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85-史蒂芬.平克：犹太人究竟有没有聪明基因？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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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职业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出发，我今天都非常有幸在这里发言。从小到大，我的成长经历浸透了犹太文化与意第绪文化。我的祖父母只会说意第绪语，我的父母也以意第绪语作为第一语言。我的母亲是蒙特利尔比亚利克高中副校长，这所学校专精意第绪语言与文化教育，同时也传授世俗知识。我首先讲一个我家族当中的意第绪语言使用者的故事，这个人是我姥爷。我姥爷名叫卡尔.韦森菲尔德，我姥姥名叫克莱拉.韦森菲尔德，老两口在蒙特利尔郊区开了一家领带工厂。有一个周末我去看他们，原以为我姥爷会在办公室里坐着，结果却发现他跑到了车间里，面前是一张很大的工作台与一叠布料。他手里拿着一把用来按照模板切割布料的圆锯。我问他在干什么，他向我演示了一下。在大块布料上切割下领带的形状之后会剩下很多边角料。如果将这些边角料裁剪缝合一下，并且将缝线藏在看不到的地方——例如领带内侧或者环绕颈部的位置——那么每一块布料就可以额外多制造几条领带。我说：“这倒也很合理，但你为什么非要亲手做不可？为什么不能把这套方法交给工人，让他们做就好？”我姥爷白了我一眼说道：“Goyishe kop。”——“外邦人的脑袋。”他说这话的态度并不很严肃，但也并非完全在开玩笑。犹太人的智力史是一段漫长的历史，而且充满了高低曲折与含混不清。

首先，犹太人在智力方面的成就着实不可小觑。根据西摩.马丁.利普塞特与厄尔.拉布的调查统计，尽管犹太人只占到美国总人口的2%到3%，但是他们却占到了美国前二百位著名知识分子当中的一半，诺贝尔科学与经济学奖得主当中的40%，20%的顶尖大学教授，以及40%的纽约与华盛顿特区顶级律所合伙人。美国票房前50名电影的导演、编剧、制片人当中足有59%都是犹太人。此外37%的美国国家科学奖得主以及50%的世界象棋冠军也是犹太人。所有这些信息都不是什么秘密，在犹太社群里广为人知。最近网上有个段子，题目是犹太词汇表的新增单词。Jewbilation：名词，意为发现你最喜欢的某个名人是犹太人。Yidentify：动词，意为发现某一位名人的犹太裔血统，即便此人的名字可能是圣约翰、柯蒂斯、戴维斯或者泰勒。最后还有Mynstein：我的孩子是个天才。

犹太人非同寻常的智识成就或许可以用另外一项长久以来为人所知的事实来解释：平均来说，犹太意在智商测试当中的得分要超过任何其他具备可比较数据的族群。犹太人的平均智商在108到115之间，而欧洲人口的平均智商是100。换句话说，犹太人的平均智商比欧洲人口的平均智商高出了一个标准差。即便考虑到受测试人的收入与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这一点依然成立。这一优势在语言分析与数学任务方面较为明显，在空间任务方面则较不显著。更重要的是，尽管犹太人的智力优势平均而言不算特别突出，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以下数学事实：正态分布曲线的形状是钟型曲线。换句话说，平均数的微小差异反映到钟型曲线两端就会变得非常明显。假设将犹太人与欧洲人各自的智商分数钟型曲线重叠起来，在曲线中段的突起部位两者并没有显著区别。至于分数一般的高分布群体与得高分的低分布群体之间的比例，犹太人与欧洲人同样区别不大。但是在表示高分区域的中型曲线尾部，越是逼近尾部末端，两条曲线之间的相对差值就越明显。已知犹太人与平均欧洲人各自的平均智商差了一个标准差，我们首先在两条曲线各自的高分布区间选取一个高于平均得分三个标准差的一般高分，然后在各自的低分布区间选取一个高于平均得分四个标准差的非常高分，再然后计算得分位于这两个高分之间的人数，可知犹太人的人数是平均欧洲人人数的42倍。

反过来说，欢欣雀跃的情绪当中又掺杂了多少负面因素？犹太人的知识成就无疑为众多阴谋论火上浇油。在互联网上随手一翻就能找到一大堆阴谋论网站，日夜紧盯着犹太人统治世界的进度。针对犹太人的任何基因特征化概括都会引起广泛的厌恶，诸多原因不言自明，其中之一当然是当年纳粹基于所谓的犹太族裔特征极力鼓吹的种族分类伪科学。不那么明显的原因在于则在于锡安主义或者说犹太复国主义主张要在原本的巴勒斯坦国境内建立犹太裔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很难被定义为种族国家，尽管它确实可以被定义为民族或者族裔国家，就像任何其他民族国家一样。因此从反面来说同样存在着避免对犹太人进行基因描述的压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纽约时报》与《经济学人》抛出了一篇骇人听闻的研究成果。研究表明，智商与疾病或许都与阿什肯纳奇基因相关。犹他大学的科学家们主张，祖籍来自欧洲中部与北部地区的犹太人——阿什肯纳奇人——身上常见的基因疾病的不寻常模式是针对强化知识能力的自然选择所造成的附带后果。这项研究由Greg Cochran，Jason Hardy以及Henry Harpending于2005年最初发表于《生物社会科学期刊》，论文标题是《阿什肯纳奇人智商的自然历史》。这篇论文认为，犹太人的智力优势部分取决于基因，而基因差异是针对智力的自然选择的结果，遭受自然选择的对象是社会中层从业者，例如商人、放贷者、行政官员。在阿什肯纳奇的历史上——尤其是最初800年，也就是公元800年到公元1600年——这种针对单一性状的快速选择在生物学层面难免会导致有害的副作用。因为基因就像生活一样，任何改变往往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会导致某一性状的一组基因也会使得有机体产生另外一系列反应。阿什肯纳奇易于遭受隐性基因纯合子导致的疾病，换句话说子女必须同时继承两份隐性基因才会发病，一份来自父亲，另一份来自母亲；但是同一个隐性基因如果出现在杂合子当中——即子女仅仅从父亲或者母亲那里继承了一份隐性基因——则能起到提升智力的作用。生物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作杂合子优势。举例来说，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泰伊-萨克斯二氏病在阿什肯纳奇人当中更加常见，这就是典型的纯合子基因病。打个比方，人们很早以前就注意到，在过去几千年间疟疾经常发作的地区存在着一定比例的人群携带某种基因。若只携带一份该基因，携带者会具备名为镰刀状血细胞的性状，这一性状能让他们具备针对疟疾的抗性。但是如果他们携带两份基因，则会患上镰刀状红细胞贫血症。与之互补的预测则认为，由于某些显性基因只能部分穿透——换句话说此类基因虽然是显性基因，但却只会影响一部分而非全部携带者，其中原因尚不明了——有些基因携带者具备了较高的智商，另一些则患上了基因疾病。生物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作拮抗基因多效性，最典型的例子是扭转性肌张力障碍。

接下来我要针对Cochran， Hardy以及Harpending的研究——以下简称CHH研究——提出两点问题。第一，研究的证据多么过硬？第二，这种研究在政治与族裔的层面具有怎样的意义与影响？先来看证据。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理论，我将其分解成了七项假说并且分别加以解释。

假说一：犹太人的智商优势主要由基因决定。这一说法本身就极富争议。原因有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许多知识分子都很怀疑智商这东西究竟存不存在。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当属斯蒂芬.杰.古尔德，他在《人类的误测》一书中主张泛化智商的理念只是虚构而已。他已经说服了很多人相信他这套主张才是关于智商的最先进理论。这么多学术从业者居然集体否认智商的存在，着实令我大开眼界。学术人员全都痴迷于智商，要是不许他们谈论智商的话，我看他们就什么都讲不出来了。他们平时聊天的时候要么比较彼此的智商，要么比较各自学生的智商。同一个人一方面会否认某种形式的智商存在，另一方面又会主张另一种形式的智商存在，比方说“含铅油漆会导致智商下降6点”，比方说“处决一个智商低于70的杀人犯是否符合道德？”又比方说“现任美国总统的智商是否足以胜任这一职位？”

实际上这种常规知识与专门研究智商的研究人员发现的结果大相径庭。十年之前，《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一书问世之后，美国心理学协会成立了一个专家组来研究这则关于智商的最前沿科学质疑，专家组包含了在智商问题上抱有各种立场的成员。最终提交的共识报告宣称：智商是一种稳定的人类特质；智商测试可以相当准确的体现某人的智商高低，而智商高低又能用来预测许多人生境遇；在人口内部，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遗传；根据不同的测量方式与受试者所处的不同年龄段。遗传可以用来解释40%到80%的智商差异。上述结论来自针对上万组同卵双胞胎与同父双胞胎的研究。事实表明，同卵双胞胎的智商相关性要大于同父双胞胎。还有些研究的对象是一出生就被分别送往不同成长环境的双胞胎，尽管从小分离，但是这些双胞胎的智商相关性依然相当显著。还有些研究比较了同父同母兄弟姐妹与一方或双方为领养子女的兄弟姐妹，前者的智商相关性要远高于后者。最后，领养子女的生物学父母的智商要比养父母的智商更能用来预测领养子女本人的智商。

但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研究结果都不能表明不同群体之间的智商差异源自基因。支持这一逻辑主张的最典型例子如下。我们在一片地里种满玉米，每一株玉米的高度会有所差异，因为不同玉米植株的基因有差异。但是假如我们将一半玉米种子种在爱荷华州，另一半种子种在内华达州，那么导致两组玉米之间平均高度差异的最主要因素肯定是环境。当我们比较两组不同的人口，而不是同一组人口之内两个不同的个体时。就算人口内部的智商差异确实由基因决定，人口群体之间的智商差异依然是由环境决定的。

那么犹太人与其他欧洲族群之间的智商差异应当如何解释？这是一个很容易验证的假说。我们可以进行收养子女研究，分析一下生物学父母与养父母各自的智商与被收养子女之间的相关性。据我所知，还没有人进行过这样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的可行性很高。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认为犹太族裔与非犹太族裔之间的智商差异由基因决定的主张并未得到直接证明。支持基因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双方之间的智商差异如此悬殊，以至于需要相当巨大的环境因素才能造成，而目前我们并不知道有哪些环境因素足以如此显著地提升成年人的智商。其次，犹太人的智商优势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犹太人族群最早留下智商测试得分记录的时候。再次，这一差异并不是社会经济地位或者财富差异的结果。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穷困犹太人相比起其他族群的穷人同样具有显著的智商优势。换句话说，支持这一主张的证据虽然很合理，但都是间接证据。因此我们理应寻求替代性的环境因素解释。话说至此，我们不妨往犹太单词表里再加一个新词——Disqvalified：在父母、祖父母以及希德叔叔眼中从法学院，医学院或者商学院辍学的行为；某些极端情况——例如在隔壁邻居爱森的儿子大卫选择生物学专业的时候依然坚持选择艺术史专业——也足以构成这一行为。按照《纽约杂志》记者 Jennifer Senior的说法：“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了犹太智商优势的根源究竟是犹太基因还是犹太母亲。”

不过话又说回来，仅仅因为作为替代选项的环境因素确实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要不加审视地将其奉为圭臬。环境因素也应当经受就像基因因素一样严格的审视。这一来我们难免发现，支持环境因素的证据往往也直接不到哪里去。在行为基因学领域有一项发现得到的公众关注远远赶不上“智商的可遗传性高于零”这一事实：非基因因素对于智商差异的贡献——即便是双胞胎，参加智商测试时的得分也依然有差异——似乎并非来自家庭，也就是双胞胎的共享环境。我们或许认为，假如智商差异的50%源自基因，那么剩下的50%肯定源自家庭，是不是？先别急。针对大量参与者的许多研究都表明，一出生就分开的兄弟姐妹的成年智商相关度等同于在共同环境中一起成长起来的兄弟姐妹的智商相关度，而被收养兄弟姐妹之间的智商则完全不存在相关性。换句话说，从小在同样的家庭环境长大，受到同样的父母教育，看同样的书与同样的电视节目，这一切似乎不能为成年人的智商留下任何持久印记。某些家庭环境以外的因素要为非基因性的智商差异负责，或许是文化、同辈团体与环境的影响；又或者是单纯的随机因素，例如你在神经元成长的幼年时期的某一天，某些神经元是否受到了刺激。你小时候有没有遭受病毒感染？有没有摔坏脑袋？或许还要考虑非线性的基因与环境互动，即同样的环境可能使得一个人智商上升，另一个人智商下降，但是最后这一主张目前基本停留在猜测阶段。

另一个需要问的问题在于，犹太文化是否真的更加看重物理学、数学、经济学、象棋、社会科学、哲学等领域的成就？在二十世纪，犹太人在这些领域的表现确实非常出色，但是这些领域却未必一定是传统犹太文化价值体系的固有组成部分。我给大家讲几个段子吧，毕竟这方面的材料除了段子也没什么。我的朋友内德.布洛克当年告诉他父亲，他进大学之后打算就读哲学专业。他父亲说：“哲学？你搞什么搞？”《纽约客》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关于我的前任同事诺曼.乔姆斯基的文章，其中引用了他母亲的言论。当初乔姆斯基告诉他自己打算投身语言学专业时，老太太的反应如下：“我在马路上整整溜达了一天，满街都找不到写有‘诚聘语言学家’的告示。”针对这种说法的怀疑论调当中最极端的版本来自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史丹利.斯坎特。他在自传中写道，“对于一个来自布朗克斯的十七岁男孩来说，1939年的耶鲁大学是个非常恶劣的地方。这里是咋咋呼呼的体育生的天堂，不适合我这种人。我猜这是我活该，因为我上耶鲁大学是违背了我父亲的意愿。他完全看不上高等教育，他原本希望我去中西部就读一所学制一年的技校，回来之后从事家族业务。我从来都不理解那些在智识领域冲劲十足的犹太裔移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家的人和那些人完全不是一个路数。我所认识的犹太家庭当中也很少出现这种情况。犹太人对于学识的热爱在我看来从来都是传说，由少数几个拉比的儿子传播开来。那帮家伙其实什么都不会，只会上学读书，毕业之后就用下半辈子的时间写小说来回顾自己的学生生涯。”

最后，基于文化的环境因素解释有其局限性。大家都听过这句老话：“假如希望是骏马，那么乞丐一个个都是骑士。”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下一个爱因斯坦的父母不知凡几，这并不一定就能让他们的儿子成为爱因斯坦。所以在我看来，环境因素理论同样未经证实，而且支持这一主张的证据甚至还不如支持基因因素的证据那么多，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两者都有可能为真。

CHH论文提出的第二项假设认为阿什肯纳奇人更倾向于族群内部通婚，这是某一特定性状得到迅速选择的前提条件。进化生物学的标准观点认为，水平较低的外来基因流入是快速选择的必要条件，无论得到选择的性状究竟是什么。如果有新的基因通过杂交或者说通婚流入了某个种群，那么该种群原本的基因就会遭到稀释，而选择也不会有多少造成显著影响的机会。CHH论文主张阿什肯纳奇人更倾向于族群内部通婚，并且引用了一项在座许多观众想必都十分熟悉的文化传统作为证据，即打压跨族通婚。我姥姥当年告诉我妈，爱上犹太男性与爱上非犹太男性同样容易。在阿什肯纳奇人的历史上，跨族群婚配的现象确实不太常见，最起码与其他族群相比没那么常见。零散的历史文献对于犹太人生活的描述也声称他们极少与外部通婚。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查看基因更加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根据目前的估计，在阿什肯纳奇人的历史上每过一代人都会有0.5%到1%的非犹太基因加入其中。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皈依、跨种族通婚、婚外情、解放奴隶以及强奸等等。顺便说一句，我认识的许多犹太人都相信确实存在犹太种族这种东西。我曾听过一种说法：欧洲犹太人、阿拉伯犹太人以及也门犹太人等等群体彼此之间的基因联系要比各个群体与地理邻居之间的基因联系更密切。这种说法十有八九是错的。诚然，某些标志性基因可以在各个犹太群体当中找到。但是一代人半个百分点的外来基因乘以上千年来的众多世代必然意味着临近种族群体的大量基因被吸纳进了犹太人族群。根据不同的测量标准，比例大约在35%~55%之间。

第三项假设认为，阿什肯纳奇人主要从事商业、管理与金融行业，其中最典型的职业就是放贷。他们赖以谋生的职业与当时欧洲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职业都不相同。换句话说，绝大多数阿什肯纳奇人都不是农夫、士兵、手工匠人以及贵族。CHH论文总结了若干犹太史学家的说法之后认为，犹太人从事这些职业或许具备一开始的机遇优势。首先，犹太人的识字率比较高。犹太人早早就出于宗教原因而教儿女读写，而绝大多数与犹太人相邻的社群则不这么做。这一做法的副产品是让犹太人更倾向于在城市化职业当中获得成功。第二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流落到了地中海沿岸地区，因此他们很适合担当贸易往来的渠道。此外在中世纪他们还相当方便地成为了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相互接触的中间人，当时这两大文明都并不特别乐意直接与对方打交道。因此在阿什肯纳奇人的历史上，初始的随机优势将犹太人导向了金融管理与销售行业。此外还有其他产生作用的因素，例如基督教禁止基督徒放贷，很多时期与地区都曾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中世纪的手工匠人行会也往往不允许犹太人加入。CHH论文引用多篇研究成果的历史数据来表明，到了公元十二世纪前后，绝大多数阿什肯纳奇人都以放贷为生，这一模式直到十七世纪才有所缓解。此外直到最近犹太人都一直人尽皆知地占据着中间人这个生态位。

第四项假说认为，既然这些职业在历史上就与阿什肯纳奇人相关，而这些职业的成功又与智商高低存在相关性，那么聪明人在这些职业表现更好。为了支持这一假说，CHH论文引用了大量关于各种职业的当代数据，以此证明智商可以预测以收入水平来衡量的职业成功。对于几乎任何职业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智商越高则收入越高；某种职业的专业性越强，这一趋势就越明显；金融与管理行业从业者的最低智商要求要高于务农、手工、从军等等。要想从事商业或者放贷，首先必须识数，尤其是在电子表格还没发明的时代；其次需要识字，从而保留往来记录以及写信与读信。此外，在尚且不存在当代信用体系的社会，具备一定程度的社交智商来判断是否应当向某人放贷，评断此人的品格以及意图，大概也能带来相当的优势。

第五项假说认为，更显著的财政成功会带来更显著的生殖成功。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机制往往使得具有某些性状的有机体比起具备其他性状的有机体在种群内部留下更多后代。这一点在当今世界已经不成立了。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富裕阶层生育的子女数量都更少。但是在历史上，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确实遵循这一规则。古代与现代之间的人口转型从十八世纪开始。很多研究都表明，在步入工业化之前的社会里，有钱人确实会留下更多长大成人的子女。有证据表明，这一说法对于中世纪与现代史早期的阿什肯纳奇人来说确实成立。我曾经与波兰的犹太人讨论过，对方表示富裕家庭确实有更多子女活到长大成人，原因在于富裕家庭的营养条件更好，居住条件更宽敞，能够雇佣奶妈，在发生瘟疫时有条件迅速转移。总体来说，这一相关性直到最近都相当可信。我将其称作塔克定律，这一命名来自苏菲.塔克的著名言论：“我过过穷日子，也过过富日子，还是富日子更好。”

第六项假设，许多阿什肯纳奇人身上常见的基因疾病是自然选择而非基因漂移的结果。这一说法是论文论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争议较大的一部分。生物学家认为基因漂移与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两大可能原因，这两者本质上都是基因出现频率随时间推移而改变。刚才我解释过了自然选择，接下来主要说说基因漂移。在一个有限的种群当中，总会有一部分基因由于随机取样而在下一代得到体现，至于这些基因究竟为有机体表型带来优势还是劣势完全无关紧要。比方说有一个民族，其中包含大量的红头发人群，然后某一天下雨打雷碰巧把所有的红头发都给劈死了，于是该民族的下一代人就一个红头发都没有了。这并不意味着红头发不利于生存，更不意味着红头发容易遭雷劈。只不过从统计角度来说，某一种群携带的某个特定基因可能确实会带来有利或者不利影响，因此导致基因出现频率的改变。基因漂移现象高度依赖种群规模。在一个两亿人的种群当中，所有红头发全都被雷劈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假如种群规模只有五到十个人，出这种事的可能性就没那么渺茫了。基因漂移最明显的形式就是创始人效应。假设有一个小岛，岛上有数目不多的一群人，他们从未得到外界的援救，只能在岛上生活，成为了全新种群的创始人。那么无论这些创始人身上有什么症状——比方说红头发——都会在接下来的几百年成为这个岛屿种群的特征。这一点与这些性状具有哪些优势毫无关系，完全取决于当初抽签的运气。另一个导致基因漂移的现象是人口瓶颈，即原本规模很大的种群因为疾病或者战争之类的原因而人口骤减。那么幸存者就会成为后世人口的祖先，而他们所具备的性状也会传递下去。如果通过瓶颈后人口迅速增加，则瓶颈也会影响种群的基因构成。再用刚才的小岛比喻来说，假设岛上一大部分人口突然集体离开了小岛，那么留在岛上的少数人的性状自然会成为日后岛上种群的标志性状。

CHH论文提出了四组证据来对抗目前关于阿什肯纳奇人常见基因病起源的主流假说，即这些基因病是基因漂移的结果，或许源自创始者种群，或许源自人口瓶颈。测试这两种假说的关键在于漂移会影响到全部基因，无论是中立、有利还是不利基因都一样。他们的第一个论点认为，阿什肯纳奇人整体而言的基因杂合性并不低于相邻且种群规模更大的俄罗斯人或者欧洲混血民族。假设你的祖先确实经历过人口瓶颈，那么在瓶颈之前存在的许多基因变体都会丧失。随着种群人口的恢复，那些有幸通过瓶颈的少数基因将会拥有大量的副本，而且这些副本的变体数量也会更少，两个相同的变体也更容易找到彼此，一者为父本，另一者为母本。由此可见，经历过人口瓶颈的种群的基因杂合性会更低。而阿什肯纳奇犹太人与其他规模远远更大的种群相比并没有呈现出杂合性降低的现象，由此可知他们从未经历过人口瓶颈。与之相对的对照组是撒玛利亚人，他们的人口数量实在太少，基因漂移理应降低基因杂合性。论文的分析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换句话说，论文的研究方法足够灵敏。如果这些效应确实发生过的话，一定会被这些研究方法觉察出来

第二项论点：阿什肯纳奇人的中立基因作为统计学整体来说更接近于混血的欧洲人，或者说与混血欧洲人的差异程度相当于与俄国人的差异。论文作者表示，这一主张是相当复杂的模拟计算的结果，而这一结果不能兼容以下现象，即人口瓶颈导致阿什肯纳奇人口当中有害基因变异出现频率提升。考虑到犹太人与相邻族群的基因相似性，有可能伤害到你的基因——泰伊-萨克斯二氏病——不太可能达到2%的发生率。不过我要补充一句——以下内容选自我自己的编辑评论——从外来者的视角来看，支持与反对人口瓶颈论的测试结果都对于初始假设非常敏感。因此对于测试结果的解读既可以导向支持一方，也可以导向反对一方。论文作者与他们批评家之间的争议还要持续上几年。

不过论文的主要论点在于阿什肯纳奇人的基因疾病集中出现于少数新陈代谢通路。换句话说，导致疾病的基因零散分布在基因组的不同位置，这些基因组又分布在染色体的不同位置乃至不同的染色体。但是出于某种令人吃惊的巧合，所有这些基因导致的疾病全都作用于同一条生化反应链路，致使同一条新陈代谢通路发生相似的疾病与失调。更有甚者，阿什肯纳奇人还具有许多不同于常见致病基因的冷门致病基因，这些基因也会导致相当一部分上述疾病。这一点恐怕不太可能出于偶然。更有可能的是，存在某一套生物化学反应链路作为公约数，所有或者说大部分致病基因似乎都会影响这条通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在于运气。这些致病基因分布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并非导致这些基因变体的因素，真正的原因在于所有这些致病基因会针对特定的新陈代谢过程一起产生共同效应。打个比方，我们知道世界某些地区在过去几千年一直是疟疾疫区，在这些地区存在多种涉及血红蛋白的基因病——血红蛋白就是疟原虫的寄生对象。所有这些基因虽然各不相同，但全都赋予了发病人抵抗疟疾的能力。就阿什肯纳奇人来说，最突出的例子是类脂蓄积症。类脂常见于细胞膜与神经元细胞的髓鞘。我们都知道大脑由灰质和白质构成，白质之所以白是因为表层覆盖了一层脂肪鞘，隔离了轴突，使得神经冲动得以更有效的传播。类脂就是脂质鞘的主要构成成分。有四种基因病在阿什肯纳奇人当中的发病率显著高于其他族群：泰伊-萨克斯二氏病，高雪氏病，尼曼匹克病，以及四型粘脂贮积症。这四种疾病的病理都在于类脂积蓄过多，尽管从基因上来说这四种疾病区别很大。第二个致病基因集中出现的领域是DNA修复机制。DNA双链就像拉链一样必须首先分离，然后才能自我复制，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复制错误。人体有一套极为复杂的机制来修复拉链损伤。这方面的基因病包括BRCA1突变、BRCA2突变、C型范科尼贫血以及布鲁姆综合征。所有这些疾病都会干扰这套修复机制。BRCA是乳腺癌的缩写，该基因会提升女性罹患乳腺癌的可能。这四种致病基因全都会影响同一套分子通路，因此这四种基因变异在阿什肯纳奇人当中发生频率较高恐怕并非出于巧合。

我们怎么才能确定研究人员并非特意挑选了这几种涉及同一套新陈代谢通路的疾病？能不能针对研究人员的主张进行更加量化的估计？CHH论文为此检查了一个功能性基因组数据库。该数据库不仅记录了全部人类基因，更重要的是还记录了这些基因的功能。在数据库当中涉及同一套新陈代谢流程的基因会被分为一组。研究人员研发了一套计算机模拟程序，会随机而重复地从这个数据库中拣选21个基因，由此测算任意挑选的基因涉及同一套新陈代谢回路的可能性。模拟的结论是：在随机取样的前提下，21个被取样基因的集中程度几乎不可能等同乃至高于实际基因疾病当中观察到的致病基因集中程度。

第七项假说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项。隐性致病基因——比方说泰伊-萨克斯二氏病——可以提升基因杂合体携带者的智商。出于同样的原因，显性致病基因——比方说扭转性肌张力障碍——可以提升非外显携带者的智商。还有另一种替代性假设：即便你愿意接受六号假设——某些基因的普遍性确实可以用自然选择而非基因漂移来解释——也不能说这些基因就是所谓的聪明基因，因为它们可能因为其他原因才被选中，比方说这些基因或许可以提升对于传染病的抗性。论文作者也很清楚某些犹太人的常见基因病——例如囊性纤维变性——几乎一定是针对例如霍乱伤寒之类传染性疾病的防御机制。但是对于绝大多数阿什肯纳奇人身上的常见基因变异来说，都看不出他们怎么就能提升传染病抗性。更有甚者，阿什肯纳斯人的欧洲邻居也受到同样的传染病的侵袭，但是却并不具备与阿什肯纳奇人相同的基因变异。

CHH论文主张，类脂积蓄可能是有益基因变异的副产品。我们已知在培养皿当中，类脂的适度增加确实有助于轴突的生长——也就是神经元或者脑细胞的输出纤维——以及树突的生长——也就是脑细胞的输入分支。针对其他哺乳动物大脑发育的研究也证实了类脂适度升高具有这样的效果。一系列复杂的统计学检测表明，BRCA1基因确实是近期自然选择的副产品。研究人员怀疑，考虑到这一基因的正常版本所起到的功能。该基因的变异版本或许有利于大脑发育早期神经元的生长扩散。当然必须指出，以上结果全都来自以啮齿类动物为对象的试验，而且往往是在体外进行。毋庸置疑，这些试验结果与人类智商的关系仅仅基于推测。

那么致病基因与人类智商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研究人员也引用了更直接的测试结果。CHH论文囊括了四种现象，其中之一是一份针对扭转性肌张力障碍的研究，显示基因携带者与对照组相比平均智商高出10个点。这种疾病的症状是不受控制的肌肉痉挛，以至于患病者往往终生受困于轮椅。但是多项研究都表明携带基因却不发病的人们具有高于一般的智商。尽管我必须指出，在我看来这些研究的样本规模都太小。另一种现象叫做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换句话说就是肾上腺分泌过量。有七项研究表明，患有此种疾病但是病情较为温和的基因携带者具有较高智商。第三种现象是高雪氏病。以色列的全民医保体制意味着他们可以极为详尽地收集国内全部病患的信息。根据以色列的官方数据，15%的高雪氏病患病者要么是科学家，要么是工程师。相比之下，科学家与工程师占以色列总人口的比例为2%。32%的患者从事的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高智商，至于这些职业的从业者占以色列总人口的比例自然远远低于32%。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涉及的研究对象全都是病人本人而不是可能携带相应基因的病人亲属。

总而言之我认为，就目前来说，主张阿什肯纳奇人的致病基因有助于提升智力的证据并不算特别可靠。但是反过来说，这项假说的可验证性确实非常强。我们只需多找几对兄弟姐妹，其中一人携带致病基因，另一人不携带致病基因，看看携带者的智商是否普遍比不携带者更高就行了。这是一项非常直截了当的实验。如果说衡量科学理论是否优秀的标准在于是否提供了证伪实验的指导说明，那么这项主张尽管目前尚未得到充分支持，但却依然称得上可证伪科学结论的优秀范例。

总而言之，上述全部七项假设全都有不少初步证据支持。但是只有在这七项假设全部成立的情况下论文的理论才能成立。有些假说仅仅得到了坚决证据的支持。至于七项假说中最重要的一项——即致病基因可以提升智力——所具有的证据也最少。尽管如此，这项假说的可验证性确实非常强，因此理应得到认真对待。

但是这项理论对于犹太人有好处吗？我想绝大多数人第一次听说这项研究时肯定首先会想到这一点。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一理论确实对犹太人有利，犹太人的智识成就从来没有争议，从未遮遮掩掩，从来不是秘密，这份成就有目共睹。人们唯一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于这份成就的根源何在？犹太人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平均而言犹太人在高智商群体当中的存在更为显著。与绝大多数流行假说相比，这项假说多少还更容易被人接受。其他不那么好听的流行假说往往认为犹太人之所以扎堆聚集在影响力巨大的岗位，，要么是阴谋筹划的结果，要么是因为冷血无情、咄咄逼人之类的特质。这种研究或许确实可以为世界各地广泛传播的针对中间人少数族裔的仇恨提供一剂解药。这里所指的不仅局限于反犹仇恨，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很多少数族裔专精放贷，例如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亚美尼亚人、马来西亚的华裔以及非洲的印度移民。所有这些少数族裔都曾经是迫害的对象。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中间人这个职业生态位对于那些未经教导的头脑来说很难捉摸。中间人、放贷者以及零售商贩并不像农夫或者手工匠人那样制造切实的产品，并不能让有用的物品凭空出现。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在空间当中移动这些有用物品——例如零售——或者在时间当中移动这些物品——例如放贷。用海耶克的话来说，在很多人看来这种行为弥漫着巫术的臭气。中间人往往被视作寄生虫与吸血鬼，因此也往往沦为驱逐与种族屠杀的对象。如果能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成为中间人的必需资质以及中间人对于世界经济的必要性，针对中间人的仇恨也能略微缓和一下。许多犹太裔公众人物——例如反诽谤联盟的亚伯拉罕.福克斯曼（Abraham Foxman）——都曾支持过这项研究。《纽约杂志》就曾经引用过福克斯曼的言论，他表示自己对于这项研究乐见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