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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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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第两个结合”也许就参考了刘小枫的“国父论”在里面。

桃花兄说

刘小枫十多年前说国父论就是为了弥合中国人的精神内战。

刘小枫是在2013年的一次公共演讲中提出了“新国父”论,认为中国现代的国父不是孙中山而是毛主席,理由是

“孙中山催生了共和革命却没有能够完成共和革命,毛泽东接着孙中山完成了共和革命。”“孙中山比起毛泽东差十万八千里。”

面对批评者,他引用了卢梭的话来为自己辩护:“决不为这号读者写作”。在《百年共和之义》中,他说毛主席不仅是中国现代的国父,而且还是“现代圣王”,是自孔子作为革命家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是现代第一大儒。毛主席成圣成王的境界远远高于儒家诸子,尤其是在近代华夏国家制度面临正当性危机之际,毛主席的抱负既是民族的和共产主义的担当,

“也是儒家中国的担当”。

刘小枫在《百年共和之义》中还说毛主席在其一生中完成了两次革命,第一次是共和革命,重新统一了中国;第二次是文革史无前例。

“统一中国仅仅算是中国历史上的功德,‘文化大革命’则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他说毛主席的第一次革命完成了辛亥革命没有进行到底的事业,使得中国从古代帝制到现代共和国的转型最终得以完成;第二次革命则是赶超美国——不仅要在纲领工业上赶超,还要在革命的“平等”观念上赶超。

刘小枫意识到在改开时期要想继续维持统治就必然需要对革命史观注入新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思想资源,但他选择的是缝合儒家教义和马克思主义,树立革命领袖的“现代圣王”形象,以重新赋予革命以正义性和神圣性的基础。所以,在此时代和思想背景下,就不难理解刘小枫为何会从西方古典学重新转向康有为、廖平、蒙文通、熊十力等人的著作,并通过他们的理论路径走向汉代公羊学和宋明心学,概括出“汤武革命”论、“春秋革命”论和“成圣革命”论,并用这三个革命论来试图重新打造一个新的革命史观。

刘小枫的《儒家精神革命源流考》,不仅试图梳理和分析儒家革命精神的形成与传衍,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儒家革命论与马克思主义革命论的紧密关系,强调儒家革命精神是中国现代性革命的精神基础,从而认定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的质地是儒家革命精神。”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同质性就不是一个什么外壳,而是一个思想实体:对人世完美性的追求,其实质包括大同世界、人民民主、财富平等以及圣人正义论。”

刘小枫认为革命是“圣人”的事业,还把革命家重塑成“圣人”形象。他把毛主席视为“现代圣王”的理由,是认为毛主席从青年时代就

“信仰‘人之为人,以圣贤为祈响’的儒教伦理,服膺心学的成圣论,其精神气质是儒教圣人论染成的。”

在刘小枫看来,康有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主席都属于儒家革命家,他们的革命精神有共同的儒家革命精神资源,但毛主席超越了他们而成就了一番“圣王”事业,原因就在于毛主席比他们更具备“圣人”的精神气质,同时又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高度。

刘小枫特别强调要把儒家思想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释义学背景,由此出发才能搞清楚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精神的性质。

从马克思主义革命论到儒家革命论,看上去像是在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实际上却是倒退了一大步,颇有强行整(feng)合(he)二者之感。不过,刘小枫的这套“儒家革命论”在一般人看来是给“冷酷无情的革命领袖”外表涂上了厚厚的一层“圣人”色彩,对“新三反分子”(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者)却是一种高明的进步。

通宝推:秦波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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