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投票很多人似乎都觉得国内经济不行，到底为啥不行呢？ -- 胡一刀

都说“务实不务虚”，那就不说民心向背了，省得有人又要开始狡辩了，就从务实一点的角度来说，维系一个国家的核心是财政，连《权力的游戏》中权势通天的兰尼斯特家族都知道要和管钱的铁金库搞好关系。

无论是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还是发动对侵华战争的日本，它们铤而走险发动战争的内部原因，都是财政走向崩溃。在发动战争之前，它们都有个共同特点是国家负债颇高，以至于必须通过战争作为“泄压阀”来化债。不过在这之前，都会出现一段“经济繁荣”，但与此同时为了维持高压统治社会治理成本可能会高到畸形，以及腐败等会造成的国家财政流失。

在财政结构上，西方在古代财政制度相对分散，而中国从封建社会开始的财政制度就较为集中。

这几年研究明朝内部在简中网上都快成为一种“显学”了，明朝后期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以至于到最后孙传庭率兵镇压李自成，大明朝廷居然拿不出军饷，孙传庭却必须自己找地方豪绅们低头要钱都不给。朱苏进做编剧的那部《江山风雨情》里吴三桂第一次出场就是用恩威并施的手段解决了士兵们因为发不出军饷而导致的宁远兵变，为此还得以光明正大地养起了属于自己的私兵——关宁铁骑。这当然是电视剧的演绎，不足以当做真实历史，可由此都能看出晚明的财政状况差到都能为文艺作品提供素材了。

晚明的税收制度倾向于向下层层盘剥，以农民为代表的底层民众负担极其沉重，导致大量农民逃亡或起义，税收收入骤减。

同时，晚明的军费消耗巨大，面临着满清的不断骚扰和入侵，这使得军费开支大幅增加。与此同时，晚明内部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对朝廷不满的百姓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动荡，也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来进行内部的镇压以维持稳定。

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晚明开始大量“放水”——发行纸币，但由于缺乏实物保障，纸币迅速贬值，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为了弥补上述财政亏空，晚明又搞大量借债。但由于财政收入无法覆盖债务，债务负担逐年加重，“已经把孙子们的债都借了”。到最后，这种债务都彻底压倒了整个国家的承受能力，甚至连军饷都发不出来。

还有就是官僚腐败严重，都知道崇祯帝的岳父周奎“捐款”的事，却很少有人看到背后尖锐的阶级矛盾让在当时世界来说也是“发达经济体”的庞大帝国，连军饷都能拖欠到士兵哗变。可见其财政崩溃和贪污腐败的程度——“瘦天下而肥吾身”。

政权集团与金钱集团的结合即权钱交易，又导致财富在集中的基础上更加集中、贫富差距继续拉大，两极分化到了不能再忍受继续“做安安饿殍”的地步，最终造成明朝灭亡。

有些人总说明朝灭亡是税收机制失灵，我则认为：税收问题只是表象，核心问题还是阶级矛盾所表现出的财政崩溃。

所以，在一个王朝覆灭之前，必会先看到财政体系的崩溃——这是王朝崩溃的重大前兆。

从2022年开始，随着城投公司、地方债不断暴雷，网上关于财政话题的各种讨论比以往多出不少，可见不少人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城投公司最早出现于1980年代末，是全国各大城市政府投资融资的平台，就是专门为了给基建搞钱而设立的公司，城市开发扩张与市政基建的资金主要都来自城投。其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客观条件就是中国城市基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

1980年代以前，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由国家财政直接出资，列入公共财政预算，改开之后，从1980年代开始就转为地方主导与银行贷款配合。

但是基建投资动辄几亿起步，像不少三、四线城市，地方一年的财政收入才两百个亿怎么能负担得起？在改开初期、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活得非常滋润，改开引入的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直接具体到各个省份，富裕省份财政收入越高，向中央上缴的税收就越多。

在这种环境下，地方在完成中央分配的额度后往往没有动力再多创收，因为多创收就要多分给中央，于是就出现了“藏富于企”和“藏富于地方”的情况。

从1984年至1993年这近十年来，中央财政收入总体上入不敷出，甚至出现过中央向地方财政打欠条的做法。

还记得当时的财政部长王丙乾说的那句“我现在穷得只剩下背心和裤衩了”，以及在他之后接任的刘仲藜还有一句“我连背心都没有，只剩下裤衩了”。

也是因为这种情况，才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将原来由地方收取的部分税收划分给中央，从而解决了中央财政入不敷出的问题，也解决了当时的央地矛盾。

分税制改革后，就开始轮到地方勒紧裤腰带了，但是在城镇化建设中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却一分钱都不少，而全国除了北上广深等富裕地区外，多数地方就指着各地驻京办跑业务，发工资都成问题，哪来的钱搞建设？

所以这个时候的地方就只能借钱，在“九二南巡”后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陆续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在城市建设投融资方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在城市建设投融资方面，开始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通俗地讲就是法人企业对建设项目的全过程负责包括融资与建设等。

所以，城投公司既是负责基建的法人企业，又是城市投融资平台，这也是每个省市县都至少要有一家城投公司的原因，以上这些都是政策制度变化创造的客观条件，各省市县积极成立城投公司还有一个主观因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GDP论英雄。

从1980年代开始，经济绩效成为地方考核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也是干部晋升的最重要渠道，随后1984年决定适当下放管理权限，确定了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体制，这样赋予了各级地方对下级发动了以经济建设头中心、以GDP论英雄的权力。

地方为了在锦标赛中脱颖而出，必然要招商引资发展工商业，这就需要建设优越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需要的资金以数十亿计靠驻京办跑业务来的那点钱，基建还没搞完自己就退休了，也是基于对钱的强烈需求，各地也积极推动成立城投公司，直至2012年，全国城投公司数量实现爆发式增长。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地方在保增长的激励制度下大力投资计划，地方在保增长的激励制度下大力投资基建，这就导致了各地城投公司数量及发债规模呈爆发式增长，同时也衍生出地方违规担保、举债不规范和金融机构信贷管理等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城投债的问题。

所以自2009年自全国各地城投公司大扩张之后以来，高层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中央就开始严格控制城投公司发债规模，并积极引导城投公司转型发展。要求加强地方投融资平台管理，防控信贷风险，控制融资平台发债规模，并试图厘清城投平台与政府融资职能之间的界限，中央层面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城投公司要取消政府融资职能与推动市场化转型。

地方为了搞到钱，没有节制地为城投公司担保，只管借钱，反正有钱了就能搞建设，政绩是自己的，还钱的事用李再勇的话来说就是“我拍拍屁股走了”，于是就出现了贵州城投债爆雷这种情况。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城投债规模和城投公司的数量一起迅速膨胀，很快就达到了十万亿级的规模，这样的规模一旦爆雷，后果难以想象。而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地方债在等待爆雷中呢？难道都靠今年初网友调侃的“以刑化债”方式来解决吗？

审议《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责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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