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一些关于解放战争讨论的内容 -- 杰瑞

1947年4月17日，新华社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1】的社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将羊马河战斗与青化砭伏击并称为“模范的战例”。该文总结了蒋军新近所采用的战术：“胡军每次进攻，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纵横三四十里之方阵，只走山顶，不走大路，天天行军，夜夜宿营，每日前进二三十里。据俘虏讲，这是所谓‘国防部指导的新战术’。这种战术与国民党军队中另一派战术不同，另一种战术是被白崇禧、陈诚等认为保守的，那种战术主张携带重装，集中驻扎，每日前进十里左右，即所谓‘用兵宜正不宜奇，驻军宜聚不宜散，行军宜缓不宜急’的战术。这两种战术比较起来，所谓‘国防部新战术’，是在形式上表现为比较更疯狂的战术。但在实际上却表现国民党的毫无出路，异常愚蠢与孤注一掷。胡宗南用的就是这种战术”，文章指出：“一三五旅的全部被歼，说明所谓‘国防部新战术’的破产，说明胡军战斗力的下降，与西北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上升，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胡宗南军就要走下坡路了”。【2】

西北野战兵团的部队，分别来自陕甘宁和晋绥等地，高级将领中，不少是原红二方面军的指挥员。彭德怀虽然是军委副主席，威望很高，但究竟能否在强敌进攻之下，率领部队打好仗，仍然要靠实战来证明。羊马河战斗的胜利，对于提高部队战胜国民党军的信心及树立彭德怀的指挥威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彭德怀在1948年1月11日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提到：“有人向我说：‘开始说边区能打败敌人取得胜利，我不相信。羊马河一仗，我相信胜利是可能的了’。”【3】此前，为约束部队，野司给各纵、旅电报中，彭德怀多用“不得有误”、“不得延误”等命令口吻，此战之后，彭德怀指挥威信树立起来，就少用此类提法了。彭德怀后来说：“羊马河作战后，部队的信心建立起来了，所以就不用说这一句话了，如用这一句话，就会妨碍大家的机动性和积极性。”【4】

国民党军西安绥署总结此次失利原因：“一为指挥之失当，二为情报之不灵活。据事后调查，匪于瓦窑堡四周集中优势兵力，企图回攻瓦窑堡已非一日。而该旅丝毫未获情报，若能不时派队向四周游击或于四周预伏斥候，必预有所闻，不至为匪所乘”、“一三五旅之失败于指挥官决心之迟缓与命令即下后之动摇决心，将有利地形拱让于匪，致使为匪各个击破，良深慨叹”、“各部队对友军之协同作战，缺乏同仇敌忾之精神。前三十一旅青化砭之失利，一三五旅未能及时驰援。今一三五旅之失利，而三六师奉命后复迟迟于道，不能尽迂回包围之手段，任匪远离，丧尽革命军之精神”。【5】

总结中所提出的“指挥失当”和“情报不灵”均非无见，但胡宗南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把这两顶帽子扣在一三五旅指挥官头上了事，显然并无意要诚心吸取失利的教训。更糟糕的是乌鸦嘴，将三十一旅失利归之于一三五旅未能驰援，而一三五旅覆辙重蹈，三十六师又未能“尽迂回包围之手段”。是则接下来轮到三十六师矣。果不其然，4个月之后沙家店一战，三十六师师部及所属两个旅大部被歼，也算是胡宗南的一点“先见之明”。

国民党军的士兵大部分是抓来的壮丁，到边区后水土不服，忍饥挨饿，又要爬山越岭、夜晚露宿、修筑工事，遭到打击后士气迅速跌落，疲劳害病与逃亡严重。据有的敌军工作材料，我X旅在短短十天中即收容敌逃兵六百名，XX县独立营短时间内也收容到敌逃兵一百余名，甚至胡系二十四旅谍报队从西安到瓦窑堡一路上就逃走了一半。而俘虏兵的转变也非常快，青化砭被俘的敌军士兵，到羊马河战斗时，已经成为勇敢的战士，甚至担任班排长职务。【6】

一三五旅被歼后，新华社特派记者采访了被俘的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四零五团团长陈耀煌及该团二营营长周行儒。麦慨叹：“我是不希望打内战的”，陈和周亦认为：“不该打边区”。据解放过来的四零五团二营士兵讲，羊马河战斗中，周行儒就不积极，看到旅部和四零四团被打，周踌躇不前，因为增援晚了一步，四零五团还遭到其它蒋胡军的射击。【7】可见，即使在胡军军官中，经历了这段时间的“蘑菇”之后，对前途无信心甚至作战消极的亦有人在。与青化砭战斗被俘军官的傲慢不服气态度【8】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

诚如近年来有的台湾学者所认为的：“国军在与共军经过半个月的追逐后又败于此，除了更加显示在延安战役中共军主力无损之外，也象征国军高层对于整个陕北的追击战斗的部署失当与指挥无方。国军明知此地区为共军的老地盘，却在这个地区任由大军漫无目的的四处游行，这不但增加部队的疲惫与补给上的困难，对士气的影响自不在话下，更让隐蔽在暗处的共军屡屡伏击疲惫的国军得逞。在青化砭与杨【羊】马河被歼的国军全是掉入共军预设的设伏圈中，国军行动几乎都在共军的掌握中；尤其是此次杨【羊】马河战斗，预计与其会师的整二十九军其实仅仅近在咫尺，而共军狙击阻援的部队根据共军参战官兵日后的回忆，不过仅一个营而已【9】，而国军却无力突破之，最后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友军溃灭。”【10】

由以上材料可以概见双方在信心方面的消长之势，从而导致数日之后西野再次寻歼胡宗南之一部的战斗。

一、 恶战新岔河

羊马河战斗之后，胡宗南以整一军沿山神峁、安定、瓦窑堡大道以南山地前进，以整二十九军绕过羊马河转向东，企图围歼西野于瓦窑堡以南，但再次扑空。【11】国民党军在瓦窑堡附近驻扎了几天，但除了搜到一窑洞羊皮，声称击退了共军几次骚扰性的攻击外，毫无建树，而大军补给问题也难以解决，虽然胡宗南曾用飞机空投粮食和大饼，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12】。4月18日，整一军、整二十九军按照胡宗南命令准备撤回永坪、蟠龙地区休整补充【13】。

胡宗南部两个军集结于瓦窑堡附近狭小地区，无法久驻，这一点当在彭德怀的意料之中。4月17日4时，彭德怀致电张宗逊、廖汉生、王震并军委，判断敌“有东退清涧极大可能，亦有南退蟠龙可能”，决心“不管敌南退和东退，我军必须继续截击敌一至两个旅”。【14】

之所以强调“必须继续截击敌一至两个旅”，或与彭德怀判断胡宗南有可能抽调兵力援晋而力图拖住胡军有关。

四月初，陈赓、谢富治等集中四纵全部和太岳军区三个旅及十九、二十两个军分区部队，共五万余人，在一百三十四个民兵连与六万群众支援配合下，发起声势浩大的晋南反攻作战。截止4月15日此战第一阶段结束为止，已切断同蒲铁路南段，攻占县城十余座及重镇多处，前锋直抵黄河左岸。【15】胡宗南只好急调原控置于关中的整十师（欠第八十五旅）及第二零六师第二旅由永济亘临晋间渡过黄河，增援晋南。【16】很自然，西野认为此时胡军后撤， 是因为老巢受到严重威胁，胡宗南企图先休整补充，尔后视情况抽兵援晋或继续寻我主力决战。【17】为不使其得到喘息之机，故此力求再次寻歼胡军一部。

17日午时，彭德怀得知敌九十师忽向安定城西南十里铺前进，判断敌可能南撤，要二纵速查明瓦市敌动态。【18】当晚，彭德怀又下达命令，强调对敌宣传和监视，“使敌一出一动均在我控制下，并随时向指挥所反映。”【19】

西野18日由俘供得知，“敌二十九军（一二三、一六五、十二各旅）沿瓦市至永【坪】大路南撤，主力似在大路以西，董钊第一军由桑树坪、石家川向榆树坪南撤”，决心“首先消灭南撤刘戡之左翼，并坚决扩张战果，歼灭刘军”。故此，于当日7时下达命令，部署二纵以顿旅（独四旅）占领永坪西永【北】阵地，迎头坚决抗击；罗、郭（教导旅、三五九旅）及新四旅从小寨、大塔河、捎包河向岔沟【湾】坪、千家坪【20】之敌猛击而歼灭之，并乘胜向张家湾、源流湾敌之左侧背猛击。同时，令一纵以一个旅钳制第一军东援，主力（包括警七团）取道石家川、李家川向风背上迅速攻击前进。【21】

这一情报获知的时间太晚，致使一、二两纵的行动无法很好地协调【22】。另外，由于一三五旅被歼后整二十九军行动异常谨慎，猬集一起，很难分割，彭德怀虽然决心很大，打算先歼一二三旅，然后扩张战果，“歼灭刘军”，但在敌军增援部队较近的前提下，要一次歼敌一个整编军显然超出了西野本身的能力。

此战二纵打响过早，敌尚未完全脱离原宿营地，遂得以缩回全力防守。究其原因，责任主要在于三五九旅未能按时到达集结位置。

18日黄昏二纵各部均已抵达指定位置，独四旅进到永坪西北高地，准备迎头抗击；教导旅、三五九旅进到高家河、大塔河、小寨三角地区之间，预计向张家坪、源流湾敌左侧背猛击；新四旅向风背上、冯家庄猛击。当日纵队领导到徐家疙瘩以西高地看了地形，并确认敌人已经到了于家坪、岔沟【湾】坪、郝家川一线，王恩茂在当日日记中写道：“明日战斗一定打响。”【23】

19日凌晨3时，独四旅遵令进至永坪西北之麻子沟以北高地，构筑工事准备堵击南撤之敌。【24】教导旅3时亦进抵捎包河、段家渠西南高地。【25】三五九旅原计划五时前在大塔河以西寺沟北山附近集结完毕，以七一七团攻占岭湾以西敌军阵地，以七一八、七一九团由中寺沟北上攻占新岔河以西敌阵地，然后由西北向东南发展，首先歼敌一二三旅（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战后查明该敌系一六五旅）。但由于部队未按时进入集结位置，直到拂晓后仍在运动，遂被敌人发觉，遂发生了战斗。【26】

国民党军方面，整二十九军18日位置分别是：三十六师抵于家坪、郝家川；五十五旅驻何家塔附近；十二旅在胡草沟附近。各部驻地东西相距仅约7公里，南北仅约2-3公里。19日晨当三十六师向永坪方向搜索前进时，甫离宿营地即在郝家川、崖【崔】头村、汉山村一带遭到共军袭击，刘戡当即以一六五旅、一二三旅占据这一带附近高地，以五十五旅占据郝家川亘胡草沟各高地，以十二旅占领何家塔以东各高地，【27】拼命顽抗。

战斗开始后，七一七团打得勇猛，接连攻占了岭湾以西两处敌阵地，造成了攻击敌人的有利态势。但七一八、七一九团向新岔河西山之敌的进攻，却因为地形狭窄，兵力不能展开，攻击方向又处在敌人正面，火力不能压制敌军火力，因而几次攻击均未成功。【28】

教导旅于上午8时展开攻击，旅决心以第二团向寺沟左翼之敌阵地攻击，第一团向寺沟敌右翼阵地攻击，获胜后向南发展。攻击开始后很快占领了寺沟两侧山地，并击伤来袭的敌机两架，主攻的二团伤亡12人。但之后因敌占据岔沟【湾】坪东南及西北一带有利地形，战斗遂打成对峙。【29】

独四旅于当日上午11时将寒沙石南山少数敌人驱逐后，因为其它方向均未按原计划打响，整二十九军缩回阵地和三五九旅对战，所以仍在原地待敌。【30】

从彭德怀当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可知，西野对整二十九军的实力判断有误，少算了第五十五旅，且对敌均集结于永瓦大道以西似亦未了解，只“判知刘戡三个旅集在一块来”。另外，当日除三五九旅全部进入战斗外，只有新四旅、独一旅各一个团进入战斗，共伤亡二百余人。此时，彭对各部配合不佳尚未觉察，仍决心“准备今晚大夜战”。【31】

当夜的攻击仍以三五九旅为主攻，但该旅指挥所未根据白天攻击失利的情况调整部署，还是以七一八、七一九团从原阵地组织进攻。打到半夜，七一八团和七一九团的一个营先后突破敌第一道阵地，又被敌反冲击打了下来，夜攻不奏效。七一七团因得不到配合，孤军深入，伤亡很大，当晚也被迫撤出已得阵地。【32】

事后检讨，敌占据的山头地形险要，又有野战工事，不利于攻击。且三五九旅主要突击方向上除一条窄梁可直达山头外，两侧均临深沟，山坡极陡，正面不宽，兵力展开受到很大的限制，容易遭到敌人火力封锁和杀伤。因此，旅指挥员应该以一个团于原阵地攻击，牵制吸引敌人，将另一团调至岭湾以西，利用七一七团既得阵地向敌侧背攻击，可能收到好的效果。【33】

教导旅当晚9时开始攻击，直到次日凌晨1时才攻占梁家渠后山，向西北发展进攻时因敌以一团兵力固守，又打成对峙。次日凌晨4时30分，教导旅奉令撤退，至6时，部队相继撤出战斗。【34】随后，三五九旅及独四旅等也先后撤出了战斗。

一纵风背上的战斗也不理想，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一下子就伤了3名团级干部，包括该团团长张树芝、副政委栗光祥、政治处副主任吴正夫。主攻的三营，营长唐洪泽、副营长鲁秉虔也都受了伤。【35】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见势不妙，自作主张就撤了下来，张宗逊问起，黄新廷回答说“一口吃不下”。正好野司的撤退命令下达，张宗逊也就没再说什么。【36】

对于这一场大混战的结果，双方说法差异极大。按照胡宗南的讲法，“匪遗尸一九八四具”、“我俘匪官兵五十八员名”；【37】当时的战报则称：“本会战毙伤匪五千一百余名，我军伤亡官十八员，士兵二百二十七名，其比例数为廿与一之比”。【38】

我军战史一般称此战歼敌整编第二十九军一部2000余人【39】，但大多不提及西野伤亡的具体数字。结合已知的部分材料分析，此战西野伤亡不小，尤其是干部损失很大。【40】二纵三五九旅作为主攻部队，伤亡计达537人（其中营团干部13人，连排干部34人，班以下人员490人）。【41】旅参谋长王子良、第七一八团副政委胡炎奎牺牲，第七一九团团长蒋玉和、七一八团参谋长伍银德、七一八团副参谋长吴锡、七一七团副参谋长孟梅生负伤，【42】可谓元气大伤。该旅第七一七团因孤军深入，连续作战26小时，损失最大。全团共阵亡170人，负伤118人，其中营级干部王义明和连级干部刘嘉祥等8人牺牲。一纵（三五八旅和独一旅）损失也达350人，其中伤亡311人，其它39人。【43】该两部合计损失已近千人。

王恩茂在日记中总结此战的教训，一在于主观上希望太大，企图一下子歼灭敌三个旅；二是敌人刚出发就打，使敌靠拢；三是敌人宿营地筑有工事；四是组织配合得不好。【44】

彭德怀在4月22日给军委的电报中报告：“十九日战斗二纵、教旅、新四旅由东北向西南打得过早，致敌未脱离宿营阵地与工事。一纵由西向东打的过迟，故未隔离董、刘两军，使之愈打愈靠拢。我们对敌判断错误，以为一二三旅或十二旅在永、瓦大道以东，……，敌三旅均集结永、瓦大道以西，大道以东仅少数警戒部队，一旅面向西靠拢，当即形成相持形势”，但彭认为“刘部虽得董部迅速增援亦仅免于消灭”，“刘董两军均表现恐慌避战，歼敌条件在增加”。【45】

二、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彭德怀、习仲勋4月20日给军委去电，称：“我十九日夜战，占岔沟坪线以西阵地，系一六五旅（其余两旅在风背上附近），甚顽强，缴获不多”。【46】同日的另一份电报中，彭德怀等认为此战意义在于：“给二十九军以严重打击，使敌第一军被迫停留与二十九军靠拢，增加胡军回救晋南豫北困难，挫敌士气，增敌疲劳，造成今后继续歼敌机会。”【47】

军委和彭德怀对下一步作战方针，均认为仍是采取“在延水以北再拖敌一时间”，故此彭德怀打算“休息数天后准备夺取瓦市，得手后再围清涧或延川，不打援，调董军回头”。【48】故此，新岔河战斗后，西野部队仍集结于永坪东北地区【49】，休整了五天（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50】。

新岔河战斗的“伟大战果”，亦给国民党军高层带来一种错误的印象，即共军已受到了重创，应乘胜而击，不使喘息。胡宗南权衡晋南和陕北两者轻重，看到有陷入两面作战之势，决心先解决陕北。针对有人提出的放弃延安的建议，胡宗南认为这将“有影响国际视听，且使匪有喘息整补机会，将养痈遗患”，故“仍采东守北攻方针”，以部分兵力据守晋西、晋中、晋南之要点，集中主力北进，“彻底剿灭陕北残匪”。【51】

进入边区后，国民党军情报系统几乎毫无作为，关于共军活动的情况，基本上全靠空军侦察。4月下旬，空军侦察报告显示，绥德、米脂以东黄河各渡口集中了一批船只，共军多路小部队正向绥德方向前进。【52】蒋介石、胡宗南判断共军主力开始陆续渡过黄河，遂决心以胡宗南集团沿咸榆公路北进，以邓宝珊部南下配合，歼灭共军于葭县、吴堡地区，或逼迫其东渡黄河；如果共军未渡黄河，仍在咸榆公路以西地区，则占据绥德、米脂，沿咸榆公路设置据点，隔断陕北与晋绥联系，然后与二马、邓宝珊部一起，压缩共军于志丹、吴起地区就歼。【53】

于是，胡宗南和十二战区协调后，作出如下的部署：【54】

“

一、 整一师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率步兵一团、炮兵一营及旅直属部队，坚守蟠龙补给点；

二、 以整一、整二十九军为南兵团，携带七日份粮秣，由蟠龙沿延榆公路两侧地区，向绥德挺进；

三、 榆林之第二十八旅、新十一旅及整八十六旅（仅步兵两团）为北兵团，向镇川堡前进；

四、 南北兵团应排除沿途匪军抵抗，尽速于绥德会师后，待命续向西进剿。

”

在4月20日上午召开的补给区司令部会议上，确定将前进补给基地设置于蟠龙，按7.5万人屯储7天粮秣，前进部队的夏服全部运往蟠龙，并在蟠龙存储一个基数的弹药。【55】由于粮食来不及补充，胡宗南命令部队一面等候粮食补给，一面抽调所有工兵协助一六七旅于4天内完成蟠龙附近的防御工事。【56】以不足一个旅的兵力守备蟠龙，一六七旅的指挥官们感到责任重大，兵力不足，也不愿意将部队建制分割开，所以曾向董钊提出意见，但董钊强调集中兵力北上决战，未予采纳。【57】

自新岔河之战后，中共对国民党军的情况一度也不清楚。4月24日彭德怀、习仲勋向军委通报三边、陇东、关中敌情，提及：“董刘集八个旅于青化砭、蟠龙补充干粮，今后行动尚未判明”，询问：“玄台有无新情况盼告？”【58】4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习，认为“主力宜在现地多休息数日，完全弄清敌情，然后考虑行动”。【59】同日，毛泽东还判断“陈赓威胁西安，董军可能南撤”，提出“瓦市敌可能逃跑，其道路或经瓦市东北（王家湾、李家川等地）向清涧，或经瓦市西南向蟠龙，望部署歼击之。”【60】

当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第一、二纵队并报军委：“董、刘两军共九个旅由蟠龙王家屯二十六日未时先头抵新岔河西。明（二十七日）有继续北进瓦市接该城之七十二团，再东向清涧收缩。七十六师师部、二十四旅于延川、延长，准备抽出主力南调，或者不顾一切继续北犯；或者董、刘两军向北佯动，迷惑我军，使瓦市敌向东逃窜”。【61】虽然考虑了几种可能，但究竟敌人意图如何，还是不清楚。

27日，彭德怀根据敌情，提出打蟠龙的主张，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称：“董、刘两军二十七日未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模样。蟠龙留一六七旅旅直及四九九团守备，似有粮弹未发完”，“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得手后再围歼甘谷驿、桥儿沟八十四旅之二五一团，并彻底破坏永延段公路”。【62】当日毛泽东电复彭、习：“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63】

为加深敌错误印象，以为西野主力准备东渡黄河，彭德怀还令二纵派出三五九旅诱敌北上。之所以让三五九旅担任这一任务，可能和新岔河之战该旅损失较大，不适合再担任攻坚任务有关。三五九旅根据王震、王恩茂的指示，将全旅分成大小不等、配有电台的几个支队：两个支队分别扮演一纵、新四旅；两个支队分别扮演二纵、教导旅，阻击左右两路敌人；一个支队留在敌军背后，扮演执行迟滞任务的三五九旅；旅部则扮演野战军首脑机关，和“二纵队”一起行动。【64】为增加逼真程度，彭德怀还令各旅分别抽出一个排，配合绥德分区的第四团、第六团及晋绥独五旅等部一起演戏。那时，西野各部服饰各异，有深色的，有浅色的，有绿色的，有灰色的，这些部队沿途不断弃下符号、物资等，有意暴露，使敌人确认西野主力正在北撤。同时，又在佳县一带黄河边，集结了大批船只，以迷惑敌人。【65】

这一番动作，丝毫未引起敌人怀疑，董、刘两军以绥德为目标，一路追击了下去。27日，野司机关驻一个叫新庄的小村子，胡军大部队从山岗上走过，西野机关人员则隐伏在山脚下的窑洞里。司令部人员紧张万分，一面同当地民兵放出隐蔽哨监视敌人，一面荷枪实弹准备战斗。习仲勋大概较少经历这样的场面，担心野司机关的安全，在窑洞内坐立不安。彭德怀却镇定异常，说：“敌人怕我们打它的埋伏，是不敢下到沟里来的”，若无其事地躺在炕上。果然，几个小时后侦察员报告胡军走完了，彭德怀从炕上下来，命令部队向南出发，“各走各路”。【66】

无独有偶，国民党军居然也是奉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整九十师28日向王家湾行进途中，从山上看到行进道路以西山梁上有共军正规部队由北向南运动，先头部队六十一旅将情况报告师长陈武后，陈武居然说：“我们有任务，要按期限到达绥德，哪有时间去管这些。这个情况无需向兵团司令部报告，免得耽误时间，咱们还是赶路要紧”。【67】

陈武把打仗当成赴约会，只顾赶路不要紧，蟠龙之一六七旅的命运也就此决定了。

蟠龙守军系胡军整一师第一六七旅（旅直及四九九团），加上地方武装陕西人民自卫军第三总队（约2000余人）【68】，人数共计约近7000人【69】，但真正可用的兵力并不多。据时任该旅副旅长的涂健回忆，除第四九九团及配属的一个炮兵营之外，只有旅直的几个连（工兵连一、输送连一、通讯连一、特务连一，卫生排一）。自卫军第三总队人数虽然不少，但原来只是负责运送给养的，“战斗力十分差”【70】。

该旅原系江西熊式辉旧部，1938年调西北后被胡宗南编入一师，遂逐渐成为胡宗南的嫡系主力【71】。虽然因为胡宗南对整一师的过度爱护，以致被其它各部视为“小姐”部队【72】，但该部装备、训练精良，火力强，之前也未像整一旅那样遭受过严重的打击，在西野看来，还是“胡部劲旅之一”。蟠龙战斗之后，该旅迭受打击，后来又因为和一旅及七十八旅各置换了一个新兵团过来，至1948年底，彻底沦为“全军最弱之师”（1948年9月整编师复改称军）【73】。

该旅旅长李昆岗，四川容县人，黄埔六期毕业，陆大正则班第十一期毕业（1935年12月毕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组（军事）组长、第四战区参谋处处长、第一战区副参谋长【74】。胡宗南誉之为“智勇双全，有雄才大略”，为胡手下“四大金刚”之一【75】。

陆大十一期毕业仅年余即逢全面抗战爆发，各方需人，争相罗致，特别是同期同学之间互相推荐、援引，因而提升较其它各期快得多。如黄埔六期出身的学员，大都是尉官带职入学，毕业不及一年，几次擢升后，官至将官者颇不乏其人。1946年之国防部实权握在参谋总长陈诚手中，枢要岗位多为陆大十一期同学所占据，如刘云瀚以第一厅（主管人事）第一处处长主管将官人事，后调第五厅副厅长主管编制装备；方天初任第五厅厅长，后升任参谋次长；罗泽闿一度充任第三厅厅长，主管作战；杨业孔曾充任第四厅厅长，主管补给；另外，吕文贞任联勤总部参谋长、赵桂森任该部运输署署长、车蕃如任总长办公室主任，也都是关键位置的要职。故当时亦有“土木系”即“十一期”的说法。该期同学在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出任国民党军军长职务的尚有盛文、薛敏泉、沈澄年、吴仲直、罗泽闿、李仲辛、刘云瀚、刘劲持等人【76】，可见人脉之旺。

李昆岗能得到胡宗南如此看重，自然也非等闲之辈。他根据蟠龙周围的地形，经十余昼夜抢修工事，已经构成了以街区为中心，周围纵深较大的支撑点式防御阵地。

蟠龙镇位于延安东北五十五公里处，是通往子长、延川、清涧、绥德等地的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该镇周围有三座山，构成其天然屏障。西北山叫宋道梁，“蜿蜒起伏，势若龙蟠”，据《延安府志》，该镇即因此而名。西南山叫老爷庙山，地势较缓，视野开阔。镇东山叫捣钟圪垯，最为高耸险要，控制此山，就能瞰制整个蟠龙镇。该山山底为数十米高的悬崖陡壁，半坡为泥流滑坡段，山顶高面光，坡陡且大，易守难攻【77】。

蟠龙镇本身四面环山，并无可资防守之地，必须占领四周高地，尤其是东山制高点，以构成整个防御体系。李昆岗因兵力不足，故确定：兵力重点置于东山方面，对西、北两高地则置以适当的兵力，以炽盛火力封锁隘路，并在隘路口设置班、排据点，以伏地碉配合外壕、铁丝网、地雷等副防御措施构成。炮兵观察所位于东山制高点，四九九团指挥所位于北面高地南麓，旅指挥所位于东山西麓。旅直属部队除担任本身战斗勤务外，并作为旅机动部队。陕西人民自卫军第三总队担任外围搜索警戒，为防止其溃逃影响防御稳固性，李昆岗还规定该部遭攻击后应向延安方向转移，不得向蟠龙镇内撤退【78】。

其具体兵力分布为：第一六七旅旅直及四九九团团部率第一营负责蟠龙街区及北山；第二营及第三营第七连扼守蟠龙镇东的集玉峁（标高1284）及东南诸高地；第三营（欠第七连）扼守镇西之老庄、新庄科、寨则沟、小庙梁及西南之1227高地（磨盘山）；陕西人民自卫军第三总队除以一部兵力留驻蟠龙镇，其余大部活动于镇北及西北之纸坊坪、圪驮村、核桃坪一线，以掩护主力构筑工事【79】。

这一部署就其有限的兵力来说，可谓是周到。一般情况下，即使敌军由北、东、西等数面攻击，守军可以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与之周旋争取时间，只要东面的集玉峁阵地不丢，则纵然敌军由北、西等面攻入蟠龙镇，守方亦可逐步将兵力退往东山，凭借制高点的优势，令敌军无法立足。

4月28日15时，教导旅接彭、习电令：

“

一、 董、刘军北犯绥德，一六七旅（缺一个团）留守蟠龙，我决歼该敌，向延安、甘谷驿线扩大战果。

二、 部署：一纵队（缺三十五团及尾追敌主力之小部）向蟠龙以西前进，新四旅取道风背上向蟠龙东北前进，二纵队（缺九旅）取路永平【坪】向蟠龙东南前进。

各兵团于本日由现驻地出发，二十九日进至攻击准备位置，三十日拂晓或午后四时开始攻击，本部二十八日晚进驻永平【坪】”【80】。

29日20时，彭德怀向各纵、旅下达了围攻蟠龙之敌的部署并报告军委，大致是以一纵由西向东、二纵独四旅由东南及南向北、新四旅由东北及东向南、西进攻，教导旅则位于青化砭以北机动。并限各部“明日午后四时以前提出报告和提出攻击部署，以备五月一日攻击参考”【81】。

30日下午，彭德怀、张文舟（西野参谋长）冒雨到蟠龙东面和北面观察地形和敌情。前一天西野的侦察人员已经在蟠龙外围和敌地方部队发生过战斗，且有一名纵队司令部的传骑被俘【82】，故此，蟠龙之敌冒雨在赶修工事【83】。彭德怀等一面观察，一面找干部谈话，将主攻集玉峁方向的新四旅七七一团团长、营长找去，问他们准备如何攻击。七七一团团长吴宗宪说：一个方案是夜晚摸到前沿，做好工事再攻击；另一方案是拂晓前强占前沿。彭德怀肯定了其第一个方案，认为该方案出其不意，伤亡小，但提出出击道路应放在左面，左面地形好，有沟，容易隐蔽接敌【84】。当天下午，还在薛家沟山上和二纵的领导碰了面，由于当天大雨淋漓，故将原定当晚攻击的计划推迟了一天【85】。

但就在西野部署已定，决心攻歼蟠龙之敌时，又发生了变故！

30日5时，毛泽东突然致电彭德怀等，提出：“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攻击瓦窑堡或蟠龙，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部队加紧休整，以逸待劳，准备运动中歼敌”【86】。

之所以毛泽东忽然改变了27日复电的决心，现在分析起来，也许有以下理由：

一是毛泽东基于当时部队的装备等情况，对于攻坚战能否胜利缺乏把握。这可以从毛泽东5月2日给彭、习的电报中看出，毛泽东认为攻打蟠龙，“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同日，并分别致电刘邓、陈谢，询问是否能以十天内外攻克焦作、安阳、安邑、运城【87】。

二是毛泽东对于胡宗南部主力的行动不了解，担心胡军回师救援。前述已经提及新岔河之战后，中共对胡宗南部行动一度也不清楚，这也许是胡宗南觉察到了西野有侦破其行动的可能，从而更换密码所致。26日毛泽东向彭习通报的瓦市敌可能撤逃，即来自由周恩来亲自掌握的情报，而这一情报显然并不准确。28日，周恩来找中央支队二大队（即二局前梯队）领导胡备文，下了死命令，要求3天内破译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全部密码，为蟠龙战役提供准确情报【88】。此时这一任务可能尚未完成，因而毛泽东对敌军动向还没有把握【89】。

彭德怀不为所动，仍坚持原定决心不变。他判断敌军主力北上约需5至7天时间，我军南下攻打蟠龙，敌军必然回援，但最快也要三四天时间【90】。彭德怀于5月1日致电军委：

“原准备一日拂晓攻击蟠龙，因天雨路滑停止，待雨停后二日攻击。胡军为避免消灭，现工事技能已达最高点。清瓦以南至延水，所有山头村庄，均有相当坚固野战工事。蟠龙工事已完成外壕、鹿砦、铁丝网，平毁甚不易。该军所到之处，木器门板大部烧光，牲畜杀光，一切工具均损坏，壮丁抓走亦不少，与日本三光政策同。人民损失五年难以恢复”【91】。

毛泽东5月2日13时复电，肯定了彭德怀的意见，认为：“攻击蟠龙决心很对。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92】。

胡军军纪如此之差，对于西野来说，反适足以鼓励士气，增加对敌的仇恨。王恩茂日记载29日至贺家渠宿营的情况：“贺家渠是敌人驻过的村子，平房均已拆毁，窑房均已破坏，门窗家具均被烧毁，地窑均被挖掉，粮食均被吃掉和抛撒，纺车、犁铧等生产工具均被捣毁，耕牛被宰杀，人民无法生活，看见我军到来，眼泪盈眶，诉告敌人的暴行。我见了这种情景，增加了对敌的仇恨”【93】。

5月1日，西野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研究战术问题，西野各部也普遍都进行了动员。5月2日黄昏，蟠龙攻坚战正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