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回国卖房记 -- hansens

破四旧运动是北京的红卫兵根据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而发起的。1966年8月17日晚，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几个头头聚在一起议论，决定采取行动，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四旧”，为此，他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8月18日凌晨0时50分，这份首倡破四旧的文告起草完毕〔2〕。8月18日这一天，北京举行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代表，戴上了红卫兵献上的袖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现场直播大会实况，第一次正式向全国人民介绍红卫兵，这个“首都大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林彪在这次大会上讲话，再次提到：“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

〔3〕“林彪这次讲话中的”破四旧“，仍然是泛指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

毛泽东的接见给了红卫兵极大的鼓励。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的当天和次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印刷、散发了他们的传单。20日北京的许多红卫兵走上街头，开始强行实施他们破旧立新的要求。22日新华社发出消息，报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破四旧的活动由此推向全国。

上述事实说明，通常所说林彪8月18日讲话煽动起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并不确切。红卫兵的倡议在先，林彪的讲话在后。红卫兵不可能事先知道林彪讲话的内容，林彪也不可能了解红卫兵正在“破四旧”的口号下酝酿新的活动。

红卫兵（这个就是著名的高干子弟红卫兵，根本和林彪毛主席没有逻辑关系，行政关系）的第一个破四旧文告《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称：“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不甘心他们的死亡，他们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和我们争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阵地，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

这里的思想和文字显然来自上文引述的“十六条”第一条。（其实这三件事之间没有一毛钱逻辑关系，呵呵呵）

林彪在中央领导人当中比较多地讲破“四旧”、立“四新”，但是客观地说，红卫兵发起破四旧活动，主要是受“十六条”和当时宣传的影响，后来在毛泽东接见、林彪讲话和传媒的鼓舞下形成大规模运动。毛泽东的接见和林彪的讲话，恐怕也对官方宣传媒介起了直接的影响，使他们对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特别看重，予以积极报道，把北京红卫兵的破四旧活动推广为一场全国的运动。

运动最初重点在破除某些旧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称，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等等，但是短短两三天之内就发展到大范围的破坏文物古迹、打人、抄家、

驱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五类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动，

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和血腥的“红色恐怖”。

8月底，中共中央感到暴力问题的严重性，发表社论，由领导人出面劝说红卫兵，或者通过一部分红卫兵发布文告宣传中央的政策，制止打人等暴力行为。林彪和周恩来在8月31日群众大会上都强调“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4〕”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破四旧运动中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到9月下旬，“破四旧”运动逐渐平息，然而短短一个多月的运动对人民生命财产、文物古迹等造成的浩劫是永远难以挽回的〔5〕。

对“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以及范围十分宽泛的政治边缘人群，进行侮辱和迫害，对他们的住所实行搜查，没收私人财产，俗称“抄家”。

文化习俗层面的破四旧活动开始不久就迅速发展到对一切“牛鬼蛇神”的残酷斗争，斗争的对象不断扩大，范围十分宽泛，除了早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外，通常还有资本家、部分小业主、被批判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如学校的校长、老师）、“学术权威”、共产党外的“民主人士”、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如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流氓”（按照当时标准行为不端者）等。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的行为有非常大的随意性，即使按照当时的政策，打击面也严重扩大化，许多教师被打，许多人仅仅因为出身不好被迫害。红卫兵发布了对这些人实行侮辱和迫害的勒令，如：“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们，出门必须带（戴）牛鬼蛇神牌，由群众监督，如有违者，严加处理。“”一切牛鬼蛇神，黑帮狗崽子们不经群众通过，不许领薪，我们要降老王八蛋们的薪，只给混蛋们活命钱！〔43〕“

红卫兵对所谓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的住所实行搜查，没收私人财产，即“抄家”。红卫兵的通告中很少正面阐述抄家的目的，从实行的情况看，最初大概是要搜查所谓“变天帐”和没收私人的财产，后来成为惩罚“阶级敌人”，炫耀威风的例行手段。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教育反复宣传：地主、反革命分子把地契、旧政府的委任状藏匿起来，盼望国民党复辟“变天”。于是红卫兵要搜查反革命的证据。另外，阶级斗争教育也告诉青年，地主、资本家的财产是剥削所得的不义之财，所以红卫兵要将其没收。文革开始时，共产党取得政权只有17年，被打倒、被专政的人当中不是没有人怀恋旧社会，或者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和变天的愿望，红卫兵也确实搜查出一些地契、委任状、枪支等物品，但是这完全不能作为红卫兵私自侵犯居民住宅，公然践踏居民合法权利的理由。至于说到私人财物，红卫兵更是无权没收。很多人仅仅是因为家中的旧物件中留有旧政权或者旧政治人物的遗迹，如国民党旗、中华民国国旗或者蒋介石的头像之类，而被当作反革命批斗。例如上海的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被抄家，因为红卫兵听说傅雷夫妇在自家的小花园里埋过“变天帐”，其实那是傅雷夫妇夜间打着手电筒在自家的小花园进行嫁接实验。红卫兵掘地三尺，一无所获之后，在傅家的房间里翻出一只箱子。那是傅雷的姑母寄存在傅家的，而傅雷从未打开过。红卫兵从箱子里查出一个老旧的小镜子，镜子的背面嵌着蒋介石的像，又在一本旧画报上，发现一张宋美龄的图片。傅雷夫妇因此被批斗，继而不堪凌辱，双双自尽〔44〕。据当时统计，8、9月期间，北京市有33，695户被抄家〔45〕，被没收的物品包括“枪支268支；弹药11，056发；凶器19，676件；地契、变天帐41，294件；反动旗子1，048面；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反动证章、证件14，398件；反动官服902件；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46〕”很难相信所谓“凶器”、“反动旗子”、“反动日记”之类统计的真实性，但是仍然可以从中看到红卫兵要查抄些什么。另据统计，北京市查抄没收了大量的金银、金银制品，以及现金、存款、公债、外币4，478万元；由各区、县收存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51万多件；各区、县收存的财物变价达1，867万元〔47〕。据上海市当时的统计，从8月23日到9月25日止，全市共抄家157，700户占全市总户数241万户的6.5％。其中市区114，500户，占市区139户的8.2％，全市6万多工商业者遭抄家，几乎无一幸免。抄家中，全市共抄出黄金64.9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90.7万件，钻戒、钻石4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27万余件，美钞334万元，其他外币330余万元，银元239万元，现金、存款、公债3.76亿元〔48〕。天津市红卫兵组织从8月下旬至9月下旬共查抄了1.2万户人家，共抄出1.3万辆汽车的财物，装满了约6万平方米的52座临时仓库〔49〕。其中现金556万元、存款4050万元、公债261万元、黄金4万多两、金银饰品6万多件、银元60多万元〔50〕。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市红卫兵查抄2.1万人家，抄出黄金1，110斤，白银1，800斤，银元26.7万块，现金和存款440万元，查抄和揪斗中发生自杀事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51〕。触目惊心的庞大数字说明了破四旧造成的全民族的浩劫。

3.驱逐所谓“四类分子”等人员离开城市，遣返回乡。破四旧运动中，北京的红卫兵首先发布通令，驱逐被认定为“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市民离开北京市，后来逐步扩大到“五类分子”（即再加上“右派分子”），“六类分子”（再加上资本家）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

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东方红战斗组1966年8月23日发出《最后通牒——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勒令职工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狗崽子们限八月底前离京返乡，接受当地革命群众管制，进行劳动改造，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耍花招。”这个“最后通牒”应当是对此前红卫兵倡议的响应，没有见到资料。目前保留下来可供引用的另一个倡议是8月24日“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发出的传单《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通令要求：“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以前，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各派出所把所有地、富、反、坏分子名单用大字报公布，走一个销一个，便于群众监督、检查。”被驱逐的居民，包括很多随子女在北京料理家务，照看孙辈的老者，由红卫兵押送回原籍，其中不少人被剃了光头、“阴阳头”，沿路遭受凌辱、殴打，一些人惨死于遣返途中的毒打和虐待〔52〕。许多北京居民为了躲避红卫兵的暴虐，赶在红卫兵搜查之前送阶级成分不好的老人或者亲属逃离北京。在8月下旬至9月约40天，北京市全市有8.5万人被驱赶回原籍〔53〕。另有统计，8月13日至9月15日，北京9个城区和近郊区共迁出77，000余人〔54〕。北京红卫兵的作法很快传到上海等其他城市。据当时统计，至10月10日止，上海全市已有9，260余人被遣送回乡〔55〕。广西南宁市数千户居民被当作“四类分子”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56〕。据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的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全国各城市至10月3日为止，从城市赶走的地、富、反、坏分子141，700名，资本家和房产主11，100名，其他牛鬼蛇神62，300名，上述人员的家属182，300名，赶走人口总数397，400名。此外，据称“破获反革命案件”1，788起，没收黄金118.8万两〔57〕。

中共中央及各地党政部门原则上认可红卫兵对“四类分子”等阶级敌人的抄家和驱逐活动，要求基层派出所予以配合，同时中央又劝告红卫兵要进行调查，要遵循一定的政策界限，区分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矛盾。

周恩来等领导人对红卫兵讲：搜查也必须搜查，但是最好与解放军、派出所三方面商量，要调查研究；一般的地主，如果到北京已经落户了，原籍也没有家的，不需要把他们马上赶走；右派分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右派分子了；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如果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不一定马上打倒，不要搜查、抄家〔58〕。

正因为有中央的支持，大规模的驱逐才有可能成为事实。

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具体政策要求口气缓和，多属于劝说，不是严厉的批评，红卫兵的激烈作法通常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当时的官方传媒没有报道红卫兵大规模驱赶“四类分子”的行动，高层领导恐怕对报道此类情况所产生的国际国内影响有所顾及。（周总理的安排基本是扯淡，把这个任务给老红卫兵，红二代，基本就都是开玩笑！！！！！！！！！！！！！！！！）

4.打人、关押、人身折磨等疯狂的暴力。破四旧运动期间打人成风，全国各地都发生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们进行殴打、监禁、强迫劳动等非人的摧残，而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最为严重。在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上，在抄家的过程中打人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8月23日，北京的红卫兵在孔庙大院烧毁市文化局收存的戏曲道具和戏装，并把北京文化界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分别挂上“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牌子进行批斗。著名作家老舍被毒打，次日投湖自尽〔59〕。

8月25日，在抄家的高潮中，北京发生两三起被抄家者、被批斗者反抗的事件，其中崇文区揽杆市一个市民用菜刀砍伤了来抄他家、对他和家人实行暴力批斗的红卫兵。红卫兵认为这是严重的阶级报复事件，由此变本加厉地疯狂实施暴力，成批的无辜市民被毒打致死，北京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据北京市的统计，1966年8、9月期间，北京市被打死的人竟有1，772名之多〔60〕。另据当时统计，自9月1日至25日，上海市区489所中学当中，有361所中学的红卫兵有打人行动，被打的人达1万余人，打死11人〔61〕。破四旧过程中，红卫兵还把学校和社会上的很多“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抓到学校，关押起来，实行“劳动改造”，进行折磨。许多学校私设各种名目的刑堂、关押场所。后来揭露出来的北京六中劳改所是其中的一例。该校红卫兵设立“劳改所”，关押本校的教职员工、学生和从校外抓来的所谓“牛鬼蛇神”，实行惨无人道的毒打和折磨。该校高中学生王光华和86岁高龄的老校工徐霈田在劳改所中被折磨致死〔62〕。六中红卫兵在这个劳改所的墙壁上涂写了“红色恐怖万岁！”几个字。

北京航空工业学校“井岗山”战斗队印发题为《伟大的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说：“红色恐怖笼罩着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革命人民欢呼好得很！”上海中学高二（6）班红卫兵于1966年9月1日翻印这份，在上海散发。哈尔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编印的《造反有理》报1966年9月23日创刊号发表社论《鬼见愁——红色恐怖万岁！》宣称：“只要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存在，我们就要造反，就要搞红色恐怖！”然而，由于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了“要用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群众也反感打人，所以公然鼓吹打人的文告并不多见。

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领导感到了红卫兵打死人现象的严重，林彪、周恩来等领导人讲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市委发《紧急通知》进行劝说，这才在9月上旬，逐渐遏制了暴力现象急剧蔓延的势头。

在破四旧过程中，一些红卫兵也依据当时中央的政策，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红卫兵中具有很高权威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和清华附中红卫兵都散发过含有这样内容的通令、传单。

他们的这些文告是在响应当时中央的政策宣传，或者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指点，对限制和遏制暴力的发展都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也必须指出，他们的文告与行动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他们对于制止武斗并不是很认真的。9月5日之后，“西纠”多次发布通令，要求“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及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63〕，但就是这个西纠的主要发起组织和主力之一，

（这事基本就是真相，西纠发公告基本就是扯淡）

北京六中红卫兵并没有因为西纠自己的通令而停止打人，9月27日至28日他们将本校学生王光华抓到“劳改所”毒打致死；10月初又残酷折磨本校职工徐霈田致死。两起命案的主要责任人都是西纠队员。直到11月19日和21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等人直接到现场过问，北京六中红卫兵的劳改所才得以解散。为了对抗人们对红卫兵暴力的指责，西纠在发出反对武斗的通令之后不久，又发布通令声称：“我们要严厉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复辟的混蛋们：以前，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想利用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猖狂反扑，进行阶级报复。告诉你们，这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每一个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务协助革命群众，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64〕”清华附中红卫兵8月27日发表《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打人“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他们（指斗争对象——引者注）的灵魂”。但是，就在这个传单发表的前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还在本校召开的斗争会上疯狂打人〔65〕。

中共中央当时的政策是引导红卫兵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不能打击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不准对打人的红卫兵实行法律制裁。公安部长谢富治8月下旬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

8月下旬他在甘肃、陕西、湖北省和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66〕”

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不是谢富治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中央的政策〔67〕。（联动冲击公安部，就是冲击谢富治，谢富治是反对他们打杀驱赶抄家的，否则他们唠唠红卫兵不会那么憎恨谢富治）

“黑五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黑七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黑九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

那时候“黑”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文中宋运辉就被同龄人这么喊过。他们还不准戴毛泽东的像章，不准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也不准参加红卫兵，在入团入党、毕业分配、招工、参军、提干恋爱和婚姻等方面都受到歧视。文中宋运辉的父亲本来是中农，但是因为和国民党扯上了关系，就有了特务嫌疑，他们一家也就归到黑色那一类了。因为这个原因宋运辉不仅在学校受到打压，后来还因为这个没有高中的入学资格，甚至差点失去父亲。

另外还有灰五类，也称麻五类、花五类。按照阶级划分，灰五类的家庭出身多为职员、店员、医生、记者、小商小贩、小业主等城市小资产阶级。被看做摇摆的、被动的、可以改造的、可以拉拢的一个群体，在社会上出于“红”“黑”之间。

那时候婚姻是讲门当户对的，红五类和红五类，黑五类和黑五类，灰五类和灰五类通婚，一般不会受到刁难，但是如果越界，就会受到组织阻扰。如果坚持自己的追求，高等级的一方就要付出代价，尤其是红五类子女，如果坚持要和黑五类、灰五类子女结婚，一般就会丧失入党、提干、升学、升官的机会。

文中梁思申由于母亲是资本家的女儿，她父母的结合就在她的家族中受到排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