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个人关于近现代中印边界史的笔记提纲 -- GourdWang

穆尔克拉夫特对拉达克与中国边界的描述

1846年的《阿姆利则条约》使得英印政府成了查谟-克什米尔邦的保护人。此时英国人对于该地区的具体边界并不清楚。此前仅有少数旅行家对拉达克地区的边界（尤其是羌臣摩河以南的那部分）做了描述，其中贡献最大的是1820-1822年曾在列城居住的威廉·穆尔克拉夫特。

穆尔克拉夫特访问列城时，拉达克还没有被古拉伯·辛格征服，他去的目的是促成拉达克王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联合起来，打通从印度到新疆的商路，用英国人的商业势力挤掉俄国人的影响力。他的最终目的地是叶尔羌（现莎车），但被中国政府拒绝入境。他的旅行产生了大量的通信材料以供后人查考，包括部分对拉达克和中国边界位置的描述。

根据穆尔克拉夫特的说法，中国的边界位于喀喇昆仑山口并由此向东，喀拉喀什河的源头位于中国境内。由于中国当局对于走喀喇昆仑山口以东进入新疆的人均予以严惩（为了保证所有人员往来都经过山口关卡的检查），他在喀喇昆仑山口到班公湖一带并没有指出任何明确的边界位置。在班公湖以南，他说西藏和拉达克的边界位于楚舒勒和一个叫做蓬约尔的地方之间，而根据他的记载推测，蓬约尔就是斯潘古尔湖西端的斯潘古尔村。而对于印度河谷通道，穆尔克拉夫特说典角属于西藏的噶大克治下，边界位于典角以西。这些立场均与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线吻合。

1846-1847年边界委员会

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人担心征服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又和西藏开战的古拉伯·辛格（他所效忠的锡克帝国当时还是英国人的盟友）的军事冒险激怒中国中央政府，并使大清认识到可以通过促使尼泊尔（大清藩属）出兵的方式围印救清。不过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战争很快结束，使得英国人暂时放下了心。

然而1846年古拉伯·辛格获得了在英国保护下的独立地位后，英国人再次意识到了这一风险。于是他们在《阿姆利则条约》中规定，禁止古拉伯·辛格在未经英国人批准的前提下扩大领土，同时还规定要设立一个边界委员会给古拉伯·辛格的克什米尔邦标定边界。该委员会1846年正式组建，委员是两个英国人，史称1846年边界委员会。

英国人最初设想中，这个边界委员会应该包括中国、克什米尔和英国三方面的代表。为此，英印总督哈定勋爵通过英国驻香港总督致信清政府，邀请清政府自己参加，或允许西藏政府代表参加。但清政府和西藏政府都没有派员，香港总督德庇时（John Davies）将信函转给了两广总督后一直未收到回复，在多次催促后，两广总督说西藏与拉达克的边界“业已充分清楚地确定，故恪守此项古时安排最为适当，毋庸再行勘定”。实际上这封英国人的信很可能被两广总督截留，压根没送到北京。

1847年，委员会的委员增加为三人，仍然都是英国人。1846-1847年的两届边界委员会划定了克什米尔邦和司丕提地区（当时为英属印度的直辖领地）的边界，以及拉达克方向从司丕提到羌臣摩河谷一段的边界。英印政府给委员会的指示说，“我们要的不是多一点或少一点或贫瘠或肥沃的土地，而是要在这大概不会太受人观察到的地区得到一条明确规定的边界。”规定明确边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防止清军或藏军进犯英属印度，而是要防止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势力范围向东扩张，包抄到英属印度的东北面。重点来了，因此这条边界必须向东，划到明显超出克什米尔的君主所影响的领土，必须明白通知查谟和西藏两个当局，任何一方都不允许以任何借口侵犯这条边界。换句话说，这条边界为了防止古拉伯·辛格玩大的，把他根本无法统治的大片土地（虽然西藏政府对这些土地也未必有多大控制力）预先划给了查谟和克什米尔邦。

1846年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大体划定了司丕提和拉达克（属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边界，二是在划界过程中确立了所谓分水岭原则。按委员会成员克宁汉的说法，分水岭原则就是在多山地区划定边界时，为了方便和防止争端出现，建议采取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山脉脊线为边界。当时西藏边缘的边界与其说是连续的一条线，还不如说是一系列的点，这些点通常位于交通道路上的山口或跨境河道的渡口、交叉点、居民点上。所以为了将这些已经为人默认的点（如喀喇昆仑山口和典角）连成线，采用分水岭原则可能的确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办法。后来，印度政府试图将这一种用来填补边界上公认点位之间空白地带的原则为自己将西藏明确建立行政管辖的地区占为己有的行为辩护，就是另一回事了。

1847年的委员会在前一年工作的基础上，在从司丕提-西藏边界到班公湖一线确立了若干边界点位。边界委员会委员亨利·斯特拉彻1847年10月访问了典角，他说这里是一个“有几个小屋和帐篷的村落，没有永久居民，被一条从印度河左岸流入印度河的小溪分开（即典角曲），这条河构成了阿里和拉达克在这里的边界。”西藏方面的哨兵禁止斯特拉彻越过典角曲继续沿印度河上溯。这一主张接近于当前的实际控制线，介于中印双方主张线之间。在典角以北的斯潘古尔湖地带，委员会认为斯潘古尔湖完全属于西藏，这与后来中方的主张一致。再往北到班公湖南岸，委员会将边界画在库尔纳克堡，这又符合印度方面后来的主张线。

而对于班公湖以北的边界，委员会并未得到稳妥的结论。另一个委员汤姆逊从列城去了喀喇昆仑山口，他说在班公湖以北“每一部分都必须认为是未知领域，所以在东北这个方向，西藏的边界是不能正确规定的，但是由于这片土地完全无人居住，所以这样也没多大关系。”他也提到了穆尔克拉夫特所说的，从喀喇昆仑山口以东有小路通往新疆和田，但这条路被中国政府严加看守，不得擅入。也就是说，中国方面在阿克赛钦是存在定期巡逻和军事力量的。

另外，在古拉伯·辛格与藏军1842年的停战协定中，规定古拉伯·辛格有权参与西藏方面的羊毛制品出口。印度总督哈定勋爵认为，这损害了英属印度的商业利益，因此他在之前提到的致清政府的照会中提出单方面取消这些条款。当然，这封照会后来没有得到正式回应，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份照会是否真的送到了北京。

而边界委员会委员斯特拉彻1847年提出，1842年的协定并非清政府和锡克帝国之间的正式条约，而只是古拉伯·辛格的代表和藏军代表之间的私下安排，双方代表既没有签署条约的授权证书，该条约文本也没有经过本国政府的批准和换文确认。条约内容中只有恪守旧边界一项得以遵守，而这一情况的出现也不是因为条约的约束，而是出于历史的惯性；至于古拉伯·辛格的羊毛出口生意实际上由于阿里的西藏官员对走私听之任之，条约规定已经名存实亡了。同时，拉萨政府和清朝的驻藏大臣并不承认古拉伯·辛格在拉达克的统治权，仍然视原来的拉达克王室为正统。而拉达克仍然与驻噶尔的噶厦政府官员互派熬茶使节，一直到印度独立。所以这项所谓条约既不具备真正的法律效力，实际上也没有得到执行。

克什米尔勘测

19世纪60年代，英国人在克什米尔搞了一次勘测活动，其结果发表在1868年版的克什米尔地图集里。与边界委员会不同，这次勘测的结果并不代表英印政府官方对边界的立场，因此这份地图集对边界的立场与委员会的立场有所出入。比如说：地图集的边界穿过印度河的位置画在典角下游（以西）二十多公里处，更加接近中方主张线；地图集的边界穿过斯潘古尔湖，更加接近印方主张线；地图集的边界将库尔纳克堡放在西藏境内，符合中方主张。

参加勘测的亨利·戈德温·奥斯腾上尉（西方世界对乔戈里峰的名字即戈德温·奥斯腾峰）在1863年勘测过班公湖北岸地区后说：库尔纳克平地的归属存在争议，班公湖地方的人（即班公湖西岸的居民）说这里是他们的，但从这个古老堡垒被建筑在平地西北边一座低岩山上来推断，它无疑是属于拉萨政府多年以前所造的。（他这么说明显是因为，库尔纳克堡的建筑位置卡住了从西面进入该平地的通道，而留出了东面的通道，方便后方的部队增援。）但奥斯腾又说，近年来列城当局的势力已经抵达了这里，所以如果从实际控制的角度来讲，这里又可以说是克什米尔土王的领土。

新疆危机与进击的克什米尔土邦

到19世纪60年代，并没有多少西方探险家和殖民者来到从喀喇昆仑山口到班公湖之间的边境地带。最早亲身到达这里的欧洲人可能是1847年边界委员会委员汤姆逊，1856-1857年施拉京特魏特（Schlagintweit）三兄弟对喀喇昆仑山口附近做了勘探，其中的阿道夫·施拉京特魏特还冒险越界到了喀什噶尔并死在那里。他们在记载中将阿克赛钦归为土耳其斯坦/突厥斯坦境内（即“回疆”）。但事情很快起了变化。

按国家民委的说法，1864年在新疆各地（当时还没有建省，新疆南部称为天山南路，也叫回疆，行政首脑是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驻喀什噶尔；当时新疆还有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犁参赞大臣；这四人统归伊犁将军管辖）爆发了少数民族的反清起义，但部分起义上层很快就借用宗教旗号，引浩罕汗国阿古柏部入疆。1865年初，阿古柏部进入喀什噶尔，反将柯尔克孜族起义领袖思的克驱逐。4月，阿古柏扶植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为汗，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

继古拉伯·辛格后担任克什米尔土王的兰比尔·辛格认为这是浑水摸鱼、扩大他在印度与新疆贸易份额的好机会，于是他在1865年也派出一支小部队，越过喀喇昆仑山口，到北边喀拉喀什河旁的赛图拉建筑了堡垒，驻军规模为25名正兵和50个当地招募的柯尔克孜族牧民辅兵。当时打得旗号是保护叶尔羌到列城的商队不受坎巨提部族的劫掠。但1867年，赛图拉堡被克什米尔邦弃守。

这一行动明显违反了《阿姆利则条约》里英国人给克什米尔土王画的不得擅开领土的红线，但由于英国人自己对于新疆局势的立场也十分暧昧，所以当时英国人未做干涉。但1885年克什米尔土王想要再次提出对赛图拉堡的主张时，英印政府在1888年、1892年两次明确告诫克什米尔邦，赛图拉属于中国领土。

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国人就试图直接和清朝中央政府打交道，要后者放开国门，迎接英国商品、资本和殖民者，这一范围自然也包括了新疆和西藏。对于西藏来说，1904年的荣赫鹏入侵就是英国殖民路线的最高潮。而对于新疆来说，英国人想要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实现的遣使常驻权，撬动清政府放开对新疆的贸易和旅行禁令。但英国人还没取得成果，新疆就爆发了反清起义，这使得英国人看到了和阿古柏勾勾搭搭从而插足新疆局势的机会。

在英国人看来，克什米尔王公对于过境的一切商品都征收重税，这使得新疆到英属印度的贸易无利可图。地理上，绕过克什米尔抵达南疆又困难重重，这就严重打击了英国商人的企图。于是英印政府在1864年要求克什米尔邦修改了税则，又在1867年派英国贸易专员常驻在列城保护其商业利益。驻扎列城的英国代表后来在喀喇昆仑山口以东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可能商路，但是由于行程更长，基本都没有投入使用。

1870年，英属印度让克什米尔土王也承担起了发展到南疆商路的工作。后来在1870年、1873年，派出了两个“使团”出访阿古柏控制的喀什噶尔，并在1874年签订了贸易协定，获得了贸易权和关税优惠。不过让英国人十分震惊的是，俄国人已经先一步于1872年获得了这些权利，甚至在1871年还强占了伊犁。

由于阿古柏的内政不得人心，他没有额外精力去考虑控制区的边界问题。于是印度测量局的英国人W·H·约翰逊就根据他1864年在喀喇昆仑山口附近的勘测和1865年穿过阿克赛钦到和田的行程炮制出了约翰逊线。

约翰逊线

约翰逊抵达和田时，控制和田的是哈吉·哈比布拉汗。当时他对阿克赛钦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将这一地区视为和田在南方的战略出路，不过他首先派人勘探了更靠东的通道（完全不在印度的主张范围内），但是被藏北的牧民赶了回来。于是他转而向阿克赛钦地区探索，在该地区建立了两个石砌的营地，称为“栏杆（Langar）”。其中一个叫哈吉栏杆，而另一个叫奇台栏杆，哈吉栏杆正好位于印度主张线（也就是约翰逊线）上，而奇台栏杆位于印度主张区内。不过1867年他就被阿古柏杀掉了。

约翰逊所提出的约翰逊线与1865年克什米尔邦占领赛图拉后提出的边界线十分接近，这两者是否存在关联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约翰逊到和田的行程并未经过英印政府批准，这为他招来了严厉的批评，他后来不得不辞职。1872年，克什米尔邦聘请约翰逊担任拉达克的维齐尔。这也许不一定是因为他们1865年就勾结到了一起，但他们在推进克什米尔土邦的北部边界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而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劳伦斯英印政府对边界问题采取的是保守态度。

为此作证的是同时期的大批英国旅行者，包括亨德森、罗伯特·肖、G·W·海华德、道格拉斯·佛昔斯。他们在旅行记录中都说，克什米尔的土王只是在1865年才派出一小队人马越过其传统界线（喀喇昆仑山口）到赛图拉筑城的，实际上赛图拉一线的河谷是柯尔克孜族牧民的传统牧区（而非新疆和拉达克牧民的交叉放牧区），而这些柯尔克孜族牧民是受叶尔羌的新疆地方政府管辖的。

英国在印度的最后扩张与英俄的缓冲地带

1876年，以李顿勋爵（后来李顿调查团里那个李顿之父）为首建立了新一届英印政府。当时英俄在中亚、南亚的势力范围之间有两层缓冲。第一层是中国新疆省和阿富汗，第二层是克什米尔土邦及臣服于克什米尔的许多小国和部族，如洪扎（坎巨提）、那噶尔、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

如前面我所说过的那样，英属印度和阿富汗的边界是1893年划定的，此时阿富汗的边界尚未确定，而阿富汗和许多印度西北小邦与部落的关系十分暧昧复杂；同时，新疆的南部边界也没有划定。这使得英印政府产生了某种紧张感，一些人担心如果俄国继续快速推进，就会在英国人之前控制从喀喇昆仑到帕米尔和兴都库什诸山脉的各个关键山口，然后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如洪水下山一般席卷印度。即使是认为这种军事行动纯属天方夜谭的稳健派，也认为放纵俄国扩张而无所作为会带来国内的政治攻击，他们认为至少也要做出加强印度军事安排的姿态，来换取俄国的让步，同时在英俄之间建立缓冲国体系，维持英俄的中亚均势。

于是英印政府不断利用克什米尔土邦作为白手套，将英属印度的管辖范围推进到吉尔吉特（1888年）、洪扎、那噶尔（1892年）和奇特拉尔（1895年）一带。除了控制本地的居民和部族，英属印度还派出探险家到无人区去勘测探险。1889年，为沙俄服务的波兰军官康穆采夫斯基和荣赫鹏在星峡山口附近的一条叶尔羌河支流遭遇；1890年，这两人又在帕米尔的瓦罕地区相遇，结果俄军指挥官约诺夫把荣赫鹏（和另一个在苏满塔什探险的英国军官）抓了起来，这引发了英俄之间的外交风波，标志着英俄势力在中亚的直接相遇。

英国政府试图分隔英属印度和俄属中亚的第一个尝试是征服阿富汗，在失败后他们与阿富汗划定了杜兰线。俄国与阿富汗也标定了边界，并通过1895年的英俄《关于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将瓦罕走廊划给阿富汗。这就使阿富汗从西面彻底将英俄两国领土分开了（尽管这一间隔在某些区域十分狭窄）。

沙俄的扩张、新疆作为英俄缓冲地带、洪扎边界问题

1876年，在李顿勋爵上台的同时，左宗棠主力移营肃州，准备经哈密西进。8月，清军收复乌鲁木齐，11月收复玛纳斯，北疆除伊犁被俄占外全部收复。从1877年4月起，刘锦棠连续攻克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9-10月又一鼓作气攻克南疆东四城，到1877年12月和1878年1月，刘锦棠分三路收复西四城，至此南疆各城全部收复。

由于清政府靠军事手段平定了阿古柏叛乱，并在1881年通过外交途径收回了俄占伊犁，英国人或多或少认同了清政府控制下的新疆具有充当英俄缓冲区的价值。新疆地方政府表示，中国在新疆的主权最西端应当包括帕米尔，至少要达到乾隆皇帝曾经立过碑的苏满塔什。

此时，新疆与俄国的边界经过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附属的三个勘界议定书已经大致确定，后来沙俄又借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交还伊犁的时机，与清政府签订了1882年《伊犁界约》、1882年《喀什噶尔界约》、1883年《科塔界约》、1883年《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最终确定了乌孜别里山口以北、以东的全线边界，但乌孜别里山口以南仍存在未定区域。

在《北京条约》的时代，沙俄就试图以设立喀什噶尔领事馆的方式渗透南疆，但由于阿古柏之变，设馆计划被推迟。到1881年，沙俄借《伊犁条约》条款再次重申了设立喀什噶尔领事馆的规定，1882年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就任。与此相对，英国也在1890年派遣外交代表驻扎喀什噶尔，当时称游历官，负责管辖通商和旅行人员。后来在1908年经清政府批准，游历官改为总领事。英国第一任驻喀什噶尔游历官是荣赫鹏，1891-1918年一直由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担任。英国驻喀什噶尔代表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南疆渗透，同时挤出沙俄的影响力。

起初，英国人在南疆的意图是鼓励驻疆清军在乌孜别里山口以南地区向西部署军队（同时，清军还从赛图拉出发向南到苏盖提达坂设立了一个哨所，苏盖提达坂位于赛图拉到喀喇昆仑山口的路上），将阿富汗边界以东的帕米尔地区彻底遮蔽起来，完成英属印度缓冲区的闭环。但在沙俄的军事威胁和外交恐吓之下，清军在1892年前后撤出了乌孜别里山口西南的驻军，清朝控制区缩回到了萨雷阔勒岭以东。沙俄政府随即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订立新约的方式，明确《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中的待议区域全部归属沙俄，清政府驻俄公使许景澄、驻法参赞庆常等虽然坚持立场，但未能彻底打消俄方的念头，只能通过拖延维持局面。

但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让英俄两国都意识到清政府洋务运动的脸皮已经被彻底撕掉。英国人不再认为清政府有能力在帕米尔西部地区与沙俄形成一条有利于清朝的边界线，从而有效地遮蔽克什米尔北部各小邦；沙俄在吃掉了帕米尔西部地区后也希望和英国达成协议确认双方的势力范围。于是两国1895年签订了协议，瓜分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并明确将瓦罕走廊划归阿富汗作为缓冲区。

1892年，英属印度通过克什米尔土邦的所谓宗主权，以调解洪扎（坎巨提）和那噶尔之间争端为借口，出兵洪扎并强行替换了洪扎的统治者。新疆当局对英国人的举动表示了抗议，英国人为了安抚新疆方面继续和俄国人斗争，决定维持洪扎表面上的朝贡地位，允许洪扎统治者继续每年向新疆进贡一两五钱砂金，并请中国官员参加洪扎新统治者的就任典礼。

英国人控制洪扎后，就继承了洪扎与新疆之间的边界问题。洪扎曾经在印度河水系和塔里木内流区分水岭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获得了一些历史权利，包括在塔墩巴什帕米尔部分区域（现塔什库尔干自治县）的放牧权和在热斯喀木河上游（现热斯喀木村）的耕作权。不过前者的体现在于，中国方面将对游牧民征收的税收转交洪扎的统治者，而非由后者直接行使统治权。英俄不断向塔墩巴什帕米尔渗透还表现为在蒲犁（今塔什库尔干自治县县城）设立邮局并驻扎卫队。1897年，英国在蒲犁设置驿站；1901年，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也在蒲犁设置驿站并配属20名卫队；1916年，英军数十人也进驻驿站加以“保护”。

维克多·布鲁斯·额尔金伯爵（烧圆明园的第八代詹姆士·布鲁斯·额尔金伯爵的儿子）的英印政府在1895年说，当时的报告强调色勒库尔（即塔墩巴什帕米尔）和热斯喀木在不远的未来可能落入俄国人之手……我们衷心请求使俄国向穆斯塔和喀喇昆仑山脉的领土扩张做出明确的限度（如果俄国继中国之后占领这些地方的话）。

英国政府和英印政府内部很快就对上面所说的“限度”，换句话说就是英属印度在喀喇昆仑山口以西的北部边界开展了讨论。这次再次出现了激进派和温和派。

马继业-窦讷乐线

温和派的旗号是英印政府的额尔金伯爵，但其核心人物是英国当时驻喀什噶尔的游历官马继业。马继业出身于当年出使清朝的马戛尔尼家族，他的父亲被中国驻伦敦公使馆聘为外籍顾问、母亲是中国人，他是中英混血，出生于南京，所以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熟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1889年开始为英印政府服务，1890年随荣赫鹏抵达新疆，后来接替后者担任英国驻喀什噶尔的游历官，这个职位并没有正式外交身份、也没有警卫，直到1908年才改为领事。

针对克什米尔土邦向喀喇昆仑山口以北地区提出的领土要求，马继业认为这是十分荒谬的。他认为应当把这一主张和坎巨提的米尔对热斯喀木、塔墩巴什的主张一样，当做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而非谈判的底线。他要交换的是在中国和英属印度（以及克什米尔和坎巨提两个土邦）之间建立一条确定的边界线，同时要清政府放弃在坎巨提的一切（即使已经只是名义上的）权利。

在这一过程中，马继业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阿克赛钦归属问题，也就是喀喇昆仑山口到班公湖一线的划界问题。在交换了几版地图后，马继业和英印政府意识到，新疆当局的意图是将阿克赛钦地区划入中国境内。

1895年年末或1896年年初，马继业奉命向喀什噶尔道提交了一版《印度地图集》，该图集中包括了1比322万的旁遮普和克什米尔全图，而克什米尔的边界完全就是当年的约翰逊线。这位道台在向俄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炫耀的时候，俄国人向他指出，英国人的地图把阿克赛钦的中国领土画成了英国属地。于是道署向马继业指出了这一问题。马继业认为阿克赛钦属于荒漠无人区，因此在划界时应该中英各得一半。于是他以广义的阿克赛钦地区中间的拉宗山脉为界，提议将北部划给中国，而将南部（也称林济塘）划给英属印度。1898年，额尔金的英印政府认可了这一建议，并要求致函清政府，要求后者与英国共同以书面形式确认这一划界方案。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可以提出放弃坎巨提对塔墩巴什和热斯喀木地区的权利作为筹码，同时中国需要放弃对坎巨提“有名无实”的羁縻。

1899年，这一建议由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窦讷乐递交给了北京总理衙门，窦讷乐同时指出，由于涉及地区均为无人地带，双方无需进行实地标界。北京方面将此事移文新疆省，后来英国公使馆通过非官方渠道得知，新疆并不反对这条边界线的走向，也不反对划界而不标界的方式。但由于英方的政治问题（额尔金伯爵下台），他们改变了自己对马继业-窦讷乐线的态度，因此没有真正试图得到外交文书形式的正式回复。这样，这条马继业-窦讷乐线的提案就无疾而终了。

阿尔达再次提出约翰逊线

随着新疆和沙俄局势的不断变化，前进派逐渐占到了上风。大多数前进派主张以约翰逊线为克什米尔和新疆之间的边界，但他们的理由不再是通商，而是与沙俄在中亚和新疆的扩张采取更加对抗的态度。前进派的代表人物就是约翰·阿尔达，他在1896-1897年任英国陆军情报处主任。他认为，由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而沙俄的扩张又是骨子里的本性，喀什噶尔地区一定会被沙俄吞并，那么沙俄在吞并喀什噶尔之后必然还会继续南下，直到碰到印度的边界。

因此，保卫印度的最好方式就是尽可能向北推进边界。尽管从行政管辖的角度来看，分水岭线是很合理的边界。但他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分水岭线存在不足之处。从北面的塔墩巴什、莎车、和田等地越过分水岭，要比从南边的坎巨提、列城等地北越分水岭简单得多。所以如果只是以分水岭一线分界，英国所受到的压力就比沙俄大得多。阿尔达认为应该把昆仑山脉的主山脊划在英属印度边界以内，把叶尔羌河上游和喀拉喀什河都划为英国领土。

1897年，额尔金伯爵的英印政府并没有接受阿尔达方案。但1899年，寇松接任了印度总督。沙俄在蒲犁设置驿站并驻扎小规模卫队的事件与清政府把坎巨提的臣民从塔墩巴什和热斯喀木驱逐出去结合在一起，这刺激了寇松的英印政府。他对英国政府印度事务大臣汉密尔顿说，必须支持洪扎，和他们站在一边，否则就会让人觉得俄国人一诉诸威胁就能占到上风，这会损害英国人的威望，而帝国在边界的权力多半取决于这种威望。

寇松于是转而采用了约翰逊-阿尔达线，但并没有向清政府提出明确边界划分的要求。从上文可以看到，实际上英印政府采取激进立场的前提是沙俄吞并喀什噶尔地区。而新疆建省后的局势相对比较稳定，直到辛亥革命的风波传到新疆。

新疆建省后清朝的行动

1884年，清朝正式在新疆建省，以刘锦棠为首任“甘肃新疆”巡抚。新疆省在南疆地区设有阿克苏巡道、喀什噶尔兵备道和于阗、莎车、和田、叶城等州县。1885年，刘锦棠决定在塔墩巴什（即塔什库尔干）设防。1889年，莎车州和叶城县两级呈文，请求在赛图拉筑垒设防。同年，护理新疆巡抚的魏光焘命令管带布鲁特旗官、都司张鸿畴在苏满塔什设卡，由当地牧民部落负责驻守。张鸿畴此次出巡过程中还发现了乾隆年间（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的记功碑。1890年，清军在苏盖提设防（前文已经提过）。

1890年，荣赫鹏勘察西藏西部和新疆时，在莎车询问莎车知州潘震，中国与印度的边界是否在克里阳山口。潘震的回复是，边界在喀喇昆仑山口（卡拉胡鲁木达坂）。

在新疆平定但尚未建省的1882年，为开展中俄划界，沙克都林札布（满洲正白旗、巴里坤领队大臣、分界大臣）和沙俄官员梅津斯基共同在阿克苏、喀什噶尔勘察中俄边界地带。不过由于此次勘察的主要目的是为中俄划界提供依据，他考察之旅的最南端为伊尔克什坦（现中吉边界）。

由于英俄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如英国1892年干涉了洪扎和那噶尔事务，沙俄军官也带队在帕米尔一带频繁考察），清政府1891年命令张鸿畴率清军士兵入防苏满塔什。沙俄军队当年7月越界犯境，步兵也逼近苏满塔什，还劫走了乾隆时期的石碑。沙俄政府还在边界地带粘贴告示，宣布当地柯尔克孜族牧民都是沙俄臣民。现场的张鸿畴和后方的魏光焘就此都对俄方提出抗议和质询，由于清军设卡事实十分清楚，沙俄方面只得于9月撤兵。但10月，阿富汗人一部占领了苏满塔什（清军可能已返回后方过冬）。

1892年2月，张鸿畴率清军重新返回阿尔楚尔帕米尔，在苏满塔什重建卡伦，与阿富汗人对峙。俄军一支侦察队2月也进入帕米尔地区，至3月21日在朗库里附近与张鸿畴部的巡逻队遭遇，俄军随即撤退。4月，阿富汗小股援军抵达苏满塔什，宣布苏满塔什和穆尔加布河流域均属于阿富汗。不久后，清军奉命撤出苏满塔什，后退到朗库里。

5月，关于《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中待议区域的谈判破裂。6月13日，大股俄军在扬诺夫率领下从奥什出发，进军帕米尔。俄军首先佯攻色勒库尔山，迫使帕米尔清军后撤。同时，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增兵沿萨雷阔勒岭布防。7月12日，俄军在苏满塔什与阿富汗军队发生冲突，阿军不敌。至10月，所谓待议区域被沙俄全部侵吞。

与张鸿畴同时接到任务的，是喀什噶尔道经历官海英和候补主簿李源鈵。1891年9月，海英、李源鈵率领测绘、向导、信使等随员勘察了帕米尔地区，至1892年3月返回疏附县。1892年4月起，两名官员分头行动，海英率队从疏附出发勘察了伊尔克什坦（即沙克都林札布勘察的南端）以南至瓦罕走廊一带的边界；李源鈵从英吉沙出发，勘察了喀喇昆仑山北坡和昆仑山西段的喀喇昆仑山口、叶尔羌河、麻扎达拉、喀拉喀什河、苏盖提达坂、空喀山口、色勒库尔（现塔什库尔干）、明铁盖达坂、红其拉甫达坂、星峡达坂等地，并在喀喇昆仑山口树立界牌，至1893年7月返回英吉沙。

前文提到，1891~92年英属印度把坎巨提纳入势力范围，这迫使坎巨提人无法继续从事其传统的劫掠活动，至少不能对其西、东、南三面的英属印度所辖其他土邦下手。于是坎巨提的埃米尔就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了塔墩巴什和热斯喀木，一开始向塔墩巴什一带的柯尔克孜和塔吉克牧民“征税”，其实就是强收保护费。但在清政府联系英方后，坎巨提被迫结束了越界“征税”。1897年春，坎巨提的埃米尔又派人进入热斯喀木“垦荒”，秋后撤走时留了两名留守人员，后被巡视的莎车州官员逮捕，并行文坎巨提埃米尔，严禁其越界。当年11月，坎巨提埃米尔为此遣使至喀什噶尔，向道员黄光达解释，并希望在热斯喀木移民垦荒。黄光达得知莎车州方面强烈反对的意见后上报了巡抚饶应祺（1896-1902年在任），饶回复：如坎巨提愿意纳税，那么可以允许他们在热斯喀木定居。1898年，坎巨提埃米尔再次遣使到喀什噶尔，与黄光达商谈租地问题。这一动向引起了英俄双方的注意。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就威胁黄光达，说如果把热斯喀木给了坎巨提，那么俄国就将要索取新疆的其他地区作为补偿。

但1899年，黄光达决定将热斯喀木全部交给坎巨提人租种，每年租金为象征性的12两白银。俄国驻京公使就此威胁清政府，要占领塔什库尔干和伊尔克什坦的某个村庄作为报复，并开始向伊尔克什坦运送武器和补给。受此刺激，饶应祺向喀什噶尔增兵，并要求清军靠前布防。同时为了缓和局势，饶应祺收回了部分租给坎巨提的土地，后来又奉命将土地全部收回，并把坎巨提人驱逐出境。

英国驻喀什噶尔官员马继业和驻华公使窦讷乐先后于1896、1899年分别向喀什噶尔道和总理衙门提出中方放弃对坎巨提的羁縻、英国代表坎巨提放弃对热斯喀木和塔墩巴什的权益，双方按马继业-窦讷乐线平分阿克赛钦一事。就此，新疆巡抚饶应祺命喀什噶尔道黄光达进行调查，黄光达给出的意见是，关于边界问题应当十分谨慎，同时应基于李源鈵的勘察结果确定传统习惯线的具体走向。喀什噶尔提督张杰也提出，应当禁止英国人在阿克赛钦游历，并以此前勘察为基础进行边界谈判。

1901年1月，受义和团运动影响，喀什噶尔俄国领事馆被群众围攻，彼得罗夫斯基借机寻衅，要求更换清朝地方官员并允许俄军进驻塔什库尔干。2月，俄军以监督邮驿的名义进驻塔什库尔干。为缓和沙俄对新疆西南部的渗透，英国方面的活动开始放缓。而沙俄也由于日俄战争和国内问题，放缓了对新疆的渗透。英俄双方对喀什噶尔地区的活动由此转而以通商为主。

英属印度与新疆的贸易主要通过列城——喀喇昆仑山口——叶尔羌——喀什噶尔一路，有数据表示在新疆的英印商人超过3000人，年均进出口额大约300万卢比（英国略有出超），但这一数据比阿古柏覆灭的1876年并无明显上升，而到1895年双方贸易额突破600万卢比，英国主要对新疆出口棉毛纺织品、染料、药品、文具、丝织品等工业品和炼乳、水果等，新疆对英属印度出口主要是生羊毛、羊毛线、马匹、绵羊、绿松石、生丝、金银等初级产品和地毯等手工特产品；而沙俄与喀什噶尔的贸易主要是安集延商人在从事贸易，喀什噶尔俄商约有1300人（1911年前），对俄进出口总额900万卢布（1913年数据），俄国主要对新疆出口各类棉织品、呢绒、铁器、瓷器、白糖、熟皮、火柴、煤油等工业品，进口牲畜、皮毛、棉花等农牧业初级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