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同年与周恩来结婚。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

1926年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7年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

1928年5月，在莫斯科列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2年5月，赴江西中央苏区，曾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

1934年带病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

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12月，先后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

纸质证件

俄文印刷

上面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字样

左边还固定着一张邓颖超同志的黑白照片

加盖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徽章

是1928年

邓颖超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

所用的证件

此行

她要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中共六大

1928年5月初

邓颖超与周恩来乔装成一对商人夫妇

从上海乘坐日本轮船前往大连

再经东北转赴莫斯科

这注定是一场危险重重的异国远行

当轮船停靠在大连码头

他们准备上岸时

周恩来还被带到了水上警察厅

遭到日方警察盘问

邓颖超回忆

“我住进旅馆

等候恩来同志回来

他是凶是吉很难预测”

他们最终成功脱身

脱险后

邓颖超与周恩来辗转来到哈尔滨

在火车站等到了李立三

历经千难万险

100多名代表终于抵达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

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

全国代表大会

六大结束后，代表们还在苏联进行了一个月的军事训练。从来没有摸过枪的邓颖超，和蔡畅、杨之华、李文宜等姐妹积极参加军训，邓颖超在拆卸枪支比赛中还得了第一名。

正在伏龙芝军官学校学习的刘伯承对邓颖超大加夸奖，说她很有军事天才，这使邓颖超得到了鼓舞，投身军训的兴致更加高涨。在一次夜战实战训练中，邓颖超指挥女同志们“生擒”了高度近视、动作缓慢的瞿秋白和文弱书生蔡和森，邓颖超的敏捷能干使参加六大会议的妇女们欢喜雀跃。

这次到莫斯科来参加六大，还有一件大事让邓颖超永志难忘。她见到了国际无产阶级著名的妇女领袖蔡特金，蔡特金当时已是古稀之年，身弱有病，正在莫斯科乡间休息。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邓颖超和英国工人参观团的女工一起，去拜访蔡特金。蔡特金和她们逐一握手并亲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邓颖超对这次会见印象十分深刻，1940年6月13日，她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回忆文章《永不能忘的会晤—忆念伟大的蔡特金》。

1928年8月，在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苏兆征终于因为长期紧张的工作积劳成疾，突发阑尾炎。因身体十分虚弱，医生建议他在苏联休养至康复后再进行手术。然而，一心惦记着手中未完成的工作，苏兆征不顾医生和同志们的劝阻，抱病回国，1929年2月初返抵上海。苏兆征没有把病痛放在心上，一直夙兴夜寐，孜孜不倦。

1926年1月7日晚上，22岁的邓公，和傅钟、李卓然、邓绍圣等17人等人按照中共旅欧支部安排，悄悄乘座火车离开法国，经德国、波兰前往苏联莫斯科。第二天，1月8日凌晨，数十名法国警察对邓公等人的住所进行了突击搜查。

1926年1月17日，邓公等人抵达莫斯科火车站。中共莫斯科支部的代表到车站迎接他们，并带到苦行广场（现今普希金广场）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尽管那天是周日，但学校派专人值班，并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学生证。为了保密，大学人事处的工作人员给新来中国学生起好了俄国名字。起名字时比较随意，邓公的俄文名字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学生证号码是233。他的远房叔父、中共党员邓绍圣取名为：弗拉基米尔·尤利耶维奇·达尼利内姆。宿舍分配在1919年3月30日被布尔什维克关闭的修道小室。

当时的中共和共青团欧洲支部的领导人任卓宣(曾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叛变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俄文名叫拉斐尔，即叶青，先于邓公两个月来到莫斯科。在巴黎和里昂时，邓公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几个月。就在邓公到来的前几天，任卓宣被选为中共莫斯科支部书记。按照党的军事化管理纪律，1月19日任卓宣给所有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同志办理了重新加入中共组织的登记手续。

尽管他与邓公在法国就相识，革命友谊深厚，个人交情也不薄，但任卓宣还是马上拉下脸来，公事公办，要对邓公进行“思想改造”。到莫斯科的一周后，邓公按照党组织要求，在党支部大会上做了严厉的自我批评。邓公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他同时向党支部递交了书面声明：“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我的错误的决心，使自己得到进步。”

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生活方式，22岁的邓公就已经体验到，这对以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他三起三落时，打下了心理基础。1980年8月21日，邓公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坦然讲“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公指着法拉奇的笔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而在24年前，中共八大召开前夕，为了推选邓公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1956年8月22日、9月8日和13日）上当着70多名中央委员的面评价：“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

邓公、邓绍圣和傅钟等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斯大林共产主义大学）只停留了不长的时间。期间，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认为，把那些被寄予厚望的中共党员派到中山大学这所“中国”大学更为适合。

1926年1月29日，邓公拿到了中山大学的学生证，他的学号还是233，俄文名也保留为多佐罗夫。中山大学给每位新来的同学发放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衣服、大衣、肥皂、牙膏和牙刷，分配了宿舍。

第二天，也就是1月30日星期六，邓公终于坐到了课桌前。中山大学的教学计划安排得非常丰富。学期设置为2年，学生每周上6天课，每天8个小时。1926年下半年，调整为周一至周三每天8小时、周四至周六每天6小时。学习方法是教授先讲课(用俄语，但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再次由学生开讨论会、自由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发言。

邓公除了紧张地学习俄语外，主修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世界观的课程。学生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期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6天，每天4小时。具体的课程是：中国革命运动史、通史；社会形态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

如果说在法国“勤工俭学”主要是在做工参加革命活动，那么，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一切，对于邓公来讲都是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性理论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他在填写中山大学入学履历时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也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国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斯科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

在中山大学就学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已受过中高等教育，有的文化基础比较差。学生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了解程度也相差甚远。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根据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按照学生具体情况来分小组。对程度较差的学生设有预备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较高的设有翻译速成班。

中山大学是用俄语授课的，这让刚到苏联的邓公及他的同学们感觉学习负担非常重，也影响了中山大学的教学进度安排。上课时一半时间要用于口译，但口译不能总是完全符合原意。但学校别无选择，中山大学没有中文授课的师资力量，有法语授课的小组。邓公没有去法文小组，因为他在法国生活长达5年时间，但主要在勤工，只上过很短时间的法语课，能简单的生活会话，并没有真正能够熟练地听、说法语。

尽管俄语是极难学的语言，成为学习的最大障碍，但邓公并没有气馁。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所有时间都很高兴，因为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维持生活的压力，没有军警追击之忧。这使他能够以极大的兴趣和注意力投入学习中。他心态乐观，在中山大学的图书馆，每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孜孜不倦顽强地学习。对他来说，尽管学俄语像学法语一样，感觉非常艰难，总是学不透。但社会学科课程，如联共（布）历史、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课程他都得了优秀。大学里有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著作的中文译本，这些书邓公都特别重视。也就是在那时，他开始关注并逐渐深入这些理论书籍。

从联共（布）候补党员到正式党员，得到党组织的高度评价

中山大学就读期间，党务工作花费了邓公大量课余时间。开学后不久，邓公就在中山大学全体团员会议上被选入学校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局，而第七小组的党员同学推选他为本小组的党小组组长。

1926年春夏，校内正发生“党务派”和“教务派”的激烈争论，教学几乎陷入瘫痪。幸好6月暑假开始了。包括邓公在内的学生们去了莫斯科近郊雅罗斯拉夫铁路沿线的塔拉索夫卡疗养院。但陈绍禹（王明）和他的同学并不想结束辩，他们召开激烈的全体会议反对任卓宣和其他莫斯科支部的“老板”，会议持续4天。直到校长拉狄克来到塔拉索夫卡，以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学校校长的名义宣布取消莫斯科支部，并研究于近期将中国学生党员转入布尔什维克党。随后在1926年夏天，任卓宣回国。

紧接着，包括邓公在内的所有中共党员，都按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组织局的决定成为由校党委领导的完全从属于领导学校党委的俄罗斯共产党员的联共（布）候补党员。候补党员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他们不能和学校党委的正式党员竞争领导岗位。而校党委的领导也和拉狄克校长不同，他们严格遵守和中共莫斯科支部领导一样的党建观点，不允许有任何的独立性。简单说，中山大学党务工作方法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所有党、团成员还像以前一样要参加冗长的党的会议，还有其他形式，如分组讨论、“现行政策小组”会，会上要求他们公开表明对党的领导的忠诚。中山大学党委书记谢德尼科夫不厌其烦地向学生们灌输：党内不能有任何民主，只有在党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时才能谈党内民主。1926年8月12日，谢德尼科夫写道：“中央的权力是自上而下的，必须完全服从首长的指令……民主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概念。扩大或是缩小民主取决于周围环境的变化。例如，在革命前的俄国不可能扩大民主。在现今的中国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并没有扰乱邓公。他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接受大多数人的观点。中山大学党支部定期给邓公做出积极的评价。1926年6月16日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

姓名：邓希贤。

俄文名：多佐洛夫

学生证号码：233

党的工作：本班党小组组长。

守纪律否：守纪律。

对同志们的关系如何：密切。

对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

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并可以影响他人。

党的进步方面：深刻理解党的任务，没有非党倾向。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

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特别适合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这份鉴定，勾画出了一个22岁的年轻共产党员邓公的基本形象。

在另一份中山大学党支部1926年11月5日的鉴定中强调：“多佐罗夫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候补党员）。是校团委的优秀组织工作者。遵守纪律，自制力强，善于学习，多佐罗夫同志在校团委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在邓公担任党小组组长的第七学习小组全体会上，他由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与蒋经国在苏联同窗共学，为改革开放前十年中的较量和“统一大业”上的惺惺相惜埋下伏笔

邓公在中山大学时，与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俄文名：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同窗共学。中山大学把当年的学生分为30个小组，每组25-40人，邓公被分在第七学习小组，分在第七小组的学生被认为将来无论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国民党内都是更有政治前途的学生。第七组又被称作“理论家小组”，和邓公同在一个组学习的有傅钟、叔父邓绍圣、蒋经国，还有汪精卫的外侄陈春圃（陈璧君的远房侄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以及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的谷正鼎，后来成为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的邓文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肖赞育以及谷正鼎（俄文名：卢森堡），未来的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邓文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肖赞育（俄文名：皮萨列夫）。

上大课时，往往是邓公与蒋经国并肩坐在一起。邓公比蒋经国大6岁，1926年他22岁，蒋经国16岁。因为邓公个子不高，排队时常与年龄最小的、当时个头只有1.55米的蒋经国挨着站在一起。上大课时还有杨尚昆、廖承志、乌兰夫，也是在一排坐。到中山大学不久就加入共青团的蒋经国，分在邓公为组长的团小组里。蒋经国家中寄来的钱多些，常请同学吃饭。

有时上专题课，邓公、张闻天、左权、乌兰夫、屈武等二十多位同学与蒋经国在一个小班讨论。邓公在第一排，蒋经国与乌兰夫同桌。一天上八节课，其中很多课时是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纪念堂。学生们还常到集体农庄和工厂去访问、劳动。

莫斯科是很美丽的，尤其积雪的冬天，克里姆林宫、楼房、教堂都像一座座水晶宫。莫斯科河结着厚厚的冰，如一条银白色的缎带。饭后，蒋经国总是与有着革命经历的邓公等共产党人一起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边散步边聊天，既领略异国风光，又增长见识。当左权、徐君虎、蒋经国、邓公一起去散步的时候，除了聊天，还爱听邓公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哈哈哈哈）

学校里，邓公性格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傅钟则老成持重，不爱言谈；任卓宣是个书呆子。但他们三人有个共同特点是，每个人脖子上都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蒋经国问邓公：“你们干嘛老围着一条大围脖？”邓公告诉他们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就数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满足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一条蓝白围巾，邓公他们每人也买了一条，代表着他们以曾当过清洁工人而自豪。

蒋经国钦佩邓公的经历，把他看成“大哥”、“学长”。蒋经国也给邓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邓公曾回忆说，蒋经国在这所大学里“学得不错”。当他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谷正纲、邓文仪辩论时，蒋经国往往站在邓公一边。国民党右派同学为此十分恼怒，常常责问蒋经国：“经国，你是吃国民党的饭，还是吃共产党的饭？”蒋经国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吃苏联的饭！”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回国，即刻投入到为争取祖国自由和独立最后出路的斗争中。他声明，他的全部军队加入国民党，并再次向莫斯科求援。

这次莫斯科给他派来了补充顾问组。共产国际向冯玉祥全面地推荐了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的学生，从中选拔了20人，其中包括邓公。他从中山大学退学，与冯玉祥同日启程回国。

邓公与王涤亚(王成荣）、朱逸尘(朱世恒)三同志原本为冯玉祥从苏联回国打前站，因经蒙古，穿越沙漠，道路难行，加上疾病折磨，故于1927年初春方抵宁夏。经王一飞介绍，三人与《中山日报》记者兼编辑的刘惯一、西北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的彭桂林、孔广耀相识，然后，6人结伴而行。国外归来的三同志和国内的三同志各以邓公、刘惯一为首，他们途经宁夏灵武、吴忠、同心、固原，甘肃平凉，陕西礼泉、咸阳等地于4月底到达西安。

一路上邓公讲述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气象，深深影响和鼓舞了国内的几位同志。到达西安后，邓公重新成为正式的中共党员，他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在宁夏期间，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参观了银川鼓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宁夏于1926年9月建立的第一个特别支部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