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我们前面几个帖子谈过，从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初年的千年历史中，会看到士大夫阶级在中国兴起、占据了统治地位、最终衰落的过程，与白银货币化进程有着相当高的同步：从五代末期/宋朝，白银开始逐步在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与外邦的朝贡与贸易中，以“上币”的角色出现。到明清海量白银进入中国，最终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等鸦片贸易、战争赔款等，致使中国社会中的白银又海量被西方殖民者掠走。宋元明清四朝进士榜，从地域分布看与丝绸、茶叶、瓷器等贸易中心，基本重合。当白银大量减少之后，士大夫阶级也在同一时期失去了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控制、影响。

“白银货币化”的内容是什么？总结起来有这么几种情况：

1、白银（作为贵金属）被铸造成金属货币——银币“。

2、白银被铸造成纯度一定范围的银块，以自然重量来计算价值。

3、以白银为锚（准备金），发行纸币。

还可以算白银货币化的第4种情况：某一国货币以白银为锚、发行纸币。其它国家以这个国家的货币为锚，再发行本国的纸币。

然而，国内研究白银货币化的文章书籍，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1、3两种情况，仅把情况2，与”白银货币化“的内涵等同起来。这是值得琢磨的第一点。

其次，国内研究白银货币化的专家教授，还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1、3两种情况下，货币的定义/定价、发行/管理权都在国家政府手里。而以银块的形式、以白银的自然属性重量作为货币，货币的定义/定价、发行/管理权就不在国家政府手里了。

这些专家教授，本来是很爱谈论”公权力“和”私权力“的，也很热衷于批判皇权。但是等到需要谈货币的定义/定价、发行/管理权问题时，他们却忽然都闭口不谈”公权力“和”私权力“了。这是值得琢磨的第二点。

中国宋元明清的历史中，”白银货币化“始终沿着第二种情况发展。在国党南京建政后，在1933年第一次货币改制中，试图实施第3种情况的白银货币化，但是被米国通过大幅提高银价，将白银从中国社会中大量吸走，导致国民政府的第一次货币改制破产。国党被迫接受第4情况：以英镑和美元作为准备金，发行法币。

现在中国的钱币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都展出在中国境内出土的中东地区、欧洲地区的金银币。明清时期，中国也收入很多西班牙在美洲铸造的银币（鹰洋）。这些都说明中国社会对于白银铸币，是完全接受的。所以中国社会的”白银货币化"，即只搞银块、以重量这种自然属性计价，而且在接触到外来的白银铸币后，仍然坚持不搞银币。那些专家教授爱说的“由市场、自然形成“，至此显然是不成立、不合（货币/经济）逻辑的。

为什么中国的白银货币化，在千年时间里，坚持只搞银块、不搞铸币？

明代有个叫邱睿的官员，曾给明孝宗上了一本《大学衍义补》，劝皇帝接受”白银货币化“。南宋有个叫真德秀的士大夫，写过一本《大学衍义》，他是朱熹的徒孙，在程朱理学派中有很高的地位。明代邱睿的《补》，其中有真德秀没有谈到的白银货币、土地兼并的内容，是程朱理学派对这两个问题的主张——《补》主张皇帝接受白银作为”上币“，主张皇帝不要搞褚币（宝钞），主张皇帝不要限制土地兼并，要坚持”藏富于民“。邱的观点，和宋代司马光反对变法的士大夫观点基本相同（可以参见苏轼弟弟苏辙关于”不抑兼并、富民有利于国“的文章）

邱睿的《补》是不是证明了明代白银货币化，是士大夫阶级有理论、有计划推进的？这个想听听河友的观点。

中国白银货币化的特殊形态——情况2，还应该从国际贸易的顺逆，来找到原因。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宋代和明代，中国社会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力是同一水平的。彼时中国相比于周围国家、民族，在生产制造能力上是有很大优势的。宋代和明代，中国大宗国际贸易的前三，都是丝绸、瓷器、茶叶，以及粮食、铁器、纸张等等”国计民生“特别需要、特别偏爱的产品。但凡国际贸易，长期交易之下都难以保持平衡，都会存在顺差和逆差。而顺差和逆差又会反过来影响国际贸易的持续，解决不好，要么贸易萎缩终止，要么导致战争。

关于中国历史，我们还知道：1、宋代一直给北方民族政权辽/西夏/金/蒙元，交付”岁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白银。2、明清白银的输入，来源是日本、美洲。3、鸦片战争源起于中国对英国的国际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直到英国不法商人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才转逆为顺，导致中国社会中的白银开始外流。4、明代与宋代的区别，是明朝始终没有向北方民族政权交付”岁币“。5、有明一代，北方的边患一直也没有停歇。即使是”隆庆开关“，也没有保持几年和平。到最后努尔哈赤联合蒙古诸部落，再次打进汉地，入主了中原。

以上几点，从贸易顺差逆差的角度，可以看得明白：宋、明中国社会，因为高于周边的生产力，因此国际贸易始终是顺差的。但是，如果周边国家没有持续的支付货币，又该怎么办呢？

摆在中国皇朝面前的，大致有两种选择：一是给北方民族以货币补偿，结果是彼此维持持续的贸易和和平。二是不给补偿，但是要面对北方民族不断暴发的寇边，因为草原民族在马匹资源和骑兵养成两个方面，始终对农耕社会有压倒性的成本优势。

大体上宋代是前一种，明代是后一种。

宋代给辽、西夏、金、蒙元的”岁币“，含有贸易顺差的货币补偿的意义，因此这部分货币，最终还是要回到汉地丝绸、茶叶、瓷器、粮食、铁器等商人手里，回到产生了最多进士的地区。”岁币“对于中国社会的普通人，不仅是沉重的额外的税赋负担，也是向蛮夷低头的屈辱。因此对于拿到了从”蛮夷"手里回流的货币的人，就要特别小心要隐瞒这种货币回流的真相。相比于白银铸币和褚币（纸币、宝钞），银块则是一种非常难以追溯来源的“优良上币”。

到了明代，文献显示中央政权在货币主权上，最终处于了绝对弱势地位。诸多学者研究明清之际到底有多少美洲、日本的白银流入了中国? 宽者估计美洲白银的大半都流入了中国，保守的也估计有三亿两白银通过贸易顺差流入中国，取中间大约有6-9亿两白银流入。那么明朝朝廷手里最多时（张居正改革时期）才仅仅有500-600万两白银。而对于那些生活在明代的农民、手工业、军户没有也不会用到白银，他们主要用的是铜钱。因此几亿两的白银在士大夫阶级，传闻李自成进北京，“追赃”拷打士大夫，搞出了7千万两白银，由此可见一斑。

阻止皇权掌握士大夫阶级到底有多少钱，银块亦非常好的一种货币形式。

因此，宋元明清千年历史中的白银货币化形态问题，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程朱理学派如邱睿的《大学衍义补》，只是这个阶级的相应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