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狂飙东进——记中原突围中的皮旅（下） -- 忘情

形势的日益严峻，留守下来的红军已无法完成坚守中央苏区的最高指示，项英等人意识到必须像长征的中央红军一样，主动放弃苏区，实行战略游击，全军分散突围，这样才有一线生机。

在正式做出这个决定前，项英，陈毅给中革军委连续发电报请求改变作战部署。

但这些电报发出去后，犹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

１９３５年１月３０日，项英在电报中言：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适应情况执行”

2月1日又致电中央：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

2月4日又言：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

当天见电，要求当天回复这在我党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此时中央苏区的斗争严峻到了何种程度。

真正推动项英做出全面游击决定的，还是来自毛主席的指示。

遵义会议开完后，主席和中共中央当即给项英，陈毅发来“万万火急”的电报。

在电报中主席明确提出了要进行游击战，要求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结合。

这就意味着凡是不适合游击战争的环境，一切都要变，保卫苏区实现不了游击战，那就要放弃。

庞大的机关就必须缩小或者取消，中央分局保留了一个团就行了，其他干部到地方负责游击工作。

基于这样的指示，项英和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中央分局领导人开始率领红军分九路突围。

突围作战是非常残酷的，同样牺牲也是巨大的。

相比于中央红军一年转战十余省的艰苦，项英，陈毅等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更为艰苦卓绝。

项英回忆那段岁月时曾说：“两年我都没脱过衣服睡觉，衣服被树枝挂得破破烂烂的，全是补丁”。

睡觉衣服都不敢脱，为的就是一旦有敌情，立刻可以投入战斗，军事斗争之紧急可见一斑。

1934年10月18日，项英发表《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他在文章中指出“发展游击战争是我们中央苏区整个党与苏维埃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项英还对游击队的规模做了具体要求，在《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中，他要求各区的独立营应有400—500人，区游击队应该扩展至100—150人。

这些措施为日后退出中央苏区，全面开展游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这不是独立的战略游击，还只是在保卫三角地区的最高指示下，发动群众游击战配合红军作战。

促使项英，陈毅真正转变，提出“独立作战”，组织部队突围，在南方八省领导游击战争的还是牛岭战斗。

项英回忆牛岭战斗时，悲痛地说道：“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

1935年4月下旬，外出运粮的游击队员被敌军发现，跟踪，项英，陈毅和特委机关差点被敌军清剿掉。

但这些并没打跨项英，他一边总结经验教训，一边采取“敌人进山，我们出山”战术，连续挫败了敌军五次清剿。

不仅巩固了原有的游击区，还发展了新的“三南”游击根据地。

在战斗中，项英总结并及时推广了大量的游击战术原则。

比如“赚钱的就打，赔本的不来；不打硬仗，不攻坚；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有利的时候就集中来打，否则就分散；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空隙的地方去进攻；有路不走，没路就走”等。

新四军成立时的一万多人，大部分都是项英从山里带出来的。

他们经受住了长期的革命考验，战斗力十分凶悍。

陈毅都说：“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变成铁的力量，以后和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中央政治局给予项英，陈毅等留守的领导人高度评价，称他们是全党的模范。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部分红军继续坚持斗争，主要活动在南方八省(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八省)，主要由项英和陈毅领导。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是如何划分的，一共有多少支力量呢?

赣粤边游击区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开始长征，第二年的3月，项英、陈毅等率300余红军，先后转战油山山区，与在此活动的李乐天领导的部队合并，共1000余人。到了全面抗战爆发时，还剩下300多人。

闽赣边游击区

　　1935年1月，时任瑞金特别委员会书记的赖昌祚领导3个红军独立营及游击队共1000人，在瑞金附近坚持斗争。四个月后赖昌祚牺牲，这一支部队只剩下30余人，被编为瑞金游击队，由钟得胜率领，转到大柏地山区坚持游击活动。1937年春，游击队发展到300余人。

闽西游击区

　　1935年春，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率领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 100余人到达永定地区与在闽西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独立第八、第九团等部会合，共约1500人。至全面抗战爆发，红军游击队有1300人。

闽粤边游击区

　　1934年秋，红军独立第三团，在南靖、平和、漳浦地区坚持斗争。后来这一地区被国民党占领，红三团分散在漳浦、云霄边界和云霄、平和、诏安边界的山区坚持游击活动，1935年重建了游击区。到了1936年，部队发展到1300余人，至1937年下半年，红军游击队有300余人。

皖浙赣边游击区

　　1934年11月，武装力量主要是红军第三十师及游击队共1000余人和活跃在彭泽、湖口、鄱阳、祁门的皖赣独立师与鄣公山的皖南独立团。第二年部队遭受重大损失，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唐在刚牺牲。1935年底至1936年4月，剩下的部队分别活动于皖赣边、皖南、皖浙赣边，并相继在皖浙赣三省交界的鄣公山会合，编为皖浙赣红军独立团，共800余人。至1937年7月，尚有300余人。

浙南游击区

　　1935年2月，回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第十军团一部，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共500余人。至9月，开辟了浙西南游击区，挺进师发展到近1000人。1936年6月，部队发展到约1600人。1937年上半年，挺进师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受到较大损失，至9月，部队约有400人。

闽北游击区

　　1935年1月，闽北革命根据地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2月武夷山山区的红军第五十八团、西南独立团、闽北独立团等部共约2000人，合编为红军闽北独立师。至1936年底，游击区扩大到十余县，部队发展到3000余人。1937年春夏，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红军独立师受到较大损失，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师长黄立贵牺牲。至9月，红军独立师尚有800余人。

闽东游击区

　　1935年5月组建了以叶飞为书记的中共闽东特别委员会闽东军政委员会，领导闽东地区的斗争。之后，红军独立师在闽浙边开展游击战争中，恢复和重建了宁(德)屏(南)古(田)、福(安)寿(宁)、霞(浦)(福)鼎、(福)鼎平(阳)4块游击区。至1937年底，红军独立师发展到1300余人。

湘鄂赣边游击区

　　1934年11月，红军第十六师1100余人在崇阳、修水、平江等县境内坚持游击战争，后来发展到5000余人。在国民党的持续围剿下，红十六师受到很大损失，余部1000余人由继任省委书记傅秋涛等率领。至1937年8月，红军游击队尚存约900人。

湘赣边游击区

　　1934年8月，红军第六军团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共5000余人，在国民党的进攻下损失较大。1935年7月，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将失散的部队收集起来，编成游击支队，坚持斗争。至1937年11月，红军游击队尚保存近400人。

湘南游击区

　　1934年11月，在湘南坚持斗争的红军独立第4团和游击队，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受到极其严重损失，中国共产党湘南特别委员会书记彭林昌牺牲。不久，又组织了湘南红军独立大队，在宜章的骑田岭一带山区坚持游击活动。与此同时，有一支红军游击队在耒阳、安仁县境内坚持活动。1938年初，上述两支红军游击队集中时，共有300余人。

鄂豫皖边游击区

　　1934年11月，红军第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后，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军第二一八团、鄂东北独立团，于1935年2月合编为红军第二十八军，由高敬亭领导，后来红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政治委员方永乐在战斗中牺牲。至1937年10月，红二十八军和游击队发展到2000余人。这也是后来改编为新四军力量最强的一支。

鄂豫边游击区

　　1936年1月，中共鄂豫边省委组建了一支红军游击队，在信阳、确山境内活动。同年春省委书记张星江牺牲后，游击队分散活动于信阳、唐河、驻马店地区。9月，王国华继任省委书记，领导游击队在确山、信阳、桐柏、唐河、泌阳等县境内开展游击活动。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游击队发展到1000余人。

琼崖游击区

　　1932年冬，琼崖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军独立师受到严重损失。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书记冯白驹率领20余人在母瑞山坚持斗争。1933年夏，红军游击队从母瑞山突围后，即分散在农村进行活动。1936年后，相继恢复了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琼山、文昌、琼东、澄迈、临高等县苏维埃政府。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游击队发展到300余人。

油山雄踞在粤赣边境，位于广东南雄和江西大余、信丰等县的交界地带。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以后，项英、陈毅、李乐天等人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在粤赣边地区展开游击，并以油山为中心建立了游击联系制度，一条线由油山伸向梅岭，再由其到北山，一条线由油山伸向三南（即赣州市的龙南、定南和全南），以便与游击的分散活动相适应。

大岭下会议是中共粤赣边三年游击战争史上的重要会议，也被视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转折点。1935年3、4月间，留守苏区突围出来的部分红军虽然在油山成功会师，但部队内部在思想层面矛盾重重，为了尽快地统一思想，转变工作方法，项英等人决定在大岭下的彭屋召开第一次特委、军分区和部队领导干部会议。4月上旬 ，大岭下会议正式召开，对敌人大举“清剿”的局势及应对方法作出了讨论，并提出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重要方针，为长期性的游击战开展提供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项英、陈毅等依凭大庾岭山区，领导南方八省的三年游击战争。

《梅岭三章》就是陈毅在梅岭被国民党四十六师围困时写下的诗篇。

1935年4月中旬，项英、陈毅在河洞长岭贫苦农民罗学文家，主持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乐天、杨上魁（杨尚奎）、蔡会文、陈丕显、贺敏学、李国兴、刘新潮（刘建华）、张日清等共70余人。长岭会议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做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决议，并提出分兵游击的部署，分别建立油山区、北山区、信康赣区、南山区、上崇区等游击区。

陈毅元帅第四次遇到危险也是因为叛徒叛变，不过陈毅元帅能够死里逃生的原因更是惊险。当时梅岭一带的游击队已经长时间收不到中央的指示。

叛徒就是利用这一点，传递假情报，骗他们中央来了同志，请求在县城内的饭店里见面。陈毅一进城，没有先去饭店汇合，而是先到了叛徒的家中打探情况。

当时抗日战线已经如火如荼。湘赣一带的游击队已经很长时间失去了中央的消息，再加上国军的清剿一波连着一波，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理解，各地区的游击队风声鹤唳各自为战，甚至自相残杀的事情常有发生。

陈毅元帅亲自前往做工作时就被当做叛徒抓了起来，对方（谭余保）怎么也不相信陈毅，一口咬定陈毅元帅是叛徒。要不是山下的国军撤军，有了联系中央的机会，陈毅元帅险些死在自己人手上。

至1936年5月，各区红军和游击队战胜重重困苦，坚持与国民党“清剿”军和叛徒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李乐天等领导人和许多指战员英勇牺牲，部队减少到不足300人。

6月，两广事变爆发后，赣粤边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有所减弱，形势有所缓和，项英、陈毅乘机相对集中兵力打击国民党地方部队，使红军和游击队有所恢复。

一年间，红军和游击队在反“清剿”斗争中发展到500余人（后发展到700余人）。

蒋介石在得知项英、陈毅转移到油山后，调集了四万大军对其进行围剿，当时油山的红军武装力量一共只有1400多人，兵力悬殊达到了1：28，在此危难之际，项英、陈毅当机立断，马上将部队分散，化整为零，依托有利地形，在赣粤边境和国民党展开了游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