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85-史蒂芬.平克：犹太人究竟有没有聪明基因？ -- 万年看客

但是反过来说，这项研究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纯良无害。我想大概不会有人因为自己出身于一个平均智商高于一般水平的族群而感到遭受冒犯，但是假如将视线从智商转向性格又会怎样？我们知道性格同样可以被测量，而且在同一种群内部也高度具有遗传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族群之间的差异也同样具有遗传性。我们知道不同种族群体的总体性格确实存在微小的统计学差异——当然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未必是基因——这样一来我们自然可以提问，是否存在针对阿什肯纳奇人的性格特质的自然选择使得他们更易于在金融、管理、商业领域取得成功？至于这些性格特质可能是什么我就不说了，大家不妨自己琢磨琢磨。在我看来，进行这种研究的可能性并不很大，但是万一有人进行了这种研究的话，研究结果在开罗、吉隆坡或者巴黎郊区这样的地方会得到怎样的诠释？

CHH论文还有可能凸显阿什肯纳奇犹太人与西班牙系犹太人之间的不同，甚至导致犹太社群内部分裂。论文主要研究了阿什肯纳奇犹太人的智力。我问过Cochran，他对于西班牙系犹太人的智力有哪些预测？他认为具体情况应当大差不差，尽管证据的力度可能会稍显欠缺。此外类似研究对于以色列社会和谐的影响也不难想象。我们可以针对任何族群之间差异的可能基因原因进行研究，一旦你为此类研究打开方便之门，必定会招致更多充满政治负担的议题，例如非裔美国人与欧裔美国人之间的整体智商差异。因此毫不意外的是，也有人指斥CHH论文是“劣质科学”，“造成了不良影响”，“要不是我觉得研究结果并不算冒犯人，我准得痛骂这份研究狗屁不通。”我认为这些反对意见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于任何基因解释的广泛反感。我本人的作品《空白石板》正是围绕这一话题展开。

认为人类才能或者品性的任何方面具有任何生物学基础的看法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往往被视作政治、道德与情绪三方面的煽风点火之词。我在书中讨论了怎样合情合理地应对关于人类性格与智力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发现，包括关于族群之间可能存在的基因差异的发现。最近几十年的做法是干脆否定智商的存在。《人类的误测》一书干脆否定具有明显基因区别的人类族群的存在。常见的迷思主张根本不存在种族这种东西，种族是纯粹的社会构建产物，谁敢反对谁就是纳粹。有一句我不知道出处的言论可以很好地回应这种思路：所谓现实就是在我拒绝相信之后依然顽固地不肯滚蛋的东西。某种意义上，我们面对各种科学发现时的情绪反应完全无关紧要。现实就是现实，无论我们对现实抱有什么看法，无论我们认为现实有利还是有弊。事实永远不可能反犹。在思考这些议题的时候，我认为很有必要区分公平与相同。《独立宣言》主张“我们认为以下事实不证自明：所有人都生来平等。”宣言并未主张：“我们认为以下事实不证自明：所有人都是克隆人。”致力于政治平等意味着借助政策禁止针对个人的歧视，哪怕这位个人所属群体的统计学平均指标确实能为此类歧视提供所谓的依据，无论划分群体的依据是种族族裔还是性别。只要实施平等政治的目标是个体而不是群体，那么群体的统计学表现就无关紧要。

立法规定某一项经验性结果应当是什么样子确实很没道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表示“别往那边去”——这种问题从一开始就不该被提出来，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可能出现的答案。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此类研究遭到限制，因为它们很可能带来有害的社会后果。比方说我们禁止用人类作为生物制药的实验对象，以此来保护人们；又比方说我们立法保障医患保密协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还暂时叫停了重组DNA研究。我之所以并不认为我们可以依靠限制手段来应对此类研究，原因在于真正的威胁并不来自研究行为本身，或者说研究行为并不会造成实际伤害，真正的伤害来自研究结果所包含的理念。以禁止来对抗理念从来都只能使得理念变得更加危险。任何理念从来都与其他理念环环相扣，针对内容的限制必然扭曲研究自由乃至整片智识领域。历史上充满了此类例子：某项经验主张被人们视为具有重大道德意义，因此与之相对立的理念遭到压制乃至惩罚，科学以及人类都因此遭受了损失。

研究基因与群体基因组的积极原因也有很多，最明显的原因就是医学。遗传病是非常可怕的疾病，因此人们才对其如此关注。为了理解病因以及找出可能的疗法，人们必须理解导致疾病的所有起因与疾病导致的所有后果，包括致病基因在族群人口内部的分布情况以及致病基因对于中央神经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此外基因研究也为犹太历史提供了令人兴奋的信息源。基因研究已经证明，在现今中东地区确实曾经存在过犹太人的共同根源。针对犹太教教士Y染色体单倍体与邻近基因的模式的研究表明，这些人的外染色体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第二圣殿时期。这一发现为犹太教教士地位沿着父系血脉传承的主张提供了基因学依据。多亏了这些技术，我们将来还会取得许多关于犹太历史的迷人发现。此外基因学还有助于我们研究历史文献记载不足的地区。在非洲、美洲与大洋洲缺乏历史文献，使得我们完全不知道最初的先民怎样抵达这些地区以及为什么要来到这些地区。欧洲人怎样来到欧洲？日本人怎样来到日本？语言如何分化？这些都是文字记录出现之前的人类史。基因研究能让我们瞥见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基因研究还为谱系学提供了极大的助力。许多基因分析服务的最热切客户都是非裔美国人，他们希望借助基因测序来确定自己的祖辈究竟来自非洲的哪一片特定地区。毕竟他们自己的谱系历史记录此前已经遭到了悲剧的抹杀，而基因测序则为他们提供了可堪一用的替代品。分析族群之间的基因相同与差异之处还可以用来驳斥诱发恶意的族群差异主张，有助于改善而非恶化公众对于族群差异的看法。

最后我发表一点我关于基因组革命的看法。2000年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完成与公布以及这一成果带来的诸多后果正式开启了这场革命。说到人类基因组革命究竟会带来什么，很多人都感到坐立不安。这方面的顾虑促成了生物伦理学总统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委员会的顾虑当中最为人熟知的两条分别是克隆人的可能性与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的可能性，后者指得就是所谓的设计师婴儿，即将有助于智力、音乐能力或者体育能力的基因输入尚未出生的胎儿体内。我个人认为这些恐惧有些无地放矢。克隆归根结底就是孪生，一旦人们意识到克隆的本质——也就是将你自己的同卵双胞胎当做自己的孩子——不是什么复活死人的巫术，我想很多人都会在这项技术向公众开放之后对其趋之若鹜。如果CHH论文正确的话，基因增强技术必定非常困难。我预测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见不到这项技术成为现实，因为对于智商具有显著增强作用的基因往往同时具有有害的副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某些基因确实可以增进智力，比方说扭转性肌张力障碍基因。假如将这个基因输入你的未出世孩子体内，那么这孩子的智商大致将上升10点，同时他/她还有10%的可能要在轮椅上度过终身，我认为这才是考虑基因增强技术的家长们必须要面对的选择。因此这项技术很可能根本发展不起来。在我看来，基因革命最令人忧心的后果既不是克隆技术也不是设计婴儿，而是技术与理念的脱节：如今我们有能力在基因与进化层面揭开某些人类族群差异的可能起因，而当前的智识界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一前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