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狂飙东进——记中原突围中的皮旅（下） -- 忘情

左路纵队突围后，一路向西，于7月25日抵达武当山区，8月下旬，与向西突围的江汉军区的部队在房县会合，并于8月27日成立鄂西北军区，突围部队另一部因强渡襄河受阻，改道北上，进入伏牛山地区与河南军区部队会合。

右路纵队突围后，向西北突围后，一路抵达了陕南地区，与陕南地区游击队会合，建立豫陕鄂军区，并坚持在当地的游击作战，依照中央指示，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王震率领的359旅以及干部旅一路继续北上。

右路纵队突围至陕南以后，给了国民党军相当大的压力，尤其是在西安的胡宗南。

更为关键的是，王震率领中原军区两个旅的部队还翻越了秦岭，进入到了镇安，当时胡宗南手中几乎没有可靠的部队，为了给部队调动争取时间，胡宗南假意提出要与我军和谈，并派飞机沿途洒下传单。

王震一面通知中央，一面选派代表赴西安。

6月26日晚，由司令员王树声和参谋长张才千率领的南路突围部队从光山县向西移动，在中原地区左冲右冲了半个月，仍未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和拦截。

起初，军队从泼陂河撤退，进攻了三天三夜，直奔平汉铁路的咽喉——孝感杨坪口。

唉！出乎意料的是，敌军一个旅早已布防在那里，封锁了南下的通道。在混战中，本应与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协同作战的第二纵队第十五旅也被冲散，失去了联系。

看到南下通道被堵住，王树声不得不北返，奔向大悟山的老根据地。

谁知道陆家山、姚家集的敌人发现一纵纵向南突围不成后，又从三面包抄过来。

敌人分头进攻，企图“歼灭”我军于突围途中。天空下着大雨，道路泥泞狭窄，边打边走的战士们虽然不情愿地减少了行李，丢弃了多余的衣服，但行进速度仍然很慢。

芦苇和汹涌的襄河就在敌人面前，可他们连我们战士的影子都看不见。

就在敌人看着河水叹息哀叹不已的时候，我军已经彻底击败了敌人在河西的封锁，正大举向武当山推进！

部队向西走了不到一百里，上级的命令又来了：“敌人在前方已布置重兵埋伏，你部必须停止进入豫西，西渡汉江。”

郁郁葱葱、地势险峻的桐柏山就在眼前，一旦进入桐柏山，就可以摆脱追赶的敌人，获得安全、休整和后勤补给。

然而军令如山。王树声这位统帅眉头紧锁，眼睛睁得大大的，把手里的电报读了好几遍。最后，他咬紧牙关，掉转马头，浩浩荡荡的行军纵队都跟着他转向西。

八千人爬过一座座险峰，涉过一条条大河。最后，他和他的纵队停在了大洪山中钟祥、宜城之间的流水沟渡口。

汉江在咆哮着，翻卷着浑浊的洪峰，看着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这支队伍就是中原军区著名的“铁军”。他就是著名的铁军统帅——王树声。

说起来，历史“弄”了人，汉江和王树声似乎形成了不解之缘。

站在河边，他不禁回忆起十四年前，他和徐向前率领的红色四面军渡过汉江，前往川陕边区。现在就像“重演老剧”！

不同之处在于：过去于隆冬的旱季在上游渡河，但现在面对的是夏天涨水的中游！

现在有两个糟糕的消息：约定到对岸接应的兄弟部队早就消失了；河上没发现一艘渡船！

与敌人进行血腥战斗的阻击部队有第三旅第八团一个营，第二旅第六团和一些后勤人员约3400人。由于敌军增援人数众多，他们没有时间过河。

该部第三旅副旅长闵学胜带领他进入伏牛山区，坚持战斗，建立新的根据地。

过了汉江，王树声马不卸鞍，人也没有停下来，用尽全力向北推进。在途中，他接到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命令他们在鄂西北建立根据地。这时，尾随的敌人又追上了他。

王树声果断指挥，打败了这支追兵。直到这时，他才穿过浩瀚的晋山，进入武当山区房县上龛地区，与较早到达的江汉军区罗厚福部会师。从那以后，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王树声对建立鄂西北根据地毫无准备，而又被任命为区委书记、军区司令员、政委。

不久，在他的主持下，划分了四个军区，改组了部队，分散了党、政和军人员。

然而，开展活动和创建根据地绝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不要小看这个鄂西北。虽然地势偏僻，群山密布，但具有独特的军事价值。

从这里往西，往北，可以分别直达四川和陕西，威胁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后方，往东，南，可到武汉，长沙。

因此，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就在这里苦心经营，不容其他势力染指。

现在我军已经进来了，敌人就像被捅的马蜂窝，急得地嗡嗡作响。因此，在我立足未稳的时候，敌人集中了很大的力量，对我采取了非常恶毒的“棋盘战术”。

所谓“棋盘战术”，就是把正规军、保安队和地主武装合编起来，组成一支搜捕部队，把我军从一座山赶到另一座山。

至于我军则用的是“麻雀战术”，有时集合，有时分散，漫山遍野打游击，让敌人头晕目眩，手酸脚软！

王树声着眼大局：不能因小而失大，当务之急是尽快突围敌人的严密包围圈。

张参谋长按照王树声司令员的指示，礼貌地劝说陆续前来参战的指挥员和战士，果断地下达命令：“甩开敌人，绕过王家店，全速向西走！”

王树声率领南路突围部队，越过平汉线，成功渡过襄河，随后在宜城西南的孔家湾和林家店再次击败敌军第十八师。

此后，部队继续向西北推进，连克宜城以南的李家档、南漳以南报信坡等据点，消灭了大量敌人。

敌人的包围行动一次又一次失败，眼睁睁地看着南路突围部队在鄂西北如鱼得水却毫无办法。蒋介石勃然大怒，加紧动员军队，企图“彻底歼灭”我南路突围部队。

蒋介石生气了，王树声却笑了。他对战士们说：

“毛主席的部署太高明了！现在我们就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如果我们动了，蒋介石会睡不着的。虽然他睡在弹簧床上，而我们睡在洞穴森林里！“

一天，王树声率部快速行军，来到神农架的千家老林，发现了一个像“笼子”一样的地形。

他灵机一动，命令刘昌毅带队，早早伏击队伍，就等着“疯狗”的到来。

果然，中午，“疯狗”来了。从隐蔽的掩体后面，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军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抽着雪茄，炫耀着他的权力。

军官的妻子坐在滑杆上，颤抖着，她的头发像一个凌乱的鸡窝，她的嘴唇像人血一样鲜红……

当这些家伙大摇大摆地走进“笼子”时，王树声高举左轮手枪，“哔”一声，紧接着是一声杀戮和枪声，让敌人头晕目眩，一片混乱：

有的钻入巢穴，有的跳过岩石，敌人的干部，甚至人和马都掉下悬崖，一命呜呼。战斗在一小时内结束，大量战利品被缴获。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此战过后，敌人老实多了，王树声和他的部下在白天也可以自由活动，晚上则能安心入睡。

但在鄂西北，王树声虽然爱护这个“活张飞”，但他同时也对刘昌毅的一些做法忧心忡忡：

爱护他是因为，在突围中原的道路上，正是依靠这位勇猛的将军带领军队奋力拼搏，阻挡了凶猛的追兵，确保了全军顺利渡过汉江。

然而，王树声认为，在建立根据地的新时期，为了保持实力，防止被敌人跟踪追击，这种鲁莽的战术并不是最好的策略。

刘昌毅和王树声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敌人派来围剿的兵力不多。一般来说由保安队的一个连与正规军的一个营编组而成，我军可以集中兵力吃他们。

13日，刘昌毅指挥第七团两个营在一条险峻的山路两侧伏击，用假象使敌人产生我军节节败退的错觉。

当所有的敌人都进入我军的伏击圈时，我军枪炮齐发，使敌人惊慌失措，后面是悬崖，前面是绝壁，变成了罐子里的乌龟。

在这场战斗中，我军一举歼灭了整编16旅47团一个加强营约400人，缴获了4门迫击炮和4挺重机枪，我军仅有1人受轻伤。

这场战役对开辟鄂西北地区的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惊动了敌人，国民党武汉行营立即调集大批兵力，加强对鄂西北的清剿。

有鉴于此，王树声强烈反对刘昌毅继续打大仗。

毕竟刘昌毅是纵队的副司令员，也是第三旅的旅长。当他真正战斗的时候，还是非常尊重王树声司令员意见的。

纵队命令第3旅第7团、第9团坚决阻挡尾追之敌的进攻，第2旅第4团、第5团、第15旅第45团坚决突破堵截之敌的阵地。

在刘昌毅副司令的亲自指挥下，英雄的第七团和第九团迅速与尾随追击的敌军153团两个营顽强作战。

在张参谋长的直接指挥下，攻击能力较强的第2旅第4团和第15旅第45团立即向石化街进攻。

黑山口位于石化街西南侧苍峪沟，是通往鄂西保康山区的咽喉，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敌人的机枪、大炮弹如雨下，紧紧地堵住了山口的通道，山顶上的敌人不时发出傲慢的叫喊。

四团的干部和战士被敌人的傲慢激怒了，他们不顾一切，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对黑山口发动了又一次冲击。

由于地形对我非常不利，敌军一个团的兵力形成密集的火力网，我军几次进攻失败，伤亡惨重。

许多战友的牺牲，加上山上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指挥员和战士的悲痛和愤慨发展到不可抗拒的程度。

许多同志因为体力消耗太大，累得连腿都走不动，几个战士冲锋时晕倒在山坡前。

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战斗，只会给部队带来更多的伤亡。他立即向纵队参谋长张才千报告了这一情况。

其实张参谋长刚刚在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又部署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就是命令四团占据有利地形，除少数部队处于戒备状态外，其余人员都要睡觉。

在这个关键时刻，张参谋长为部队进行了紧急战场动员：

“同志们，现在我军正受敌人两面夹击，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必须发挥勇敢、坚韧的精神，坚决拿下黑山口！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话音刚落，全团的干部和战士齐声喊道：“冲啊！杀啊！”持续猛攻黑山口。

由于无法抵挡我军压倒性的打击，敌人首先在精神上崩溃了。在我们所有的部队冲到山上阵地之前，敌人丢盔弃甲、抱头鼠窜。敌军官伪装成士兵跑在最前面。

在黑山口阻拦我军的敌第185师553团，被我军彻底击溃了！700多人被消灭。

特别是拿到了20万分之一的鄂西北地图，解决了纵队一直用湖北省全图，指挥作战不方便的难题。

鄂西北军区部队连战连捷吓坏了敌人。国民党最高当局一再命令武汉行营“加紧清剿”。

敌人以我军几十倍的兵力，采取了“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略，切断了我军各军分区之间的联系。逐步把我军挤出各个根据地。

随着冬季的到来，战斗形势愈演愈烈，部队战斗不断，弹药极度匮乏，衣食等物资无法补充。此外，鄂西北贫瘠，人口稀少，许多地方很难找到吃的喝的。

部队多次进入神农架原始森林，在荒山严寒的恶劣条件下作战，战斗和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面临建军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我们现在受苦，正是因为我们的后代不再受压迫和剥削；我们现在不能吃，不能穿，正是为了他们将来有工作、有食物、有衣服。”

他还幽默地说：“想想看，谁能像我们一样睡在群山中，头顶上有星星，吃住在原始的森林里？哼，这种神仙过的日子，我怕胜利后谁都过不上了。”

这些乐观向上的语言，怎么可能不感染身边的战士！

然而，鄂西北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在进入鄂西北之初，以王树声为首的区委也划定了军分区，派出了党政干部和队伍，并想就地开展工作。

但是，由于反动统治严密，又缺乏群众基础，尤其缺乏当地的干部，根据地的建设确实很难取得很大的成绩。一些地方只是摆出了县、区的架子而已。

没有坚实的根据地，我军就无法扎根。只有日夜疲于奔命，兵力、补给有减无增；

相反，敌人立足本土，为所欲为，补给充足，越聚越多。双方的实力对比和战争形势对我越来越不利。

这些，王树声眼里看，心里担心。今年11月底，他决定派一个精干团队去尝试是否可以进入陕西。第三旅副干部兼旅长刘昌毅主动请缨。

刘昌毅这个旅长真不愧是老虎。他飞进了军队，一家伙就把自己插入了敌人的巢穴附近——离均县只有20里。

他正准备过河去探个究竟。不幸的是碰巧遇到了前来扫荡的敌军主力，敌军以数倍的兵力包围和分隔了他们。刘昌毅带领部队左冲右冲，和总部失去了联系。

敌人不是傻瓜，也看到了我军的致命弱点，没有后方，疲惫不堪，弹药不足，孤军奋战。

凭借他们的地理位置和优势兵力，他们日复一日地消灭了我外围的许多小部队；我在竹山、竹溪的第一军分区就这样垮掉了。

敌人得逞后，越来越猖獗，年底集结重兵，向武当山中心地区推进。

这里的地形形似“笼子”，我军好似被锁在笼子里的“老虎”——分散、突围，进退两难；

此外，我的大多数干部和战士都渴望战斗，一场殊死决战就在这里展开。

开始，王明贵旅长带一个团，阻敌于东山，打得十分顽强。敌人再增调了三个旅的兵力强攻，东山就难守住了。

屏障既失，敌即趁势将刘昌毅副司令员率领的第七团，围在康家山。

这位猛将虽奋不顾身，指挥部队竭力拼杀，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外无援兵，失败了。

中原军区为了保存实力，在刘昌毅无法与主力会合的情况下，命令刘昌毅帯领残存的三百余人，突出重围后到皖西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于是，刘昌毅朝皖西而去。

一路上，刘昌毅收拢千余名打散的干部战士，以退为进，千里回师大别山。

在皖西地方党的密切配合下，刘昌毅开辟了地跨九县的皖西根据地，组建了拥有三个支队四千余人的皖西人民自卫军，积极配合了全国其他解放区的作战。

王树声的这一只有力的“铁拳”，从此失去，（王树声部）全军的“元气”也大伤了！

他和其他党委成员，不得不面对新的困境，作出新的部署：取消军分区，改建三个支队，部分就地坚持，部分南过长江。

一九四七年的春节到了。即使在这硝烟弥漫的岁月，大家也决不会忘记美好的传统佳节。除夕当天，王树声兴致勃勃地对大伙说：

“过年啦，咱们怎么也得想法弄点好吃的吧？”

大家自然一口说好。王树声就照着侦察员的报告，亲率队伍，趁群众凌晨放鞭炮庆祝新春之际，扑到了敌人一个小镇。

这时，跟随王树声的，就剩下张才千参谋长率领的一支千人左右的小部队了。

他们边战边走，向荆（门）、当（阳）、远（安）一带游动，捕捉突围南渡的战机。

那是早春二月的一个黄昏，他们转战途中，来到保康、远安两县间的一座高山。

王树声即观察地形，并仔细研究地图，发现这里出奇的险要：几十里长的一条山沟，夹岸悬崖峭立，右边又是一条小河。

前方出口为一高耸的山坝，如要继续南进，必须控制此山坝，方可保证安全。

王树声于是命侦察科长，带一支精悍的小分队，连夜出发，限次日上午十点钟，定要占领出口的山坝！

万万没想到，这个“馋猫”似的侦察科长，出发不远，就被途中小股敌人粘住了，拖延了好大一阵工夫，酿成了一场大灾大难……

第二天，王树声以为派岀的尖兵，肯定已占据了岀口山坝的制高点，就比较放心大胆地带队下山，进了沟道。

正扬鞭催马稳稳当当地走着，突然，左、右、后三面枪声响了！

王树声嗖地从马背上一滚而下，挥着左轮手枪，连声疾呼：“同志们，快上左翼高山，快，快！”大家这才猛一惊醒，奋起反击。

（这段我没看明白，是谁带领了一千多人？）

王树声在警卫员李树林、阎双喜、白金泉等战士的保护下，拉着一匹大骡子的尾巴，冲上了陡峭的山顶，抢占了制高点。全力掩护大家，又陆陆续续集结起来。

但一清点：电台丢掉了，侦察队散了，战上也损失了大半，不过数百人了！

这时，险情仍然有增无减。

王树声那被折磨得孱弱不堪的身躯，怎能再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

他的血压急剧上升，昏沉沉再难以支撑下去；而战马也牺牲殆尽，他只有躺担架了。

可王树声又怎么忍心叫满面蜡黄、饥肠辘辘的战士们，抬着自己攀山越岭呢？

他多次谢绝了同志们的盛情关怀，紧咬牙关，随着大队，迈着艰难的歩伐；同时，内心里翻腾着“失蹄鄂西北”的苦涩……

中央得知王树声病情沉重的讯息，从保护干部出发，安排他回解放区治疗，

从此，南路突围部队的两路，一路由刘昌毅率领，在皖西坚持斗争，另一路由张才千率领，在江南坚持游击战争。

王树声虽然离开了队伍，可他的心又怎能和大家分开？！

在辗转北上、回归解放区的途中，他没忘了在荆门布置地下党组织，要与留下的部队保持密切联系，叮嘱他们，要千方百计设法掩护遇险的同志；

经上海时，他又派专人潜回鄂西北，建立秘密地下组织，联络并接送失散的人员……

他还在漂泊的征途和苦痛的病榻上，细纸回顾了鄂西北的战斗历程，具体分析了其中的得失，并在山西晋城休养中，向党中央写出了长篇报告。

在报告中，他为自己未能创建鄂西北根据地而沉痛自责，请求处分。

毛主席比王树声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看到王树声写的自责报告后，亲笔批示：“

你在鄂西北坚持斗争半年，极大地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有功无过嘛！”