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只在权斗的层次考虑问题，任何的政治事件都可归因于此。

新生政权面对的复杂环境才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一些人以为二十年时间足够使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政治形态稳定下来，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资本主义的稳定运行也要等到二战之后，借助战争的巨大破坏，才能实现。

改变政策容易，改变全体国民的认识艰难，哪怕身居高位，在某些方面有巨大贡献，也很难认清前方的道路，这是因为新生的政权面临生死的重压，路线的稍许偏差，就是生死的区分。

斯大林掌权后，苏共中央内部，第一次尖锐的分歧，就是农庄集体化改造，相当多一批人反对斯大林的农庄集体化，然而又提不出解救工业危局的其他可行道路，只能重复小农生产的老路，依靠富农带动农业发展，政策向富农倾斜。谁对谁错，当时分辨不清，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分歧巨大。时间等不起，只有暴力解决。这是当时的无奈，也是必经的苦难。

至于之后的肃反，我没有翔实的资料，也无专业的研究，依据大的环境背景，我依然认为是路线之争，权利之争是围绕路线之争的附带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