪的是，这两场大屠杀都发生在关键选举之前。我们眼看着在古吉拉特大屠杀发生时担任首席部长的纳伦德拉.莫迪一步步巩固了他作为印度教徒精神皇帝的地位并且占据了国家最高职位，从始至终都从未对自己治下发生的悲剧表示过遗憾或者道歉。我们眼看着他继续借助危险的反穆斯林言论来积累政治资本。我们眼看着印度最高法院免除了他所有的法律与道德责任。我们一边强忍恶心一边眼看着所谓自由世界的领袖们与他热情拥抱并且称赞他是民主政治家。

上个月，印度庆祝了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并且实现独立75周年。在德里的红堡高台上，莫迪大声谈论了他赋权印度女性的梦想。他满怀激情，握紧拳头，戴着与国旗颜色相同的头巾。在一个立足于种姓制度的社会赋权女性——在这样一个社会，特权种姓的男性千百年来一直在行使他们眼中针对达利特与部落女性身体的神圣权利——不仅仅涉及政策，更要触及社会化与信仰体系。印度针对女性的犯罪率上升，使其成为世界上女性最不安全的地区之一。人们并不惊讶地看到，罪犯往往属于当前执政派系或者与派系成员颇有瓜葛。我们眼看着支持强奸犯的公共集会层出不穷。在最近的案例当中，一名19岁的女孩在几天前被强奸和谋杀，当地的国民志愿服务团领导人却指责她的父亲“在饿猫面前洒牛奶”。就在莫迪发表独立日演讲的同时，古吉拉特邦的印度人民党政府特别赦免了11名正在服无期徒刑的犯人，他们的罪名是在2002年轮奸了19岁的比吉丝.巴诺/Bilkis Bano，以及杀害她的14名家庭成员——包括她的母亲、姐妹、尚在襁褓的弟弟、姑姑、叔叔、表姐、表姐刚出生一天的孩子以及她本人的三岁女儿Saleha，这个小姑娘的头被砸在了石头上。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只是2002年古吉拉特反穆斯林计划的一部分。

批准特赦这帮人的审议小组当中颇有几位人民党成员，其中一位还是当选议员。他后来公开表示，有些罪犯是婆罗门，拥有良好的教养和价值观，因此他们不太可能真的犯了罪。根据印度法律，在由中央调查局调查的案件当中——比如这个案子——特赦罪犯的任何决定都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而中央政府正是纳伦德拉.莫迪的政府。所以我们必须假设是莫迪本人批准了这次特赦。犯人在公共假期走出监狱高墙，受到了英雄凯旋一般的迎接。他们被花环围绕，被投喂糖果，还有印度教团体的成员触摸他们的双脚。这些团体与人民党关联松散，这种松散关系自然是为了在必要时加以切割。它们共同构成了所谓的Sangh Parivar——联合家族。几个月后，古吉拉特邦将举行印度大选。在我国自由公正的选举之前总会发生怪事。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因为强奸犯与大规模杀手回到了受人尊敬的社会成员的位置。有一个名叫Teesta Setalvad的组织——意为“正义与和平公民”——精心整理了一批文件证据，以此证明古吉拉特邦政府特别是莫迪本人在2002年大屠杀中的共谋角色。结果组织成员遭到逮捕，被指控伪造文件、教唆证人以及“试图煽动情绪”。

这就是我们在印度生活和工作的处境，我们的工作就是说出不能说出的话。无论是言论还是其他方面，印度法律从来都会选择性地加以实施，取决于当事人的种姓、宗教、性别和阶级。印度教徒能说的话穆斯林不能说，其他人能说的话克什米尔人不能说。团结起来为他人发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是这种做法也已经成为了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危险活动。身份的武器化——其中身份被分解与原子化，沦为了无数微观类别——已经将空气本身变成了一种惩罚性的异端狩猎机器。而且就连这些微观身份也发展出了权力等级。在《拔擢精英/Elite Capture》一书当中，哲学家奥卢费米.泰伊沃/Olúfẹ́mi Táíwò描述了某些个人如何被从这些群体里面提升出来。这些个人通常位于强大的国家、大城市、大学校，拥有互联网上的社会资本；然后基金会、媒体、大公司为他们提供了平台，让他们代表自己的社区发言，并且由他们来决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该由谁来说。面对历史痛苦和羞辱，这是可以理解的反应，但却不是革命性的反应。在微观层面拔擢少数精英不能作为在宏观层面打造精英群体的唯一答案。

实证研究表明，当我们接受规定与审查的文化时，永远都是右翼最为得利。美国笔会开展的一项关于禁止学校教科书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遭到禁止的教科书都包含关于性别和种族的进步文本。将社区密封压平成相互隔离的群体可能带来极大危险，更不用说从根源上排除了团结的可能性。讽刺的是，这曾经是、而且现在依然是印度种姓制度的最终目标：将人们分成不可逾越的等级隔离，从而让任何人都感受不到另一个人的痛苦，因为他们不断地相互冲突。这样的社会体制就像自我操作的复杂行政监控机器，这样的社会不仅能自我管理，还能自我监控，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确保人压迫人的总体结构保持不变。除了最顶层和最底层之外——即便这两个层级的内部也依然可以进一步细分——每个人都既是被压迫者又是压迫者。一旦这个地雷绊线构成的迷宫建立起来，几乎没有人能通过纯洁度和正确性的测试，至少几乎所有曾经被认为优秀或者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没法通过。莎士比亚肯定不行。托尔斯泰肯定不行——他这样的贵族男性怎能理解一个叫做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不行，因为他一贯将年长女人称为“老太婆”——按照他的标准我现在就是老太婆。但是我依然希望人们阅读他们的书籍。不言而喻，按照这些标准，任何宗教的任何圣典都无法通过测试。于是我们只得在看似嘈杂的公共话语噪音当中迅速接近知识的僵局。团结永远不可能是纯净的，团结应该接受挑战、辩论、争论与纠正。排除这些因素只会加强我们声称要反对的东西。

接下来我想转向这次演讲的小标题：我们所知的世界的解体。我想谈谈两位女王和她们各自的葬礼。当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去世时，有英国报纸请我写一篇关于她去世的文章。这个要求令我感到一丝茫然，因为我从来没在英国生活过，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几乎不存在于我的日常脑海当中，甚至在脑海边缘也没有她的一席之地。所以我说：“好的，但是我想写的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位女王。”我想写的是我的母亲，她是一座中学的创建者兼校长，在本月早些时候刚刚去世。无论好坏，她都为我的人生造成了最独特、最深远的影响。我们是危险的敌人，也是极好的朋友。我从童年就开始将她当成了围绕我自己构建的障碍赛道。现在她走了，我没有感到心碎，因为我的心已经摔成了齑粉。我在自己周遭布置的奇怪形状与结构似乎随着她的离去而失去了意义。我本想将这次讲座的题目定为“关于两场葬礼的政治”——一场发生在世界舞台上，另一场发生在南印度的一座小镇——但是我终究抵制住了这种诱惑。所以也许现在我也应该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至少在此刻的伦敦不该说：我无法相信伊丽莎白女王的葬礼居然如此盛大，无法相信她的葬礼仪式会遭到没完没了的电视报道。我着迷地看着那些来自她的前殖民地——现在被称为英联邦国家——的深肤色高级官员们卑躬屈膝表达敬意。英联邦/Common Wealth的字面意义是“共同的财富”，但是这场葬礼彰显的财富却毫无共同性可言。这些财富是抽取性的，而且流向也是单向的。我们在殖民地为葬礼现场的华服、皮草、珠宝与黄金权杖付出了代价。关于殖民地和殖民主义、以及统治那个野蛮时代的君主，我们固然有很多话可说——谁比斯图尔特.霍尔更能讲述这个故事呢——但是当阴郁的送葬骑兵队伍走过街头时，我们的话语似乎只能沦为街头墙壁上的涂鸦。历史学家迈克.戴维斯估计，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个季度，大约有3000万到6000万人死于印度、中国和巴西的殖民地，其中绝大多数都死于人为饥荒。他称之为维多利亚大屠杀。我们为什么要爱戴与钦佩那些羞辱我们的人？这可能是我们时代最相关的政治与个人问题。

如果我的评论听起来像是对殖民主义的单方面批判，那我先道歉，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并不认为本人属于那些面对殖民主义满腔愤怒、眼看自家弊病一言不发的印度知识分子之列，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是世界上最残酷的社会等级制度之一，许多人将其视为远比英国殖民主义更早的殖民主义形式，并且今天仍然盛行。种姓仍然是运行现代印度的引擎。令人惊讶的是，有多少印度作家和知识分子居然完全忽略了种姓问题，忽视了几乎每天都在我们面前招摇、每一刻都盯着我们的东西。他们的文学创作或者学术研究必须采取非常复杂的瑜伽姿势才能进行下去。所有这些都是我写作的主题。所以现在我想继续讨论我关于女王葬礼的困惑：这场葬礼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能帮我解释一下？因为我确实不明白。这么大的排场不可能仅仅为了一个96岁的去世君主，这个君主如今仅仅统治着一座小岛，甚至就连保住这点领土——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都有困难。莫非这场葬礼只是对于过去的怀旧呼唤，对于日不落帝国的幽灵的呼唤，还是说除此之外另有深意？这份深意究竟关乎过去还是关乎未来？随着乌克兰战争的展开，随着我们所知的现代世界正在接缝处开裂，莫非葬礼上的排场真的是一场哑剧、一场姿态、一场游行，旨在为即将到来的战斗集结朋友与盟友？它让我想起了芭芭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的开篇，她这样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出殡，骑着马在队伍中前进的有九位帝王。多么宏伟的场面！穿着丧服肃穆伫候的人群都不禁惊叹不已。这些君主，服色斑斓，嫣红姹紫，宝蓝翠绿，三骑一排联辔出了重重宫门，在阳光照耀下，羽翎头盔，金丝衣镶，绯色绶带，嵌着珠宝的勋章闪闪发光。他们后面是五位王储，四十多位皇室贵胄，七位女皇与皇后——未亡人四，执政者三——以及为数不多的来自非帝制国家的特派大使。他们总共代表七十个国家。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在类似场合云集一起，这是盛况空前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灵柩离开王宫时，议会塔尖沉闷的钟声报时九下，但在历史的时钟上则是日薄西山的时刻。旧世界的太阳正在西坠，虽日华灿灿，但已奄奄一息，行将一去不复返了。”

交战双方的宣传噪音部分掩盖了正在乌克兰上演的危险边缘政策，但是历史的时钟很可能正在向日落疾驰而去。关于战争的不同观点也涉及到相当扭曲的瑜伽姿势，相当激进的明察秋毫与视而不见，这都取决于你决定将自己置于什么立场。许多左派人士提不起力气去谴责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入侵，他们认为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愤怒完全出自西方帝国主义的炮制，他们否认1930年代初乌克兰大饥荒的发生，否认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估计的500万乌克兰人在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政策下死于大饥荒。他们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视为防御性战争，为的是对抗威胁到自身存在的北约——最后这一条并不完全错误，俄罗斯确实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威胁，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问题是在于这场防御性战争正在乌克兰的领土上以进攻性方式进行，针对的是乌克兰人民。

冷战结束后，北约本应开始解除武装并且推进核裁军，但是它的行为却恰恰相反，它积累了更多的武器，进行了更多的战争，并且利用其盟友和代理人的领土将部队和导弹充满侵略性与挑衅性地部署在对俄前沿。如果俄罗斯通过代理人在欧洲或美国做了北约对它所做的事情，我们无疑会看到西方的道德论点与媒体报道的完全颠倒。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将普京包装成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者或者任何类型的民主人士，也无法粉饰他的信仰：普京信奉的是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以及反同性恋的基督教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还被他充满讽刺意味地称作“去纳粹化”——由他最喜欢的两位理论家亚历山大.杜甘和亚历山大.普罗科诺夫提出。他主张乌克兰、克里米亚和白俄罗斯是古罗斯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主张的基础则是古罗斯领袖瓦拉迪米尔.瓦尔德马尔在克里米亚于988年接受基督教洗礼的千年神话。这套理论理所应当地遭到了讥笑，但是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在谈到以色列将巴勒斯坦视作犹太人古代应许之地的主张时，人们的态度却要严肃得多？这套主张用现代法律术语来说就是“犹太人的国家”。至于在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这个武斗与文斗两手抓的民族主义行会——莫迪很早就是该团体的成员——呼吁建立一个Akhand Bharat，某种同时具有未来性和古老性的幻想，一个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未来古印度。一旦这个印度通过征服战争得以实现，所有被征服的人民都将受到印度教统治。

普通欧洲人正在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冬，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供暖手段，因为回应经济制裁的俄罗斯威胁要切断他们的天然气供应。与此同时，乌克兰人还在以不懈的勇气继续战斗。谈判解决的机会逐渐消失，人们对战争扩大和升级的可能性感到焦虑。普京已经宣布“部分动员”了——无论这话什么意思——30万军事预备役人员。也许目前美国足够远，足够安全，但是整个欧洲、俄罗斯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可能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的舞台，在这场战争中不可能有赢家。难道相关各方现在不该同时退后一步，开始关于完全核裁军的对话吗？但愿俄罗斯不会诉诸美国当年的逻辑，转而使用核武器。1946年12月的《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果核弹没被使用”的文章。该文作者、物理学家兼麻省理工学院前校长卡尔.K.康普顿声称，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挽救了数十万，甚至可能是数百万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如果不使用它，战争还将会持续好几个月。尽管日本人已经被打败，但他们不会投降，要不不是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杀死数十万人，他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人。使用原子弹是否符合人性？康普顿自问。所有的战争都是非人性的，这是他对自己的安慰回答。后来杜鲁门总统还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论点。

几年后，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在越南战争中进一步推广了这一逻辑：“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高度重视自己的生命，在东方，生命是丰富的，生命也是廉价的。”换句话说，我们亚洲人不惜命，所以都怪我们迫使白人世界承担了种族灭绝的重负。然后还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首先作为1946年东京轰炸的策划者造成20万人死亡，然后担任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接下来又成了越南战争期间的美国国防部长，在战争中美国士兵被命令“杀死任何移动的东西”，造成300万越南人丧生。麦克纳马拉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作为世界银行行长，负责解决世界贫困问题。在麦克纳马拉的晚年，埃罗尔.莫里斯导演拍摄了一部名为《战争迷雾》的纪录片，片中的麦克纳马拉痛苦地问道：“为了行善，我们必须做多少恶？”你们可能注意到了我特别喜欢收藏此类珍宝。别忘了奥巴马总统也有一张暗杀名单。还有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拜登总统最近形容她是“维护善良、风度、体面和自由的力量”——当她被问及对于美国经济制裁导致大约50万伊拉克儿童死亡作何感想时，她曾经说过：“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那么我们正走向何方？即使是我们这些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人民一边、反对俄罗斯入侵的人们也不禁对西方媒体报道乌克兰战争的语气和基调感到惊讶。如今西方媒体的口吻与它报道美国和北约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时的兴奋与赞美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那场战争导致了数十万人丧生。今年一月，托尼.布莱尔——当初就属他最热衷于散布关于伊拉克本来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消息，此外他也是小布什总统入侵伊拉克的最热心盟友——被授予了大英帝国最尊贵嘉德勋章，这是英国最高等级的骑士勋章。针对此事我写了一首俳句，但是别人建议我不要公开朗读。我观看伊丽莎白女王葬礼的那天，听到一位主教或者大主教说，不同于那些仅仅依附于财富和权力的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将因她为公众服务的一生而被爱戴和铭记，正在喝水的我闻听此言差点呛住。她的儿子，新任英国国王，将会继承她的财富和地位。他的王室生活方式用不着他自掏腰包——据报道他的私人财富价值约10亿美元——而是由英国人民的公共资金来支付。与此同时据《卫报》报道，数百万英国人正在通过每天少吃一顿饭来维持生计。

也许我们其他人很难理解英国人民热爱乃至迷恋君主制的奥秘，也许这与民族认同和自豪感有关，而且这种自豪感无法被简化为庸俗的经济学，但是请允许我花一两分钟来沉溺于庸俗的表达。最近《金融时报》的一篇分析得出结论，美国和英国的收入不平等如此严重，以至于两国可以被归类为“存在极少数巨富的贫困社会”，就像第三世界的香蕉共和国一样，富人正在迁往外太空，穷人正在坠入大海。牛津饥饿与救济委员会 2022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印度最富有的98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最贫穷的 5.52 亿人的总财富。发表了如此无礼的言论之后，牛津饥饿与救济委员会在印度的办事处遭到了税务部门突袭，也许很快就会像大赦国际和其他所有批评莫迪政权的组织一样遭到关闭。查尔斯三世国王尽管富有，但是与印度富豪相比只能算是穷人。比如世界第三富豪高塔姆.阿达尼，古吉拉特邦企业大亨，莫迪的朋友。阿达尼的财富估计为 1370 亿美元，在 2020年疫情期间迅速增长。2014 年，莫迪首次当选印度总理时，特意乘坐阿达尼的私人飞机从他的家乡古吉拉特邦的艾哈迈达巴德飞往德里，飞机上醒目地印着他的名字和标志。在莫迪执政的28年间，阿达尼的财富从 2014年的 80 亿美元增长到了现在的水平，增加了1290 亿美元——我恳请大家不要过分解读这一事实。

阿达尼的财富来自煤矿开采以及经营海港和机场。最近他参与了对 NDTV 的恶意收购，NDTV 是唯一一家对莫迪政权进行温和批评的主流全国性电视台。其他大部分主流媒体已经遭到了大公司的收买，这些公司正在夷平山脉，砍伐森林，漂白珊瑚礁。但是另一方面，同一批公司也为幸福大会、体育赛事、电影和文学节提供了资金。他们甚至还为勇敢的作家提供平台，让他们有机会捍卫言论自由，发表关于他们对和平、正义和人权的承诺，说出各种能说和不能说的话。资本主义如今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不幸的是，它要带着我们的星球陪葬。挥舞核弹的鹰派和采矿公司正在这条赛道上争先恐后。与此同时，我们不妨一起为崇拜哪些神，挥舞哪些旗帜，唱哪些歌曲而争吵，权当打发时间。

如果我的演讲令你感到沮丧，我这里读一封我写给一位听众的电子邮件，他温和地批评我在纪念高丽.兰克什时听起来过于乐观，而我则这样回答：“如果我们没有希望，那就让我们都坐下来放弃吧。令人沮丧的理由成千上万，所以我材建议我们将希望与理性相互分离。希望应该是狂野的，非理性的，不合理的。”在我的每一行文字、每句话语中，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们不是零，你尚且没有打败我们。”毕竟，对世界上数百万无路可走的人来说，就连我们今天这样关于希望和绝望的辩论也是一种奢侈。即使是在伦敦这个铜臭熏天的地方，即使我只是一名游客，也依然能感受到一种紧张振动的不安，就像火车驶近站台时脚下的隆隆声一样。当然，万一核战争开打，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核战争将彻底终结我们。现在是双方退一步，世界其他国家介入的时候了。世界末日通常不包含“重来一次”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