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om Lehrer：1967年哥本哈根演唱会 -- 万年看客

301-Jim Endersby：为什么将达尔文画成猴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Z7Kn8bsxDU&t=1118s

晚上好，欢迎来到我的“达尔文的起源”系列讲座的第二场。今晚的主题是“怎样将达尔文变成猴子”。类似画面上这张法国漫画这样的图片我们都很熟悉。我们经常见到达尔文被画成猴子，在树上荡来荡去，画面上这棵树上还标注着“科学之树”的字样。我想分析一下这些图片有什么意思，能够怎样向我们揭示达尔文其人以及他的时代。我认为令我们意外的是，这些图画表明某些情况下人们觉得进化论令人安心，这一点使得进化论在世界某些地区得到了相对迅速的接受，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但我首先想提出问题，指出房间里的猴子——为什么达尔文会被描绘成猴子？这些画面如此熟悉，如今看上去非常自然，但实际上都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巧合导致的。达尔文的大胡子面容非常适合漫画笔法，但是把这幅面容安在猴子身上则是特定时代与地点的产物。

我对这些图片很有兴趣，收藏了很多。画面上这一幅指涉了《哈姆雷特》：猴子坐在达尔文的书上端详人类颅骨。我听说列宁的写字台上就放这么一个雕像。达尔文一直是各种广告商的最爱。画面上是一个早期例子。这是一则药油广告，黑猩猩手拿油瓶，骄傲地宣称自己是达尔文的爷爷，至于这款药油则是“对人对兽都有用，对我更是加倍有用。”广告商特别喜欢进化论，因为能传达进步感。达尔文被他当时的漫画家们着力描绘，每一本新书都会催生类似图像：“这又让我们的猴子心烦了。”这张画的讽刺对象是达尔文关于人类表情的新书，画面上猴子达尔文身边是一位年轻淑女，不耐烦地对猴子达尔文说道：“得了吧达尔文先生，你爱怎么说男人的情绪都无所谓，但是别来烦我。”此外，不得不说达尔文的面貌确实与猴子有几分相似，这一点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漫画家们的大力发挥。画面上这张漫画创作于《人类起源》出版周年纪念日之前几个月。猴版达尔文还成为了T恤的主打图案，各种支持或反对达尔文的T恤都拿猴子说事。达尔文与猴子的联系一直存在，同一套题材不断被一代代人一而再地运用发挥。我收藏了很多此类作品。如果每一幅都给你们看的话需要一晚上。

有趣的是，猴子主题以各种不同方式得到发挥，无论支持还是反对达尔文的人们都喜欢提到猴子，都喜欢在不同语境下开猴子玩笑。但是这一切都并不像看上去这么显然。实际上达尔文从来没有谈到猿类。我们往往以为达尔文说过人类都是猴子的后代，但是这种想法并不准确。达尔文的原话是——或者用现代术语诠释一下——几千万年前我们与大型猿类有共同祖先，但是在《物种起源》当中他根本没讨论人猿同源的主题。书中只有一句话涉及人类进化：一旦他关于自然选择的观点得到接受，“有一天我们终将理解人的起源及其历史。”我不得不说，与我当初开始研究达尔文的时候相比，现在的研究要容易多了，因为达尔文著作全都有了线上电子版。搜索可知，“猴子”一词在全书中出现过三次，达尔文从未暗示过猴子可能和人类有关系。“猿类”在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书中提到的物种没有一种是猿类——没有黑猩猩，没有大猩猩，也没有红毛猩猩。

那么这条联系是怎么出现的？思考达尔文时需要参考的背景之一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印刷行业的工业化。蒸汽驱动的印刷机与机器制造的廉价纸张使得印刷品极为常见。工业化印刷行业催生了畅销书这一概念，也造就了全新的一类男女识字读，同时还塑造了最初的、现代意义上的名人文化。达尔文是最早的科学名人，当时的环境使得他的理念以及他个人的形象不断被重复印刷并且出售。画面上这张维多利亚时期大型印刷机插画——这是我最喜欢的图像——提醒我们，当时存在着大规模扩散的印刷材料，门类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杂志，从宗教布道杂志到儿童杂志，从行业杂志到精英士绅杂志等等。达尔文主义借助所有这些印刷品扩散到英语世界——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并且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传遍全球。

这一现象的后果之一就是致使达尔文的面孔成为了达尔文主义的商标，把它安在猴子身上自然凸显了其中的联系。但是达尔文主义对于不同人们来说有很多不同含义。对有些人来说意味着进步、庆祝世俗主义、摆脱旧日迷信、奔向现代化——用达尔文的门徒之一H.G.威尔斯的话说就是“奔向未来”。但是对于另一批观众来说，达尔文主义则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这些人认为达尔文几乎是魔鬼的化身，达尔文主义破坏了传统价值尤其是传统宗教价值。某种意义上，这些对于达尔文的反应全都体现了人们阅读达尔文的不同方式。我必须强调，达尔文著作在当时并不是完全新鲜的阅读材料，而是伴随着许多其他先前的文本一起得到阅读。其中之一当然是基督教圣经以及人们对于人类在自然世界的位置的预期，但是还有很多其他书籍与图像都会塑造人们在拿起《物种起源》和其他作品时的看法。

这其中最重要的背景文本之一是出版于1844年的《自然创造史的痕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这是达尔文之前最重要的维多利亚时期进化论畅销书。这本书出版于达尔文著作之前，之后很多年这本书的廉价平装版依然行销全世界。只要仔细看看就会发现，维多利亚时期许多著作——包括达尔文本人的作品——在讨论进化论时都指涉了这本书。《痕迹》展开了所谓进步式发展的画卷，讲述了一个不断向上的故事，主题是生命历史的不断改进。这种“进化意味着进步”的预期是读者们在阅读达尔文作品时肯定会有的想法。换言之，当时一系列文本网络相互连接，让人们产生了特定的预期，塑造了特定的文学类型。我的朋友伯尼.莱特曼/Bernie Lightman将这种关于进步的宏大故事称之为进化史诗。这个故事从地球形成开始，一直到遥远的未来。但是这张文本之网的一部分会塑造我们阅读达尔文的方式。此外我认为关于猿类的各种理念也会更加显著地塑造人们对于达尔文的反应。

许多文化对于猿类都抱有积极看法，世界各地都有猿神的传说。但是基督教传统对猿类的看法一般比较负面。画面上是无聊是僧侣们画在中世纪手稿空白处的猴子喝酒插画，显然表明在画家看来猴子体现了人性最低贱的部分。插画里的猴子全都喝醉了，这是完全的人类恶行，却被归咎到猿类身上，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自己身上的兽性部分。此外猿类与猴子通常还被描述为色欲的象征。我认为在这幅图片当中，画家暗示这两只相互搂抱的猿猴都是公的。还有些空白处的插画非常露骨，以至于不太适合在课堂上展示。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自己身上被称为兽性的那一部分在这些图片中展现无遗。我尤其喜欢这幅画，很容易就能看出画中的猴子非常邪恶，不值得信任，几乎像恶魔一样。有一种传统基督教思想认为猿类是撒旦的造物，用来讽刺上帝的创造。猿类的存在就是对人类的恶搞。基督教之前的作者就十分熟悉人猿之间的相似性。人们经常认为猿猴可以模仿人类，但是并不擅长。因此它们提供了一种令人安心的比较：它们像我们一样，但是不如我们。猿类被用来做广告以及在马戏团表演。我小时候布鲁克.邦德茶叶还会拍摄黑猩猩茶会广告，让黑猩猩穿着人一样的衣服上电视。它们可以模仿人性，但是它们的模仿却是苍白的，不完美的，令人发笑。这让我们对于自身优越性感到放心。

不过说到大猿的时候，这个故事距离达尔文的时代还要更近一些，我们开始看到更加具体的联想。这方面有上百个话头可以讨论，我这里先说几个重要主题。比方说红猩猩这个词如今被应用于特定的一类猿类，但是这个词的最早用法特别广泛，指得是各种大猿。最早使用这个词的人名叫雅各布.德邦特/Jacob de Bondt——用拉丁语拼写则是Bontius——他是一位荷兰医生兼博物学家，为荷属东印度公司工作。他报道了各种关于猿类的地方信仰，比方猿类可以说话，但它们不肯说话，因为一旦它们说话，人们就会意识到他们可以被奴役，被派去干活。猿类更喜欢在森林里过轻松的生。德邦特是第一个将马来语单词“红毛猩猩”引入荷兰语的人，然后这个词又传入英语。他这样写到：“Ourang Outang, quod hominem silvae significat”翻译过来意思是“红毛猩猩：丛林之人”。现代语言学家认为原本的马来语单词似乎并不是专门用来称呼我们今天称之为红毛猩猩的物种的特定名称。但是通过翻译，这个词与这种动物密切相连，传播到了更广泛的世界。不过只要看看德邦特的书中插图上的红毛猩猩图片，我们难免觉得他可能从来没见过这种动物。并且他在介绍红毛猩猩的时候肯定掺杂了许多当地神话与传说，以至于混淆了所谓的原始人或者野蛮人与猿类之间的边界。问题在于边界究竟在哪里？森林之人是退化的人类吗？是倒退回早期动物状态的人类吗？还是更简单更单纯的人类？就像卢梭日后猜想的那样？

“红毛猩猩”这个词一度被很广泛，与pango一类的词混用，以至于我们往往搞不清楚这些早期现代文本讨论得是怎样的猿类。对于猿类最早的严格科学描述来自爱德华.泰森/Edward Tyson，他是皇家科学院的早期成员之一。他写了第一篇准确的关于大猿的描述。他这篇论文的标题是《红毛猩猩，或者对于俾格米人的解剖，以及它与猴子、猿和人的比较》。写在十七世纪末期。画面上是他为论文画的图片。就现代眼光来看他解剖的显然是一只幼年黑猩猩，但是他与当时的其他作家并没有这么讲究。他们会用红毛猩猩这个词来形容各种类型的大猿。显然，泰森假设这个生物——“俾格米人”——是人类。因为正如你所知，小时候的黑猩猩要比成熟之后更像人类。成熟的黑猩猩长着更突出的嘴和巨大的犬齿，而幼年黑猩猩的脸更平，眼睛更圆，没有突出的下巴，也没有大牙齿。我不确定泰森是否立刻意识到他正在解剖的猿类究竟多么年轻。这个可怜的生物被当成珍禽异兽带到英国，然后很快就死了，所以泰森才得以解剖它。

我对达尔文主义的兴趣开始于画面上这个人，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古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他是个了不起的多面手，他的众多事业之一就是为《自然历史》杂志一系列自然论文，后来整理成册变成了许多书籍。其中有一篇关于泰森和他的俾格米人的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泰森其人。古尔德主张泰森对于所谓俾格米人的描述深切受到了一种非常古老的思想传统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存在之链。这一理念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时代之前的经典作家，传入到基督教时代，被很多作家加以不断精炼。这个理念非常简单：世间万物可以构成连续的序列，从最不完美通向最完美。矿物是最低一等，然后是最简单的有机物，到植物，到动物以及更复杂的高等动物，到人类，到天使，最后到上帝——热诶可能想象的最完美的事物。这是个静态的理念，体现了上帝创造一切，万物各居其所各有其位，任何人事物都不会在链条上上下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点。

我在新南威尔士大学——也就是我的本科毕业学校——读到了古尔德的这篇文章，感到非常兴奋。在我来到新南威尔斯大学之前不久，学校刚刚开设了人文学院，也就是我就读的院系。老师告诉我，校方决定每个院系都要以自己的学科为主题在新学期举行一场派对，招待其他院系。这是个很不错的想法，比方说西班牙语与拉美研究学院就举办了一场弗拉明戈舞会，非常美丽。我们是科学、历史与哲学系，我们想了半天应该干什么，因为传统上并没有科学民俗舞者。最后我们想到表演巨大的存在之链：在派对大厅里摆着一张长条桌，一头放着盐，然后依次铺陈不同类型的水果、蔬菜、动物等等。桌子另一头是一瓶伏特加酒，代表纯粹的精神。这样比较容易让人记住所谓存在之链是什么样子。

古尔德非常清楚地指出，泰森在解释他解剖黑猩猩时所见到的东西时使用了这个理念。俾格米人不是人类也不是普通的猿类，而是两者之间的某种动物。后来有些人因此犯下了时代错位的错误，误认为泰森支持某种进化论雏形，存在链条体现了事物的发展。但实际上存在之链并非这样运作。只要仔细看看泰森的文章——正如古尔德准确指出的那样——就会发现他并不这么想：“我们的俾格米人与其他物种相比有很多优势，但我依然认为它更应当归为某种猿类，至多也就是个原始人。”请注意泰森的用语。泰森认为人猿之分在于语言，而关于猿类能否说话的辩论一度深受关注，因为辩论结果将会决定猿类与我们的联系多么紧密。泰森继续写道：“正如谚语所说，猿就是猿，尽管沐猴而冠。”这又让我们想到了黑猩猩茶会的广告。另一个关于猿类的问题不在于它们与我们多么相像，还在于它们是否代表必要的过渡步骤。既然存在链条是上帝设计的宇宙秩序，那就一定是完美的。所以链条上不会有缺口，如果有缺口的话必须补全。这种缺失环节的理念比进化论早的多。这意味着将猩猩填入人与动物的空白之间可以补全完美的上帝设计。这套理念并不支持进化论。

但随着人们更加频繁地见到猿类，猿类代表最低层人性的理念也被不断地循环使用，被强加到猿类身上，即使在现代科学刚开始的时候依然如此。另一位荷兰作家威廉.鲍斯曼/Willem Bosman在《关于几内亚沿海地区猿类的全新精确描述》一书当中描述了西非的猿类，也就是黑猩猩与大猩猩。顺便说一句，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包括黄金海岸、奴隶海岸与象牙海岸”。问题不仅在于人类多么像猿类，还在于非洲人是否比白皮肤欧洲人更接近于猿类。当人们开始撰写此类作品并且开始区分人猿的时候，这才是他们真正打算研究的问题。鲍斯曼在书中这样形容非洲的猿类：“这是可怕且凶恶的蛮人，似乎只是为了作恶而存在。有些黑人毋庸置疑地相信它们会说话，但是不肯说话，以免被人抓去干活，而它们不喜欢干活。这就是他们对猿类的看法。”对所谓的有关猿类的土著故事的重述以及一定程度的怀疑，加强了欧洲人面对土著报告者的优越感。说到达尔文与猿猴的联系，当我们寻找塑造这一联系的更切近时代背景时，还会继续见到此类优越感的流露。

我们再来看看大猩猩，这一物种在我们的故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尤其要着重介绍的大猩猩专家是画面上这位理查德.欧文，他是皇家外科医生学会成员，伦敦亨特博物馆成员。后来他还成为了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门的馆长。很大程度上多亏了欧文，大英博物馆最终为自然历史专门建造了一座博物馆。这座非凡的宫殿就是现代自然历史博物馆，位于伦敦南肯辛顿。直到最近欧文的雕像刚刚被从博物馆大门正对面搬走，取而代之的是达尔文的雕像。实际上欧文与达尔文当年可谓一时瑜亮，不分高下。我很乐意看到欧文被重新摆回原来的位置，因为他是这座美丽博物馆得以创建的头号功臣。

让我们先看看与达尔文发生冲突之前的欧文。有趣的一点在于欧文的出身背景非常低微，后来却在科学领域成为了卓越的权术家。他营造了一套资助网络，尤其网罗了一批最受人尊重的英国国教会成员以及最有影响力的伦敦政客。他与这些人交往甚密，并且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们。当他需要大量金钱来建造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这些人自然成为了重要的资源。欧文是英国领先的比较解剖学家，尤其专注于研究猿类和猴子。我认为并不意外的是，考虑到他的赞助网依托国教会而存在，他难免会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驳斥所谓的嬗变主义——也就是进化论。嬗变主义在来自法国的理念，尤其与画面上这位让.巴蒂斯特.皮埃尔.安托万.德.莫奈.德.夏瓦勒.拉马克关系密切。历史学家为了节省时间通常简称他为拉马克。此人是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正是他首创了生物学这个词。拉马克用好几本书刊登了自己的理念，尤其是画面上这本《动物哲学》。他认为物种并非同时被创造，实际上它们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通过他称之为嬗变主义的过程发展得更加完美。

这个过程对很多英国人来说都非常令人不安。首先，英国人历来非常怀疑一切来自法国的东西，尤其此时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刚刚发生不久，一切来自法国的思想理念——例如自由、平等、博爱、嬗变主义乃至喝咖啡的习惯——全都遭到了英国人的怀疑。尤其当时还有些英国激进派借助嬗变主义理念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许“万物各就其位”的理念仅仅是统治阶级用来压制工人阶级的伎俩，而自然的法则则是进化、发展、进步，低等变成高等。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激进派还主张只要有适当的教育，适当的住房，体面的饮食，工人阶级也会成为统治阶级。我们可以想象欧文的上流英国圣公会赞助人多么厌恶此类歪理邪说。他们非常想看到他们最喜欢的比较解剖学家拿起解剖刀对抗这些理念。

画面上是1855年的一个例子。欧文发表了很多此类论文，但是日期很重要——这篇论文的问世时间远早于达尔文。他在收束这篇论文时写道：“将大黑猩猩”——当时对于大猩猩的称呼——“与人类物种区分开来的差异违反了嬗变主义与渐进发展的假设。”我们还记得所谓渐进发展就是《遗迹》一书用来形容进化论的用语。当然，他也关注人类和猿类之间以及“人类的诸多变种”之间的不同。画面上是1853年的一篇论文，这篇文章研究了所谓的霍屯督人——即我们今天称为科伊桑人的南非土著——和澳大利亚的巴布亚人。他们在维多利亚时代被视为最落后、最原始的人类，因为他们的颅容量在人类当中最小，但是即便如此依然相当于大猩猩的两倍。这样的图表显示了欧洲人、巴布亚人以及大猩猩的对比，显示了人类物种优越性的自然等级，也显示了人类内部的种族优越性等级。欧文认为大脑是人类与猿类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他不仅讨论尺寸——尺寸当然很重要——还考虑到了大脑的具体结构，他注意到很多问题，尤其指出人类大脑具有特定的结构，比方说小海马体。这个部位成为了人猿关系讨论当中的明星话题。在他的分类体系当中，欧文创造了一套分类类群，名叫原脑类/archencephala，字面意为“统治脑”。这个类群仅仅包含一个物种，也就是智人。

1859年，他发表了《哺乳动物的物种与地理分布》这篇标题简洁的论文，并在论文附录《论大猩猩》当中提出了原脑类的概念——1859年是个关键年份——“特定的人类特点，即双手与大脑的结合，意味着人类满足了统治地球与一切低等造物的宿命。这份统治力量被赋予了我们并且仅仅被赋予了我们。我说‘赋予’，因为人类特质的超凡组合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就。是祂造就了我们。不是我们造就了自己。”这是他在剑桥大学的演讲节选。这里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圣公会科学研究建制派的大本营，他说的话都是他的资助者想听到的话。必须指出欧文在个人层面处境很尴尬，因为他并不是什么反动主义者。“赢家撰写历史”这句老话在这里说的很对，因为达尔文主义者撰写史书，而他们往往错误地体现了欧文的立场。欧文是个非常进步的科学思想家，非常熟悉最新的欧洲作品，尤其是德文译作。他想提出他自己的进化理论，并且纳入上帝的指引。但是他并不是圣经文本主义者，也并不是年轻地球创造论主义者。

之所以欧文会被描绘成反动派，因为他非常著名地与最激进的达尔文支持者托马斯.赫胥黎发生过冲突。画面上是赫胥黎的照片，可以看到赫胥黎站在一幅黑板粉笔画旁边，画得显然是大猩猩的颅骨。赫胥黎将自己当成了与欧文直接竞争的大猩猩专家。他尤其抱有打压欧文以及攻击圣公会资助网络的企图。他本人刚出道的时候一度不得不依靠欧文的资助，因为他一开始的出身背景甚至比欧文更低下，他对此非常反感。他希望仅仅基于才能来展开科学事业，因此打击欧文的研究可以证明欧文的资助网络已经腐败。他明确地宣称，海马体是一切灵长类大脑的特点，猿类与人类在这一点上并无区别，解剖学并不能让我们明确划分出我们想要划分的界线。刚才我们谈到了工业化催生的印刷品文化以及新兴大众媒体，于是赫胥黎趁势而起，借助年轻的激进杂志《自然历史评论》来推动自己的理念。而欧文则依靠更保守的学术期刊，显然是希望让这场辩论局限于科学领域，以免泄露出去，让那些拉马克主义者把他们肮脏的爪子按在这个话题上。

这个策略一败涂地。两人之间的辩论无孔不钻地突破了科学圈子，进入了媒体视野。例如画面上这张《笨拙》杂志漫画，大猩猩胸前挂着牌子，上面写道：“我是不是人？是不是兄弟？”这其实是废奴运动的著名口号。值得一提的是，这期杂志出版于1861年，也就是《物种起源》出版几年之后，而且达尔文-韦奇伍德家族与废奴运动联系密切。搭配这幅画的诗歌《猴之歌》/Monkeyana还提了一句达尔文，但是只有一句，因为达尔文并没有发表多少关于大猩猩的言论。相反，这首诗非常详细地描写了欧文与赫胥黎的冲突。

“赫胥黎与欧文，

赤裸裸的同行仇恨

笔墨做刀兵的凶猛突袭；

大脑对战大脑，

直到一人被放倒，

好家伙！真杀了个势均力敌！

欧文说你瞧

黑猩猩的大脑

实在是非同一般的小。

这脑子的后角

好像剃过的羊毛，

海马体根本见不着！”

这首诗表明，原本非常晦涩、拗口、生僻的解剖学技术性辩论在当时已经广为人知，以至于足以登上《笨拙》杂志并且呈现在公众面前。我提到早期文本塑造了人们对于进化论辩论以及达尔文本人的解读方式，《猴之歌》也提到了早期的进化思想：

“《遗迹》曾经说得明白，

一切都从空无中来，

靠得是‘发展’，

所谓的‘进步’。”

《遗迹》是这个故事当中较早的篇章。在这个故事当中，赫胥黎与欧文的辩论早于达尔文发表他的理论，关于猿类与人性的辩论更是非常古老。达尔文于是成为了这个进化史诗故事的新一章。

诗人强调了人类与猿类之间的多种区别，例如：

“它们不会直立，

除非争斗必须，

面对那德夏罗，

英勇的骑士！”

那么德夏罗是谁？他和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他实际上是大猩猩的文化形象的幕后推手，促成了这一形象的高度流行，使其成为了得到公众充分理解的文化标志，还将其与达尔文以及进化思想联系在了一起。我略微谈一下他。画面上是一幅非常吸引人的插画，选自他关于非洲丛林冒险的书。他把自己描述成伟大的白人猎手，面对壮硕的大猿。大猩猩对于科学界来说很新颖，谁都没见过。德夏罗声称自己是第一个猎杀大猩猩的白人。他为人猿之争的故事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德夏罗是法裔美国人，当时的人们就不很确定他的生日以及许多个人信息，后来有人暗示他更偏向于小说作家而不是精确的科学记者，但是这些含混之处直到后来才逐渐浮现。他在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被费城自然科学院派往西非探索当时对于西方人而言相对未知的地区，他在加蓬及其周边地区呆了三年。后来他声称在这一时期他见到了野生大猩猩，并且以第一个见到野生大猩猩的欧洲人自居。他回到欧洲之后立刻出版了《赤道非洲的探索和冒险》，其中充满了大猩猩插画。

早在当时就有人怀疑德夏罗作品的准确性。实际上这本书刚刚出版就有人指出，书中号称基于目击记录的卷首插画与几年前另一位法国冒险家的书中插画非常相像。很多人都怀疑德夏罗做没做过他自己声称的那些事业，其他探险家重走了他的探险之路，对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但是质疑的过程需要时间，因此德夏罗在很长一段时间力都是科学界的名人。他强调了大猩猩多么像人，谈到他必须要射杀它们时心中产生了负罪感，还有大猩猩被猎人吓跑时看起来多么像人，等等。他实际营造的意象要比“伟大的白人猎人”更加复杂。但是画面上这幅插画确实将雄性大猩猩塑造成了主导雄性：站立起来，拍打胸膛，直面猎人。《笨拙》将凶猛而危险的大猩猩当成了卖点，宣称只有真正的勇士才能在野外直面大猩猩。

这本书出版之后不久，德夏罗就以欧文的客人的身份来到了伦敦。他的探险一开始就得到了欧文的资助，他在非洲搜集的大猩猩头骨与骨骼全都成了欧文的自然博物馆的藏品。画面上这张插图的标题是“我打死的第一只大猩猩”，画得是德夏罗面对一只大猩猩的胸口开枪——这张打猩猩皮陈列在大英博物馆，显然弹孔位于后背。所以说德夏罗的故事有很多疑点。但是德夏罗的炒作还是取得了极大成功。他写了很多很多书，还写了一本儿童读物。在这个写给孩子们的故事当中，大猩猩杀死了土著猎人，因为非洲人不够勇敢，不敢直面大猩猩，结果不仅自己丧了命，而且就连猎枪都被大猩猩折断了。可以看出好莱坞的金刚形象的根源就在于德夏罗。他是个非常受欢迎的人。画面上是他在美国向波士顿的年轻人举办讲座的速写，可以看到他身后挂着大猩猩折断猎枪的图片。他在伦敦举办讲座的时候身后同样摆着很多大猩猩标本与图片。他确实非常擅长讲故事，非常擅长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各种媒体竞相报道了德夏罗的故事，他的大猩猩成为了一时轰动的社会现象——这一切都发生在达尔文作品出版之后一两年间。在另一篇《笨拙》文章的配图当中同样可以看出折断的枪支，大猩猩正在教训猎人不应该玩弄火器。

大猩猩得到了文学界的如此美化，以至于被《笨拙》杂志描绘成了“当季的英雄”，身穿全套晚礼服走进大门，门童看起来相当害怕。大猩猩的人类特质显然得到了强调，不过其他侧面也没被放过。《笨拙》的另一幅漫画名为“紧张的裁缝与烦躁不安的外国绅士”。裁缝对“看上去像外国人的绅士”——也就是前来做衣服的大猩猩——说道：“先生，您的胳膊有点长，但我会尽力为您服务的。”“看上去像外国人的绅士”再次暗示了种族等级的概念。德夏罗讲述了许多抹黑非洲人的故事，例如他们的迷信，他们的原始信仰，食人习俗等等——老套的谎言又被兜售了一次。《笨拙》还有一张著名漫画，用大猩猩来嘲讽爱尔兰民族主义。画面上的大猩猩正在奋笔疾书一份爱尔兰人不久前发表的政治声明，漫画标题是“经查，本文作者名叫达.西营.行。”漫画暗示爱尔兰人是较为低劣的种族，不像英格兰人这么进步，这是十九世纪常见的英格兰思想——很不幸的是，这种思想之后也没有灭绝，因此野蛮与爱兰人联系在了一起。总之这是非常复杂的故事。首先达尔文与大猩猩联系在一起，然后大猩猩的故事又开始自行发展。并且连带着达尔文主义通向了各种让人预想不到的方向。

大猩猩与达尔文共同前往的意外终点之一是我所谓的“进化论带来的慰藉”。画面上这张插画画得是赫胥黎与欧文，两个人的漫画形象正在检视一个装在瓶子里的自然历史样本——这是一个水孩子。你们应当都很熟悉《水孩子》，这个通话由查尔斯.金斯利于1863年创作。故事当中重新提起了海马体辩论以及赫胥黎与欧文之间的辩论，因此故事当中的叙事者表示：“如果水孩子当真存在，他们肯定会被抓住，泡在酒精里切成两半，一半寄给欧文教授，另一半寄给赫胥黎，看他们有什么可说的。”这两个科学家就这样被引入了儿童故事当中。书中有一个角色名叫Ptthmllnsprts教授，基本上就是赫胥黎的漫画形象。他主张猿类“有海马体”，“就像人一样”。叙事者接着面向小读者们说道：“这实在是非常骇人的主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信仰、希望与慈善又会怎样？你也许会想到在你与猿之间存在更重要的区别，比方说能够说话，能制造机器，分辨对错，向上帝祈祷，但这都是孩子气的空想。除了伟大的海马体测试之外什么都靠不住。如果大脑力有海马体，那么你就不是猿类……”

你可能会认为查尔斯.金斯利牧师作为一个相当虔诚的基督徒，写这段话是为了嘲笑赫胥黎、嘲笑进化论，同时明确区分人与猿。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实际情况还要更复杂，因为《水孩子》是个宣讲进化论的童话。主角汤姆原本是个扫烟囱的小孩，他从没读过圣经，不知道宗教。故事讲述了他的进化。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念是作品当中体现的众多主题之一。这个脏兮兮的小孩最终进化成了好基督徒。我认为这个例子表明，源自《遗迹》一书的早期进化史诗传统到了达尔文的时代依然影响着人们阅读达尔文的方式：进化的要旨在于不可避免的进步。对于金斯利来说，这意味着进步到更为高等的精神与道德状态，不仅仅意味着更好的身体，更好的大脑，还包括更好的灵魂，更好的道德。

金斯利在达尔文的故事里扮演了有趣的角色。他是个著名的自然专家，撰写过一本名为《海岸奇观》的科普作品，继承了自然历史乃至自然神学的传统，试图通过自然的神奇来窥见上帝的奥妙。此外他也是个宗教作家。考虑到他抱有这些兴趣与进步观点，他出现在达尔文的赠书清单上也就不足为奇了。达尔文向许多人邮寄了《物种起源》，其中大多数都是科学界人士，显然希望能够得到积极回应。寄给金斯利的书尤其令达尔文收获颇丰，因为金斯利给他写了感谢赠书的回信。他说他正在“逐渐意识到，我可以相信祂创造了有能力自我发展成为各种形态的原始形态，也可以相信祂需要进行全新的干涉行为补全祂自己造物之际的空缺。前一种神灵概念其实更加高贵。”上帝如此伟大，可以创造浸透了预见性的有生命物质，这种物质可以自行发展进步，不断适应环境的改变。这个理念在《水孩子》当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基于进化的自然之战导致不可避免的进步这一理念得到了达尔文的欣然接受，以至于他在征得金斯利的许可之后在《物种起源》第二版序言当中引用了金斯利的论述。显然达尔文很乐意让人们按照金斯利选择的阅读方式阅读《物种起源》，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达尔文还略微修改了第二版的结尾。以下是第一版《物种起源》的著名结尾：“这样，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和死亡里，我们能体会到的最可赞美的目的——即高级动物的产生——直接随之而至。认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被吹入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而且认为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最奇异的类型起始于如此简单的开端，源自已经而且正进行的进化，这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

我很喜欢这段话，这段话可说的地方有很多，可惜的是今天时间不够了。我要指出“吹入”一词绝对带有圣经意味。“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这句话显然指涉了最伟大的英国科学家牛顿。十九世纪的人们经常引用牛顿的言论，认为上帝是个完美的钟表匠人，祂将宇宙设计得如此美丽，各种机制安排得如此完美，以至于宇宙可以永远运行下去，不需要制造者的维护，不需要上油或者上弦。换句话说，上帝可以通过设定规律来创造这种理念用金斯利的话来说“更加高贵”。按照没那么高贵的理念，上帝则必须亲力亲为设计每一种蛞蝓。我认为最后一个句子的时态特别有趣。“最美丽最奇异”的用词很有圣经甚至宗教语言风格，“已经而且正进行的进化”则意味着进化并没有结束，还在继续，或许更好的东西还没有到来。达尔文的第二版《物种起源》稍微修改了一下——第二版的发行时间距离第一版只有几个月——在“吹入”前面添加了“由造物主”。这种对于进化的神学解读——进化或许由上帝设计，由上帝管理，由上帝驱动——在达尔文的后期版本当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后来达尔文又去掉了造物主这三个字，并且后悔使用宗教语言。《物种起源》在他的生平期间总共改版了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