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一些关于解放战争讨论的内容 -- 杰瑞

下面这篇是某位大佬回复汪洋大作的，当时看到就感觉一时瑜亮，堪比卧龙凤雏。

————————————————————————————————

WY兄的帖子“争论与转折：从苏中到鲁南”史料充分，论证细致，对解放战争初期华中和山东两大野战军在战略认识上的分歧，以及从分歧走向统一的过程做了非常精彩的叙述。我对华东解放战争初期的决策问题也有点兴趣，但目前许多相关讨论不少是对人不对事的，不是捧杀就是棒杀，使得这个论题无法进入深层的思考。现在正好借WY兄的好贴，从另一个角度，即苏中作战及之后保卫两淮过程中整个战略态势的分析出发，对陈毅、粟裕双方视角的差异作进一步的探讨。

陈毅在1946年10月1日给中央及张云逸、黎玉、舒同、陈士榘、袁仲贤的电报中称：“两次到分局会谈，他们战争方针很正确。但我至淮北，战局顾虑太多，决心不够，未能发挥山野力量，有负党与人民的付托。今后集结张、邓、粟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其中“战局顾虑太多”一语，足可玩味。事实上，双方的矛盾分歧和各自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有很大的关系。

一、苏中战役计划的确定和粟裕在此阶段的贡献

在最初确定在苏中作战的决策过程中（大致从6月到7月初），从粟裕6月18日、27日、29日给中央、山野、陈毅、华中局等电报中可知，粟裕的看法主要是在“三分区（淮南津浦路东）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及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而“目前主力都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经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另外，粟裕还考虑到华中主力要转至淮南，则粮食须由苏中供给，因苏中公粮收入占全华中二分之一，人口即占五分之二。

毛泽东基于6月19日“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的判断，6月22日提出全局破裂后的战略方针，要求“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24日又去电陈、舒等，指示：“粟谭率主力占领蚌浦间铁路线，歼灭三、四分区之敌，策应北面作战”。26日更直接致电华中分局，要求粟谭以不少于十五个团兵力执行24日电报中提出的任务，并规定“午灰（7月10日）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待命攻击”。

陈毅于6月28日至新安镇与谭震林商定华中主力西移，鲁南部队（指山野主力）南下，均要于七月十五日才能赶到淮南南北铁道沿线位置。但一天后，粟裕说服了华中局领导人，按照其6月27日的意见，于29 日发出给中央并陈、舒的电报，建议第一阶段以王陶两纵留苏中，解决当地之敌。陈毅对此表示坚决不同意，6月30日致电军委、刘邓及华中野战军，认为“我们认为七月间非打不可，王陶纵队应立即西开，保证于七月十日到七月二十日前后能按时发起战斗”，认为“王陶留苏中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

同日，毛泽东给陈毅等电报中，对粟裕等建议的留主力于苏中确保财源，将淮南作为钳制方向的意见，认为“似有理由”。但应该注意的是，此时陈毅对于形势的判断仍基于六月下旬的情况，认为“七月间非打不可”；而毛泽东则了解到：“蒋为各方所迫，将发继续停攻命令”，基于此情况以及政治上须有利（6月28日电）的原则，毛泽东认为：“似此，我各部暂时宜位于待机位置，以免集中过早暴露企图”。7月4日，根据“现在形势是边打边谈”的基本判断，认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由此，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进行第一战的决策被确定下来。

看待这一阶段的分歧，我认为更应该从各方视角上的差异及实际的战争态势出发来进行讨论。

首先是形势的变化才导致苏中作战成为战略侦察的可能。六月下旬，中共对形势的判断建立在“八天期满后，国民党即将向我大举进攻”的基础上（毛泽东6月26日致华中局电）。此时提出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全局来说，需要得到华中的配合，尤其是淮南方向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的钳制。若无此配合，则山东野战军南下至徐州附近作战时，对蚌埠之七军将有很大的顾虑；而如果国民党军集中力量解决淮南之后，位于定远之四十八军及南京、浦口附近的五军一部也都有可能北调增援（五军北调可能稍小一些，四十八军北调可能较大），这样仗将很难打。华中野战军主力此时若在如皋、海安或扬、泰一线作战，除牵制南线敌军及七十四师、五军一部外，对外线作战的山野将几乎没有配合和帮助。即使获得局部胜利，在淮南被占领、山野被击退的情况下，仍将陷于被动。这就是为什么陈毅认为“王陶留苏中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的原因。

到7月份，中共明确了解到国民党军因政治上的压力暂时无法采取全面进攻的战略，只好边打边谈，进行若干方向上的局部进攻。这时，粟裕的建议，即先在苏中打仗，由弱敌打起，逐步扩大的方式才有意义。因为按照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的作战计划，将作战分为三期，第一期主要集中在江北方面，目的是“规复天长、盱眙、如皋、海安，解除京沪北侧及京浦路南段东侧威胁”。在这个分期解决的方案中，是以淮南、苏中为第一期进攻对象，而将东出陇海线、南下两淮，封锁华中地区作为后续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粟裕所部集中力量，在苏中对相对较弱之敌展开打击，不仅可以保持财源、兵源，还可以振奋士气、改善装备，较之出淮南在狭窄地域内与敌主力纠缠，不可同日而语。换句话说，只有在国民党军采取局部进攻的形势下，粟裕在苏中作战的计划才是符合实际的，而这是七月份的事情了。如果国民党军是按照“大打”的方式，那么不能不考虑到国民党军有集中主力先打通陇海线，隔断华中、山东联系，然后配合两淮、江北三面压缩华中野战军生存空间的做法。这一点，国民党军亦非无睹，即从地利上分析，国民党军也认为：“（江北地区）因地区内河道沼泽较多，陆上交通甚受限制，故不利于国军部队之机动。反之，匪军因轻装而限制较小，更可藉河汊、村舍之隐蔽，行动便捷自由，有利于其游击性之运动战。但如国军以大军由西方或北方投入，依东南两方之天然地障，亦有利于国军之捕歼匪军”。

故此，从全局观点来看，如果前提是“大打”（六月底之前的情况），执行的又是外线作战方针，那么纠缠于苏中是不利的。粟裕当时也只是准备打一两仗仍然向西，进入淮南配合山野。就山野来说，自然希望华中主力能越早西出淮南越好。这是双方视角上的差异。

按照上述的分析，华中主力在苏中作战并非是粟裕基于全局考虑而提出的建议，对于一个战略分区的领导人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做这样的要求。那么，这一阶段的争论中粟裕的贡献到底在哪里呢？

个人认为，在这一阶段的争论中，粟裕的贡献有二。一是从局部出发，阐述了进入淮南作战的不利之处，即粟裕6月29日电报中的“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从这一点出发，实际上间接否定了外线出击的可行性。也就是说，即使华中主力出淮南配合山野行动，由于双方在实力上的差距，存在着不能速胜反而陷于被动可能，这样也很难对山野进行有效地配合。这使得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从这一实际出发来考虑出击的可行性。

二是提出了另一种不同于外线出击的思路，即可以依靠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的方法，达到转变双方力量对比的目的。之所以毛泽东提出外线作战，并非是好大喜功或不顾实力对比的瞎指挥，而是基于中共仍然希望能够和得下来这一打算的，也即是所谓“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毛泽东在估计蒋军大举进攻即将开始后，希望通过外线出击，给蒋军一个大的打击，显示中共的力量，从而使和谈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因而外线进攻计划并非是高估己方的力量的产物，而恰恰相反，是承认国民党军优势的做法。

但是，这种外线作战的方针在实际执行中，必然遇到在外线条件下，是否有足够的力量给国民党军一个打击，达到迫和目的的问题。粟裕的建议以及随后的实践，和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军区的成败实践一起，最终证明了内线作战的正确和可行性，使得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方针由此确立下来。这是粟裕在这次争论中最重要的贡献。

因此，综合上述看法，我认为粟裕在苏中战役计划确定之前的争论中，主要是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外线作战的思路，并由此后的实践，证明了该思路的可行。不可否认，在争论的过程之中，粟裕主要是从局部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他提出的作战地点——苏中，在国民党全面进攻的情势下，事实上是一个容易陷于被动和危险的方案。只是当国民党政府被迫采取“边打边谈”、不得不企图分步解决江北和淮海战场的前提下，才使得这一方案在七月初成为一个最佳的选择。目前流行的认为粟裕从一开始就高瞻远瞩由全局出发来推翻外线作战方针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二、外线出击与泗县战斗的失利

事后来看，当时争论过程中正确的方针是哪一种呢？显然，按照争论的前提，即国民党军全面大打的情况下，正确的做法既不是华中出淮海配合山野在徐州附近外线作战，也不是华中主力胶着于苏中听任山野独自应付徐州绥署的攻击，而是集中两大野战军在淮海或鲁南采内线作战，先打破西线的威胁。由国共双方当时的态势，我们亦已经可以看出，在“大打”的形势下，整个华东的关键点不在苏中、淮南，而在于淮海和鲁南。由于华中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其不适合大兵团作战，因此一旦国民党军打通陇海线切断山东和华中的联系，整个战局有陷入被动和无法挽救的危险。

战争的实践也表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国民党军由局部进攻转向全面进攻），华中和山东的联系点越来越成为作战的中心，此后的宿北、鲁南战役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的一种必然选择。只有在解决了淮海、鲁南，即华东翼侧的威胁之后，才使得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由三面攻击的有利态势转化为单面的平推（因华东南北纵深大，南北的攻击很难做到战役上的配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宿北、鲁南战役，也不可能有莱芜和孟良崮战役的胜利。《粟裕战争回忆录》中给予这两次战役以高度的评价，不是没道理的。

当然，在实际中并未立刻进入全面大打，因而在七月初，正是国民党军由局部攻势向全面进攻的转化过程中，才使得集中兵力先在苏中作战的计划成为一个良好的战略侦察的着点。至7月13日，中央针对国民党军“先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的计划，提出“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中央军委7月13日的这份电报还提到：“对桂顽进攻淮北，应有反击准备，但鲁南大军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陷于被动地位”。这是对陈毅等7月11日电中：“据华中息，桂系国民党军将以两个师进攻我淮北地区，估计进攻灵璧可能性大。我们对其进攻淮北应有反击准备，但鲁南大军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暴露企图”的回应，肯定了陈毅等“判断及部署均正确”。但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一切作长期打算”了，陈毅的思路仍然停留在原定的大举出击计划上，因而7月14日陈毅一面指示粟裕选择扬、泰、南通前进之敌好打者争取一两个好仗，一面致电军委，建议仍然执行前定作战计划，“截断津浦路南段、陇海路徐西段、造成山东、太行主力在淮北会合，准备渡淮作战”，以全面大打，来制服蒋军的分区蚕食。毛泽东15日回电则建议仍在现地待机，看苏中泰兴战斗的结果如何。

至7月18日，国民党军按照第一期绥靖作战部署，除以五军及七十四师一部向天长、盱眙攻击外，以第七军主力向泗县、五河进击（22日攻占了灵璧）；整六十九师向鱼沟、朝阳集攻击，准备向睢宁、宿迁进击；整二十八师以一部向双沟镇，主力沿陇海路向曹八集进攻。于是陈毅等决心率山野主力于20日前隐蔽进入淮北地区，相机歼击其中一至二路，然后进击津浦路徐蚌段，以“十万旌旗泗水阳”的气势，展开外线作战行动。19日中央军委复电陈毅等，指出：“徐州附近之作战关系全局”。

7月25日粟裕提出调淮南的五旅加入苏中，陈毅表示反对，认为“淮南五旅不改东调，仍留淮南。粟部亦宜逐步向西转移”。这再一次体现了因双方视角不同而产生分歧。陈毅从出击外线出发，要求华中主力出淮南配合；粟裕则从苏中打仗顺手出发，希望将置于淮南无用之地的五旅调入（见粟裕8月1日午时电），以求得更大的歼灭战。从当时来看，可谓各有其理由；从事后来看，既然外线出击不现实，五旅置于淮南显然不如直接加入苏中歼敌来得有利。

7月27日山野初战朝阳集，歼敌六十九师第九十二旅等共约5000人。但此后进入外线作战的难点开始暴露出来，尤其是缺乏配合的问题。从山野、陈毅的角度看，这一点是相当令人恼火的。因为如果粟裕率华中主力出淮南，威胁蚌浦段，则有可能牵制住七军（从事后来看，在五军和七十四师一部已经进入淮南作战的情况下，是否一定能牵制七军也很难说），或至少牵制七军之一部，这样无论山野此后是向灵璧、泗县之七军或向宿县之五十八师攻击或集中精力应付徐州方向之敌均极有利。可是，现在淮南自身难保，且粟裕更要求调走五旅，则桂系之七军可以全力向北或东出击，进入外线的山野反而处于六十九、二十八师及五十八师、七军等的三面威胁之中，无论哪个方向均缺乏足够的兵力和把握。

朝阳集战斗即将结束时，陈毅指示：“本野战军第二步歼灭二十八师、预三旅、一一七旅之作战命令，由宋携至二纵于29日公布，望各兵团首长即依此准备，按时实施”，此后山野亦曾试图继续攻击六十九师之六十旅，但证实敌军已经厚集，而我军则兵力感觉不足。另外，由于山野集中于睢宁以北一线，桂系七军的进展迅速，27日占泗县，28日续占泗北屏山集，30日又南下占据五河县。这又使得山野的南翼感受到威胁。这种情况下，山野指挥员的急躁情绪在上升。7月31日致电中央，称：“陇海线两侧敌主力均有增加，刻在双沟、曹八集正集结十五个团兵力，因此情况变化，只能击溃不能歼灭，我军决以主力向灵璧、泗县找桂顽求战，拟先消灭两个团，再转而进击津浦徐宿段，灵、泗间如果奏效，即可能汇合华中部队向西进击。”

8月1日陈毅更是带有情绪地致电中央，除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上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外，还专门提到：“张邓谭粟舍不得苏中，以主力在该地打转，实际上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讲过多次，讲不通。现在粟在海安、东台再打几个胜仗，恐仍不能退敌，值得考虑一下”。这大概是后来批粟裕“恋战苏中”的最早起源吧。

“屋漏偏逢连遭雨”，偏偏这几天的通信不畅，山野7月31日的电报中央8月3日才看到，8月1日的电报4日才看到，因此当毛泽东8月3日、4日电告陈宋，提醒“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时，山野进攻泗县的七军的行动已开始。从毛泽东的电报可以看出，毛开始转向内线歼敌的思路，即4日电报中所提到的集中主力在手，让“灵、泗两地敌分散孤立外，双沟之敌再向东进，即可找到打好仗之机会。”

泗县战斗，从思路上讲，可以上溯到7月8日宋时轮给中央和陈毅的报告。当时宋时轮对国民党军的分析认为七军的两个师（一七一、一七二）从集中兵力考虑，不敢分散向泗、灵方向，建议陈毅以适当兵力守五河一线，吸引敌向泗、灵前进，以便于歼敌。朝阳集战斗后，北线国民党军8个旅集中一起，离徐州不到20公里，各旅间仅5公里，增援快且多，只能打击溃战；而七军四个团分别在灵璧、泗县、五河一带，相隔40公里开外，打好了有可能全歼。

从选点来说，泗县连接灵璧和五河，较为突出。打灵璧，泗县、固镇两处均有敌军可能来援，打泗县则固镇敌军来援的顾虑小。五河因该地四面环水易守难攻，不是一个攻击的好点。从兵力上来说，泗县守敌当时判断为两个团（实际连外围共约三个团），以当时山野能集中的兵力来说，是可以吃得动的。综合以上情况可见，选择打泗县还是对的。

失利的原因主要在于情况判断有误、部署失当及对天候地理的失算，根本原因在上述第一点。因山野急于配合将于8月10日出击豫东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于7月30日即定下打桂系七军的决心，但对七军的分布情况是8月5日才调查得比较清楚，由此产生部署上两个比较重大的失误。一是判断五河有七军一部驻守，遂令七师两个旅担任阻击五河之敌来援的任务，而实际上桂军占五河后，正规军随即撤走，而以土顽守该地。这样导致本来可以加入攻城方向的两个旅被置于无用。二是八师判断泗县城北外围据点桂军有一个团，因此攻击泗县外围就用去所有兵力的一半以上（一共3个团11个营，用了6个营打外围，只用5个营攻城），而实际上泗县外围除界沟、吴桥等地，和八师有关的只有屏山集一个营（五一五团第二营），而城内（包括东关）却驻有将近3个团（五一五团大部、一七二师部加一个炮兵营、五一六团），以5个营的兵力去攻打近3个团驻守的城市，结果可想而知。

其余战术上的种种失误，此处不再赘述。从中可以得出结论的是，山野在外线作战中所遭遇的大问题，一在于缺乏华中方面的配合，这是两个战区由分散到集中过程中的问题；二在于情报不灵，这是外线作战不如内线作战之处。

4日毛泽东给陈宋的电报中，强调“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至6日更主张“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后主力西调为有利”。此时，由于敌我双方在徐东陇海线附近经朝阳集、泗县战斗，主力形成对峙局面，苏中方向遂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应付当面之敌的进攻。另外，毛泽东在苏中战役的内线歼敌过程中，也逐渐在形成内线作战的思路。

8月7日毛泽东向粟裕征询对华中野战军下一步作战方向的意见，说明毛泽东此时已经非常重视粟裕的看法。尽管陈毅仍坚持粟部西调的意见，但粟裕认为歼敌良机已到，虽然“本应遵令不调五旅东来”，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做法，下令五旅东调，以参加明后日的作战。这一做法获得毛泽东的支持（8月8日申时电），陈毅也不得不勉强于当日表示同意。

8月9日山野泗县的失利和11日华中野战军在李堡的胜利，形成强烈的对比。毛泽东认识到“（粟部）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完成切断津浦线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8月12日电）。陈毅随即于13日致电粟裕，同意其“不必忙于西调”。这样，虽然之后仍然还有过西调的考虑，但其可行性与已经得到验证的苏中胜利相比，越发地降低了。至此，对于苏中战役的认识三方基本上达成了一致。但其中仍有细微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在日后将逐步显现出来，最终又得到统一。

这里的细微差别主要体现在何处呢？粟裕坚持内线作战的观点很明确，对于西调配合山野作战始终不很积极，在山野南下后，西、北两个方向暂无被切断、封锁之危险，更是愿意在苏中坚持作战。这种做法，实际上不无山野配合华野打仗的意味（山野保障华野侧翼和后方，华野可放手歼敌）。陈毅始终从外线作战着眼，希望华野从淮南方向来配合作战。由于粟裕坚持在苏中打仗，山野在徐州附近作战受桂系七军的威胁较大，难以实现原定截断津浦路的计划，更不用说相机占领徐州了。虽然最后同意粟裕部暂不西调，但态度显然是比较勉强的。毛泽东则由粟裕的建议和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出击淮南未必有利于配合山野，而内线作战亦有可能大量歼敌。因此，毛泽东从最初提出的外线出击方针开始向内线作战的方向转，对陈毅也委婉地建议以集中兵力在手，等待敌人进一步分散的作战战略，但陈此时尚未完全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