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对于我辈来说，汉语乃是安身立命之基，是喜悦、幸福与痛苦之所在，是人生的寄托，是灵魂的家园。

对比胡适，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反对党八股时就很有点孤军作战的意思了，他在众人皆醉时独醒，要唤醒别人却并不那么容易。他所斗争的“党八股”这个东西的确处处存在，但要把它活画出来让人看清它并进而起来反对它却是要大费些心力和唇舌的，要破解“党八股”这个大家早已习焉不察且安之若素的无物之阵是要有些“无事生非”，平地起风雷的大眼界、大情怀与大勇气的。这是一种苦心孤诣，看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宣讲时又是怎样地苦口婆心。党八股这东西竟是个世纪顽症。今天文言是决无可能再死灰复燃了，但党八股却仍有愈演愈烈之势，由此见出毛泽东当年所提问题的深刻性。当然，最使我感慨的还是毛泽东以一个政治人物竟独具只眼地提出文风与语言问题，表现出一种文人关怀(如果不是人文关怀的话)。这是我们这些以文字为业者格外引以为同志的。对于我辈来说，汉语乃是安身立命之基，是喜悦、幸福与痛苦之所在，是人生的寄托，是灵魂的家园。我们就是汉语的热爱者、操练者与--说得大言不惭一些--监护者，母语与祖国在我们心中有同样的份量。我们今天对作为先辈的“文人毛泽东”(陈晋语)为捍卫汉语的丰富性与生命力所作的非凡努力特别表示钦佩。对延安整风后人见仁见智，读许多过来人的回忆录(如韦君宜的《思痛录》)复使人痛心疾首，但反对党八股之意旨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都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

尽管到了1934年胡适还在做白话文运动的扫尾工作，那一年《大公报》请他为新设的名人栏目“星期论文”开场，他一上来就是一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但此时天下早已是白话文的天下，再向残存的文言文开战已经无关时局了，多少还有点煞有介事的味道，所以《大公报》人孔昭恺后来忆及此文时说当年“读之忽忽，若有所失”。胡适这个人真是员福将，他年纪轻轻不费太大气力就成就了不世之功，真是羡慕煞人。

　　中央和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改造官方话语体系，有一篇13年前的文章可以作为参考。

　　2001年2月，时任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的李书磊曾发表过一篇长达9000字的论文——《再造语言》，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于“党八股”——这个世纪顽疾的研究。

　　李书磊写道，党八股虽然是一种顽症，几十年间未曾断绝，但细细考察起来，这其中还是有些变化与分别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党内高层比基层的党八股要少一些，体制中心比边缘的党八股要少一些。

　　他继续写道，毛泽东作为最高领导人最少党八股，这是公认的事实，毋庸多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与高级干部的讲话、文章也多有为人称道者。

　　“或许，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个过人的政治家他才会那样迫切地关注文风与语言。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不仅是政治工具，还是政治本身。”李书磊如此分析。

　　“对于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民族来说，语言特别能体现他的质量、品格、气象与气数。”李书磊写道，“你一张口就暴露了你是谁，想瞒都瞒不住。修改政治、改善生存必得从改善语言开始。”

　　在文章中，李书磊还对学院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近况做出了自己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